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出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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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埔公子

【资料一】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偷渡记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００２」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资料二】：

马思聪的整个雕像石碑高度将近3米，屹立在一个长2.5米，宽2米的红色大理石上。在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思乡曲》；下面大理石座基上刻着“马思聪简介”：

2007年，马思聪骨灰将与三棵桂花树同葬，图为用来植树的树坑。

麓湖公园北岸的“聚芳园”将成为马思聪长眠的地方，14日，他的骨灰将撒在这一片白云山麓上，而日前，纪念他的雕塑已经先行在园子内竖起来了。

《马思聪传》的作者叶永烈感慨：谁又能想到，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竟是马思聪先生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的乐章。离开祖国的第19个年头，马思聪终于收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73岁的老人哽咽着感叹：苏武牧羊19年啊！

1971年，基辛格博士从北京返回美国后给马思聪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周总理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听完这些，马思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

马思聪说，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而祖国只有一个。1987年5月，75岁的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病逝。

纪念音乐大师马思聪诞辰98周年（ 1912.5.7）

作者：黄埔公子

来源：黄埔公子的新浪博客

幸福的一家

儿子马如龙护送父亲骨灰返乡

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1912-1987),广东人，1923年去法国学习音乐，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1931年回国曾任教于各地音乐院校，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马思聪的作曲技巧成熟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当中国的许多作品还沉缅于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手法、风格和语方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已经渗进了西洋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音乐的元素。50年代以来他对风格的刻意求新更加积极，但从始至终都用来表现和赋予他对音乐的民族特征追求中。马思聪除小提琴演奏、教学和乐队指挥外，又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其作品多为器乐曲，也有大型声乐作品和歌曲。在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马思聪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民族风格，个性鲜明，构思新颖。

主要作品有：《第一交响乐》（1941年），《第二交响乐》（1959年），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1954年），管弦乐《西藏音诗》，声乐作品《民主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祖国大合唱》，以及他在美国期间写作的大型歌舞剧《晚霞》，交响乐《阿美山组曲》等。器乐作品如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思乡曲》就是组曲之一）、《绥远回旋曲》、《山歌》等。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钢琴家）、儿子马如龙夜晚冒死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美申请政治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同年5月，特务头子康生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1987年5月，马思聪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时手术失败，于5月20日逝世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

1985年2月26日晚10时许，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家中，我们与寓居美国费城的马思聪先生及其夫人王慕理通长途电话。在一起的有吴祖强夫人郑丽琴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俞慧耕。电话铃响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是马思聪夫人、著名钢琴伴奏家王慕理的声音。在互致节日问候后，马思聪先生来接电话了。吴祖强说：“马先生，您好啊！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您和全家拜年！我们2月14日发出的信(信中有为马思聪彻底平反的详细材料，包括公安部正式致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同意对马思聪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结论意见)，您收到没有啊？”马思聪说：“收到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谢谢您们！”随后，我们即对马思聪进行了电话采访。

熟悉马思聪的人都知道，这位著名小提琴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是一个安分守己，谨慎小心，不肯冒险的人。马思聪的出走，是“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结果。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马思聪一家神秘地出走了。当时在北京，立即谣诼纷纭，有人甚至断言马思聪是在几位大人物支持下出走的。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终于摸清了真相：那完全是出于一些“小人物”的见义勇为。1966年8月中旬，在一次大抄家之后，王慕理便带了女儿马瑞雪逃到南京，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依托舅父王友刚(牙科医师)为生。开始，他们总认为局势会很快好转，谁知却越来越乱，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这才下决心出走。这年九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都不准回家，没有成功，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66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内战正酣，对“黑帮”的看管相对放松了一些。马瑞雪便于此时潜回北京。一天夜里，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家里，她和马思聪秘密见面。谈话是在这家的厕所中进行的，这位开业医师则站在门口替他们望风。父女俩长谈了好几个小时，女儿仍不能说服父亲冒此一险。马思聪回家后整整一夜辗转难眠，权衡轻重，最后，他到底听从了那位朋友的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走，断无生路；走了，将来局势正常，还可以回来。”下了决定以后，于196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临行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提心吊胆地登上火车，两天后便到了广州。1967年1月15日夜9时，一位轮船驾驶员用自己驾驶的那艘002号电动拖船，从广州市郊，载着马思聪一家四口，悄悄驶出黄埔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他们到香港后，过境到美国定居。

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中央民族学院钢琴教师)和丈夫黄康健(外科医生)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跟我们作了一次交谈。黄康健说，1980年他在美国自费留学时，马碧雪带孩子出来探亲。他们一同回国，临别那天，岳父把他这几年的心血结晶《晚霞》的总谱手稿交给他说：“这部作品是根据《聊斋》创作的，民族性很强，外国人不可能演好。你把它带回去，国内的芭蕾舞水平比较高，一定能把它演好的。等到这部作品上演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同你们团聚了。你要赶快把它亲手交给李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顾问，是马思聪的知交)，越快越好！”他讲这番话的时候，非常激动，捧乐谱的手微微颤抖。马碧雪夫妇还告诉我们：台湾曾经邀请马思聪担任台湾艺术学院院长，但是他没有答应。马如龙曾与一位台湾富商的女儿恋爱，在论嫁娶的时候，女方要如龙定居台湾，如龙听从父亲的意见不同意，结果，婚事也吹掉了。

“初到美国，父亲和我们家人居住在马利兰州的一栋楼里。母亲既是父亲演奏的好搭档，又会细心调理家务。弟弟马如龙一有空暇，也练小提琴。他学会了父亲的办法，每天坚持练完二十四个音阶与分解和弦。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中国画，室内四壁悬挂的都是近代和古代的国画。客厅里有一幅马寿华先生的字，写着两首王维的诗，一首是：‘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另一首是：‘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墙壁上的国画有时会换，但这幅字是不换的。房前绿草如茵，最诱人的是屋后的游泳池，酷暑天气，可以在水中嬉戏。

然而，最浪费时间的也是花园和游泳池，父亲每天清晨都要花费半小时进行清理。于是他们不想在那边久留了。1970年，因我婚后搬到费城，父母也搬到费城来住。父亲有早起的习惯，清早起来做些活动，再拉半小时的小提琴音阶。如果为演奏会做准备，他会每天练四小时以上。其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诸如和我母亲合奏、录音，但主要是作曲。旅美二十年，他创作了很多乐曲，有独唱《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热碧亚之歌》；合唱《阿美山歌》、《家乡》；小提琴独奏曲《阿美组曲》；芭蕾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之歌》和钢琴协奏曲等。

父亲热爱大自然，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大自然纯朴和辽阔的。听父亲说，我出生在粤北坪石，那时我们的家在山上，满山遍野都是杜鹃花，周围各种鸟声都能听得到。父亲为此欣喜异常，把他的书房命名为“听鸟斋”，父亲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写成的。直至晚年，他仍然有一颗童心，爱玩而且会玩。偶然兴起，父亲便会带着母亲，从费城家里驾车前往芝加哥探望亲友。他曾有过13个小时马不停蹄的驾车纪录。父亲和母亲在美国各地开演奏会，有些华侨在欣赏《思乡曲》时，情不自禁地哭了。父亲说，他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山岳的雄伟，川流的秀丽，田园的祥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安慰。

1970年后，父亲开始和我商量，要我写词，供他谱曲。我写了一首分成三段的歌词《家乡》，父亲谱了合唱曲寄给台湾的赵琴。赵琴将其印成漂亮的歌片拿给孩子们唱，又录了音寄给父亲，父亲很高兴。1964年，我们住在北京的四合院时，曾有人寄来一本新疆维吾尔族诗人写的抒情诗《热碧亚-赛丁》。该诗完成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我深深被它感动了。我对父亲说：“我们合作一个歌剧好吗？我写词你谱曲。”父亲尤其热爱我国敦厚纯朴的少数民族，他同意了这个计划，诗剧《热碧亚》的创作在悄悄进行。但出走时，因不能带任何东西，就忍痛把仅存的心血焚毁了。在和父亲合作过一首歌曲以后，游离很久的思路又慢慢回到凄艳的维吾尔族情诗《热碧亚-赛丁》上了。我把它编成三段，每段四节。在台湾《联合报》刊登后，表姐徐美芬鼓励我和父亲合作一部歌剧。我和父亲商议着完成了剧本，取名《冰山下的恋歌》。然而父亲接过剧本准备谱曲时，却总觉得剧本有毛病，提不起兴致。直至1984年，父亲要求我放下其他写稿工作，努力重写这个歌剧本，并取名《热碧亚》。经过十多年的磨练，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重新改写的剧本终于使他满意了。父亲开始积极谱曲。

1985年6月，父亲完成了《热碧亚》初稿后，满怀欣喜，和母亲到欧洲玩了三个星期。是年十一月初，我携幼女赴台游览，有人听说父亲完成了歌剧《热碧亚》，希望我尽快把曲谱寄去，表示将在次年十月安排演出。返美后，我把此事转告父亲，他顿时满脸不悦：“谁说我写完了，那只是初稿啊，离整个完成还差很远一段路程呢。”在改第二稿时，他又觉得剧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停打电话要我修改或者重写。记得五十年代初，父亲正值四十岁壮年，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赶写交响乐《屈原》，三个月便完成任务。他夜以继日，因劳累过度患耳鸣病时，就一只手捂住耳朵，另一只手仍不肯停下来。

很多人都认为，《山林之歌》和《屈原》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巅峰之作。但在那次之后，父亲改稿常常要改八次才能结束，像《龙宫奇缘》他就写了八年，修改了八次。其间他常常放下，写些忽然灵至心头的作品。他那取材于《聊斋志异》的芭蕾舞剧《晚霞》，在准备交给出版界印行时，曾再度翻阅，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就又苦心修改，直至感到问心无愧了才撂笔。而标有五线谱的草稿却已达一尺多厚。不料，到1986年春，父亲又拿出了年轻时的劲头，为《热碧亚》写完二稿后，随即再写第三稿。

修改第三稿时他又发现毛病了，似乎剧中不足之处常会影响他的情绪。我尽可能按照他的意思再改。在《热碧亚》中，父亲最欣赏那位殉情的女主角的性格。有一次，他握住母亲的手对我说：“如果我死了，她也会死的。”到了这年十月中旬，父亲忽然左腿疼痛，皮肤出现水疱。水疱结疤掉落后，整条腿仍然疼痛异常，使他寝食难安。医生诊断父亲所患是带状疱疹。尽管医生要他彻底休息，但父亲仍整日不停埋首五线谱中。到圣诞节，歌剧《热碧亚》第三稿的修改结束了。他有一种长跑之后大功告成的快感。

1987年2月，父亲交出《热碧亚》总谱后，一直感冒泻肚。在病房里，我常见父亲独自凝神深思。有一次，他缓缓道出心声：‘这次肺炎很辛苦，难过的程度超过‘文革’。再这样来一次，我就受不了了……狄更斯讲过一句话，他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所以，每一份耕耘都比太平的时候更艰苦……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去工作……’3月25日，父亲终于从医院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们，她曾和父亲一起听贝多芬的《命运》，听了没多久，他就无法控制地哭起来了。父亲要母亲别管他，任他发泄。激情起伏中，父亲又说：‘这个世界，很美丽…’

这次肺炎，伤害了父亲的心脏。这年4月2日，父亲在MCP手术室接受药物心脏检查。5月20日，他进了手术室，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年，他75岁。”

（摘自《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附录：据叶永烈《马思聪传》记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１９７１年７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是时周向他问起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近况。周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在马思聪出逃２０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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