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三四歲時，從識字本上看到那些手拿玻璃錐瓶、身穿白大袍的科學家，心裏就對這個神秘的職業和身份充滿了好奇和嚮往……」 朱華晨笑指，自己幼年是一個貪玩、腦子充滿各樣光怪陸離問題的「問題兒童」，而上了第一堂自然課就迷上，不但認真聽講，課餘還閱讀各種相關書籍。中學時代，她更變得「憂國憂民」，整天擔心地球環境、糧食和能源危機等問題，朝思暮想可以怎樣「拯救地球」，在大量閱讀中，她發現基因科學和生物技術潛能無限，似乎有辦法解決所有她操心的問題，所以讀大學和研究生時毫無懸念，「一門心思就衝着生物化學、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學去了。」

景仰管軼 南下跟隨

直至讀博士期間，遇上SARS和禽流感，朱華晨訝異微小的病毒，竟可把人類弄得如此焦頭爛額，同時看到港大講座教授管軼成功幫助控制疫情，由心佩服和景仰，故在中山大學畢業留校工作年多後，便赴港跟隨管軼從事新發傳染病的研究。

朱華晨形容，科研夢想對她來說一直是「最為清晰和持久」，而透過科學理性及技術實踐，去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更具有非凡價值和意義。她又笑言，十分贊同科研路上「最大敵人是自己」之說，因不時會覺得自己能力與知識不夠，思路陷入瓶頸與死胡同，怎麼也轉不出來，這些時候便正需要調整、充電和學習。

作為女性，對在科研領域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朱華晨認為可分為客觀生理條件及世俗觀念兩方面，例如她曾被中東國家拒絕發出研究簽證，有時亦需要以智慧去平衡和處理好婚育、家庭、學業和事業之間的關係，但這些問題都能基於與男性之間的互相尊重、溝通、理解、信任和合作而得到解決。此外，她覺得最近這幾十年，科研世界由男性主導的情況在逐步改變，湧現愈來愈多優秀的女性領軍人物。

被問到女性於科研領域有何優勢，朱華晨認為每個人特點不同，無法籠統地為「女性」貼上特定「優勢」標籤，「與其說作為女性有何優勢，倒不如說每個人，不管男女，都應當盡量去發掘自己的長處，盡量去從事自己喜歡、擅長，又能找到歸宿感、幸福感、成就感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