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莎 ：经济增长要以效率为前提

郭克莎/文

这本专著是199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1996年出版社曾经重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鸟枪换炮”了。承蒙知识产权出版社再版此书，我深感荣幸又深感不安。在自己怀疑本书再版价值的矛盾心态下，我觉得有必要写一个再版前言，向读者交代有关事情，回答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本书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读者可以看到，全书从实证分析到理论探讨，都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和原因，论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提升增长效率和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论证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要求和条件。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对于研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如果说，25年前我们是在讨论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选择，那么，现在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我们需要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包括：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较快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治理改善。这些既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要求，也是社会需求升级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决定的。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搞不好将会出现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波动。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我国改革初期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的理论探讨，对今天来说仍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本书对于今天的局限性。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书中的很多研究内容已时过境迁了。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写作于1991年，如今27年过去了，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与现代经济研究的范式和进程接轨了。这使本书的很多分析和论述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肤浅甚至已经过时。就实证研究来说，当今的中国，以发达国家经济学研究为参照系的计量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书中的许多分析内容和方法，从现在青年学者的视角看显然过于简单。而在27年前，国外的经济学实证方法刚被引进到国内学术界，但由于缺乏中国统计数据的必要支撑（当时中国的统计体系仍以MPS体系为主，SNA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有关GDP的统计指标还没有形成），做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连一般的定量分析也难以展开。因此，当时我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造中国的统计数据以适应新的分析方法的需要，以便能进行适当的国际比较；二是当中国的统计数据无法进行改造时，只能对引进的实证方法加以简化和调整。也就是说，实证研究过程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处理数据与方法的关系上，以便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力求实现必要性与可能性、可信度与准确度在较高层面上的统一。

本书的分析还受到当时经济理论、体制环境和政策背景的限制。例如，作为本书基本内容的博士论文在1991年进行研究写作时，中央尚未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建立相应体制的问题加以确认，经济理论界分析问题的背景仍停留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判断上，尽管两者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分析中的表述势必受到这些差别的影响。同时，本书写作时宏观经济环境正处于治理整顿的过程，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尚未产生推动作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还没有涌现出来，因而经济理论界对推进改革发展的探讨处在比较谨慎的氛围中，笔者的研究写作不能不受到当时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因而大多数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总体上带有那个阶段的痕迹。书中提出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思路，反映了当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些特点。如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就受到当时中央确定的五年计划增长目标、当时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观点的一定影响。书中一个主要的立论倾向是，反对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反复强调保持适度增长的必要性、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宏观增长目标和调控政策。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已跨越了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新常态、新时代。重新审视本书当时对增长速度问题的讨论，也许别有一番风味，对高增长带来的重要作用和负面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和研究空间。书中提出把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适度目标定在7%~8%，把年度增速的高限控制在10%以内的建议，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来说，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而对于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则可能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第三个问题是，笔者对本书再版前的修改。

关于本书再版前如何进行修改的问题，笔者面临三种方式的选择：一是进行大改。时间已经过去了27年，中国的经济现实和理论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如果要大改，基本上需要重写，这不仅近期内不可能完成，而且也不是一般的再版了。二是进行小改。本来想作一些小的改动，以适应经济现实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但发现小改的难度也很大，一改动就涉及全书前后多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协调，将一步步陷入大改过程或根本改不动。三是基本不改。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这种方式。所谓基本不改，就是如果不是文字上的明显硬伤，一般就不加改动，包括文字表述上比较稚嫩、比较啰唆的地方，也完全保留了笔者当年写作的真实痕迹。我心里的潜台词是，本书既然能获得199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个人著作奖，总体上在逻辑推理、文字表述等方面不至于太差，其中因笔者能力所限而不可避免存在的一些不足、薄弱、低端以至错误之处，本来就已在有关图书馆里度过了25年的时间，继续作为历史留给有兴趣阅读本书的年轻学者来批评、批判吧！

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改动，是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表述，统一改回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述。我的导师杨坚白先生在审读我的博士论文时，修改了论文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两个概念的表述：一是把我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改为“综合要素生产率”，他认为这样才能准确反映这个概念的含义（实际上是对TFP用了意译）；二是把“第一（二、三）产业”改为“第一（二、三）次产业”，他认为加上一个“次”字才能准确反映三次产业发展的先后顺序。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导师的这两处修改从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现在各种文献，包括中央的政策文件，均使用了TFP的直译即“全要素生产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我把书中的这个表述改了回来。而对于在产业之前加上“次”字的表述，则继续保持导师修改后的方式。

作者简介：郭克莎，经济学博士。现为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10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40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和合著14部。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等科研成果奖励10多项。199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9年被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优秀人才。

内容简介：全书从实证分析到理论探讨，都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和原因，论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提升增长效率和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论证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要求和条件。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对于研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