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之命｜羽戈

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去世，享年101岁。

这位学界泰斗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前有“南饶北钱”，后有“南饶北季”。钱钟书评价他是“旷世奇才”，而季羡林说“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

饶宗颐先生去世了。纪念他的文章，往往都会提及他与香港的不解之缘。1939年，时任中山大学研究员的饶宗颐，随学校迁往云南澄江途中，因病滞留香港。养病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出版家王云五和民国政坛大佬、书画家、收藏家叶恭绰，此后帮王云五编字典，帮叶恭绰编清词，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更使他与香港结缘。

1949年，江山变色，机缘复生。年初，作为《潮州志》总纂，他从广东到香港，拜访《潮州志》的资助者方继仁——方继仁和饶宗颐都是广东潮州市潮安县人——商量《潮州志》是否继续编纂出版，在方氏挽留和资助之下，从此定居香港。后来他回首往事，一再感慨人生与学问的机缘，“我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确切说来，香港与饶宗颐相互成就，没有香港，就没有饶宗颐，与此相应，如金庸所言：“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饶宗颐用的词，是“机缘”。换一个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命。命运常常被视作一个词，萨孟武先生却将其一拆为二，判定命指向个体，运指向国家，譬如对个人而言，我们更习惯说“算命”而非“算运”，对国家而言，我们更习惯说“国运”而非“国命”，这里的差别，自有它的道理在。那么，个体之命与国家之运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般而言，个体被捆绑于国家，个体之命取决于国家之运，国运兴而国人兴，国运衰而国人衰——诸如“国家不幸诗家幸”云云，阐述的是政治与作品的关系，而非政治与个人的关系，就后者而论，国家不幸，诗家的生涯同样不幸——这么说并非基于国家主义或集体主义，只是陈述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命之为命，运之为运，具有巨大偶然性，超越逻辑和因果关系，所以偶见一些个体之命，能够独立于国家之运，这正显出了命运的力量，譬如饶宗颐的故事。

命与饶宗颐一样好的人，我们还能找到一些。金庸年轻的时候，立志当外交官，他读大学，所选择的专业，不是外交系（中央政治大学），就是国际法（东吴大学）。1950年，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依旧初心不改，北上京城，到外交部求职。发出邀约的是梅汝璈大法官，即将出任外交部顾问，“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相中了当时还叫查良镛的金庸。待金庸抵京，见到外交部官员、旧识乔冠华，乔冠华直言：以你的出身，要进外交部，得先去人民大学外交系进修一段时间，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金庸自在惯了，害怕管束，思来想去，只好作罢，打道回府，重入《大公报》。这被称作金庸一生最关键的一次“塞翁失马”。不难想见，假如金庸留在外交部，结局将会如何。这里有两个参照系。一是饶宗颐，他曾对朋友说，假如1949年初不听方继仁劝阻，从香港回到潮州，现在可能人都不在了；二是金庸的父亲查懋忠的悲剧，同样是1950年，由于地主出身，查懋忠在镇反运动当中被枪决。

相比金庸，余英时的经历更神奇。余英时的父亲叫余协中，一生驰骋于政学两界，皆有所成。1949年后，他南下香港，余英时则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年初，余英时到香港探亲，被父亲送进新亚书院，随钱穆读书，不过他并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在新亚读了一学期，还是觉得燕大好，于是这一年夏天，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却无比动荡：“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这一转念善果累累，不仅改写了余英时的个体命运，还改写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版图。

比余英时还要神奇的案例，则是徐梵澄。1945年初，徐梵澄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到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同时研修印度哲学，1951年转往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任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学院的主持人即“神圣母亲”密那氏（Mira），在徐梵澄笔下，这是一位超凡入圣的大人物——在我们眼里，徐梵澄何尝不是如此呢。执教于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期间，徐梵澄屡次萌生去意，俱受阻于“母亲”。“母亲”不说理由，只抛出一句话：“有我在，你不能走！”对此，徐梵澄只能遵命。在晚年，徐梵澄忆起“母亲”，依然动容：“……母亲对我太好了，太器重了。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好意思离开她。”“母亲”去世于1973年，直至1978年，徐梵澄方才返国。

这也属于典型的“塞翁失马”。我常拿徐梵澄与瞿同祖对比：他们年纪相差一岁（徐梵澄生于1909年，瞿同祖生于1910年），都是湖南长沙人，都曾长年游学异邦，巧合的是，都是1945年出国。不过，瞿同祖于1965年归国，徐梵澄则等到1978年，这一区别，直接决定了二人晚年的学术命运之盛衰。瞿同祖回国后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讲：“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他的四本代表作（《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汉代社会结构》《清代地方政府》），均撰于青壮年时期。再看徐梵澄，假如他在1950、1960年代回国，其遭遇或结局，大抵可以瞿同祖为参照，甚至更惨。所幸在“母亲”的阻止之下，使他避开了1949年后中国最混乱的一段时光，豹隐印度，一面修行，一面治学，其心性直入圣人之虚静，归国之后，撰述自如，《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皆可藏之名山。二人相比，不得不感慨徐梵澄的命格之佳，这个命，正有赖于“母亲”的神启。

再写下去，也许将流于玄学。回到我们讨论的正题。1949年前后大陆知识人之去留，乃是中国知识人史、学术史、政治史上的一大严肃命题。影响去留的因素，我曾归结为三点，一是认知，二是决断，三是运气。所谓认知，指对局势尤其未来的预判，当时能够作出准确判断的知识人，只有胡适、傅斯年等极少数，我们所讲述的前三个故事的主角，显然都不在此列，当然这也不必苛求，那时他们毕竟还是青年；所谓决断，则指行动，有些知识人，虽然认识到时势的险峻，却左顾右盼，沉吟不决，最终化作悲剧的殉葬品，此中代表，首推储安平。

所谓运气，即机缘与命，正构成了这四个故事的主题。也许有人以为，把运气与认知、决断并提，未免高估、夸大了其力量，事实上，对处在那个转折年头的饶宗颐、余英时等人而言，命运所发挥的作用，明明不在第三位，而在第一位。如果不是命或运气足够好，以他们对时势的认知，必将迎来另一种结局，他们的志业将被时代的浪潮所席卷，他们的名字将被时代的暴雪所掩埋，他们的生命将随国运的沉沦而飘零——历史固然不容假设，然而殷鉴不远，那么多悲剧摆在面前，鲜血横流，白骨成山，稍加正视，便可推断。

这背后，则关乎我们对命运和历史的看法：我们是否相信命运的存在，以及命运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我们认为历史源于偶然还是有其必然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命运的安排和历史的捉弄……主张命运不可抗拒的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无论领还是拖，都显出了人的渺小和无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宿命论者那样拜服于命运脚下——宿命论的本色不是绝望，而是怯懦——相反，正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命运亦然。所以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在日常之中强化认知和决断能力，随时等待命运的降临与裁决。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