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认识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1917年8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是享誉国际的汉学泰斗。饶宗颐接受香港电台2003年播出的《杰出华人系列》访问时说：「先父为我起名饶宗颐，要我学周敦颐，周敦颐有一篇《爱莲说》，他喜欢莲花，因代表君子。」

饶宗颐与国学大师季羡林齐名，两人在学界称为「南饶北季」。季羡林在文革时有过惨痛经历，饶宗颐早在1949年移居香港，此后他有机会周游列国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饶宗颐曾说：「那个年代，内地的学者没机会出国，内地很多人受约束，研究甚么问题也要由其他人确定，不像我，想研究甚么就研究甚么......这个优势很重要，是香港造就了我。很多人觉得香港是沙漠，香港根本不是沙漠，视乎自己的努力，沙漠也可变成绿洲。」

饶宗颐为人讚誉，不单因为他学识渊博，还有他心怀广阔的胸襟视野。他一生不参与政治，曾说过：「人，基本上离不开政治，受到政府的限制，但要超越它，自己可以控制，并非不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能够提升时，可以减少对自己的牵涉和干扰，养成一种自我独立精神。」饶宗颐对佛学有深厚研究，常提醒做人处事不要执着，如《心经》所言：「心无罣碍」。

饶宗颐在中国研究、东方学、艺术文化等方面成就超卓，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楚辞、史学、中外关係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艺术、诗文、文学及词学。饶宗颐擅长诗、词、骈文、书画，通梵文、巴比伦古代文字、甲骨文、金文、法文。

饶宗颐父亲饶锷是潮州富商，既是钱庄老闆也是著名学者，家有天啸楼藏书过万。饶宗颐说：「我父亲对我影响好大，我年轻时替他整理书籍，我受家中的书籍和学术环境薰陶，我感觉在学校的获益不大，便在家中读自己喜欢的书。」他入读中学一年便回家随老师自修，童年没有玩伴，一个人沉醉在天啸楼的藏书。他16岁时父亲去世，他继承父亲遗志，撰写《潮州艺文志》，专注学术工作却无法兼顾钱庄生意，他回首时说：「我觉得世事消长很寻常，我的心不受羁绊，有过去、未来、现在，佛家所说的三世感觉，我视作行云流水，所以我胸中并无罣碍。沧桑变动本平常，不独我们一家。」

饶宗颐20岁入广东通志馆任纂修，后担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汕头华南大学教授。他在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至1968年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1968年至1973年获新加坡大学聘为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饶宗颐回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退休后任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及美术系荣誉讲座教授。他在中大任教期间，开展与国内学者交流，出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内地高等学府名誉教授。

饶宗颐50年代任教香港大学期间，教授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文学批评及老庄，课馀从事甲骨文及敦煌手卷、宋词等研究。在香港，饶宗颐面向世界、开阔视野，踏上融会中西学术文化的道路，他说过：「我可以接触那麽多事物，我的优势是在香港大学教书。1956年，我第一次到欧洲开会，连续三年到欧洲开国际会议。那个年代，内地的学者没机会出国，内地很多人受约束，研究甚麽问题也要由其他人确定，不像我，想研究甚麽就研究甚麽。在内地，教中文便教中文，不可接触其他西方语言。」

「这个优势很重要，是香港造就了我。很多人觉得香港是沙漠，香港根本不是沙漠，视乎自己的努力，沙漠也可变成绿洲，自己创造出来。我利用香港的机会，与世界各地沟通。」饶宗颐在50年代起，先后到日本、法国等地进行学术研究。

饶宗颐1959年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透过甲骨探索夏朝、商朝的历史文化，「当中有很多难题，而且越研究越困难，越困难便越想解决和了解，要配合其他文献和铜器上的资料，还要与其他出土文物做参证，越研究越有兴趣，越困难越能引起开凿的心，因为我有不怕困难的个性。

1964年，饶宗颐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他说：「第一个影响我的是日本人，我要承认，他们已经与世界研究学术的人接轧，例如敦煌研究，中国人不重视，日本人才重视敦煌学。」、「那时候中国社会及政治不安定，国家没有特别提倡注重，现在却不同。」他在日本研究日本钞本、文选、明本古籍等。

饶宗颐与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合著《敦煌曲》，「我是第一个研究的人，我喜欢开荒，喜欢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敦煌曲》是研究唐代从西域经敦煌入中原的乐曲。另一位法国汉学权威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形容饶宗颐：「他有惊人力量，无时无刻都在工作，一天工作20小时。」

饶宗颐说过：「做学术的人，应养成一种孤独感，因为不孤独的话，时间便不够用，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我一定要孤独，若心不能安静，如何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