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那些留美幼童后来都怎么样了

作者：瑞鹤

图片/排版/校对：循迹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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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国，很多国人大约除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印象，也很难有别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好感。

即使如此，每年还是有很多留学生奔赴美利坚，面对这样的情况，民间对留学生的态度很有意思了，可能会有人觉得留学生学会了一些了不起的学问，特别厉害，但在更为广大的民间，留学生“数典忘祖”，“不爱国”，也是经常在社交网络上能看到的声音。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对留学生的态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起来，中国往外派遣留学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清那会儿。

1870年代，大清官府派了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在历史上，这些孩子被称为“留美幼童”，看上去他们是去公派留学，风风光光，但实际上，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对他们的态度都很不友好。

这批幼童很多成长为国家栋梁，但他们的成功，更多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奋斗，大清在整个留学前后对他们的态度，让不少人心灰意冷。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谢国家”虽然在某些地方算是政治正确，但仔细推敲，这个要求并不站得住脚。

留美幼童的开端

在1860年代，大清面临着内忧外患。祖宗之法怎么也不好使了，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造枪造炮，给大清续命。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洋务运动”。

但搞洋务的话，得有懂外语和懂洋务的人才，大清自己想办法搞了个京师同文馆，去培养翻译人才，但是京师同文馆培养的这些八旗子弟，一开始水平很差。

1865年，京师同文馆照章对英文馆第一届学生进行了一次大考，结果不理想 ，即使考列优等的学生，也“究属一知半解，于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鉴于八旗子弟“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

1868年，美国和中国的《蒲安臣条约》签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晚清时期第一件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

这样一来，选派人去美国留学成为可能。接下来就需要有人倡议和大清首肯了。

条约签订不久，就有华人发出倡议，提议的人叫容闳，机缘巧合之下，他是第一个在耶鲁读书的中国人，他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年美国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容闳就建议大清选派幼童去美国念书。

大清朝廷对这个建议非常消极，但朝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极力支持，这事儿就这么半推半就地定了下来。

容闳接下来的问题是“选谁去留学”，八旗子弟不可能，一般的民间也不行，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出国留学是个啥东西，思来想去，容闳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香山县，想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去打动父老乡亲。

即使这样，容闳好说歹说，也只凑够了三十个人。但与容闳对这批幼童寄予厚望不同，朝廷却是另一番态度。

幼童的父母需要签定个生死文书，那意思是在美国万一病了死了，算自己倒霉，朝廷概不负责。光这些还不够，朝廷要求留洋幼童讲求“中学”，无外乎四书五经，而且每隔七天就要召集全部的幼童，宣讲《圣谕广训》。

这《圣谕广训》相当于那会儿的最高指示。按照计划，这帮留学生得在美国学十五年，这期间光聆听这种最高指示就得九百多次，这哪是出国留学啊，这是出国当人质去了。

1872年，三十名幼童坐轮船去美国，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学习之路。后来，这样的幼童又派了几批，总数是一百二十人。按照计划（其实也就是李鸿章打的包票），十五年留学回国之后，清政府会给他们授予官职。对于这些平民子弟，这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留美生涯

这些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容闳跟美国政府协商，让他们寄宿在美国东部的普通人家里。美国人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光报名希望接待这些幼童的家庭就一百多家。美国人的热情一开始让这些幼童吃惊不小，有些家庭的女主人激动地抱住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并亲吻脸颊，这让中国孩子们非常不适应。

除此之外，这些美国家庭也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周末会很热心地带着中国孩子去教堂，本来中国这些孩子都是要去读《圣谕广训》的，那里头明确说了，基督教是异端，不要听，不要信。所以一开始，这些孩子看到教堂，撒腿就跑，落荒而逃，闹出了不少尴尬。

不过毕竟是孩子，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适应的特别快。不但能跟美国住家的人们谈笑风生，还玩起了舞会，追求起了当地的女孩子。

当然，这些中国孩子不光会玩，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

留美幼童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各种新鲜事物，甚至连拉丁文学的都比美国人好，有好多人在美国的高中拿到了年级第一，到了1880年，共有五十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二十二名入读耶鲁大学，八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三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名进入哈佛大学。

随着中国孩子们在美国的学习日益精进，他们也组织了各种社团。

在耶鲁大学出现了留美学生组织的赛艇队，当时美国的华工为铁路建设出了大力，但却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一些留美学生也在积极为这些华工发声。他们的态度也感染了相当一批美国人。

大作家马克·吐温对华工的命运表示了很多关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当时他住在哈德福城，那里刚好是中国留学生的住所，这些留学生时不时会找他的女儿跳舞。

当然啦，这些留学生在美国呆的日子久了，中国的传统和大清的皇帝训示也就被扔在了一边，四书五经也不念了，《圣谕广训》也不学了，长袍马褂也不穿了，改穿时髦的西服，甚至连象征大清国民的辫子都给剪了。

这让大清政府的督学非常不满，容闳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们解释，督学表面上没说什么，背地里把这些都做成了黑材料交给了大清驻美公使陈兰彬。

于是，陈兰彬和容闳的隔阂越来越大。陈兰彬不懂西学，但容闳老早出国，行事作风早就西化，玩大清官场上的那一套，自然不是陈兰彬的对手。所以，陈兰彬把这些幼童的黑材料一桩桩一件件报告给朝廷，并等待机会准备整治容闳。

被召回国

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留学生们陆续完成高中课程，李鸿章希望这些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大清的学生没有资格。

陈兰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朝廷汇报留学生的黑材料，说什么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归信基督教，甚至把辫子也剪了，这下子朝廷不干了，一道圣旨下来，必须马上让这些学生回国。

留学生不愿意就此回去，他们就去找容闳，可惜，容闳也被朝廷免去了职务，毫无办法的他只好安慰留学生，说“只是暂时回去休假，等休假结束了还会回来”。

事已至此，留学生不管如何，都必须回国了。

值得一提是，当留学生回国路过旧金山时，跟当地的棒球队进行了比赛，并被冠以“中美对抗赛”的名目。旧金山棒球队认为中国人的球技不会很好，又是即将回国、临时组合的一支球队，己方定会轻易取胜。

但是这场球赛下来，中国队获得大胜。中国留学生与华侨观众热烈欢呼。当地报纸也是大篇幅报道留学生给中国人争光的事情。华侨们兴高采烈，但留学生们却不得不在球赛后踏上回国的轮船。

赴美幼童的留学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初的一百二十人，有些病死美国，有几人执意留下自费完成学业，最后回国的有九十四人。

回国后的待遇

在回国前，有一个叫黄暄桂的留美生写了一首诗：“十载攻书向学堂，果然富贵出文章。鳌鱼涌出千层浪，丹桂开时万里香。三级浪中龙见爪，九霄云外凤翱翔。状元榜上标金字，直入皇都作栋梁。”诗里洋溢着热忱的报国之心。

但是，当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朝廷的不信任。留学生黄开甲回忆说，他们在上海下了船，到达上海海关道台衙门，随即被水兵看管在所谓的“求知书院”之中。

那是一处因为“闹鬼”，已被关闭了十年的房子，“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匀已潮湿腐烂”。在“求知书院”被关了整整四天禁闭后，留学生们才得到上海道台的接见。

不仅官府把他们看作囚犯，在自己的同胞眼中，他们也是离经叛道的“假洋鬼子”，备受歧视。

当时上海的《申报》写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

既然如此，这群留学生回国之后自然也没什么好前途可言。先前许诺的授予官职，都是没影儿的事儿。

他们被随意分配到了上海电报局、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局和天津水师学堂。后来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舰船驾驶；后来的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也只被单纯当作外语人才。

至于待遇，按照留学生温秉忠回忆，“大多数每月四两银子，生活困难，仅够温饱”。蔡绍基在天津道台衙门任助理翻译，月薪十两，相当于北洋海军中的最普通水手，这已经是留学生当中最好的待遇了。

国家栋梁

虽然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但这些留美学生还是勤勤恳恳地工作。

李鸿章发现了留学生们超强的工作能力，经常在奏章中赞扬他们。比如，在电报局，“往往学生一人，自携机器至山涧、大河之间，两岸奔驰，分别收发，昕夕露处，如此者动需旬日，尤为艰苦，向非他项差务可比”，为铺设电报线路，留学生往往不畏艰险，可以在野外连续工作多日。

再比如，在海军中，外国工程师对于鱼雷技术，往往有所保留，不肯完全教给中国官兵。留学生们“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也能破除西方的某些技术垄断。刚好大清那会儿办洋务，办海军，正是用人之际，这些学生也就很快地出类拔萃，在大清的各个领域站稳了脚跟。

大清朝廷和民众说这些留学生是假洋鬼子，不忠君爱国，但留学生中有好几人都投身军队，甚至战死沙场。

比如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中，就有四名留美学生为国捐躯。留学生沈寿昌，后来担任北洋水师济远舰大副，在丰岛海战中同日本海军英勇作战，不幸战死。在后来更加惨烈的黄海海战里，与邓世昌一起，驾驶“致远舰”愤怒撞击日本“吉野号”的大副陈金揆，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最后的威海卫大决战里，指挥“广丙”舰殊死抵抗的“留美幼童”黄祖莲，也不幸中炮身亡。

可悲的是，朝廷和民间并没有因此改变对这些留美学生的看法。

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拳乱中，义和团是沾着“洋”字就杀，留美幼童陈乾生死于这次动乱。讽刺的是，大清借着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闹腾了半天，被八国联军按在地上摩擦，最后来收拾残局，还少不了留美幼童。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这其中留美幼童梁诚的交涉起了重要作用，几年前，梁诚还只是个小翻译，拿着微薄的工资，现在大清危难之中，留美幼童们的表现也无愧于国之栋梁。

结语

不过，不论留美幼童们再努力，大清也终究无可救药。

早年促成留美幼童的容闳，自从被陈兰彬摆了一道，慢慢地就开始变成了革命党的支持者，留美幼童们后来也绝大多数支持推翻大清。没别的，仅仅是因为留美，就被大清的朝廷和民众以异样的眼光看待。用到了，捧到天上，用不到了，踩在泥里。

这样的心理落差，任谁都无法接受。

1912年之后，随着民国的建立，留美学童们因为自己的学识和眼界，绝大多数都得到了政府的重用，这当中，詹天佑可能是最著名的那个，除了他，还有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如浩，海军副司令吴应科，等等等等。

留美学生们，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当年那个百般刁难他们的大清，则因为种种原因灭亡了——想学外国，可以，但要学就得认真学，像大清那样，只想富国强兵，不想要别的，这本来就是个行不通的悖论。

很多时候，所谓“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其实未必是好事。有的国家，譬如大清，就活该危难，活该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大清殉难的那些留美幼童，实在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