陈初生：弘道守正学问为先

◎《南方》杂志记者／影子 刘艳辉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李焱鑫蒋玉

陈初生，1946年生于湖南涟源。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1964年入读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年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容庚、商承祚教授研究古文字；1981年毕业后至暨南大学任古代汉语、说文解字、古文字学及书法讲席；1988年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92年创建暨南大学艺术中心，同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兼首任书法院院长等。主要著作有《金文常用字典》和《商周古文字读本》（合作）、《中山王器铭文集联》（合作），以及《三馀斋琴铭》《三馀斋诗词联语》《问学馀事——陈初生书法作品展作品集》《三馀斋丛稿》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学论文多篇，其中《金文常用字典》曾获首届中国辞书奖。

沃土岭南，咸多高士。或驰骋于世，或静隐于市。驰骋于世者人易知之，静隐于市者世或莫能闻也。

羊城陈初生者，今已年逾古稀，教坛振铎四十年，桃李几遍天下。“读商周秦汉唐，习篆隶真行草；亲金木水火土，藏官哥定汝钧。”对毕生治学从艺，他这样概括。“方正如砖，坚实如砥，坦坦荡荡，无滓无。研之磨之，生生不已。”对为人处世，他在所作砚铭中这样提炼。

春寒料峭，陈初生教授身穿黑色中式外套，背部微弓却精神矍铄，于家中接受《南方》杂志专访。其思路清晰，谈吐谦逊，令人意识到在精鉴别、富收藏、喜音律这些标签之下，他的底色始终是一名学者型书家。

以艺术服务社会

201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全面装修，同年“人民万岁鼎”铸成并陈设于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宝鼎上方正中刻的“人民万岁”印章和鼎内壁铭刻的95字金文，由陈初生书写。

为国鼎铭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的设计方案中标后，便考虑从容庚、商承祚两位大家的学术传人中找人来写，他们通过调查后选择了我。”66岁的陈初生迎来“大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地位中，书法不仅是艺术的，更是学术的、社会的。陈初生将书法探索与专业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书写鼎铭时确保用字规范合乎法度，书风则参考西周毛公鼎。遇到金文中没有的字，他以学术为支撑，选定最合适的文字，逐一说明后经层层审定，直至通过。以“国”字为例，金文中的写法与“或”“域”同形，外面无框或半框，容易引起歧义。陈初生决定采用带框的“国”，一则便于理解，二则更有“国有边界”的一统气象，以无可置疑的学力获广泛认可。

“半世研磨未虚度，薄技终能荐北辰。”陈初生在声名大振的同时，对“书法怎样为社会服务”有了更深的思考：“现在争名夺利的事情在艺术界不少见，但一个书法家还是应该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用毕生所学去传授书法知识，弘扬书法艺术。”

从京华论鼎到社区挥毫，从举办书法作品展到琴铭艺术展，陈初生展示文人雅士风范，却始终不离书家初心，向读者、向社会展示其艺术创作。

早在1970年至1978年，陈初生在华师附中任教时，便担任学生书法社的教导老师，培养学生的书法兴趣。1992年，他创建暨南大学艺术中心，专门从事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艺术教育，使暨南大学成为较早成立艺术专门教育机构的普通高校之一；同时他与曹宝麟教授一道，招收艺术理论与书法实践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使南方有了高层次的书法教育基地。1993年起，他受邀到广州军区老干大学为学员讲授篆书课程，近20年不计报酬，兢兢业业备课、上课。退休后，被聘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也一直不遗余力开展艺术活动。

陈初生乐在其中，他的作品不仅展陈在国际性大展上、博物馆艺术馆内，也铭刻在风景名胜，融入群众生活。在广州花城广场、金沙洲文体广场，英德通天岩，汕头北回归线标志塔，河源赵佗故城等地，都可看到他高雅脱俗的笔迹。每一幅墨宝、每一种字体，都匠心独具。

从山里娃到大国书家

陈初生自幼酷爱书法艺术，读中学时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初露才华。1964年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师从刘赜、夏渌教授，开始走上书法和古文字学习之路。

“我悄悄地去拜见他，拿出写的字向他请教。”回忆起当时的画面，陈初生历历在目。刘赜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著名书法家，他不仅向陈初生传授技艺，更注重把文人之气传与他。为时刻警醒陈初生，刘赜将挂于自家屋中多年的作品《括囊无咎》赠予他。“括囊无咎”语出《易经》，指口袋收紧不露破绽，寓意谨言慎行、谦逊为人才能不招祸患。这成为陈初生受用至今的金石之言。

当时陈初生还是穷学生，冬天棉衣里的棉花常常爆出来，四季衣物上遍布补丁。刘赜除悉心传授篆书，一笔一画地指点、逐字批改，对学生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将自己的毛笔、字帖送给陈初生练习使用。就这样，艰苦动荡岁月中，陈初生技艺突飞猛进，数载寒窗浸润于《峄山刻石》《三体石经》《华山碑》《史晨碑》以及邓石如篆、分诸帖，为古文字研究和书法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也是幸运的，好的机遇也让我赶上了。”1978年，陈初生报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生，不料复试前夕父亲突然病逝，给他巨大打击，以致很多书都没读完，复试成绩很不理想。面试期间，容庚先生得知原因后要求学校改变原有只招两个人的计划：“考得这么辛苦，多加一双筷子就行啦！”后经中山大学破格录取，陈初生和陈永正、陈抗、唐钰明、张桂光、许伟建六人有幸成为容老、商老的古文字研究生，真正踏入了古文字研究的领域。

多年来在他的书房正中间，始终挂着一张旧照片，那是陈初生和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合影。在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下，陈初生读研期间遍临甲骨文、两周金文及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金文古雅、淳厚，富有金石韵味；秦隶若篆若隶，既复原古法又不囿于古法，在现代隶书领域中别具一格；行书学二王、颜真卿、赵孟頫、王铎，形成了清新脱俗，从容闲雅，充满书卷气的书风。

书海无涯，陈初生不以为苦。对于学习古文字而言，抄书是主要的学习方法，面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稳扎稳打、苦中作乐。“我们从老师那里借书，然后大家一起来抄，既熟悉了古文字，又练了书法。”对当年临摹《金文编》所下过的大功夫，陈初生不禁感慨道，“书中9000多个字我们都临摹过都写过，都藏在脑子里面了。”

“梦里都在编字典”

跟自然科学不同，古文字研究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初学者有三难：第一难辨字形，第二难明音读，第三难晓字义。

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攻读古文字学的重要工具书，但只收字形，而不及音和义。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陈初生下定决心，要编一本包含形音义的金文字典，着手收集相关资料。这一计划获得了容老的肯定。

1981年，陈初生以《试论西周金文主谓句式的发展》为题撰写硕士论文。他将西周金文的主谓句式与甲骨文进行对比，也在西周金文早、中、晚三期内进行对比，对其发展中的一些特点进行了探讨并多有发现，充实了上古前期汉语语法史。这一年，陈初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任教暨南大学。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84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陈初生的发言引起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鹏飞的注意，他们也正计划编纂一本金文工具书。两人一拍即合，并邀请了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担任审校。

“人民万岁”鼎铭文

会后，陈初生第一时间写出了一个样条给编辑，没想到一次性通过，正式开启编纂工作。每编完一卷，他就先给曾宪通老师看，然后请周鹏飞从编辑角度提意见，三人每一次沟通都堪称一次学术争辩。

谈及当年情形，陈初生仍充满学人的激情。那时住房小，他就在单人床前置一书桌，坐在床上写，累了直接倒下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做梦还在编字典，醒来赶紧记下。”这样亢奋的状态，陈初生持续了近15个月。“继晷燃膏信有之，夜阑犹是疾书时。人归花市情怀暖，我对周盘动妙思。”陈初生在《〈金文常用字典〉付梓率题四句》中这样写道，治学为艺的痴迷可见一斑。

1987年4月，65万字、全部手抄完成的《金文常用字典》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形义兼备的古文字字典。书中收录常用金文1000字，每字字头用楷体，并列小篆，收录金文多种字形，便于读者观览。它在学术上的突破和贡献有口皆碑，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认为此书“实在是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中山大学教授唐钰明以为该书“是古文字学科领域中成功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辞书领域中的一项硕果”。

1988年，陈初生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在评选中陈初生获得这样的评价：“无论在考释文字或诠释字义方面，对于各家的不同说法能够审慎权衡，择善而从，学风谨严朴实，在古文字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和功力。”

在古文字学和书法的深厚学术滋养之下，陈初生多点开花：篆刻、诗联、琴铭、收藏……不仅均有涉足，而且造诣颇高。到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后，他又拜师学习古琴，关注古琴的流传、收藏，在制作琴铭方面“无心插柳柳成荫”，制作琴铭达70多篇，留下诸多佳话。

对话陈初生：“眼高手低”不是一件坏事

陈初生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望者”。与他对话，就如同一层层剥开传统文化的面纱，原来它与生活距离如此之近、融入生命体验程度如此之深。

对于传统文化创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他自有见解。

艺术教育很难“大器晚成”

《南方》杂志：您琴棋书画等各方面造诣都很高，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

陈初生：学术方面，我致力于古文字方面的学习、教学、研究，勉强算是一个古文字学家。研究方向主要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一个重要成果是编纂《金文常用字典》，这是我的学术特色，也是种种机遇所决定的。

回首大半生，除了教学研究，我做学问之余的时间精力主要用在书法上，我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也算是个书法家或者书法爱好者。真正的书法家必须有学术支撑，对书法历史、汉字结构、多种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要有创作能力，写得有根底、有法度、有表现力，才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南方》杂志：书法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密码，但也可能走向“阳春白雪”。如何避免成为冷门的小众行为，真正服务社会？

陈初生：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应该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一方面要传授书法知识，教育人；另一方面要心中装着读者，打动人。书法家心中装着读者，意味着写什么字、用什么字体，要看对象。比如为花城广场巨石题字，我用简体字，让中外游客、老老少少都认得出来。为汕头北回归线标志塔的题字，则用繁体字，以体现它的世界性。而人民大会堂的人民万岁鼎是国之重器，铭文肯定不能用仿宋、行书，必须用古文，用金文，其中既有学术支撑，也有政治用意。

有了艺术，我这辈子才能过得愉快。如今社会各界多少意识到了书法教育的重要性，但于书法发展而言仍任重道远。艺术教育很难“大器晚成”，必须从儿童抓起，但目前师资比较缺乏，甚至一些学校用美术老师、语文老师来代替书法老师。可喜的是，目前已逐渐形成“书法是一个独立学科”的共识，我们还要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推动、扎实研究。

功夫在“字外”

《南方》杂志：书法传承至今，如何实现创新性发展？

陈初生：书法的创新性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又新颖的话题。实际上，古人也是追求创新的，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的帛书，再到汉代的碑刻……书法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纵向上来看，每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书风，但拥有一个共同特征——继承。例如，从甲骨文来看，本身有两种风格：刀刻味和书写味。到了金文，由于材料发生了变化，书写味更加明显，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横向上来看，每个时代既有大的主线，也有各异的风格。例如，唐朝的书风在“正大气象”之下，出现了颜真卿、褚遂良、虞世南等不同风格的书法家。尽管各时代风格很多、水平参差，但从来高雅是主流，“丑书”难得人心。

当下的书法要实现守正创新，关键是要对“正”心中有数。书法艺术，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主流的文化价值，一定要珍视传统、追求高雅，而不是轻易否定，或者一味求新求异。

《南方》杂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陈初生：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出去，跟西方真正形成交流，而不是降低标准刻意迎合外国人。这是一个对外传播的问题，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想回答好非常不容易。

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要提高认识、做好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扬。书法是中国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汉字基础谈何发展书法。写诗是功夫在诗外，书法是功夫在“字外”，不能仅靠多写，而要积累知识、提高审美。我曾说过，“眼高手低”不是坏事，只有眼高了才有可能手高，眼低肯定手低。艺术不能止步于技巧，教育至关重要。同时，媒体包括自媒体要做好普及、引导大众，逐步提高大众认知水平，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社会共识，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

网编：陈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