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9年05月18日发表)
救救中国大陆的苦难教会
至圣圣父
目前中国大陆忠贞苦难教会面临灭亡的危险。处于绝望的境界。 (博讯 boxun.com)

天主是全能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是公道的，正义的，善恶分明的。但这信念目前在中国大陆逐渐颠倒，模糊消失。中国大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区完全被政府准许自选自圣的主教所控制，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教区，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共存。官方教会可以任意祝圣主教，不受任何限制。而地下教会必须先申请代办，准许后方可祝圣。但代办对地下教会的申请一个都不批。地下教会的主教死的死，坐牢地坐牢，软禁的软禁，祝圣神父都找不到主教。大多数教区没有正权主教。代办还以圣父之名承认了47位（至今仍未脱离爱国会）爱国会主教为合法正权主教，且号召教友进爱国会堂参与弥撒领圣事，这样以来动摇了地下教会教友信仰的根基。人心慌乱，使教友对天主产生怀疑，失望心理。国外一些所谓的善心人士也支持官方教会，官方教会教堂一座座拔地而起，地下教会盖茅屋政府都不允许，再加上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打击迫害，官方教会一天天壮大，地下教会一天天消失。
中国大陆地下教会势力最大的是河北省和福建省。政府对这两个省实行高压政策：镇压，分化，瓦解，争取（团结）。
不知代办是何用意，也来帮政府的忙。比如：河北省永年教区，官方有陈伯禄主教，地下有韩丁祥主教，在韩主教坐牢受阻的情况下，代办又委任张春喜神父为署理主教这样永年地下教会分成了三派：韩派，张派，中间派。
河北的赵县教区官方教会王宠林主教是代办承认得好主教，但有一万多教友深知王宠林主教的作为，（二次祝圣，与爱国会主教神父至今共祭，说是圣父的指示，且讲很多异端道理）不参与他的圣事，只有两位地下神父。实在忙不过来，保定教区的陈建章主教（已去世）打发池，史两位神父前来帮忙。去年代办强令返回保定教区。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一直是政府争取的对象，去年贾主教接纳了五位官方石家庄教区蒋陶然主教祝圣的神父（他们至今仍未脱离爱国会）贾主教并强迫教区神父与其共祭，造成了正定教区的分裂局面。
福建省福州总主教区，去年代办强迫杨总主教和助理林主教退休，并委任了林运团神父为署理，使该教区混乱不堪。
难道这是天主的圣意吗？！圣父的旨意吗？！这纯粹是代办的私意！（我们怀疑代办已为共党所利用）
说什么官方教友也是天主的儿女，对他们要有爱德。难道爱德就不要真理吗？！团结就不讲正义吗？！合一共融就不要原则吗？！争取官方教会必须牺牲改变基督的真理吗？！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主教神父为了忠于信仰，宁可把牢底坐穿，有多少修士修女教友为捍卫基督建立的教会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信仰的完整，忠于教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天之灵看到代办在中国大陆的所谓壮举，难道不寒心？！痛心？！！
恳请圣父勇敢大胆弘扬基督真理，不要怕在中国的邪恶势力！救救在中国的基督的真教会！以免伪教会把基督所建立的真教会取而代之！！！！！

来源:董保禄的工作坊  __(教会信息员: 博讯记者：小毛先生)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religion/2009/05/200905182204.shtml)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天主是爱 2014-05-03

诸夏教会殉道者，依次为上海教区张伯达神父、保定教区周济世主教、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安国教区刘棣芬主教、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永年教区韩鼎祥主教、周村教区高可贤主教。另有许多在庚子年教难时期殉道的许多司铎与教友。除以上较为知名者，还有许多殉道者在中共统治时期被迫害而死

燕地天主教会拥有顽强的信德，在中共建立裂教组织爱国会以后，始终无法有效统治燕地数百万忠于纯正信仰的教友。在众多的忠贞主教带领之下，幽燕教友坚持不懈地对抗邪恶政权，捍卫信仰。相比于其他各地方教会纷纷投降中共，背叛信仰而参与爱国会的情况相比，唯有幽燕的教会始终是在顽固抵抗，据不妥协，坚持原则，爱国会势力在本地几乎没有市场，幽燕教会诞生出了最多的忠贞教会领袖，如当代忠贞教会的开辟者来自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为突出代表，因此幽燕教会成为诸夏教会里抵抗中共裂教灭教运动的最强大阵地，忠贞教会最坚固的堡垒。
以下为幽燕教会自1926年拥有首位本地籍主教以来，在共匪的残暴统治开始后坚持忠贞教会抵抗运动的部分主教名单，他们都是生于幽燕，长于幽燕，为幽燕教会鞠躬尽瘁的杰出领袖，也是幽燕的民族英雄。下面名单介绍按照各自所属教区排列。

===保定教区===

周济世主教：
周济世主教（英语：Bishop Joseph Zhou Ji-shi，C.M.，1892年1月23日－1972年）
1892年1月23日，周济世出生在满清直隶省正定府藁城县的广扬村。1919年6月29日晋升为神父（遣使会士）。1931年3月26日被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天主教保定教区首任本地籍主教，同年8月2日祝圣。1946年中国天主教实行圣统制，4月11日，周济世正式升任保定教区主教。7月18日，周济世又升任天主教南昌教区总主教，是3位华人总主教（另两位北平总主教田耕莘、南京总主教于斌）之一。他将主教府从九江迁至南昌松柏巷天主堂，原九江教区改称南昌总教区。
1949年以后，外籍主教都被驱逐出境，田耕莘和于斌都陆续前往台湾，周济世成为留在中国大陆品级最高的天主教神职人员。1950年代，周济世由于拒绝担任爱国会领袖而被捕，直到1972年在南昌的狱中殉道，享年80岁。

范学淹主教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2月11日（农历12月29日），范学淹生于满清直隶省保定府以东30华里的清苑县小望亭村，名玉贵，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经历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而幸存下来，他的父母家境富裕，为人慷慨，对天主教的信仰坚定。范学淹在出生后第八天从本堂神父手中接受了洗礼，取圣名伯多禄。
范学淹受到父母和本堂神父的栽培，自幼立志修道。1918年，11岁的范学淹进入保定西关备修院学习，1920年，转入圣若瑟小修院。1927年，20岁的范学淹修士和表弟杨慕时一同被送到北京西直门外大栅栏圣文生石门大修院，学习哲学与神学。就在范学淹修士进入北京石门大修院的这一年，梵蒂冈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前去视察修院，发现了他们的才华，很是欣赏，于是选派他们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34年年底，范学淹修士修完了神学、哲学课程，并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同年12月22日，范学淹修士在罗马晋升为神父。
1935年，范学淹神父同表弟杨慕时神父一同离开罗马，回国传教。杨慕时神父在南京教区担任于斌主教的秘书，而范学淹神父则回到保定教区，在环境艰苦的山区传教。1940年，保定教区应徐州教区邰铁欧主教的邀请，派遣范学淹神父与本教区的朱友三、安比约、赵保禄、陈比尧、候鸿佑等九位神父前往徐州工作，范学淹被分配在徐州市担任教会中学的历史教师。1944年，范学淹神父被调离徐州。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范学淹神父转往湖北宜昌从事救助难民和牧灵工作。1949年，中国大陆沦陷于中共，范学淹神父的许多亲友，以及不少神职人员均在这时撤离中国大陆，但他却执意留在中国大陆，在汉口管理教会房产。
1951年4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范学淹神父为保定教区主教。6月24日（圣若翰诞辰瞻礼），范学淹神父在汉口圣若瑟主教座堂接受祝圣，发誓绝对服从圣座和教宗，至死不离开中国，誓死不离开他的教区。保定教区自从周济世主教于1946年升任江西省南昌教区的总主教后，已经有近5年时间主教职位出缺。范学淹主教就职后，便着手恢复保定教区瘫痪数年的教区体制。
1958年初春，范学淹主教在保定天主教爱国会的筹备会议上表示拥护脱离教宗的“三自爱国运动”，同年5月，范学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策划的批斗大会上被批斗，并被判处十年劳改（在黄骅县劳改农场和安新县大坨子劳改厂）。与此同时，天主教爱国会任命已离职数年并有妻子和孩子的王其威接替范学淹的主教职位并由献县教区赵振声予以祝圣，有关任命未得到梵蒂冈教廷接纳。1969年年底，范学淹主教刑满获释，回到原籍小望亭村，继续作为“黑四类”接受监管，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达11小时之久。
1976年，教宗保禄六世亲笔致书给范学淹主教，表达对他的关怀与安慰、嘉奖和祝福。1977年11月，范学淹主教因为受到教宗的嘉奖，惹怒当局，再次被拘捕。1978年4月15日，又“以范学淹为首的天主教反革命集团”为罪名第二次被捕。1980年1月4日，法院重审范学淹案，判决范学淹主教无罪而获释。1980年1月20日，范学淹主教由南大冉看守所获释回原籍小望亭。1月26日，他派遣刚被解除劳教的原保定教区神父姬永贤、曲景枫分别到徐水县安家庄、坟台、椿木峪、师庄等村和清苑县东闾村等地，让曾参加过天主教爱国会的神父当着广大教徒的面做“明补赎”（即当众悔过）。
1981年1月1日，范学淹不顾徐水县安庄村青年安树新对天主教学识的不足而祝圣他为神父，同年的圣枝主日，范学淹将清苑县田各庄村修生苏志民也祝圣为神父，范学淹表示：现阶段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完善的修院，我们的神父也不可能都如同圣多玛斯那样学问高深，但我们的司铎都该具备圣维亚奈般的圣德。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唯有德行占首位。范学淹主教还说：“知识不够，圣了神父还可以再学，唯有品行方面不能含糊。”范学淹在此后还将正定教区神父贾治国、易县教区神父周善夫和天水教区神父王弥禄分别祝圣为正定教区、易县教区和天水教区的主教。并委托贾主教祝圣赵县教区的闵神父为主教。由于联系不便，范学淹主教的举动事先并未请示罗马教宗，事后才将自己私自祝圣主教的事情呈报教廷，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但没有处分范学淹主教，反而在致函中授予范学淹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而后再向我汇报。”此后，河北省的天主教地下教会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95年末，河北省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主教累计已达27名（其中已故13名），而忠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累计仅10名（其中已故2名）。河北省天主教地下教会控制了保定、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5市的部分圣堂。
1982年4月13日，范学淹主教因祝圣主教司铎写信请示教宗，而第三次被捕，并以“里通外国罪、私自祝圣主教、神父”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在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
1987年11月17日，当局迫于国际社会舆论，将81岁的范学淹主教假释出狱，并将他软禁在保定市旧道大堂内。1988年1月3日，范学淹主教向一位来访者（正定教区的牛伯铎教友）回答关于天主教爱国会的问题答问被整理成《十三条》，在中国天主教会内（不仅在地下教会）广泛流传，部分中国天主教信徒进行了响应并进行了抵制“三自爱国会”的运动，认为“三自爱国会”的神父是分裂教会，已经丧失神权，天主教友不可参加由爱国会神父主持的弥撒或向他们领圣体。受其影响，甘肃平凉教区马骥主教也发表《我的声明》，在部分中国天主教信徒中引起了轰动。
1989年11月20日，中国大陆天主教各地忠于梵蒂冈教会的主教及主教代表聚集在陕西省三原教区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当时范学淹主教由于被软禁而未能亲自出席，众教长一致推举，选举范学淹主教为第一任团长。范学淹主教成为公认的地下天主教会领袖。
中国大陆主教团的成立震动了当局，由于范学淹主教的强大影响力，1990年11月3日，范学淹主教在保定主教府被政府秘密带走，在石家庄烈士陵园内住了一个月后，被秘密关押在河北省承德宽城县潘家水库内一小岛上。1992年4月，84岁的范学淹主教为信仰殉教。1992年4月13日，警察和武警部队的警卫下将被绿色塑料布包裹的范学淹主教遗体放在河北省清苑县小望亭圣堂门口。几天内，有15万人次从全国各地前来吊唁可敬的范学淹主教。范学淹的遗体直到4月24日下午才安葬，有4万名教友前去送葬。

陈建章主教
陈建章主教于1920年3月6日生于中华民国河北省徐水县谢坊营村，1947年8月14日在北京晋升神父，辅仁大学文学系毕业。1954年因坚持忠贞信仰，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11月无罪释放。1983年原属易县教区的陈建章神父由贾治国主教祝圣为主教（但没有其负责的教区），因为从事传教再次被拘禁，在邢台劳改场服役。后来被释放。1990年12月13日又被秘密带走，陈建章主教遭拘禁后，身体中风，半身不遂。直到1993年11月政府迫于外界压力释放了陈建章主教。
由于范学淹主教多年处于监禁、秘密关押状态，即便在假释情况下也无法正常地处理教区事务，因此，1988年范学淹主教将保定教区事物托付给陈建章主教管理。1994年5月7日，是中华圣母庆日，全国各地的教友来东闾朝圣的成千上万，大家都愿意目睹一下刚从监禁中被释放的伟大圣者——陈建章主教。苏哲民（志民）主教在主持弥撒结束后，让修士推着轮椅，好几位神父襄助着将坐在轮椅上的陈建章主教抬上弥撒间的台子上。陈建章主教头戴主教冠，胸戴十字架，十字架在白色胡须的衬托下格外耀眼。
1994年12月21日陈建章主教辞世，终年74岁。

苏志民主教
苏志民，圣名雅各伯，（Bishop James Su Zhimin，1932年7月1日－），天主教保定教区正权主教（1992年5月3日—）。主教忠贞、善良、刚毅，被公认为大陆天主教著名领袖。
1932年7月1日生于保定市清苑县田各庄村。1941年，入河北省易县修道院学习，后到北京鲍思高慈佑会接受教育。1956年，因坚持忠贞信仰，反对政府成立脱离罗马教宗的“爱国会”，首次被捕，半年后获释。随后受政府长期监视居住。1957年再度被捕坐监五年，获释后被遣送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11月6日，再因坚持忠贞信仰被捕，在河北省第一监狱被关押达5年之久。1964年6月6日获释，并被遣送回本村劳动改造，并扣上“反革命分子”与“现行反革命”帽子达12年。1975年12月29日第三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1年，苏志民被范学淹主教祝圣为神父，1982年12月23日第四次被捕，因所谓天主教“复辟案”被判12年徒刑（一说为被判劳教3年），服刑于“河北省满城监狱（一说为保定市劳动教养所）”。1981年4月12日，在范学淹主教手中领受铎品。1982年12月23日，因信仰缘故被判劳教3年，服刑于“保定市劳动教养所”，后因中共领导人更替，1986年1月13日获释。
1989年，苏志民升任保定教区副主教，在年底（12月19日），因参加在陕西省张二册村举行的大陆主教团会议遭到第五次逮捕，被判3年劳教，服刑于“唐山劳动教养所”，1992年6月3日获释。1992年4月13日范学淹主教去世，1993年3月，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委任为保定教区助理主教；5月3日，经教宗批准，由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主礼，刘冠东主教，肖立仁主教、陈建章主教、山东杨主教镶礼祝圣（一说为5月2日由刘冠东主教主礼）。1994年1月8日会见美国国际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特，几天后的12日遭到第六次逮捕，但迫于美国压力后于29日无条件释放。1995年5月31日（东闾圣母朝圣月最后一天），苏志民助理主教在东闾西堂，宣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任命书，宣誓就任保定教区第六任主教。1996年因河北保定的‘东闾圣母朝圣’事件，第七次被捕并被软禁，4月12日主教设法逃出看管处并藏匿在安国教区的辛集市教友家中，在藏身之处向全国人大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停止一切迫害教会的行为，并向全教区发表牧函。1997年10月8日于辛集马吕村藏身处被叛徒出卖而第八次被捕，也是迄今最后一次，此后长期下落不明。
2003年11月19日，苏主教因病被秘密送进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事有凑巧，其亲属也到该院看病时无意发现了主教。当其家人闻讯赶到医院时，住院楼已被公安武警包围。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贾瑞奇、政法委高国联将其家人叫至医办室进行交谈10分钟，期间主教已被公安人员迅速秘密转移。2007年9月，教友发现被关押于“保定市劳教所”。2008年元月，政府计划有条件释放苏主教，但被主教拒绝。2009年元月，圣座派人来磋商苏主教的前景及去向，但未成功。

曲景枫主教
曲景枫主教，圣名若望，1921年生于河北保定安新县的西向阳村。1934年小若望因天主圣爱的趋使，离开了温暖的家庭，进入保定备修院，接受正规的修院教育，1936年升入保定西关小修院。194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阜城门外石门文生学院——大修院，进修神学，毕业后，回保定自修一年。
1949年晋升铎品，由于他才德出众，深蒙范学淹主教的信赖，在淑滇学校管理学生，且被任命为圣母军的指导司铎。1951年，国内形势骤变，宗座代表黎培里主教被驱逐，圣母军被解散。曲神父因参加圣母军被判刑三年，拘禁止在保定南关看守所。本应于54年获释，但因54年又兴起“三自革新”运动被加刑，直至56年形势缓和才同别的神父一起被释放，并遣送回乡，曲神父视这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为完成夙愿，他不辞劳苦，奔波于安新，高阳、徐水一带乡村，给教友们听告解，做弥撒，讲解要理。但好景不长，后又再次入狱。1961年又被动遣送到满城鲁冈劳改所。1964年，国内形势又趋紧张，神父又一次被捕入狱，判刑12年，被遣送到满城劳改队做苦役。崩山砸瓦后转入满城新生砖厂劳改队背坯装窑。1976年本应获释，因他精于技术又被留用二年，直到78年曲神父才结束了他囚徒的生活。带病回到自己的家乡，——西向阳村，因父母已故，九个月后便迁到姬庄妹妹家居住。
1980年，宗教政策缓和之际，曲神父有如出笼的小鸟，与老姬神父活跃在安新、新城、雄县、霸县、固安、文安、任丘、青苑、徐水的牧场上，不顾一切寻觅亡羊，讲道理送圣事，他又特别擅长音乐，为各堂口培训歌咏团，兴办乐队，激发青年人的宗教热情，他编小曲，排圣歌，活跃儿童们的信仰生活。
1983年，神父被祝圣为保定教区辅理主教，圣主教后更不满足于小成绩，而高瞻远瞩，到处寻找圣召，培养圣召，以补神职的空乏。曲主教先后因任圣母军区分会指导司铎而被监禁。后又着手成立圣母无玷圣心孝女会，以响亮应法蒂玛圣母的召请，以念玫瑰经，克苦参加圣母的救亡运动，草拟会规，并收望会生，为日后圣母无玷圣心孝女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86年9月26日，正当这位风烛残年的牧人奔波于基督的牧场，以他辛勤的汗水，浇灌基督交给的葡萄园，在为一位病人送终归来的途中，因脑溢血病突发，不醒人事，是日安逝主怀。

===易县教区（监牧区）===

周善夫主教
1915年出生于易县流井乡东豹泉村，洗名方济各·沙勿略。1927年入易县梁格庄修院，1944年晋铎。1949年被马蒂懦主教任命为教区副主教。1951年被在狱中的马蒂懦主教任命为教区代理主教。1955年因反对三自革新被判入狱，在河北第一监狱服刑，1980年获释。1981年由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祝圣为易县教区正权主教。1989年1月5日去世，享年74岁。被葬于保定徐水县的椿木峪。

刘冠东主教
1919年9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东闾乡韦各庄。自幼领洗，圣名伯多禄。1925年在本村公教小学就读，1935年开始进入易县梁格庄备修院修道，1939年在宣化总修院攻读神哲学；1945年6月29日晋铎，在易县教区传教。1955年因反对三自革新被捕入狱，1957年7月获释；1958年2月，因不加入爱国会再次被捕，判无期徒刑，在河北省第一监狱服刑。文革期间在狱中遭受了残酷折磨。1980年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6个月，1981年3月，获得释放回家，但政府不许他传教，但他对此不管，先后到保定、易县、涞源、新城、涿州、以至甘肃、宁夏、内蒙等地恢复当地教务，为此曾四次遭受拘押。1982年7月25日，由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祝圣为助理主教。1986年，周善夫主教荣休，刘冠东蒙席就任易县教区正权主教。
刘冠东主教曾先后祝圣曹州教区李炳耀、北京教区裴尚德、大名教区安世恩、宣化教区张九牧、赵振东、永年教区韩鼎祥、保定教区苏哲民、安树新等为主教，为忠贞教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他面对大陆教会的内忧外患，决定建立大陆的主教团，各地主教表示支持，教廷方面也认可。
1989年11月21日，刘冠东主教在陕西省三原教区张二册村，主持召开中国大陆主教会议，29日，主教团正式成立，并当选主教团执行主席。不久后被捕，被判劳教三年徒刑，1992年，期满获得释放。1993年5月10日在椿木峪为刘书和主教主持葬礼。1993年7月17日，在北京患脑血栓病，失去自理的能力，在中日友好医院接受治疗，但仍遭到监控。1994年春节前回到了家乡清苑韦各庄疗养，1995年因病辞去中国大陆主教团主席、易县教区正权主教等职务。1996年1月在韦各庄被政府软禁，昼夜监视。
1997年2月23日，为躲避当局拘禁，易县教区神长将刘冠东主教安置秘密地方加以照顾，直到刘主教逝世。2013年10月28日刘冠东主教安息主坏，享年94岁。刘冠东主教逝世后翌日，易县教区署理张保禄偕同几位神父和数十位教友在宣化教区某地秘密安葬了主教遗体，然后才公布主教逝世的消息。

师恩祥主教
师主教于1921年二月生于徐水县师庄，圣名葛斯莫。1931年进入北京栅栏修道院，十年后转入宣化大修院，后由于日本入侵，修院解散，转往山西太原继续修读神哲学。
他于1947年在北京西堂晋铎，至1954年失去了自由，三年后更因不参加“三自革新”组织，被冠以“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多个地方，包括被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旁的劳改农场。1963年，被押解到北京半步桥监狱，因身怀四国文字特长，在监狱中做翻译。1966年，正逢“文化大革命”，被押解山西大同煤窑服役。1970年，从大同一劳改矿押解阳泉一劳改矿服役。1979年，由煤矿劳改处押解到保定市内河北省第一监狱，翻译多种外文书籍，同时服役的有刘书和主教，同监的还有蒋陶然和上海的金鲁贤以及另外几个已改造好了的现在口称“双认”的人。
1980年9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回主教原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师庄村。但翌年9月在石家庄因给教友施行圣事又被捕关押六个月。1982年，他接受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秘密祝圣为教区辅理主教。
1983年1月18日，在北京西城区大乘胡同看望教友，因行圣事被判“劳教”三年。1986年，解教后回到师庄。
1989年11月，他因参加地下教会的“天主教中国大陆主教团”再次被捕，秘密关押在河北省宽城潘家园水库一小岛上，与主教在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安国教区刘棣芬主教，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一人羁押在另一处，师主教在这里渡过了3年零7个月的被囚生活。直至1993年11月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获释返回原籍，并到各处看望教友行圣事及祝圣了多位神父。两年后，刘冠东主教荣休，师主教就任正权主教。
2001年4月13日耶稣受难节，他在北京海淀区侄女家再度被捕，被秘密关押在徐水某地。在他年近94岁的人生中，师恩祥有累计53年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在未经法庭宣判的情况下，师恩祥这一次被秘密关押14年，直至未经官方证实的2015年1月底去世。

刘书和主教
1919年出生于易县独乐乡康家庄教外家庭，1930年入公教小学，半年后领洗，洗名保禄。1033年入易县小修院，1941年至1947年先后在宣化和太原攻读神哲学，于太原入方济各第三会。1947年8月14日在北京晋铎，后入辅仁大学深造。1950年毕业后被马蒂懦主教遣回易县教区传教，1954年因不参与三自革新被判两年有期徒刑，1956年获释。1981年居于徐水椿木峪，1982年5月18日由周善夫主教秘密祝圣为易县监牧区助理主教，同时任热河教区宗座署理。之后在当地创办了小修院，并复兴了耶稣圣心传教会。1985年6月去藁城北桥寨为正定教区建立小修院。1986年7月19日政府打压椿木峪的地下教会，从而开始流亡。1988年3月17日在定州北车寄为修女举办退醒时被捕，后逃脱。1988年10月30日在北京再次被捕，判处劳教三年，但因年迈多病在监外执行。1989年11月21日参加在陕西三原会议中被选为中国大陆主教团首任秘书长，1990年再次被捕入狱，1991年10月29日劳教期结束，由高阳劳教所秘密转往涞源软禁，1992年4月19日避开看守重获自由。1993年5月2日去世，享年74岁。逝后安葬于徐水椿木峪。

宋维礼主教
宋维礼（保禄，Bishop Paul Song Wei-li，1982 – 1996.07.20）
1913年6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泊庄村一户热心教友家庭，自幼献身天主。1928年入河北安国小修院，苦读九载，后考入浙江嘉兴大修院，六年肄业，德学兼优。1946年在杭州主教座堂晋铎，为遣使会神父，随被派往北京教区，由田耕辛枢机安排他在东堂任本堂神父。1951年因忠于信仰以及参与天主教反共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而被捕入狱，同年7月25日被关押于北京草蓝子胡同，不久被流放至北大荒劳改，饱受凌辱。1979年冬被无罪释放，回廊坊市永清县大范庄亲戚家落户，之后，在廊坊九个县市辛苦传教。1982年2月17日由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与易县教区周善夫、师恩祥宗座监牧在保定徐水县师庄天主堂秘密祝圣为主教，代管原属北京总教区的河北廊坊一带教务，1993有拟定成立廊坊教区，但未获教廷认可而于1995年取消，因而或被任命为易县教区辅理主教 (1982 – 1994.05.06)，廊坊教区正权主教(1994.05.06 – 1996.07.20）。1996年7月20日宋维礼主教去世，享年83岁，葬于霸州高庄天主堂教会公墓。

===安国教区===

刘棣芬主教
刘棣芬（Bishop Stephen Liu Difen,1988-1992.11.14）圣名斯德望，1912年5月13日生于河北任丘县边渡口村热心教友家庭，自幼修道聪颖过人。1932年入北京大修院，1939年晋升铎品，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辅仁大学，回安国教区传教并从事医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应范学淹神父特邀担任汉口中学教务主任。1951年因拒绝三自革新被捕。释放后从医于安国八五公社医院。文革期间被遣送回家，备受残酷折磨。1980年重返医院工作岗位。1984年退休后全力投入传教工作。1988年被祝圣为安国教区正权主教。三原会议后被捕，1992年11月14日在狱中为信仰致命。刘主教是被强加反革命罪名在河北省北部的承德市监狱在押期间去世。人们相信，刘主教在死前曾遭受酷刑。前去医院看望主教的亲属和教友证实，当时弥留的主教已无法言语，他的身体上创伤累累，留下酷刑的证据。

===北京总教区===

裴尚德总主教
裴尚德蒙席(Msgr. Mattia Pei Shangde, CDD, 1918年－2001年12月24日)，圣名玛弟亚，主徒会会士，前任天主教北京总教区地下教会的正权主教。1918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张家堡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兄弟六人。十三岁时进入主徒会修道，1948年5月30日晋铎，并在北京教区天主教耕莘中学执教；1950年开始在北京制药厂工作。文革期间经受漫长考验，劳教十年；1980年出狱后回到北京。
1989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擢升为北京教区正权主教。他淳朴的信仰和宽厚的人品使他深受广大教友的爱戴。裴主教从2001年4月起一直在家养病，虽然重病缠身，但是，裴主教从来未懈怠过所负的牧职，并积极的维护普世教会的共融。2001年12月24日，在河北省张家口盛星医院安息主怀，享年八十三岁。
葬礼于2002年1月2日在主教的家乡，河北省琢鹿县张家堡堂举行。

===天津教区===

李思德主教
圣名斯德望。生于1927年。1982年6月，易县教区刘书和主教祝圣李思德神父为天津教区正权主教；祝圣石鸿祯神父为助理主教，8月，李思德主教祝圣石洪臣为辅理主教。1991年7月13日，未获罗马教廷承认的爱国会主教李德培去世。石洪臣不听罗马教宗劝阻，加入爱国会，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为公开主教，并由宗怀德二次祝圣。李思德主教被迫离开天津，退隐于蓟县山区梁后庄教堂，且被政府限制自由活动，在艰难中领导坚持纯正信仰的地下教会。2005年3月3日，天津教区公开教会石洪臣主教逝世。2007年6月30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针对中国教会牧函，要求大陆教会合一。2008年3月14日，天津部分爱国会神父便宣布服从李思德主教，李主教给予了认可，但未让他们正式退出爱国会，他本人因拒绝加入爱国会而仍然未获得行动自由，目前驻于蓟县梁后庄天主堂。

===正定教区===

贾治国主教
贾治国，圣名儒略（英语：Bishop Julius Jia Zhi-guo，1935年－），慈佑会会士，天主教正定教区正权主教（1981年—），因忠于教宗，不加入爱国会而多次遭到逮捕。
贾治国出生于中国河北省晋州武邱村，热心天主教。因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1963年到1978年服刑15年。1980年，出狱后的贾治国被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祝圣为神父，1981年又由范学淹主教祝圣为正定教区第二任正权主教，为首批忠贞教会的主教。此后曾反复遭到十余次逮捕。2005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前夕，贾治国主教被捕。10个月后，2006年9月获释。2007年6月5日，贾治国再度被捕。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日，贾治国主教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武邱村基督君王主教座堂被公安人员带走，9月18日残疾人奥运会闭幕后获释。2008年底，自选自圣的石家庄教区主教蒋陶然宣布“与圣座共融”，服从贾治国主教。2009年3月30日，贾治国主教在武邱村基督君王主教座堂被公安人员带走。2010年7月7日，他的拘禁结束。后转为半公开，并接纳了部分爱国会神父，要求原地下教友都可以到这些爱国会神父的教堂领圣事，由此与正定教区油通堂区的董冠华神父发生更严重矛盾，董冠华神父指责贾主教已不再坚持范主教为忠贞教会所建立的原则，并在2016年5月22日宣布自己已于2005被一位老主教秘密祝圣为正定教区主教，同年9月11日首次举行了主教弥撒。

===顺德教区===

肖立人主教
1982年晋牧，至1996年10月23日去世。1988午10月，为索要被政府霸占的教产，肖立仁主教曾召集数百名教友将邢台市驻军营区的围墙推倒，后占领营区库房达半年之久。他在1993年曾襄礼苏志民主教的晋牧。此外更多资料欠缺。

===献县教区===

李振荣主教
李振荣主教于1919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黎民居乡东阳庄村的一个热心教友家庭。他三岁丧母，六岁丧父，从小就经历了人间最大的不幸，可是，在这不幸的遭遇中，却锻鍊出坚强的意志，倔强的性格。后由守贞的姨母收养，并入河间县范仡塔天主教学校。由于天资聪颖过人，再加上刻苦学习，因此名列前茅。此时也立志跟随基督，一生事奉他。1935年9月入献县小修院，1940年9月入景县大修院攻读哲学。1943年5月加入耶稣会，在会中严守会规，造就了坚固的圣德基础；1946年到上海徐家汇总修院攻读神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取硕士学位。1951年5月31日，由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授以铎品。从此走上牧灵生涯。
1955年因反对三自革新，被沧州市公安局拘留达一月之久。在1956年教会最艰难的时期，被委任为教区修院院长。1957年因拒绝参加独立自办教会，被沧州市公安局逮捕，判刑十年。在服刑期间，受尽折磨，终日苦役，且食不饱腹。1968年刑满释放，被遣送回家。但此时的社会到处都如同牢狱，在家乡所受的批斗与压制，不亚于劳改所的苦役。主教白天服苦役，晚上受批斗，但心中充满天主的他，一有机会便跪地祈祷，不怕教外人的讥笑与凌辱。在那种岁月中，主日不罢工，当然已无罪可言，但我们的主教竟在明知反抗的后果是痛苦极刑的情况下，瞻礼主日毅然不工作。因此招来酷刑。可是，渴望与基督同受苦难的他，早已将此痛苦化做为一切人得救的祈祷而上升天庭了。
痛苦煎熬着他的肉体，却使他的心灵不断放射着爱主爱人的火花，愿意拯救一切人的切望，促使他时刻不忘自己的福传使命，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亦是如此。不论是牢狱的铁窗前，还是牛棚的马槽边，都变成了打开天主宝库的钥匙，获取天主丰富恩宠的宝贝。
就在那阴暗的时期里，只要稍有自由，他便出外寻找自己的羊群，由近及远。但后因政府发现，又以此为罪名，于1977年4月1日再次被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这第二次入狱期间，被逼迫要他背叛天主，舍弃信仰，至少背弃教宗，参加爱国会。他心中充满天主安慰，宁死不屈，坚持真道。政府对如此坚毅的神父，只有极刑加身。因此，把他的两手两足的指甲中钉上竹签，还叫他做各种动作。但义人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恶徒们见一招不行，便又换新法，严刑拷打，直至皮开肉绽，并用强索将他反缚吊起，再用烟火头烫他的两腋。但是不论恶徒们的刑罚是多么的残酷，却丝毫不能动摇他对真理的天主的追求。
天主在苦难中考验跟随自己的人，发现他是自己忠信的仆人。1980年10月饱受酷刑之后的神父被无罪释放。获得自由的他，便立即全身心的投入传教工作中，并于1983年被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祝圣为献县教区主教。此时的主教更把全部精力用在传教与栽培神职人员上，用自己的博学与圣德，陶冶接班人的心灵，使之成为天主的忠信仆人。1989年11月21日，因参加在陕西三原的中国大陆教会主教会议被官府通缉。主教便借此机会奔走全国各地，给神父、修士、修女们讲避静，为培育下一代神职人员的圣德不遗余力。由于长期的牢狱酷刑生活之后，加之祈祷，守斋的严厉克苦生活作风，终于积劳成疾。于1991年12月住进天津医院，虽因胃癌进行手术，治疗期间，仍然于12月7日在医院中被捕，并被监禁审讯。直到1992年1月19日，病重垂危的老主教才被释放。终生饱受折磨的天主的这位忠信仆人，理应获享天主永远的安慰。一生勤奋工作，谦逊克苦的老主教于1992年4月20日，复活瞻礼的次日下午二点十四分安逝主怀，享年七十三岁。

===永年教区===

韩鼎祥主教
韩鼎祥（圣名若望，1937年5月17日－2007年9月9日），天主教永年教区第二任正权主教。
1937年5月17日生于河北成安县。1952年9月就读于北京阜成门外圣母会院内小修院。后修院被中共当局解散，随地下教会神师研读学业。
拒绝参加爱国会，因而于1960年4月2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1960年4月25日在北京西城区皇城根草岚子监狱。1960年8月17日在北京半步桥第二监狱。1961年1月20日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公安部监狱。1961年5月11日又回到北京半步桥第二临狱。1961年5月11日又转入北京团河农场劳改营。1962年8月10日转入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农场、油坊村劳改营。1963年5月1日转入兴凯湖总场直属队监狱。1967年2月7日转入黑龙江黑河地区北安县长水河农场劳改营。1968年1月15日转入黑龙江黑河地区北安县长水河劳改营三分场。1969年3月6日转入嫩江地区泰来县保安沼农场、乌兰农场十二队劳改劳营。1970年4月24日转入白土岗大队二队劳改营。1971年12月22日转入乌兰农场、乌北二队劳改营。1975年9月18日至1975年11月2日在成安看守所。1976年11月2日至1976年11月12日转入石家庄第一监狱。1977年11月8日转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榆树屯劳改营办电指挥部劳改营。1979年1月10日转入江桥劳改营办电指挥部劳改营。
1977年2月19日刑满释放回家。先后在磁县、邯郸教书。1986年11月21日 ，圣母献堂日晋铎。1989年3月23日圣周四半夜被密秘拘留于河北魏县看守所。1989年4月22日转入成安看守所。1989年5月22日释放。
1989年10月22日 忠贞教会以教宗特权，由刘冠东主教秘密祝圣他为永年教区主教。
1990年12月26日圣诞节给教友过节时被抓进磁县白土镇派出所拘留一天。1990年12月26日晚转入磁县看守所。1991年2月4日转入成安看守所。1991年4月19日转入临漳看守所。1991年5月17释放回家。1991年5月22日又被抓进临漳看守所。1991年5月25日转入成安看守所。1991年7月27日获释。1991年12月13日被成安公安局拘留一天半，因心脏病而转入成安招待所软禁，受政府、地区、省公安局、宗教局、统战部联合五人看守。1992年1月23日获释。1993年12月3日上午九时成安公安局带公安局，晚上九时转入看守所。因健康状况四号下午又转入招待所软禁，由四人看守不给他用饭。（每日三餐由家人送去）。1994年12月17日上午12时，被公安局带走，18日晚10点转入看守所拘留。1994年6月27日获释。1995年8月27日被软禁到成安一个无人居住，破旧的化肥厂内，一间简陋的小房子内，每日三餐让家人跑几里路送饭。1996年7月2日被软禁到成安县招待所。1996年8月11日获释。1996年9月8日因修女住的教友家被抄，八位修女被抓以后。主教被迫离开家园。从此度着非人的隐居中流浪生活。1999年11月28日下午，在河北无极县给修女讲退省时最后一次被捕。拘留地不详，不知什么时候转入邯郸武警大院。（因拘留是密秘的，不为教友所知）。2001年8月2日转入邯郸驾校软禁。2003年8月24日密秘转入邯郸警校软禁。2005年9月23日从警校失去音信。
2007年9月9日23时在不为教友神父知道的地方致命。被秘密火化后葬于邯郸赵王安养园社会公墓内。由公安局看守墓地。终年70岁。

===宣化教区===

王木铎主教
王木铎主教（英语：Bishop Peter Wang Mu-to，1904年5月24日－1959年10月3日），圣名伯多禄，天主教宣化教区主教（1948 年— 1955年）。
1904年，王木铎生于满清直隶省宣化县滹沱店，1929年毕业于北京文声学院，在担任宣化小修院教员十年之后，担任西合营和南屯本堂神父，1946年又任宣化大修院教员，1947年任宣化副主教。由于张润波主教因健康原因辞职，1948年1月8日教廷任命王木铎为天主教宣化教区主教，1948年3月7日由北京总主教田耕莘枢机祝圣。1951年12月15日因拒绝脱离天主教会圣统制而被捕入狱。1959年10月3日在狱中去世（55岁）。

张九牧主教
张九牧（1918年10月21日－1999年12月12日），圣名西满，罗马天主教宣化教区主教（1989年-1999年）。1918年10月21日，张九牧出生在中华民国河北省阳原县牛坊沟村，1927年迁居东城。1932年，张九牧入宣化圣心小修院，1939年升入宣化总修院， 1945年3月17日，由张润波主教祝圣为神父，在宣化总堂任副本堂神父。1948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1951年，辅仁大学解散，张九牧回家养病。1954年3月3日，张九牧因信仰被捕入狱，10年后（1964年）释放回原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九牧被遣送鳌鱼口劳教达13年之久，1979年平反，回到原籍东城，1983年到宣化县任屈家庄副堂，1989年10月30日，张九牧、赵振东二位神父在保定教区由刘冠东主教主礼祝圣主教。张九牧宣化教区正权主教，赵振东宣化教区辅理主教。1994年12月28 日，由屈家庄返回东城天主堂。1999年12月12日，张九牧病逝，享年81岁，遗体葬于东城堂内。赵振东继任为宣化教区主教。

赵振东主教
赵振东（1920年7月14日－2007年7月13日），圣名裴理伯·伯多禄，罗马天主教省宣化教区主教。
1920年7月14日，赵振东出生于河北省蔚县县城一个非天主教徒家庭，1935年进入宣化小修院就读，1942年入读宣化大修院，同时在宣化景星小学任教。1948年毕业于北平文声学院。1949年8月14日晋升神甫。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判处劳动改造十八年，1982年获释。1989年10月30日，张九牧、赵振东在保定教区由刘冠东主教主礼被秘密祝圣为宣化教区正权主教和助理主教。1999年12月12日，张九牧主教去世，赵振东继任为宣化教区正权主教。2004年12月，赵振东因祝圣四名新神父而遭软禁，至翌年冬天获准返回蔚县上营庄教堂。2007年7月13日去世，享年87岁。

赵克勋主教
赵克勋（Bishop Thomas Zhao Ke-xun，(2007.07.13 – …）
出生于1930年，？年祝圣为助理主教。2005年3月30日在宣化地区沙地房的一次地下堂口献弥撒，从沙地房步行返回在瞿家庄的家期间被带走，其后被关押在河北省宣化区一间羁留中心，直至周三才获释。2007年7月13日接替赵振东主教就任宣化教区正权主教，但因政府拘捕强迫他加入公开教会而被迫经常躲藏。

===西湾子（崇礼）教区===

张克兴主教
张克兴主教（英语：Bishop Melchoir Zhang Ke-xing，1914年1月6日－1988年11月6日），圣名默尔爵（Melchior），天主教西湾子教区主教。1914年1月6日，张克兴生于中华民国崇礼县西湾子，1939年3月18日晋升神父。1949年11月3日，教廷任命他为西湾子教区辅理主教，1951年5月24日，比利时籍石德懋（Leone Giovanni M. De Smedt）主教为其举行祝圣仪式，1951年11月24日，石德懋主教在张家口监狱去世，张克兴遂接任西湾子主教。张克兴于1988年11月6日去世，终年74岁。

姚良主教
姚良主教生于1923年，1948年晋铎，2002年秘密祝圣为西湾子助理主教。自五十年代，他多次被监禁。姚良主教于2006年7月被公安带走，拘留两年半后，于2009年1月25日，在农历新年除夕送他回西湾子圣堂，然后严密监视。2009年12月30日在医院病逝，享年86岁。遗体被安葬在教会墓地，从西湾子教堂约十分钟路程，埋葬在神职人员及西湾子教区张克兴主教墓旁。葬礼弥撒于1月6日上午在河北崇礼县西湾子镇天主堂举行，有数千名教友参加。

郝进礼主教
郝进礼（1916年11月30日－2011年3月9日），圣名安德肋，天主教西湾子教区主教。
郝进礼出生于1916年11月30日，家中三兄弟均是神父，哥哥及弟弟已去世。1943年晋升司铎。1958年被捕判监十年，1981年获释，担任公会镇本堂神父。1984年9月14日秘密祝圣为主教，1988年接替张克兴为西湾子教区主教，但不获中国政府承认，仍旧居住张北县公会镇，虽患有糖尿病卧病在床，但一直受密切监控。2011年3月9日，郝进礼主教逝世，终年94岁。当局获悉其死讯后马上派公安人员封锁通往公会镇的各个路口，本村以外的天主教徒无法前往吊唁。

我曾经看过的一部描写已故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电影里出现了刚恒毅这个人物。他和约翰二十三世是挚友。早在约翰二十三世登基之前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主教祝圣典礼。在这次祝圣的主教里有一位叫田耕新的山东人，他后来成为了台湾辅仁大学的校长、中国的第一位枢机主教。而1959年10月17日,就在他的好朋友龙嘉礼枢机当选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前夕刚恒毅去世了。在电影里龙嘉礼枢机跪在弥留的刚恒毅的病榻前安慰自己这个才耀升为枢机主教没有多长时间的朋友，使他有勇气坦然的面对人生的必然归宿–死亡。为了满足我对刚恒毅这个人物的好奇心，此次特地编辑了关于刚恒毅和中国天主教的一些资料。 

刚恒毅(1876—1958年，字高伟，意大利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第一任罗马天主教宗座驻华代表。 
1892年开始进入修道院学习，1899年成为神父。求学期间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一定成绩。1918年开始担任副主教，1921年成为主教。当时，由于中国正在兴起反对基督教的社会运动。罗马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1922年派遣刚恒毅为教皇宗座驻华代表来到中国，协助全国各主教开展教务。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大主教区。1929年他在中国创立主徒会，成为一个完全中国人的修会。1932年回国，1952年升任为教廷的枢机主教。 

一、引言
基督信仰自有唐一代数次“东传”以来，在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互通”方面，比较显著的当数明清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清民时期在天主教、新教两方面与中国文化之间所开展的对话。
民国时间的天主教一方，无论从宣教还是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方面，从参予的人数及著述方面来看，我们都可感受到其深度与广度。根据德礼贤的研究表明：至1930年左右，天主教办有大学三所；出版事业方面，“设立有二十六处出版所，发行一百十五种的定期刊物，就其内容而论，宗教刊物有六十六种，社会刊物的四十九种，科学刊物有十三种。” 印刷所有“北平、天津、上海土山湾、献县、重庆、兖州、香港七处，这几处的印书馆办得很久，先后出版的书报刊物，不下数十万种。” 并且有一批知名的公教学者在不断地著书立说，推动中国天主教在宣教与传递上的“本土化”，他们是“（耶稣会）会外神职班的黄伯禄和耶稣会的晁德莅、夏鸣雷、顾赛芬、管宜穆、夏之时、禄是遒、戴遂良等都是教中著名的华文学家。还有其他非耶稣会士的华文学家如樊国梁、陶福音、贝廉、欧馨石、梁司铎、雷慕贤、闵司铎、闵神父、任司铎、鲍司铎、苗司铎、于纯璧等多得难以计数。”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时代的必然演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位先知性的人物在时代进程当中积极地推动，他就是刚恒毅主教。本文拟从中国天主教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来审视二、三十年中刚恒毅所推动地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二、二十世纪初中国天主教的情况 

（一） 法国对华的保教权
“保教权”指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与萄葡牙二国对殖民地传教区的保护政策，到后来却发展成为对传教区的支配权。中国传教区先是在萄葡牙的保教权下，18世纪，随着葡牙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渐转至法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法国将传教自由、设立教堂自由写入“条约”之中，意即对华天主教享有“保教权”，如果说，早期葡萄牙对华天主教的“保教权”含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清末法国对华的“保教权”则含有相当的侵略主义色彩。“保教权”也成了教会之间表达共融的一个鸿沟。
林则徐的虎口禁烟引发了中英战争，在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淫威之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为通商口岸。
定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使各国列强看出清政府在城下之盟后面所隐隐浮出的腐朽无能，纷纷要求利益均沾，其中法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于1844年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在条约中均列入清政府准许天主教自由传播，在五口岸地方法兰西人犯有大小等罪均照法兰西例处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而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更签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其家”。两年后“联军又来进犯，连陷津沽，直达北京火烧圆明园，迫签《北京条约》，此条约对传教也有规定，所没收之教堂政府一律发还；准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清末时间的政府，彻底的解除了雍、乾及嘉庆百年来的禁教谕令，从此门户洞开。由于传教士领有法国领事裁判特权的保护，于是在全国各地广置教产，自由传教，“从此以后，传教士不必再躲躲藏藏了，且享有官厅的保护，甚至有些传教士一当教友被控告于官厅时，他们竟出而袒护，但条约不能左右中国人民敌视外人的感情，也不能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因此，教士和教徒们牺牲的事件时有所闻”。 由于解除百年大禁之后，教会一下子自由了，且由于许多传教士借列强保护下的民族优越感，严重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条约“将教会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因此种下了仇教的种子，由此生出了无数的教案与教难”。 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教案事件，仅1856年至1899年间就发生了三百余起。影响比较大的教案有：广西西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等，其愈演愈烈，最后竟导致“扶洋灭清”的义和团运动。一方面，教难频仍此起彼伏，“烧教堂，杀洋人”的浪潮席卷全国。另一方面法帝国主义借保教权为由横加干涉，借机扩展其势力范围，而许多传教士则藉其荫庇横行霸道。以致有人感慨的说：“中国天主教在此后五六年中大概要靠着上述各种条约的条款……生存着”。 当时的情形确是照这种趋势在发展。而这时，信教人数大增。是许多中国人到教堂里来躲避时乱，更可借此显赫的外衣来耀武扬威，或是吃官司之后，来寻求庇护的。数目是增长了，却造成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形。在史式徽所著的《江南传教史》中祥实的描述了这种情形。
这时的教会能够自由传教，购买田地，靠山无非是帝国主义的势力撤消教禁并承其荫庇。而修建教堂，派遣传教士等教会事务，则须由法国驻京领事馆来处理或代管，而中国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联系。即使有，也得通过法国领事馆来做中转。 

（二） “非基”运动与政界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
“非基运动”是发生于新教与文化界的一场思想意识的冲突，但对同样是洋教的“天主教”也一同在时代背景中饱受冲撞。
民国十一年（1922）中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出席代表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外籍学生的观察员一百四十六人，中国各省有代表四百多人。该次大会聘请霍德进讲演《基督教与国际》、法国蒙博士讲《基督教与平民运动》、德国某哲学家讲演《基督教与哲学》、巴黎大学一博士演讲《基督教与文化》、丹麦学生代表演讲《基督教与实业》等。
北京大学的一群“反宗教”的学生，得悉四月间在北平召开“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学”的讯息后，即率先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各地学生团体闻讯，有北京高师、保定直隶高师、长沙淋乡中学、太原、广东、南京等各地响应反宗教、反基督教同盟等团体。他们提出：“我们自誓为人类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应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在清末的民间“反洋教运动”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来看，“一般说来，20世纪中国人仍然一如往昔敌视基督教，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反教的。” 早在1917年北大校长就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观点。陈独秀则提出了“分离说”，主张基督信仰应该与体制化的基督教分开来。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基督教的态度粗略划分，可以分为“非基”与肯定基督信仰两大系统。对基督信仰执肯定态度的作家有：许地山、冰心、萧乾、老舍、鲁迅、郭沫若、巴金、林语堂等。
但在政界对宗教的认识却与学界相反，辛亥革命之后，首次以政体的角度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对基督教采取了与佛教相同的容纳态度。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的态度则更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他在1923年召开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广州会议上以《国民要以人格救国》为题作演讲，主张以“改良人格”的救国，实则以基督信仰来改育人格以图兴国、救国。“孙中山的个人态度，对于整个社会有较大影响，即在容纳、肯定的基础上，引导基督徒一同投入救国洪流。所以这段时间，被宗教界人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三） 《夫至大》通谕
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并尽力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
该通谕先知性的提出：“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任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因本地司铎与本在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在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 其次在通谕中本笃十五世告诫各传教区的传教士要旨趣清明，不要以“世间母国”加诸天国之上，“假如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威权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功用极猛之疫症，使传福音之喉舌，于爱灵之筋力全弛，而于民间亦亏损其信用之权也。” 传教士应当坊表清廉，不自私自利；并且应当精熟传教处国的国语语文。
   为传教区的自立来说，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对于刚恒毅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该文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与教律上的有力支撑点。 

三、刚恒毅生平简介 

刚恒毅（Celso）于187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Castions，双亲皆是很虔诚的公教信徒，父亲Costante Costantini是一位建设师，有颇高的艺术修养与鉴赏力。母亲Maddalena Altan热心而有圣德，一生育有五子三女，在怀孕刚恒毅时读了圣妇Chantal的传记，因此，后来就以圣妇的儿子Celso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Celso幼承家学，14岁时即矢志献身于主，15岁时入包土革老教区修院。1897年，21岁时只身独闯罗马求学，获圣额我略大学的神学、哲学博士学位。1899年12月，晋铎后任教区医院驻院司铎，次年又转任罗来代理本堂神父，随后升任本堂神父，自1901年起任一个古老堂区公高底亚的本堂神父达14年之久。
他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雕刻艺术及在罗马古城浓厚的艺术熏陶下的艺术修养，从事雕刻工作，得到专家的好评，且还多次获奖，他的“圣碧岳十一世童年”、“小难民”、“耶稣圣容”、“主之婢女”、“默想”、“悔罪”等雕塑都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传世之作。在此基础上，他于1912年10月12日发起并成立了“公教艺术联谊会”，并于次年创办了《公教艺术杂志》，这本刊物在后来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都顺利发行，他的艺术才华不只于此，他写的一本书《神职人员对艺术的认识》深受教宗碧岳十世的好评，赐予亲笔签名照：“给极可爱的神子Celso神父，希望你的大作受到欢迎与阅读，赐你宗座遐福。” 后来这本书更名为《艺术研究》出了许多版，及至成了许多修道院及中学采用为教科书。另一本艺术专著《十字架的艺术价值》也很受称道。这些艺术方面的成就与极高修养成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思路的思想资源。
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英法联军正式向奥德宣战而卷入战争，他从事战乱中的艺术品收藏工作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十字勋章奖。期间收养孤儿和修复战乱后的教堂传为佳话。
1920年4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擢升他为Fiume教区宗座代理主教。翌年，升任该教区主教。
1922年6月，教宗比约十一世派刚恒毅任宗座驻华代表，在保教权极严重的情况下于1924年召集中国教会的教长们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1926年率6位中国神父到罗马接受主教的祝圣礼。驻任期间，在中国教会中的创举有：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中式圣堂、中式圣艺及神学、礼仪的本土化等。
1933年，因身体不适，回国养病。病愈后，于1935年13月升任信理部秘书长。期间积极推动传教区的国籍化、枢机主教的国籍化等，其直接成果是：1946年出现了三位来自传教区的枢机主教，他们是澳州的Girogt、非洲的Marques的亚洲中国的田耕莘三位枢机主教。开枢机主教国籍化的先河。在对法国保教权、非洲教会的本土化等教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都是他任信理部秘书长时所成就的千秋功业。其他如神学、礼仪本土化，教宗不一定非得由意籍枢机选任等梵二会议之后的卓越成就，Celso秘书长早已有所触及。1953年11月，被擢升为枢机主教。1959年10月17日，就在他的好朋友龙嘉礼枢机当选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前夕刚恒毅枢机安息于主。
四、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基于“保教权”对中国教会和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阻隔，清末，清政府与教廷双方曾多次提出互通使节，但都被帝国列强从中设阻，未竟。尤其法国因其拥有对华的“保教权”，更是从中多方阻梗。民国时间，国民政府也多次与教廷商讨该项事务。在《夫至大》通谕前夕，教廷巡阅使光主教到中国视察全国教务。回去后，教廷决定不顾列强或法帝国的“保教权”，1922年，教宗比护十一毅然秘密派遣Celso出使中国，任宗座驻华代表。 
Celso取汉名“刚恒毅”，1922年底赴华，于1922年11月8日到香港时，才向外界公开身份。后转经广州、上海，于年底到达北京。
从1922年至1933年任宗座驻华代表期间，刚恒毅主教以其艺术家和“宗座代表”的身份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全国代表会议
刚恒毅本着《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和行前传信部长王若松（Van rossum）枢机要他到中国组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谕令。到北京不久：即沿平汉线视察教务、筹备会议。他把教廷驻华公使馆临时设在汉口，收集了当时全国七个教务行政区及各地主要修会的基本情况。并请了五位中国籍委员、十一位外籍委员代表各地区及各主要修会组成了筹备起草委员会，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于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在上海徐家汇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到会的有42位主教，5位监牧（其中两位是中国籍）、隐修院院长及13位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华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多名。为了表示大会的大会性，在会场中大家都说统一的拉丁话。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提出了共同的传教宝典：“中国人归中国人”，“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濯于大众之前”。“本地神职人员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且有更远大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即由本国神父担任主教”。 
当时全国只有七个教务行政区，会议决定将之重新划分为17个大教区：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黔桂滇教区。
大会还有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全国会议通过献中国于圣母，奉献礼由我本人在上海徐家汇大堂隆重举行的，大家也希望在佘山圣母朝圣地重行献礼”。 中国教友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由来已久，这次则明显的把这虔诚敬礼通过这位教廷代办的祭礼呈献给天上母皇。
这次上海会议明令传教士任务是向教外人传布福音，并准备建立由本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教会。另外，对中国教会极具建设意义的事还有大会渴望中国教会也能翻译圣经，统一要理以及设立文教机构。这些都在后来逐步实现了。
对于此次公会议的成就，有一位公教作家是这样记述的：会后八年间“单就涌现在眼前的大事迹来指说一点，我们见到本籍主教像雨后春笋般出来，在国内的本籍神职班的培植，自不消说，说是在国外的传部信大学的华生已由四位添至四十多位了，司铎留学也已添至五六位了；专为本籍修士新创立的修会里，也已桃李盈门；各种重要联合会也都相继成立，就是极不容易的公教大学也成立了好几年了，并且有凌驾全国之势，这都是在大会的议案里间接、直接有的，并且都是刚公亲自参加干预的工作。所以他说‘此次公会议之完美，我实赏叹不已，为我终身之好纪念。’” 

（二）本籍教区及国籍主教
“我向罗马建议成立一两个本籍教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样在全国大会上便会有几位中国教长正式代表出席。” 在上海“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的文献第一百三十二条中这样说：“中国会议极端要求越快越好的实现中国司铎升举主教的一日。” 
在汉口作筹备工作时，他利用工作之便，协调汉口教区把以蒲圻为中心的四个县辟为中国教区。“一九二三年末，第一个本籍蒲圻教区终于诞生了，最初的中国神父看到教友少、事业不发达，再加上外籍传教士的煽动，很不满意，不久也就自愿放弃汉口，欣然加入新教区，后来在成和德主教领导下，颇有发展。” 随后，又在保定教区富成功主教的积极配合下成立了蠡县教区（即日后的安国教区）。
1924年他到福建去视察教务，发现教会历史悠久，但却仍由外籍修会把持，他感慨的说：“福建的传教区三百年来仍由外国人主持，变成修会的受封地，代代相传，无意建立本籍教会，假如宗徒到罗马，三百年之久，都由犹太人当主教，罗马是否能归化？” 所以，在继两个国籍教区划出后，他先后从北京教区划出了宣化教区（1923年），从南阳教区划出了开封教区（1924年），从太原教区划出了汾阳教区（1926年），海门教区则由南京教区划出（1926年），台州教区出自宁波教区（1926年）。
本籍教区的设立得到了教廷的赞赏。教宗比护十一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要求亲自祝圣6位中国主教。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这是在继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任主教（1685年，广州）后中国教会的又一盛事。
六位主教分别是：
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圣名雅各伯，北京长辛店人生于1878年，早年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年升神父，长期在遣使会北京教区服务，并担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任宗座代表秘书。
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1875年生于山西潞城，早年慕方济各之苦行，入方济各修道，1903年升神父，在太原忻县传教，1911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是太原国籍神职界领袖。
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1881年生于浙江定海，祖先十二代均为天主教徒，幼时入定海小修院，曾在修院中指导外国修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09年升神父，一边传教，一边在宁波大修院中讲授哲学。
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圣名西满，1868年生于上海董家渡，早年入董家渡小修院和徐家汇大修院，后入耶稣会初学院。1898年升神父，并在上海浦东江阴后澄及常熟鹿苑传教达二十年之久，1924年任江苏南通总铎区总本堂，次年兼任海门总本堂。
由蠡县监牧长为主教的孙德桢，圣名默尔爵，生于1869年，1897年升神父，他的拉丁文在当时国籍神父中是首屈一指的。1901年以后，他在北京北堂注修院中讲授拉丁文达十二年之久，后又在天津、仓县、京东等地传教，因学识丰富而被选为主教。
由蒲圻监牧区升为主教的成和德，圣名奥多利各。湖北襄阳人，幼时入方济各会，尤长于圣乐。 
教宗于1926年10月末主日耶稣君王节，亲自在罗马祝圣了六位中国主教，历史两小时的典礼是空前的，无疑，借着六个本籍教区的成立和本籍主教的祝圣，这生动的说明了刚恒毅主教在中国耕耘的成就和对使徒使命的忠贞，他对中国教会的眷爱，撑起了中国教会的脊梁和自信，冲破了保教权对传教区事业的阻碍。刚恒毅总结说：“传教工作像是植树，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再增长了，只有加以修剪和移植他处，否则永远是一棵树，不会成为树林。传教士建立了教会——把树种妥后，就应该让本地园丁去照顾它，才会欣欣向荣”。 

（三）关于保教权
刚恒毅到中国后，没有先去拜见享有领事馆裁判权的法国领事馆，而是积极筹备“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后来他见到法国领事馆时明确的表明他的态度：“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 “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得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工作中，也曾遭到过不同的来自中国人或外教敌对分子的威胁，但他从没有躲进使馆区，以求庇护，而是认真面对一切。为了避免宗座代表与列强之间的瓜葛和人们的误解，他把宗座代表公署设在什刹海附近的逊位荣王乃兹府。
他拜访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时表示，教宗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尊重。申明教会与列强不同的立场，教会旨在使人们认清人生真谛及信仰，别无他图。
在他任内，也有各地发生传教士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和平、合理的来解决，而不应动辄赔款，深得人们的拥戴。
在视察教务时，刚恒毅经常看到教友们用法国国旗来欢迎他，他感到很难过，促进他明确立志“用十字架代替外国旗，用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赶快成立本籍圣统。”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他在五卅惨案后，向外界申明：“希望中国尽快恢复秩序，并在公义和基督之爱的原则下，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谅解。”“教会绝不剥夺教友的公民权及合法的爱国行动，公教在中国复兴上会带给强而有力的贡献，而给你们祖国带来自主、秩序、自由、和平和统一。” 他这革命性的议论，使很多中国人对他，对教会刮目相看，赢得了良好的声益。
但却遭来了教内许多安享“保教权”和民族自大感的外籍传教士的反对、怨恨甚至攻击，由于本籍教区和本籍主教的出现使很多教长、修会人士失去大批权力，使很多人到教廷去告他。幸赖教宗的英明，反而多方支持他的工作。他在继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后，仍积极在各地寻找合适的人选，为成立中国教会走出自主的道路而准备。
他在中国辛勤的耕耘，回到罗马后仍积极的为中国及所有传教区的国籍化努力工作。 

（四） 本土化问题
1．圣艺与教堂设计的本土化
刚恒毅在中国经常看外教人对神祗的敬礼，深有感触的说：“我注意到外教人的供桌具有和我们祭礼相同的特征：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只要把神像更换一下，其它部分仍可保留。宗徒们接受了罗马富有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何在中国不能如法炮制？” 怎么样才能把教会的救恩事件推广到更广阔的空间是刚恒毅本人在中国服务十数年一直萦绕脑际的问题。他深深的为利玛窦的适应本土的传教方法所折服，也为礼仪之争对中国教会造成的危害而惋惜。他实际地作了考察研究，把中国教会划分为三个时期，对比第二个时期和他所身处的第三个时期，他对第三个时期中西方传教士们自我中心主义的作法深感不满，希望大家效法第二个时期耶稣会士的积极作法，尊重文化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才能彼此促进，互取彼长。
当时，社会各界对天主教的反应各不一致，胡适曾公开的说：不久的将来，天主教就要消失了，正如历史中的景教一样。刚恒毅却洞烛先机的站在近两千年的教会传教史前沿说：“为今之计，首应把福传工作与列强的政治行动绝对公开，孔老哲学中敬天思想与公教教义不谋而合，公教教义可使中国优良的思想、习俗予以超性化。” 他清楚的知道，要面向一个拥有数千年优良伦理传统的文明古国传教，不根植于文化深层，那是行不通的。
在圣像绘制方面，他运用他那艺术的慧眼瞻视文化路线上的传教前景，他认为“绘画笔法和精致则可以中国绘画的精彩去表现，因这此类表现又不反圣教遗传，又不变其实质，仅在形式上流露出中国美术的特色，为启发中国教友的热心，适应中国教友的心理，自然极其合理，这也是中国美术特有的精巧，能中国化其形式而留其实质。” 
在北平，刚恒毅经常去看画展。并认为东方绘画没有色情内容，是东方绘画艺术之光，是一首眼睛可见的诗词。某次，参观一个小型画展，结识了画主陈缘督，并请他到教廷公使馆（乃兹府，1924年由汉口迁设北平），把道明会画家昂哲利高的作品和中文福音给他看，和他谈圣母的故事。然后，就请他画一幅中国式的圣母像，果然陈缘督不孚众望，不久即完成了创作，深得刚公赞赏。这幅画表现的是：在山水掩映、花木扶疏的祥和气氛中，慈祥的圣母跪在地上朝拜安祥的躺在马槽中的小圣婴。山光水色的宁静渲染了身着中国服装的圣母对降生奥迹的深信不疑。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服饰与人物，使凡看见的人无不咋咋称奇。这幅画后来在许多公教刊物上出现，广扬四海，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公教画家们创作的灵感激活了。后来出现了许多圣经题材的中国式绘画艺术。这幅画成了圣艺绘画的肇端。并深深的影响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
在圣堂设计建筑方面，他敏锐的看到：在中国传教最大的困难，是许多中国人误以为天主教为舶来品。“因不合自己的兴趣，拿异于自己文化形态的形式来建筑教堂，也许连好传教士，就心理方面，也会本能地发生反感，甚至这样做为他简直有敬拜邪神之感。可是他们会否想过，以外来的建筑式样，反乎中国人传统的志趣，而勉强他们接受，难道他们就不会起同样的反感吗？” 他认为不要使中国人在教堂里感到是在洋房里，就当使他们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提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拚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因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出天主教的思想，也就是说按举行礼节性的需要，本着美术的原则，用来建筑圣堂。” 他看到北平的天坛、庙宇、庙庭、厅所、庭院、祠堂、纪念塔、墓陵、石碑、供桌以及桌后面富丽堂皇之帷屏、祭器、用具等等，为一切建筑与装潢“都可给我们提供灵感，借以建筑纯中国式并纯天主教化之圣堂。” 
于是，他请来了本笃会艺术家A·Gresnigt神父在中国专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A·Gresnigt神父对中国建筑研究经年深得其精髓。先后绘出并建成了北平辅仁大学、香港华南总修院、开封总修院、安国及宣化主徒会总会院等。在全国各地哥德式、拜占廷式教堂林立的状况中，这中国式教堂建筑独具一格。随后，犹如绘画圣艺一样风靡神州远及西南边陲，如贵阳耶稣圣心堂、云南大理圣母、云南茨中教堂。在教内、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树立了教会新的形象与风格，也促进中西文化多元的交流。
2．中国神职人员的国学修养与修院培育
1926年6月，他到香港祝圣恩理觉主教，在归途中，许多人对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局忧心忡忡，但刚恒毅却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天主教会用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挽救了危机，产生了新而生动的文化。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伦理文化只要注入基督教会的生命种子，填补心灵的空虚，必会使中国民扬光大。” 为了明确传教方针和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他在1930年8月1日曾经以他宗座特使的身份向全国各教区发了一封公函，主张面向中国应采用学术去宣扬福音：“每一传教士都应学习好国语，会说会写，并用语体文出版福传书籍。如有一两位喜欢古典文学的神父，让他们去潜心研究，这对教会传统也相吻合。”他深刻的指出：“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中国神职界，在文学、社会和科学知识方面应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才会被人尊重。这不亚于名利方面的吸引力。” 
在公函中，刚恒毅鼓励各教区主教将在文化方面有优长的神父们送到公教大学中去深造，“余并恭劝众位，快些选择本区德才出众，前途远大的司铎，使他们来北平辅仁大学或上海震大读书，在相当考虑下，也可在其他大学内考求学位……来年在北平公教大学，还要给神职班预备相当的社会宿舍。” 
为了培育优秀的本土神职人员，他鼓励各教区成立修院，使教会中国化。他殷切期望中国教会能“自立、自传、自养，在本乡本地根深蒂固，繁荣起来。” 
在修院培育方面，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根据三十年代初的“教务统计，一百一十二个传教区的中国现有大修生一千，小修生四千，修院一百拾二所，内中包含有大小的总修院，现在总修院已有十二处：河北北平，山西大同，山东济南、兖州，上海徐家汇，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四川成都，浙江宁波（鄞县），河南开封，河北宣化，香港；在组建中的尚有五六处，中央修院大学也在筹办中，今日中国的修院，正是近于春光含笑的时季，日见加多，真是‘可和欧陆大修院并驾齐驱了。……在全传教区的三百七十七修院中我国竟占有一百数，全传教区修生一万六千，我中华竟占三分之一。懿与盛哉。’” 
3．学术建设与文化事业
在他的发动下，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京辅仁大学等公教学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公教信仰的传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我们在“引言”中提及的几十位公教作家之外尚有，在绘画艺术方面有陈缘督、王萧达、陆鸿年、华洛加、李鸣远、徐志华等；在文学上鼓励和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如马相伯、项剑之、于斌、丁宗杰等；在史学方面则陈垣、徐宗泽、方豪等，他们有的在学校里从事纯学术的写作与研究，有的则在牧灵第一线，把他们牧者的省思反馈给至公的教会，彼此促进。虽然在本世纪上叶战乱频仍，但天主教的公教作家们在积极的创造和平，也在勇敢的宣扬关于和平的真理。
为了配合学校的进展，上海土山湾和北平慈母堂也积极的配合出版、印刷。后来，又在献县、北平、香港、衮州、青岛、烟台、汉口、重庆等地相继成立了公教印刷机构，印行公教学者们的著作。此外，一些影响极大的刊物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圣教杂志》、《圣心报》、《益世报》等。这样一来，中国教会中扬起了一股学术思潮，许多有才有艺的神父、教友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公教信仰，更深入的去探讨传教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伦理传统，宗教传统及其与基督信仰的融合冲撞，形成了一场颇为壮观的文化盛局。也影响了许多文化人、社会贤达到公教信仰中来寻找人生的真谛。
4．国籍修会
刚恒毅形象的把孔子与中国贤哲比作真理的跳板，通过它可以把中国人导向基督，他看到中国人都把天主教视为洋教，亟须博学的中国神父来传播福音，因为“他们知道运用更恰当而卓越的方法把信仰介绍给自己的同胞，正如早期教会利用希腊人的哲学思想，把信仰介绍给西方学者一样，同样，孔子与中国贤哲也能成为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 
所以，他充分的酝酿之后，于1927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本籍男修会——主徒会。取意于复活的耶稣与厄玛乌的两位使徒相遇，鼓励他们之后，派遣他们传递耶稣复活的讯息，为福音铺路。主徒会以“会友本身的道德修养”和“在中国传扬圣教”为宗旨；以“热爱圣体”和“亲仰教宗”为标识；要求会士们以“修德”和“求学”为方法；特别注意“爱国”、“亲善他会”、“扶助传教区”、“办理学校”等要务。
创会四年即有“小修生七十余名，大修生十余名，弟兄六名，新升司铎四名，司铎入会者一名。” 学生大都到北平辅仁大学或罗马求学。刚恒毅希望借助总部设于宣化的主徒会士们“在这个善良而生来就是基督徒的中国民族间，成为福传的有效工具”。“他们都应是饱学之士，出版护教书籍、管理学校，并配合时代需要，为炎黄子孙传播福音”。“使中国圣教广扬，使公教文化中国化，使天国临格于中国。” 
4．礼仪本土化
在敬天之礼中，他持随方入俗的宗徒路线，主张用中国语言和中国儒、道、释的崇拜仪式来让中国人表达其虔敬心声，让国籍化、地方化的礼仪作为载体，来促进中国人的皈依。
对清初利类思神父翻译成的中文礼仪不能实践于中国，他深感痛惜，这种思想一直保持在他心中，直到后来他任传信部秘书长时，才促成1939年12月7日由教宗比约十二解冻了礼仪之争后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这条思想路线一直发展到“梵二”会议对各地教会礼仪本土化的实施方案。
五、总结
在近代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无疑是一个异数。他开创了20世纪天主教新的方向。
作为宗座驻华代表。他于1922年来华揭开了中国教会新的一页，结束了法国在华拥有的保教权。由他召集召开的1924年上海公会议给教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教会展示了新的转机。1926年，中国六位神父成为教区主教更是一项先知性、革命性的举措，无论对中国教会还是普世教会都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以及后来于1939年由教廷发布的《全国举措》谕令对“礼仪之争”的解冻和1946年中国教会的正规化都与他密切相关。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和“对传教热火的使徒风格”是一脉相传的。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具有先知性与开拓性的贤哲。
在中国教会当时身处的时代背景中，正是刚恒毅那先知性的慧识，在他任期十一年内，积极地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使中国天主教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仍能稳步发展。也为我们今天来考虑天主教文化、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一个颇具历史价值时代文本。 

主要参考资料：
1．《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刘嘉祥译，台湾：主徒会印行，1992
2．《中国天主教美术》刚恒毅枢机主教等著、孙茂学译，台中：光启出版社，1968
3．《刚恒毅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文集》罗马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辑、印行，1932
4．《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德礼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
5．《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罗光著，台湾：学生书局，1998
6．《中国基督史纲》杨森富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7．《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王列耀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
8．《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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