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两百七十六年历史里最让你难忘的事件或者细节是什么？

明朝汤显祖

写完牡丹亭之后成为万千少女的爱慕对象

据说有一位貌美无双的女子 除了汤显祖谁都不嫁 别人怎么劝都不听

为了他追到了西湖边 说只要留她在身边 扫地做饭干什么脏活都行

汤显祖说自己太老 还是算了吧

女子死活不信 赖着不走

有一天 汤显祖在西湖边请客吃饭

女子激动得赶紧去围观了一下

结果看见汤显祖原来真的是一个驼背的老头 扶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

女子长叹一口气

"我原本说看才华不看脸 长啥样我都要托付终身

没想到老丑成这样 我的命也忒差了"

然后就扑通一声跳下西湖了

求汤显祖的心理阴影面积

说好不看脸呢！！

明末最后的衰歌——传教士卜弥格的奔走救世之旅和郑氏的力挽狂澜

17世纪40年代，澳门葡萄牙人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葡萄牙王国为哈布斯堡家族所联统，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又与澳门方面关系恶劣，在印度洋西岸的据点已被阿曼人摧毁，日本方面也驱逐了葡萄牙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了马六甲。1640年，因战事吃紧，明朝廷下令暂停广州海关，身处澳门的葡萄牙人只能依靠中国商人向澳门输送货物来生存。

因此，葡萄牙人格外关心大陆的局势，清军入关造成的战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乃至生计。于是，葡萄牙人站在南明一方，还派出了传教士瞿纱微和一支数百人的佣兵队伍协同明军作战。由于贸易萎缩，澳门的葡萄牙人实力很有限，只能提供程度有限的帮助。1647年，广东全面沦陷，此时葡萄牙人态度尚不明朗，清朝在香山县设置了前山寨，派遣参将马雄飞率领绿营兵五百驻守，防范葡萄牙人。

由于之前南明永历、绍武二政权大打内战，丢失广东全省的表现实在令人不齿。葡萄牙人已经无法与南明政权取得联系，又眼见清军势力比明军强大得多，认为明朝已经没有恢复的希望了。于是他们贿赂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希望能够恢复像过去明朝时代一样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

佟养甲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要求，并上书清廷，称与葡萄牙的贸易是一大财源，而且完全可以防止葡萄牙人成为边患，但是清廷严正驳回了，要求一切依按现处形势照旧。

葡萄牙人对于清朝的回应大为不满，时正值广东提督李成栋举义反清归明，葡萄牙人依旧也支持明廷，在清军进攻广东时派出地方士兵和两门大炮协防。这一次的援助力度比上一次小得多，因为明廷开不出工资来，澳门方面于是尝试招募本地的市民去参战，此时明朝资金匮乏，澳门当局亦然，招募到的兵自然也是没有多少的。

李成栋战死后，其部将杜永和出任两广总督，广州被清军围攻，清军许诺免除澳门三年地租，顺治皇帝及当时主政广东的尚可喜也采取保护传教士的态度，希望葡萄牙人倒戈。眼见清军势大，葡萄牙人不敢再继续支援广州，但依然与明军保持友好，让杜永和、张月等广州守军安然通过珠江口逃亡海南，很多明朝难民也都以相同路线或到澳门躲避。

清军攻下广州之后，进行了大屠杀，死者数十万，目睹了清军暴行的传教士们极为惊恐。清军中有不少人认为澳门积累了不少财富，应当血洗澳门，再发一笔横财。但是尚可喜严正制止，不赞成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他并且放出了被清军抓起来严刑拷打勒索财物的老传教士曾德昭，给了他一笔钱，又给了他一座房子作为教堂，要他与澳门方面联系，只要澳门当局不再支援南明，清军就不攻打澳门，并照样允许商人以澳门作为贸易根据地。与此同时， 尚可喜也增加了在香山县的前山寨的驻军。

葡萄牙人更为惊恐，与尚可喜的大军相比，澳门的防御力量实在不值一提，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清朝的要求。清朝依约免除葡萄牙人三年地租，但是始终不允许他们进入广州贸易，同时要求葡萄牙人出兵攻打珠江口的疍家红旗海盗，葡萄牙人不敢不从，而且向北京进贡大象等物，以取悦清廷。

此时，依旧支持南明永历皇帝的耶稣会教士瞿纱微（Andreas Wolfgang Koffler）、卜弥格（Michał Piotr Boym）等人已经成功说服了永历皇帝后宫中的大部分女眷及其太子受洗，永历皇帝也接受了天主教，虽然并未正式成为一名教徒。卜弥格来到澳门，希望此行去欧洲搬请十字军来拯救明朝。葡萄牙当局此时唯恐激怒清廷，而扣押了卜弥格一行。最终，在一批支持明朝的主教的推动下，卜弥格还是得以出发了。

在抵达果阿(Goa，是印度的一个邦，此时在葡占时期)之后，果阿当局和教会机构已经得知清廷允许耶稣会在其国内传播天主教，因此和清朝保持友好是葡萄牙的主要方针，于是他们又把卜弥格扣押了。卜弥格当时没指望葡萄牙和西班牙能发兵，试图联络的是罗马教皇和威尼斯执政官，当地总督认为他会威胁葡萄牙的国家利益，于是报告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方面，希望能驱逐卜弥格。幸好载着报告信的船在中途沉没，卜弥格才暂时无恙。

卜弥格得知波斯萨菲王朝对基督徒比较友好，于是他决定冒险越狱，从陆路返回欧洲。

逃出监狱后，他化装成亚美尼亚商人，逃亡波斯。历经千难万险，他终于来到了伊斯法罕（Isfahan），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些波兰同乡。经过漫长的旅程，卜弥格来到了爱琴海边的伊兹密尔（Izmir，亚细亚地区，今属土耳其），与当地耶稣会取得了联系，向威尼斯求援。

卜弥格不料威尼斯人不欢迎耶稣会人士，被拒之门外。卜弥格换上明朝官服，以中国使者的身份求见，才得以入城。威尼斯人很欢迎他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医学家进行研究和撰写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发兵救援明朝没有兴趣。

无果后，卜弥格只得离开威尼斯，来到罗马，然而此时教皇英诺森十世和耶稣会的总会长也不认可他的行为，斥责他惹是生非。卜弥格并不甘心于此，直到在罗马进行了达两年时间的社会活动和与相关人士游说交际后依然无果后，直到亚历山大七世就任教皇，卜弥格一行的事迹才被重视起来。但是这时，在北京的传教士汤若望派出卫匡国等人返回欧洲，宣扬应该支持清朝，称南明政权已被鞑靼战败。卫匡国出发时西军还没出滇，在不知道西军存在的情况下，这么说倒也可以理解。为了防止卜弥格回家乡波兰求援，卫匡国重点游说波兰国王，极力阻止卜弥格。多明我会的教士干脆直接攻击卜弥格，说他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皇帝的使者，只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卜弥格的使命之旅彻底失败，亚历山大七世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但只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既然清朝允许天主教传播，教会也不能再去帮助行将灭亡的明朝，何况时值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不久，欧洲和宗教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怎么可能再派出大军援助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

尽管此时欧洲到处传说位于远东地区的明朝已经被鞑靼人彻底征服了，但卜弥格还是决定返回中国，不论永历皇帝是死是活，他都要兑现诺言回去复命。他甚至没有顾得上赶回家乡（在波兰利沃夫）看一眼，就踏上了返回远东的征途。1658年，卜弥格来到了暹罗，暹罗人告诉他，云南还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卜弥格大喜，试图取道越南继续试图返回中国。当时越南南北分裂，地方势力阮主尚和明朝友好，另一方郑主则倒向了清朝，封锁了通往云南的边境。虽然当时广东沿海还有陈奇策、邓耀、杨彦迪、陈上川等明军将领在坚持抵抗清廷，但是澳门当局不许卜弥格入境，耶稣会也不再向他提供支援，卜弥格没有船只，无法出海。

最终，卜弥格乘着海盗船来到越南，决定以抱病之躯，徒步涉越中越边界，前往云南寻找永历帝。1659年，卜弥格病故于中越边界，最终没能回到中国，见到永历帝和明廷人士。

“他是一个对于失败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理想主义者，因多年的艰苦漂泊而筋疲力尽，他最终被埋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中华志的序言）

然而，葡萄牙人的恭顺并没能换回清朝的友好。

1653年，清朝广东当局突然派人来到澳门，要求补收之前三年免收的地租，澳门市议会在广州的代表也被扣押为人质。澳葡当局为了避免激怒清朝，决定无条件同意他们的要求，依靠对澳门居民加征房租满足了清朝的要求。

经过了十四年的战争，广东的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的人口被屠戮或饿死，澳门的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巨大打击。1661年，两广的抗清义军主力都被清军镇压，澳门的葡萄牙人本以为很快就要恢复和平了，他们还可以照旧做生意。

直到他们获悉，清廷决绝的下达了对中国的迁界禁海政策，在从山东到广东的整个中国东部南部沿海，所有能望到大海的地方都执行三光政策，百姓被驱逐或被饿死，房屋全部拆毁，一切船只和树木植被遭到砍伐焚烧。过去葡萄牙人在澳门能够生存，全靠和沿海商人的贸易，这种做法无异于要葡萄牙人不能自存。葡萄牙当局不得不以重金贿赂清廷官员，并请求尚可喜能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说法，尚可喜于是与两广总督等官员沆瀣一气，私下决定香山县县城不迁界，葡萄牙人要收买货物，可以与香山县令姚启圣联系。

由于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被迁界令影响导致贸易无所生存，葡萄牙人失去了货源，从此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尚可喜等人一手操纵，无论他开出多么离谱的价格，葡萄牙人都不得不接受。三藩之乱之后，广东地方官府依然执行旧令。直到1683年郑氏降清，禁海政策稍驰。

1640年时，葡萄牙人控制着马六甲、科伦坡、马斯喀特、蒙巴萨、桑给巴尔等地，那时崇祯帝尚未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澳门是一座繁荣的港城，人口多达四万。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历史性的重压，到了1700年时，澳门的人口已经下降到了不到五千人。陆希言的《澳门记》记载了当时澳门的凄惨景象：“至入其境，见城无百堵，众无一族，家无积粟，凄凉满襟。”

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意识到，卜弥格是对的，过去的明廷尽管腐朽无能，但绝不会这样背信弃义，新的清朝政权则毫无信义可言，是以野蛮自居于文明的破坏者。但即便这样又能如何呢？就算他们大力支持南明也已无力回天，并会带来战争和屠杀的厄运。

另一方，荷兰人在来到中国沿海之后，一直把打击葡萄牙人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欧洲战场上，他们分属于敌对两方，在亚洲，他们则都从事转口贸易，互为竞争者。但是，葡萄牙人与明朝官府有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荷兰无法与之相比的。

很快，西班牙人一方也来到了台湾，占据了基隆、淡水一带。直到1642年，荷兰将西班牙人赶走。荷兰人遇到一个严重问题——人力的不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台南的气候都不大适合欧洲人居住，荷兰人来到亚洲之后，饱受热带病的困扰。而他们需要作战的地方又有很多，东印度公司多次试图夺取澳门、马六甲、科伦坡，在东南亚面对当地苏丹国的威胁，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是他们的敌人，在台湾还要驻军镇压原住民。

在和人力资源无穷无尽的中国本土势力作战时，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荷兰人不得不试图利用中国海盗的人力，拉拢和扶持其中的派系。海盗郑芝龙的势力越做越大，东南沿海的海上谋生者大多都已被郑芝龙等招纳，他也由此掌握了与东印度公司的议价权。荷兰人此时不甘心其在海上经营的势力被海盗觊觎或过多影响，准备付诸以武力解决问题。荷军在装备和技术上有优势，但是郑芝龙方面在人数、船只和武器上更多，更熟悉本土，占尽地利。1633年（崇祯六年），东印度公司与地方海盗头目刘香的联合舰队在福建沿海大掠，封锁厦门湾，想逼郑芝龙就范。郑军和明朝水师的反应则是出动船只数以百计，兵力数万以迎击。

经过了一系列曲折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谈判和互有胜负的前哨战，料罗湾海战爆发，荷军大败，刘香等人的船全军覆没。两年后，郑芝龙消灭了刘香势力，1639年，荷军再次进犯，又遭失败，只能转而与郑芝龙合作，接受他的贸易条件。郑芝龙方面也同样有自己的难处，他虽在福建近海可以打败荷兰人，但是一旦远离海岸线，他的舰队就无法与荷兰人的大型战舰争锋。所以，双方最终还是采取了互相妥协的谈判条件。

这种建立在互相妥协之下的条件当然不会长久，一旦双方实力对比出现变化，势必会导致关系破裂。荷兰人始终对郑氏活动的贸易量和势力的影响耿耿于怀，而郑氏则不满荷兰人始终封锁马尼拉，致使中国商船无奈去往巴达维亚进行贸易的行为。并且在对日本的贸易上，双方也是竞争对手。

直到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降清被擒，荷兰人以为新的变化将会出现，然而其子郑成功崛起，中国沿海的各处岛屿大多依然被各路明军占据。荷兰人见局势尚不明朗，便没有贸然介入，但此时由于战争的影响，海上商旅大减。

另一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46年对西属菲律宾发动了进攻，耗资无数，结果仍以失败。福建沿海则依然归属郑氏。时临广东战局变幻不定，东印度公司方面有台湾海峡做屏障，采取了观望态度，不像葡萄牙人必须做出站队选择。

1652年，台湾地方发生了郭怀一起义一事，使得当地荷兰人意识到身处在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殖民地，不仅不能放心利用华人，反而还要时刻提防，这种统治无疑是不会牢固的。于是有人提出中国因连年战乱，贸易萎缩，占领台湾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不如就此放弃台湾。至于中国输出的丝绸、瓷器、银器、饮品等需求，可以暂且通过用孟加拉等地的产品替代。经过一番争论，荷兰人决定还是继续坚持当下原有形势的落实。

1653年，李定国在肇庆战败，荷兰人认为该做出选择了，因为福建沿海的贸易还是由郑成功主导，他们与葡萄牙人一样，重金贿赂尚可喜。此时尚可喜已经和葡萄牙人合作，并不愿意接纳远在台湾，不受自己控制的荷兰人。1654年，李定国在新会之战中失败，明军彻底丧失了反攻广东的能力，荷兰人坚定地认为，一定要通过与清朝的外交打开中国市场，既然尚可喜的路线走不通，他们又开始在福建官场上活动。直到1656年，荷兰派了一个使团进京，但是清廷并没有建立起与之展开合作的意识，且要求他们八年朝贡一次。

这时，科伦坡已经被东印度公司攻下，东印度公司有条件向中国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运作了。荷兰吸取了料罗湾海战失败的教训，不敢用武力挑战清朝，但仅仅通过外交手段，无论是明面上或私下的交涉，都显得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与郑氏的矛盾也日益激化，1657年，郑成功命令自己麾下的船只不许再与荷兰人进行贸易，以此威胁荷兰人，获得了对台湾华人征税的权力。随着郑家势力不断深入台湾，引起荷兰人越发忌惮，于1659年驱逐了郑家的代理人。

1659年，郑成功在南京兵败，清廷以为郑氏休矣，海上将平。却于1660年，郑成功在厦门战胜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使其意识到，在海上是无法与郑军抗衡的，清廷于是想起还有荷兰人可以与之合作。

1662年，郑成功去世，此前已将荷兰势力赶出台湾。中国南方的船只不断出航于日本和东南亚，甚至开始涉足摩鹿加群岛（今“东印度群岛”）。东印度公司感到不安，最让他们担心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是：郑成功要策动巴达维亚和马六甲的华人起义，把荷兰人彻底赶出东南亚。东印度公司认为，如果不能对郑成功施行节制，那么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会逐渐背离公司的控制，于是派出了十二艘大型战舰来到福建，袭击郑氏船只，并希望与清军展开合作。

荷兰人对此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每年都来贸易，二是把郑家控制下的金厦地区交给他们。荷兰人通告要与清廷签一个正式条约，但当时在福建主政的耿继茂则表示必须先打败郑家，再来谈若干事情。

荷兰舰队亦无它法，就算清朝不出兵，他们的任务也是要进攻郑家。1663年，清荷联军攻下了金厦地区，这时荷兰人被告知，清廷只能允许他们两年贸易一次，至于金门、厦门两岛的控制权，归清朝所有。

荷兰人大为失望，耿继茂和李率泰建议他们派一个使团去北京。荷兰方面联想到1656年那次毫无意义的出使，不愿再交涉。他们要求继续进攻郑家，占据基隆地区。然而，指挥清军水师的施琅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再配合他们。荷军见郑家在台湾加强了防务，而且由于清廷的迁界禁海，就算他们占据了基隆，也无法贸易，于是在1665年返回了巴达维亚。

之后，清荷双方展开多次谈判，清朝要求荷兰再派二十艘战船支援他们，荷兰人要求清朝全面开放贸易市场。一直到1681年，双方仍然没有谈妥。

1684年，郑氏向清廷称臣，时已至康熙帝，清廷表示同意开放部分贸易。荷兰人在1685年派来一个使团，并在次年到北京面见康熙。但是之后，整个17世纪末叶，中荷贸易的利润都让荷兰人感到失望，荷兰人意识到在中国推行贸易方针是失败了，在广东，他们也竞争不过葡萄牙人和新来的英国人，荷兰人对于直接和中国贸易的兴趣大减。1690年，法国舰队出现并威胁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取消了所有对华贸易计划，直到1729年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