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张学良赞许颇多，但很少提杨虎城？

张学良的一番话，让蒋介认为，西安事变的始作俑者，是杨虎城。

这下，蒋介石恨杨虎城恨得要死。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1.张学良和红军顺利谈和

1935 年 10 月 19 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同年 12 月，蒋介石向中华民国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发出指令：要求邓文仪和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联系，要求和红军谈判。

你可能会问：蒋介石不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围剿红军吗？他怎么会主动找红军谈判呢？

那是因为，边打边谈，乃兵家常事——台面上，打；台面下，谈。

我党在莫斯科对国民党武官邓文仪说：国共不是不能谈和，可以谈和，但是，不应该在苏联谈，而应当在中国国内谈。

与此同时，我党吩咐即将回国的潘汉年：回国之后，和国民党开展秘密谈判。

1936 年春，潘汉年在上海、南京等地，和国民党代表张冲、陈立夫等人，开展了多轮的秘密会谈。

在这段时间里，孔祥熙派出一个上海的王姓牧师，到陕北，和红军协调沟通某些事情。

「王牧师」来到陕西，本来想瞒过张学良，偷偷进入红军的地界。

但东北军封锁了所有的重要关卡，王牧师闯不过去。

无奈，他只好到西安，找了张学良，出示了孔祥熙给他的委任状请求放行。

此时张学良才知道：原来，国民党一边围剿红军，一边在和红军谈和。

张学良也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你老蒋可以和红军谈和，那我张学良，也可以。

张学良为何也想谈？

因为在 1935 年秋冬，东北军打红军得出一个结论：

红军，实在是太能打了！

东北军和直军、皖军、晋军等各路军阀都打过仗，号称见多识广，什么样的军队都见过，但，红军还是刷新了东北军的三观：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红军战斗力这么强的部队。

1935 年 10 月 1 日，东北军在延安境内的劳山地区，和红军交手，损失两个团，师长何立中战死。

10 月 25 日，陕北鄜县榆林桥地区，东北军一仗打下来，伤亡 300 多人，被俘 1800 多人，其中包括团长高福源。

总之，东北军在剿共这件事上，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再打下去，他东北军的这点家底，迟早要耗尽在陕北。

王牧师的到来，很大程度上让张学良想清楚了一个道理：我张学良又不是你蒋介石的嫡系，我为何要把我家底，全部为你牺牲掉？

2.红军向东北军递送橄榄枝，国内各方各派反蒋运动四起

张学良偷偷联系了东北义勇军的一个将领，名叫李杜，此人和红军有联系。

张学良请李杜帮忙给红军传个口讯：想谈和，不想打了。

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红军这边，也想向东北军递送橄榄枝，也苦于找不到可以传讯的中间人，红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对刚刚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做思想工作。

红军对高福源说：我们红军不想和你们东北军就这么打下去，恰恰相反，我们红军希望能和东北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

说完之后，红军把高福源，放了。

你没有看错，红军把高福源释放了。

高福源飞奔回到东北军的军部，通过王以哲，向张学良转达了红军的希望：止戈，抗日！

双方收到彼此的橄榄枝后，便开始推进和谈。

张学良派王以哲，去和红军先碰一碰，探探路。

双方达成了以下主要两条口头协定：

第一条：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犯。

第二条：红军和东北军，开始贸易，互通有无。

接到王以哲的初步谈判报告之后，张学良眼前一亮：还有得谈。

事不宜迟，少帅做事风风火火，想到就做，绝不拖延。

1936 年 3 月 2 日，张学良亲自出马，在陕西省洛川县，和红军高层李克农，见上了面。

这次谈判也称得上顺利，初步达成了以下两点口头协定：

第一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第二条：东北军、红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在西北建立一个新的抗日政府，取名「西北国防政府」。

但李克农向张学良提出了反蒋的建议，而张认为：应当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

这一点上，双方产生了分歧。

张学良和李克农都说：有分歧不要紧，下回再谈。

少帅是个大方豪爽的人，会议结束之后，他指示王以哲，给红军送了一批步枪，和数万发子弹。

以示诚意。

会谈之后，张学良向红军开放了贸易，红军从东北军的地盘，采购了印钞机、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一系列的珍贵物资，打破了老蒋对陕北的经济封锁。

在良好会谈结果和后续往来下，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亲自出马，在延安肤施地区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

这次会谈，同样非常愉快。

到了 5、6 月间，全国各地，反蒋运动四起——

在广东广西有「两广事变」；此外，刘湘、韩复榘、宋哲元等地方军阀，也派出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秘密联系，商讨反蒋；李宗仁也派出代表来到延安，和红军秘密约定：未来一旦谁举旗反蒋，大家一起响应。

西安事变如果只看陕西，是一个孤立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当时的全中国，我们就会发现：西安事变，其实是 1936 年国内各方各派风起云涌的反蒋运动的一环。

3.苏联出卖延安，蒋介石下定决心围攻延安

6 月，张学良向延安提出了入党申请。

延安接到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之后，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接纳张入党，毕竟，这不是小事，需要仔细计算利弊，而且，还要征求斯大林的同意。

7 月 2 日，张闻天拍电报给共产国际，汇报了张学良申请入党一事。
8 月 15 日，共产国际回电张闻天，主要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共产国际认为，张学良信不过，不接受他入党。

第二个意思：对于中国国内地方军阀的反蒋运动（例如两广事变），延安予以支持，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严厉批评。

共产国际为什么一反常态、批评中国国内的反蒋活动呢？

答案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

此时苏联已经侦知：德国和日本正在密谈结成同盟，对苏联即将形成夹攻之势，所以，斯大林此时希望延安能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

而国内，以「两广事变」为代表的各地反蒋运动，被老蒋摆平。

鉴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延安修正了「反蒋抗日」方针，改为「逼蒋抗日」。

并且，放弃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原计划，集中全力，争取「逼蒋抗日」的实现。

延安在这一点上，终于和张学良达成了一致。

张学良说：愿意尽自己一切所能，用尽一切手段，达成「逼蒋抗日」这个目的。

有趣的是，在我党和张学良会谈如此顺利的情况下。

潘汉年（共产党）和陈立夫（国民党），在上海秘密谈判却一直谈不拢。

这是为何？

历史的真相，为我们揭开了惊人的一幕：

1936 年的 10 月初，蒋介石依据情报，作出判断：苏联很可能不再支持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认为：没有必要再和红军谈判，直接剿灭即可。

老蒋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上面讲了，斯大林已知晓德日密谋，想对苏联的夹攻之势。为了缓解远东压力，苏联不仅要求我党「联蒋抗日」，还同时向国民党递出了橄榄枝——

苏联希望和国民政府签订友好条约，并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促使蒋介石早日开展抗日。

双方达成一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本，在 1936 年 10 月初，已经基本成型，但尚未签署。

到这里，蒋介石或许还不能决心剿共。

老蒋的最后一颗定心丸，来自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的一句真心话：

「一旦你们国民党开展抗日战争，我们苏联就不再支持中国工农红军了。」

当时陈立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要求鲍格莫洛夫再说一遍。

鲍格莫洛夫逐字逐句地告诉陈立夫：

「现在对于我们苏联来说，最要紧的事，是支持你们国民党开展抗日，而红军这事，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有几千人，倘若他们不听话，你们直接消灭他们好了。」

这绝非鲍格莫洛夫的个人观点。

要知道，鲍格莫洛夫是斯大林的铁杆和左膀右臂，他在中国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代表斯大林的意思。

换句话说，苏联此时，出卖了朋友，出卖了延安。

翻阅世界史，苏联在它七十年的历史上，出卖朋友的事，远远不止一次。

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的判断可不就是：苏联不再支持陕北红军，所以，这是彻底消灭红军的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行动。

在获悉苏联出卖延安的态度之前，蒋介石虽然也在备战，但一直在做两手准备，可能围攻，也可能谈和。

但是，获悉了苏联出卖朋友的态度之后，蒋介石不再犹豫，下决心：不谈了，直接打。

值得注意的是，国共「和平谈判」达成抗日的结果，原本是可以到来的——在 1936 年 10 月初，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已经取得突出进展，曾养甫（国民党）和张子华（共产党）谈到了关键一步：初步约定，1936 年 10 月 16 日，由蒋介石到西安，和周恩来就「结束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上，直接面对面谈判。

然而，鲍格莫洛夫的话，等于苏联给蒋介石围攻延安，直接开了绿灯。

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飞西安，作围攻延安的总动员。

蒋介石不敢住在西安城内，因为西安是杨虎城的地盘，信不过。

蒋介石下榻在西安城外二十里的临潼的华清池，当时，华清池是东北军的驻地，是张学良的地盘，蒋介石和张学良有拜把子兄弟的交情，相比杨虎城，蒋介石更信任张学良。

在西安，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3 个月之内，要把红军剿杀完毕。

张学良委婉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这不是我张学良一个人的愿望，而是东北军全军将士的愿望。

杨虎城则说：他个人倒是愿意服从军令，只是他手下的一众将领，都不愿意再打内战，都说要抗日，做梦都想着抗日。

蒋介石越说越气，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了，蒋说：

第一点：在红军清剿完毕之前，不准你们跟我谈抗日。

第二点：无论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部下有谁不愿意剿共的，直接撤换。

第三点：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剿共，我老蒋可以把你们调到福建和安徽去，坐冷板凳。

在西安的一个多月期间，张学良、杨虎城每隔几天，瞅准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就和他谈这个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然而，每次都谈得不欢而散。

数次之后，老蒋从张学良和杨虎城说的话里，嗅出味来：这两个人，已经靠不住。

于是，蒋介石另做打算。

12 月 9 日，蒋介石给一个人，写了一封密信，发出了一个秘密指示。可这封密信，因为泄密，辗转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张学良读完大发雷霆，立马开会，发动兵谏，武力捉蒋。

换句话说，蒋介石的这封被泄密的信，直接促使西安事变提前爆发。

老蒋的这封密信，是写给谁的？信又说了些什么？

王思聪的新闻多还是刘强东的新闻多 他们谁能力强?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差距就是刘强东和王思聪的差距
杨虎城和张学良差距有多大 年龄差7岁 兵力差一倍 江湖地位差两段

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影视剧中他们两人平起平坐,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差距可不小。杨虎城和张学良年龄上差了7岁,但两人的兵力上至少差了一倍,在军阀中的江湖地位也差了两个段位。杨虎城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不能和张学良平起平坐,喝酒连和张学良嫡系部下坐一桌的资格都没有。

杨虎城比张学良大七岁,但两个人的起点完全不一样,杨虎城奋斗了20多年才有了和张少帅讲话的资格。张学良能当民国第一少帅,那是因为他老爹是东北王张作霖,张少帅年轻时打仗有郭老师大包大揽,郭老师死后还有老爹动用江湖手段兜底(张学良在河南没有搞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一口气丢了近两百门火炮给红枪会，也被天门会打得损兵折将，就是张作霖用拜把子的方式搞定了天门会的带头大哥)。杨虎城打天下可是从来都只能自己动手，因为他老爹杨复兴早在1908年就因为反清当了烈士，辛亥革命时18岁的杨虎城参加了民军，才算正式出道。

杨虎城正式创业要到1914年九月后，当时22岁的杨虎城干掉了蒲城县恶霸李祯，成了老家的民团首领，手里有了百十号人。袁世凯称帝后，杨虎城带着队伍参加了靖国军，才把队伍扩张到400多人。而张学良的老爹张作霖已经在同时期当上了奉天督军。杨虎城的靖国军被北洋军阀八省大军围攻时，张学良被老爹张作霖安排进东北陆军讲武堂炮科学习。杨虎城所在的靖国军被北洋军打得四分五裂时，刚上了一半军校的张学良就当上了当上了暂编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手下的部队就已经超过了杨虎城。张学良军校毕业半年后，张作霖就给了张学良一个“小目标”，也就是一个旅的兵力让儿子练练手。同时期的杨虎城还带着手下的千余名弟兄四处找饭辙，还坚持打着靖国军的旗号不动摇。

1923年22岁的张学良不但当上了奉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还兼职了讲武堂监督，让讲武堂的师弟们都成了自己的铁杆小弟，成了整个奉系的太子爷。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杨虎城却只能看着陕西靖国军彻底土崩瓦解，他甚至一度丢掉了手中的部队（军队被迫投奔了井岳秀，由李子高代为管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奉系大胜，张学良已经成了可以影响全国的大人物。杨虎城才刚刚建立了自己的军官培养体系。北伐前后，张学良已经成了奉系巨头时，杨虎城才刚刚有了一个师的兵力，还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团团困围在西安。

北伐后，杨虎城的地位就是西北军十三太保的小弟。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良诚就被冯玉祥委任为陕军总司令，当了杨虎城的顶头上司。孙良诚到山东当省主席时，杨虎城还在孙良诚手下混饭吃。因为杨虎城只是冯玉祥小弟的小弟，冯玉祥自然就不太在乎他的想法，冯玉祥为了吸收镇嵩军加盟，一度和刘镇华打得火热。这让陕军出身的杨虎城非常不爽，加上西北军内部也有明确的圈子，杨虎城和他的17路军就在军阀混战中投靠了更土豪的委员长。在北伐战争时期和新军阀混战时期，杨虎城都只是西北军、中央军中的杂牌，属于大佬小弟手下的小弟，和张学良差了两个档次和段位。

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成了决定天下归属的大人物，杨虎城还只是把自家队伍扩展成了三个师的17路军，当时张学良手下的部队是杨虎城的五倍，双方势力差距很大。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军势力大减，可张学良的武装依旧是杨虎城的一倍。西安事变前，由于东北军还有半数左右的人马并不在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才有了共同举事的实力基础（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力量甚至比张学良更强）。杨虎城比不上张学良不是因为他差劲，而是两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张学良是军阀二代，而杨虎城本身就是军阀一代。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是地道的民国少第一少帅；杨虎城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在生活作风上和张学良截然相反，双方此前的地位又不尽相同，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