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之路：曾茂朝是个老狐狸

本文原载《院士之路》系列传记文学丛书《倪光南传》（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做序），该书末尾声明“本作者在任何公共场所，包括到法院应诉时，都能以真实姓名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国有转民营的受益人

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决策权、监督权、对本企业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分配权，再加上对行政管理、经营业务和财务的控制权，集于某个人一身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对柳传志来说，国有转民营的一大好处是他可以成为“说了算”的绝对权威。比如联想的“认股权”方案，谁拿多少股由柳传志说了算。历史上，联想内部曾给老员工定过一个“创业分”，由柳传志确定，从分数最高的柳传志、倪光南起，一直排下来。本来挂名的董事长、前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是没有“创业分”的，柳传志从不把他当成公司的成员，曾茂朝自己也承认对公司从来“不管”。1994年公司要分中关村东小区的一批住房（倪光南在1992年中科院给他重奖时已奖到了一套房，不参加分房），开始时，分房的排序是柳传志、李勤、张祖祥……，曾茂朝没有分房资格，他的妻子胡锡兰只排到第七名。

但1994上半年，柳传志得知倪光南上告后（估计是曾茂朝透露给他的）对曾茂朝变得特别照顾了。他突然决定给曾茂朝分房，而且排到第三名，把原来打算分给张祖祥的一套大房分给了曾茂朝。后来曾茂朝也对柳传志投桃报李，他最先向外界披露柳倪之争在于告负债持股，又大力宣传给港商负债持股如何合情、合理。最终，柳传志给这个原来没有“创业分”的董事长，很大的“认股权”。而原来有最高“创业分”的倪光南，却被扫地出门。这样的赏罚分明当然只有在“民营”企业才能做到。

香港的报纸曾刊登过柳传志、曾茂朝、李勤、马雪征等人，在香港股市持股套现的数额。如果所报属实，他们个个都是千万富豪。柳传志还无意中透露了他们柳家炒卖联想股票的秘诀，声称攒了很多钱。有位记者居然不懂上市规则和行业纪律，明知柳家掌管着香港联想的内幕消息和财务机密，却毫不隐晦地报导了柳总低价收购、高价抛出的套现技巧。好在深通此道的股民没有看到这组消息，看到报导的人又不会炒股。否则，不知多少人要向柳总求救、求教、取真经。

跟着总裁炒上市公司的股票，就象和财神爷合伙作生意一样，简直是股神。但柳总说，“攒了很多钱”的仅限于柳家，因为柳家对香港联想和柳总的无私奉献，特别是股价最低时为联想捧场，只能以此相报。

代表“国有”监督“民营”的董事长

在联想从国有转民营的过程中，董事长曾茂朝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作为全民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所办企业和国家投资人持有的股份负有监督之责，曾经是几个所办或所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包括信通、联想、振中等等。

曾经闻名中关村的“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中即有“信通”。它是计算所占股份三分之一与科仪厂、海淀农工商总公司，各出资100万元成立的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曾茂朝，科仪厂的金燕静任总经理。公司于1984年11月挂牌营业，因涉嫌走私（涉案金额7000万元）停业，最终倒闭。对此曾茂朝说，信通我没有管，我执行了“不管就是管”的方针。没有管，没有在帐面上领工资、分红收利，也没有责任。

计算所员工认为，在这些公司中，他最支持振中，人们说振中是曾茂朝的“亲儿子”，他也真把他的儿子安插在振中。1992年所里盖了一个“攻关楼”（即科学院南路10号的前联想总部），虽然那时联想比振中大得多，但曾茂朝仍让振中和联想对半分了这座楼。

“振中集团”是和计算所公司一样的直属计算所管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曾茂朝是董事长，总经理是胡XX。振中集团发往美国的价值200万美元的产品（日光灯启辉器），因不符合美国客户的要求被法院扣押。败诉后血本无归，导致公司资不抵债。而负责此项进出口业务、代表振中集团常驻美国的经理，就是曾茂朝的儿子。最后因为曾董事长确认管了振中，计算所因此赦免了振中亏损的“原罪”。

在联想（1984－1989是计算所公司），曾茂朝也挂名董事长，但直到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联想的董事、总工为止，十多年里联想董事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曾茂朝自己也承认，他从来“不管”。曾茂朝基本上不参加联想的活动，每年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年终的公司联欢会。这时，柳传志照例要请曾董事长上台致辞，而柳传志乐得轻轻松松地坐在台下磕瓜子、看节目。幸亏有这样“不管”的“开明婆婆”，柳传志才得以在联想实行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

能接受柳总的房子、股票，当然成了柳总集团的可以商量的少数人之一，当然也要让柳总说了算。柳总获得董事长的绝对服从，就可以指鹿为马了。用外商或散户代表绝大多数股东的民意、操控国有股说了算的一切大事，已达到国有民营的最高境界。

善于“走钢丝”的“开明婆婆”

曾茂朝的高明不仅在于“不管”，而且在于善“走钢丝”。他深知“从国有到民营”充满着风险，因而时时为自己留好退路。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后来，曾茂朝又对倪光南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前见了柳谷书先生，问：香港联想上市要不要征求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意见，柳老先生说“不用了”。这使倪光南明白，柳老先生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在召开倪光南免职大会（1995年6月30日）的前两天，他特地去关照倪光南的爱人，叫她注意：等宣布倪光南免职后，不要让他自杀。会后他仍没有和倪光南“划清界限”。倪光南也常去找他，告诉他上告的情况。

1995年11月，他们二人都收到了香港联想会计的通知，要他们在南明公司董事的报税表上签名。因为二人从未参加过南明的活动，现在忽然要签字，拿不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茂朝一向谨慎，就跑到倪光南的办公室来商量。两人认为：柳传志是通过南明借钱给港商的，如果他说这事是南明董事会的决定，那我们就说不清了，我们要证明没有介入南明的事。二人商议定当，就发了一分传真给香港的张祖祥说：我们虽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文件上签了名，但“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从未看阅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请张祖祥加以确认。张祖祥很爽快，在那个传真上签了名再传回来，拿到了这个证明，曾茂朝才放下心来。因此可以断言，万一“从国有到民营”出了纰漏，曾茂朝也会安然无恙。

从“信通”、“振中”到“联想”，三任董事长让曾茂朝取得了“开明婆婆”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