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秦汉封禅”——《晋公子读史记》之《封禅书》（代《孝武本纪》）
楔子 什么是封禅
如果说有这么一件事情，让中国古代予取予求的帝王们朝思暮想却难以圆梦的话，那它只能是封禅。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到公元1912年末代清帝溥仪宣布逊位，为正史本纪所承认的422位历朝在任皇帝中有幸登上泰山完成封禅大典的只有区区六位：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
所谓封禅，指的是古代帝王举行的祭祀天地神祗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般来说，封禅典礼要求在泰山上封土为坛以祭天，称之为“封”；在泰山下的某处小山上清理出一块空地来祭地，称之为“禅”。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开宗明义地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史记·封禅书》
在殷周以来“君权天授”的神学政治传统下，封禅是证明帝王受命、政权合法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是帝王必须亲自主持参与的最重大的国家性祭祀典礼。
之所以举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如此之少，是因为按照正统的儒家思想，举行封禅大典的条件是极端苛刻的：它只能是太平盛世的受命之君在获得天降符瑞之后在泰山上对上天的郑重应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
太平盛世本来就可遇而难求，更何况还要获得天降符瑞呢？就算这两样条件都具备了，规模盛大的封禅典礼往往需要数年之久的筹备时间，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国家和时代是否能给予渴望封禅的帝王这样的余裕，也是很难说的。
因此，在秦始皇登上泰山之前，封禅只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传说——就像书法史上的《兰亭序》一样，人人都称道这是“中华第一行书”，但他们当中却没有哪一个真正见识过书圣王羲之的真迹。
但令人奇怪的是，看起来并不很高的泰山，为什么却成为了封禅大典的“唯一指定演出地点”？这座被赋予了太多神秘政治色彩的“神山”，它的命运是怎么与封禅大典联系在一起的呢？
壹 封禅为什么必须在泰山
至少在春秋以前，封禅典礼还没有同泰山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史记·封禅书》中说：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中略），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史记·封禅书》
上古先民普遍具有山川崇拜情结。他们将国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也将祭祀山川的仪式称之为“望”。
《左传》中记载，当楚昭王生病的时候，卜者曾经告诉他这是黄河之神作祟的缘故，请他前去祭祀河神。但昭王却说：“江、汉、睢、漳才是我楚国的‘望’，才是我应该去祭祀的。至于黄河，离楚国远着呢，就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河神它管得着吗？”
楚昭王不祭祀黄河，遵循的正是“祭不越望”的礼法原则。照此推论，因为西周是一个由许多分封的小国组成的邦国联盟，周天子是不大可能远离王畿，将封禅的地点选定在齐国和鲁国交界的泰山之上的。虽然纬书中曾经有周成王封禅泰山的话流传下来，但因为其说不见于六经，所以不为后世学者所相信。
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唯一可能的封禅记载是《天亡簋》铭文中所记录的周武王时期的封禅活动，封禅的地点是在嵩山。嵩山在王畿之内，周朝的国都正是依此而建。相比于周成王封禅泰山的传说，武王封禅嵩山更有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至于武王的祭祀典礼是否遵循后来的“封”、“禅”仪式程序，就不得而知了。
泰山成为封禅的唯一合法祭祀场所，这种观念的形成同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强势崛起有重大的联系。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最早将封禅同泰山联系在一起的人是齐国的贤相管仲：
齐桓公既霸，㑹诸侯于葵邱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史记·封禅书》
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顾颉刚先生是这样分析上面这段话的：
春秋、战国之世，齐和鲁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这两国的界墙。他们游历不远，眼界不广，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连聪明的孔子也曾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设想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这侯国之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祭名为“封禅”：封是泰山上的祭，禅是泰山下小山的祭。他们又说，自古以来七十二代之君，当他们得了天下之后，没有一个不到泰山去封禅的。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将泰山同封禅绑定在一起，并不完全是游历不远、眼界不广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封禅只能是圣天子主持的祭祀大典。在周室东迁、天子式微的情况下，齐国将边境上的泰山说成是封禅的唯一场所，而齐桓公又寄希望主持这一典礼，隐然便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意思！
事实上，不仅是齐国，别的春秋大国也冀望于将自己封国境内的名山塑造成封禅的合法场所，以便在争夺天赋神权的正统地位时，取得地理上的优势，比如秦国。《史记·封禅书》中记载：
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髙，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
照着齐国人的办法，秦国人也编造历史，说从黄帝到周朝晚期，天子都要到雍州也就是秦地举行封禅典礼。但是，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强势地位是蛮夷杂处的秦国所无法匹敌的。因此秦国人微弱的声音迅速被“泰山封禅”的意见所碾压，以至于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仍不得不遵从齐鲁文化的传统，亲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可是，就在齐桓公流露出准备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意愿之时，管仲却对此感到了忧虑，提醒齐桓公说：“您要知道，封禅典礼只能是受命于天的有德之君才能主持的！”
面对着管仲的劝谏，齐桓公当即做出了反驳：
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㑹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史记·封禅书》
想当初，周文王在位的时候，征伐过的疆域尚不如齐桓公辽阔；周武王虽然伐纣灭商，但是天下尚未安定便已去世。连他们两位都被称为“受命之君”，如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当然自信也有这样的政治资本。
相比于自信心爆表的齐桓公，管仲对齐国的现实处境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相比于楚、秦、晋等大国，齐国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势，齐国的霸主地位更多地是建立在政治文化的软实力基础上的，而这个软实力的核心便是那一杆“尊王攘夷”的大旗。
比如让齐桓公引以为傲的“召陵之盟”。齐国之所以能集合八国联军，成功击退楚国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齐国将“拒绝向周天子称臣纳贡”的罪名加在了楚国的头上，自己则以维护王室尊严和天下秩序的正义化身自居，这才迫使楚国在道义上做出了妥协。至于真的刀兵相见，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就算齐国率领的联军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楚国也不惮一战！
但现在，久居霸主让齐桓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希望更进一步，主持封禅大典，取周天子而代之。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尊王”的旗帜便会失去号召力，齐国以往塑造的“现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便会崩塌，齐国霸业的基石必然出现严重裂痕。这是一手设计并缔造了齐国霸业的管仲所不能接受的。
可是深深了解齐桓公的管仲也知道，在眼前这种盲目自信的情况下，同齐桓公分析时事利害已经无法劝阻他封禅的野心了，于是只好编出了这样一个神秘的理由：
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
——《史记·封禅书》
传说中，封禅典礼是受命之君对上天的应答，而君王是否受到天命的眷顾是需要有特定的事物来加以标志的，这个标志被称为“符瑞”。管仲将“凤凰”、“麒麟”等灵异之物的降临称作是君王受命的“符瑞”，这个说法很可能来源自更古老的历史传说。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受命于天，伐纣灭商的周武王在孟津举行阅兵式的时候，有白鱼跃入武王的坐船——白是殷家正色，鱼为鳞甲之物，不期而会的诸侯们将此视作武王代商而立的天命启示，纷纷劝说道“纣可伐矣！”。但周武王却说，“汝等未知天命，时机还不成熟。”
直到两年之后，商朝的太师和少师因为不堪纣王的暴虐，抱着祭祀的乐器投奔了西周，武王才最终下定了伐纣的决心——失去了祭祀的乐器，意味着纣王与上天交流的渠道已经中断，他终于被苍天抛弃了。
记载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这个传说同管仲的上述说法相比较，最明显的区别是，周武王所理解的“受命”标志即“祭器奔周”属于现实政治的范畴，而管仲所说“凤凰”、“麒麟”的天命启示则同“白鱼入船”类似，属于神权政治的范畴。
管仲用神权政治的灵异符瑞来解释齐国不能封禅的原因，这个解释竟然被齐桓公接受了，他因此在最后一刻打消了封禅的念头。
这是一个饶有深意的事件：
要知道，齐国是盛行神仙方术之说的国家。对封禅的受命“符瑞”进行神权政治的解释，这使得参与封禅不再是齐鲁儒生的专属权力，方士们也可以从中分到一杯羹了。
后来秦始皇、汉武帝的泰山封禅活动中总是闪烁着方士的身影，他们对封禅活动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颂法孔孟的儒生，原因恐怕也在这里了吧。
叁 儒生与方士
虽然泰山封禅的观念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齐鲁儒家学派的大力宣扬，在秦汉以降已经成为了帝王封禅的共识，但很有意思的是，在秦始皇和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过程中，我们却看不到儒生的身影。
准确地说，他们不是缺席了这两次封禅典礼，而是在封禅典礼之前，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满怀期待地邀请儒生们共襄盛举，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设计一场空前盛大的封禅典礼，但儒生们的表现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以至于被皇帝无奈地放弃。
秦始皇和汉武帝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生摈除在封禅典礼之外，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而是由先秦儒学的某些固有缺陷导致的。
从本质上说，“封禅”是导源于殷周以降的“天赋君权”的神学政治观念的产物。殷周先民把“天”或者“帝”当作是宇宙间最高的统治者，认为人间的活动也由他监管。因此，只有得到上天的授权，君王统治下民的权力才具备其合法性。在这样的神权政治观念中，天被赋予了完整的人格，成为了监临人间公平与正义的守护者。
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却始终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世而非天命的领域。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赣曾经说过：性与天道，夫子不言。儒家判断君主治权合法性的标准，是看他的统治是否忠实地践行了上古先王留下的仁义观念，做到了便是圣主，做不到，就是独夫。
这样一来，如何证明君王受命于天的正义性，如何证明他主持封禅大典的身份的合法性呢？在这个问题的论证上儒学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填补上这个空缺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先秦儒学的叛逆者，他的名字叫邹衍。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中说：
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易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
——《盐铁论·原儒》
邹衍原本冀望于凭借儒术出人头地，但是儒家祖师孔子周游列国，凄然如丧家之犬的前辙已经注定了在群雄争霸的时代这不是一门受到当权者追捧的显学。为了扬名立万，邹衍另辟蹊径，发明出了一套“五德终始”理论，正是这套理论让他成为了齐国稷下学宫中最耀眼的学术明星，也正是这套理论，填补了先秦儒家在“天命君权”这个议题上的理论缺失。
所谓“五德”，指的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五种德性，这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终而复始。邹衍以此来解释王朝更迭、新旧鼎革的合法性。根据司马迁的《封禅书》所说，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这套理论被齐国人进献给了秦始皇，并成为他统治天下的合法性的证明：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徳，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史记·封禅书》
虽然司马迁在这段文字中并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人用“五德终始”理论为秦始皇文饰了他的治统，但《史记·封禅书》中却明确地记载，邹衍“五德终始”论的传人是燕齐的方士，正是从这时起，方士开始在秦汉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封禅的典礼上自然也不能缺了他们的席位。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和汉武帝最终决定把儒生排除在封禅大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儒生们对封禅大典的礼仪程序迟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他们的众口纷纭导致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莫衷一是，无从措手。所以这二位惯于干纲独断的君主果断地选择了抛弃儒生。
如果事实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被禁止参与封禅大典就不是儒学的问题而是儒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时代碰巧缺了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叔孙通，由此造成了儒学在封禅大典上的缺席。
但我却觉得，秦始皇和汉武帝摒弃儒生的理由远不是这么简单。诚然，因为上古时代的封禅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有的只是众口相传的故事，言人人殊，所以儒生们对封禅的仪程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应该是事实。但是儒生们，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儒学真正让秦始皇和汉武帝不能忍的应该是这一点：
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文心雕龙·封禅》
儒学对帝王之德的要求，核心就是四个字：“敬天法祖”。“古制”和“天命”是儒学用以规范帝王执政行为，约束帝王个人欲望的两个重要手段。公元前213年，齐国博士淳于越正是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理由对秦始皇废弃西周封建而改用郡县制的举措提出了强烈的抨击，并最终导致了“焚书事件”的爆发（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说“秦始皇”——《晋公子读史记》之《秦始皇本纪》》）。
“古制”可以成为儒生们对抗皇权的武器，“天命”同样可以。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到帝王封禅的时候，第一要强调的就是帝王封禅的态度是要“敬畏天命”。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当秦始皇邀请齐鲁儒生集体讨论封禅仪程的时候，儒生们提出的礼义规范是这样的：
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
——《史记·封禅书》
儒生们说登上泰山的时候要在车轮上缠绕蒲草，不得伤及土石草木。这是要求皇帝上山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宰制天下、鞭策四海的始皇帝陛下想的是修建一条宽阔的车道，好让他的銮仪能大摇大摆地上去；儒生们说山顶上的祭台应该从简，扫除一块空地来，铺上茅席就可以了。但这样的祭祀连一个布衣百姓都可以完成，又怎能彰显出千古一帝的威仪和风范呢？
说白了，秦始皇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封禅提高皇帝的权威，而儒生们却希望藉此把皇帝的执政行为纳入儒学的规范。秦始皇梦想着为自己编织一件璀璨的龙袍，但儒生们却打算给他一条黄金的枷锁。
秦始皇和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强人就像难以驯服的烈马，儒生们总想给他套上嚼子，自然会从马背上掀翻下来。和儒生的执拗相比，学术水平远为逊色的方士们显得更懂得怎么样顺着毛摸，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天子（汉武帝）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史记·封禅书》
对秦始皇和汉武帝这样在事业上功德圆满的大有为之君来说，人生最大的奢望恐怕无过于长生不老了吧？而方士们就抓住这种心态，投其所好地诱导他们说，举行封禅才能与神仙互通声息，然后不死之药才能求得。
于是在严谨的儒生被抛弃之后，荒诞的方士终于成为了封禅大典的总导演。而原本庄严肃穆的典礼也随之变成了求神问鬼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