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简介：

郑剑东，出生于1932年8月，1955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留校任教，后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地质及地震研究工作。

我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学系学习的。建国初期国家急切需要地质专业人才，1952年决定分别在北京和长春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合并而成，其后西北大学地质系的部分教师也合并过来。1955年我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勘探系毕业留校到普地教硏室任教，今将经历和参加了母校建校过程以及学校老师们对我们教育和培养的珍贵资料和真实情景作一介绍，以庆祝中国地质大学成立70周年。

一、北京地质学院是以清华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建立的

我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一年，1952年暑期学校组织我和同班周自立等同学参加留学苏联考试，我们都未被录取，系领导要我和周自立协助彭志忠老师制作教学用的矿物结晶格架模型。就在这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地质学系撤消，所有师生员工及图书设备、标本、模型全部转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彭志忠和我就协助员工将在清华大学大图书馆三楼和四楼的地质系办公室所有设备及资料以及在清华化学馆和生物馆实验室里的设备及标本（包括我们制作的矿物结晶格架模型）装箱搬运，一部分运到东城沙滩老北京大学地质馆，另一部分运到西城端王府夾道北京地质学院新生部，由此参与了建校过程。

沙滩北京大学地质馆

端王府夹道新生部教学楼

建国初期国家对地质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成立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李四光为主任，尹赞勋和谢家荣为副主任，陈云同志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领导全国地质工作。1951年6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地质学院，一在北京以清华大学地质系为基础，吸收北京大学部分教师，院址设在原北京大学工学院旧址。另一在长春成立东北地质学院，将山东大学地质系并入。后来李四光在委员会上指出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应有地质学系，1956年北京大学又恢复了地质学系。

尹赞勋先生回忆录

1952年11月1日在北京端王府夹道举行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大会，刘型为院长，尹赞勋为副院长兼教务长，张席褆和李广信为副教务长，陈子谷为总务长。1953年4日22日刘型院长向地质部和教育部汇报北京地质学院实况，全院学生1503人（新生1200人 、二年级学生150人 、三年级学生150），教师158人，职员194人，工友186人，大体上完成教学任务，取得一定经验，但教材缺、教师累、学生健康下降等问题不少。1953年11月12日尹赞勋副院长著文建校一周年，称北京地质学院是我国空前未有的单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培养大批地质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才，这是中国地质教育史一个大转变的开端，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

清华大学地学系师生任教北京地质学院一览

院领导：张席禔、杨遵仪、王炳章

普地教研室：袁复礼、杜精南、马万钧、庄培仁、蒋荫昌、郑剑东

岩石教研室：池际尚、苏良赫、王璞、夏卫华、魏宝衡、周自立、李兆鼐

矿物教研室：曹添、彭志忠、邵洁莲、翁玲宝

矿床教研室：冯景兰、孟宪民

地史教研室：刘本培、张诚立

水文教研室：张宗胤、沈照理

煤田教研室：鲍亦冈、夏元龙

石油教研室：陈发景、陆伟文、王燮培、袁宝华

二、1953年海淀学院路八大学院新校址落成

当时学院的校舍尚未建成，校本部设在西城端王府夹道原北京大学工学院，1952年新生在那里学习，我们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东城沙滩红楼和地质馆学习，有全校性的活动我们要乘环城电车去西城校本部。1953年我们曾在红楼聆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作访问苏联的形势报告，当时正值我国举国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入侵朝鲜之际，马先生深入分析国际形势我国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世界各民族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同学们听后深受教育。

1953年冬学校在海淀学院路的新校舍基本建成，校本部和高年级的学生就到现今的中国地质大学上课了，但是西城端王府夹道新生部一直持续到1956年才结束，我1955年在普地教硏室任教时就是在新生部参与《普通地质学》教学的。另外1953年新生是在河北宣化地校上课，1954年和1955年新生都是在西城端王府夹道上课的。

1953年宣化地校教学楼

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后学生在校学习实行供给制，学费、伙食费、住宿费全部由国家提供，生活困难的学生还可申请助学金。当时国家迫切需要地质技术人才，学校又拥有许多名师，老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热情高，教学质量高。例如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构造地质及地质制图学是马杏垣和马万钧，古生物学是王鸿桢、杨遵仪和陈芬，矿床学是张炳熹和袁见齐，煤田地质学是杨起，中国地质学是边兆祥等。当时苏联专家也给我们示范上课，如波波夫专家讲勘探工程课，拉尔钦科专家讲勘探方法课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硏很丰富，如请李四光先生为全校师生讲旋扭地质构造，请谢家荣先生讲中国石油勘探，请张文佑先生为高年级同学讲授中国地质学等，学校的老师如朱自澄先生也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参与全国地震列度区划研究。学生课后活动也很多，每天下午课后大家都参加体育锻练，当时称劳卫制锻练如长跑、投掷、游泳等活动，考试合格发给劳卫制奖章，我在1955年就获得了一级劳卫制奖章。我在学校还参加了跳伞和摩托车军事体育训练，学到一些实用的本领，受益匪浅。高年级同学还为北京市许多中学的课外地质小组做辅导员，记得1953年冬学校新校舍落成，我曾在教一楼阶梯教室为一些中学地质小组介绍北京地质学院概况，高纪清同学在大黑板上绘制了学院建筑和设备分布图，课外活动生动活泼，我们也得到锻练，北京的一些中学生踊跃报考地质专业，为地质人才提供了后备。

1951级学生袁宝华（右）为北京中学课外地质小组作辅导

地质科学必须联系实际，北京地质学院的教学对此十分重视。以我的学习经历为例：我们班在二年级暑期 (1953年)由池际尚和郝诒纯教授带领大家到河北省唐山开平盆地教学实习，一个多月里她们整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满身泥土，不辞劳累，悉心教我们如何观察地质露头、做野外记录、采集标本、找化石等一套野外地质工作方法，晚上还找我去她们宿舍研究第二天的考察路线，其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以后的地质工作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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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唐山开平盆地实习带队教师，右起：郝诒纯、王鸿祯、刘本培

三年级暑期(1954年) 由马杏垣教授带领我和孙大中、王世栋等7人去山西省垣曲县铜矿峪外围进行生产实习，其后马先生有亊回校由研究生石世民带领我们完成铜矿峪—下峪坡一带1:5万地质填图，二个月野外实际地质调查是我们成为地质工程师不可缺少的工作磨练，也为山西省铜矿勘探提供了基础资料。四年级(1955年) 我和孙大中、张九天同学去山西省胡家峪铜矿作毕业论文实习，我一个人完成胡家峪铜矿外围地质调查，回校后作毕业论文《山西垣曲胡家峪铜矿远景找矿勘探》，指导教师是朱志澄先生，毕业论文答辩优。孙大中同学和我是清华大学地质学系同班同学，他的毕业论文是山西中条山垣曲地区前寒武纪构造演化，这为他以后硏究中国北方前寒武纪构造演化打下基础，并于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我被打为右派分子（普地教硏室计有18人），1958年我被分配去北京矿务局煤田地质勘探队劳动改造，就离开了北京地质学院。

1955年颁发的毕业证书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颁发的证书

三、北京地质学院名师荟萃

如前所述，北京地质学院是由清华、北大、北洋大学等学校地质系合并而成立的，这些学校地质系的教师大多转入北京地质学院，真是得天独厚人才荟萃，今将执教教导我的部分名师感人事迹叙述如下：

尹赞勋先生是我国箸名的古生物地层学专家，当时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实际上此前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确定由尹先生主持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及师资、分系、课程等事宜，他在学校成立前就专心设计教学大纲，编写教学计划，筹建系所和教硏室及其他教学辅助设施，学院筹建和建院最初三年多的时间浸透了他的全部心血。我在普地教硏室任教时是“普通地质学”课程的教学秘书，有机会向尹先生汇报教学问题，由于同学们都是初入地质门，对于地质学是空白，产生了不想学、不会学等思想，尹先生就告诉我要逐步培养学生对学习地质的兴趣，写一点辅导材料，还可带他们爬爬山、看看石头等，这对我们教学很有启发。尹先生是我国古生物腔肠动物笔石的专家，他在学校时希望和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教授探讨研究笔石（帕老是构造地质专家，又是笔石研究专家），当时学校没有同意，他很不满意。

尹赞勋先生

尹先生于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地学学部主任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尹先生冒着危险翻译撰写《板块构造学说》，使国人知晓了地质学的板块构造。这里特别要提两件往事：其一，1932年尹先生赴山西考察大同盆地火山构造，认为大同火山活动开始于三门期，其后达到高潮，到了马兰期已近尾声，认为大同火山群是不能再爆发的死火山。1956年苏联学者列别金斯基曾二次对大同火山进行考察，著书《大同火山》认为该火山群是活火山，引起轩然大波，1975年尹先生73岁高龄再次赴大同考察，确切的资料再次证明大同火山是死火山，制止了流言安定了人心。其二，1938年尹先生任江西地质调查所长时曾拟写中国地质学会会歌《大哉我中华》，是年二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中国地质学第14届年会，经由杨钟健、李春昱等修改, 由黎锦晖谱曲, 经中国地质学理事同意为会歌。晚年尹先生在病榻撰写他的地质人生《往事漫忆》，是一本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的教科书，值得我们学习，尹先生对我的教导铭记在心。

1948年，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在清华图书馆前合影（左起：杨遵仪、冯景兰、孙云铸、苏良赫、叶企孙、袁复礼、高平、张席禔、徐仁、孟宪民、王炳章）

袁复礼先生是著名的第四纪及地貌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21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地质学硕士回国，一直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长期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数都是他的学生，我是他任清华地质系主任最后一届学生，他是北京地质学院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袁老师给我们上课内容丰富，讲他1927-1933六年中国-瑞典中国西北科学考察（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on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的考察趣事，在新疆天山发现古脊椎动物新疆二齿兽(Dicynodon sinkiangensis)、布氏水龙兽(Lystrosaurus broomi)、赫氏水龙兽(Lystrosaurus hedini)、魏氏水龙兽(Lystrosaurus weidenreichi) 等多种动物化石，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谈到他和瑞士科学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Anders) 在内蒙古考察时当地牧民把他当作瑞典国王，因为他当时和斯文赫定都是西服革履、头带礼帽足踏皮靴十分洋气，同学们都高兴听他讲课。我和袁老师同在普地教硏室工作，他有一个很大的西北科学考察工作室，每次我去他的工作室他都亲切的叫我小郑，随即我会替他去马路对面的小店买二盒大前门香烟（5角2分钱）。在他的工作室我知道了许多我国西北的实际情况，对以后在西北工作帮助很大。袁老师是大家最敬爱的老前辈，上世纪50年代李四光部长来学校视察，首先要去看望袁老师。

高平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考入北平地质调查所，和高振西、熊永先在河北薊县合作完成了著名的我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剖面考察硏究。1956年暑期高平教授带领吴达文和我到北京周口店实习基地野外工作，为其后学生教学实习做准备。高先生冒着酷暑带着我们翻越了整个猫儿山向斜和房山花岗岩，修正了太平山向斜北翼构造格架，制定了学生实习计划，其后我在高先生的指导下又多次去周口店—坨里一带考察，1957年撰写了《北京周口店—坨里一带地质构造》论文。是年十一国庆放假, 高先生带领杜精南、周大荣、邓永高、马宗晋和我一行去北戴河考察海洋地质作用及海岸沙丘构造。北戴河位于渤海西岸，当时北戴河海滨地旷人稀，在海浪和海风的共同作用下, 星月型沙丘得以形成和完整地保存下来，星月型沙丘外侧指向海洋方向, 在其腹部正好是个掩体，当时部署着部队的高炮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沙丘十分完美地掩护了高炮的实体，我们都很感动,深深体会到地质学并非纸上谈兵，还是很实用的。

1956年我当高平老师授课“普通地质学”的助教，高先生组建北京西山工作室, 我们多次去西山考察硏究地质构造，他曾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对北京市的地质构造、矿产资源、水文工程等做了许多野外考察硏究，为北京市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1957年高先生发表《北京西山深大断裂》论文，对北京西山地质构造进了深入地探讨。1958年高平先生被划为右派，分配去贵州工学院工作，又为贵州的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任贵州工学院副院长和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杨遵仪先生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鉴定不同时代多种多样的古生物化石如数家珍，记忆力特别好。1951年他在清华大学教过我们“普通地质学”。上世纪80年代一次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会，阔别30年他一眼就认出我叫郑剑东，真是惊喜。杨老师教学方法很好，他带来一些和课程有关的资料用反射仪发射到黑板，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和多媒体，大家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开学不久他带学生去八达岭看花岗岩，认识石英和长石等矿物。1952年春天又带大家去门头沟爬九龙山认识九龙山向斜构造，如何打标本和找化石，怎样写野外记录。我们在山上找到了卡拉多羊齿（Cladophlebis sp.）和拟木贼 ( Equisetites sp.) 等植物化石。他告诉我们学习古生物学一定要记拉丁语, 这样才能进行学术交流。回到学校后我用半圆仪画了一张九龙山向斜构造图，曹添老师（当时是杨老师的助教）看了哈哈大笑，他说自然界的地质构造千变万化，不像这样规矩化一，野外要细心观察，才能认识自然界的真相。杨老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国际地质对比计划中国项目工作主席。

开学第一节课是“普通地质学”，授课老师是池际尚先生，著名的岩石学家。她当时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按理说她有身孕可以坐着讲课，但她衣着整齐，自始至终站在讲台上授课，同学们十分感动，记忆犹新。课后的池老师很随和，随时可去她的办公室请教学习方面的问题。一次我去答疑，由于行动不便，她坐在办公桌上给我讲风成沙丘的成因。其后池先生分娩，由地质和古生物学家杨遵仪教授继续为我们讲授普通地质学。记得1953年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清晨池老师带领我们科研小组去北京房山野外考察花岗岩，大家带着干粮乘敞蓬汽车出发，冬天早晨天气寒冷，一路上大家冻得打哆嗦，池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带的是馒头和咸菜，她的模范行动带动大家都努力工作。学校科研报告会上多次有我们科研小组的报告，其中就有房山花岗岩的岩石学研究。池先生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她和丈夫李濮教授都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他们论著等身，工作也配合默契，在多次地质科学报告会上二人密切合作，一人在台上发言，一人在台下指点幻灯片，相得益彰，在地质界传为佳话。李璞先生于解放初期曾冒着生命危险去西藏地质考查，填补了西藏在地质方面的空白。李先生其后调到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在文革中含冤自尽。池先生在李先生去世后内心怀着巨大的悲痛顽强工作，为我国地质学研究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贡献良多。

池际尚先生

1954年暑期马杏垣先生带领孙大中、王世栋、范敬民、籍增华和我去山西中条山进行生产实习，随马先生野外工作我学到许多东西。他工作能力强，观察细致，素描快捷，重视野外记录，他保存的200多本野簿是他一生勤奋工作的真实写照，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在野外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地质素描，一个好的地质露头可先远观素描，再近距离细致素描，两者有不同的效果，素描直观地反映地质体自然状态，是地质工作不可缺的基本功。后来在普地教研室当“构造地质和地质制图学”助教，有一重要的教学项目是指导学生判读地质图，教硏室主任马杏垣教授指出读懂 1：100万中国地质图有关图幅很重要，要使同学学会读图，我们必须自己先读懂地质图。毛主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有句名言，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必须自己亲口吃一吃，就这样我们细心判读相关的 1：100万中国地质图幅，在读图的实践中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地质构造的认识，也提高了业务工作能力。

当时全国有18幅1 ：100万地质图，值得一提的是马宗晋在读南宁幅1：100万地质图过程中发现了广西“山”字型构造，这为他日后报考李四光教授指导的地质力学硏究生打下基础。马宗晋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地质构造和地震构造专家。

单文琅在读图和教学实践中编写了《怎样读地质图》单行本，一直在中国地质大学任教，是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我在判读中国 1：100万北京幅地质图时重点判读了北京西山地区的地质和构造，在高平教授的指导下多次去北京西山实地考察，撰写《北京周口店—坨里一带地质构造》论文，该文附有多幅当地的地层和地质构造图件和照片，有利于地质学院的师生教学和野外实习工作，斯文发表于《地质知识》1957年第8期，这是我发表的处女作，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当时写文章名利双收，出版社付给我188元稿酬，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1957年我担任马杏垣授课的“构造地质及地质制图学”助教，是普查专业三年级的课程，在大的阶梯教室讲课，马先生在课堂上不但讲课内容丰富，并配以生动的图表，所以教学效果很好。每次授课前我必须把要用的图表准备好交给马先生审核。学生实习课他也去考察，一次实习课是作放线比例尺练习，马先生看到练习的底图是鹫峰地形图，和鹫峰实际大不一样，十分不满，责成我们必须修改，他指出地质学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上世纪80年代我又和马杏垣、马宗晋等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一起工作，马杏垣先生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岩石圈计划中国项目主席，主编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

马杏垣先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治学箴言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和做人必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北京地质学院很好地体现了梅贻琦先生的办学方针，拥有众多真才实学的大师名教授，为国为民教育和培养了国家急需的地质工程师和专家。

2002年中国地质大学成立50周年，51届老同学回校参加纪念大会后与於崇文、张本仁老师（前排左4、5）合影

附录：我所知晓北京地质学院的名师一览

袁复礼（1893-1987），河北徐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硕士，著名地质、地貌和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时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冯景兰（1895-1976），河南唐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著名地质、矿床和地貌学家，申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其兄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张席禔(1898-1966)，河北定县人, 奧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 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 化石功能形态专家, 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王炳章（1899-1970），河北梁泽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著名地质、矿物学家，北京地质学院博物馆长，图书馆长。

孟宪民(1900-1969), 江苏武进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质气象系硕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5), 著名地质和矿床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报》主编。

尹赞勋（1902-1984），河北平乡人，法国巴黎理学院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5), 中国科学院地学学部主任，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时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潘钟祥（1906-1983），河南汲县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学博士，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最早研究陆相油气论学者，北京地质学院石油教研室主任。

袁见齐（1907-1991），江苏海门人，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著名盐类矿床学家，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杨遵仪(1908-2009), 广东揭阳人,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   著名古生物、地质教育家, 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委员会(IGCP) 中方负责人。

傅承义（1909-2000），福建闽侯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中国科学院学地理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时任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主任。

高平（1909-1987），浙江杭州市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江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地质学家，时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薛琴肪（1910-1980），四川莲溪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首任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主任。

边兆祥（1912-1986），河北唐县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著名构造及古生物学家，北京地质学院普地教研室主任，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长。

苏良赫(1914-2007), 天津市人, 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著名地质、岩石和工艺岩石学家, 中国硅酸盐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博物馆馆长。

王大纯(1915-2007)，河北丰润人，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著名水文和工程地质学家，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主任，1952年他和朱上庆老师随李璞先生赴西藏考察。

王鸿桢（1916-2010），山东苍山人，英国剑桥大学地质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著名古生物及历史大地构造学家。

池际尚(1917-1994)，湖北安阳人，美国布伦茂学院理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著名岩石及地球化学学家。

马杏垣（1919-2002），吉林长春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 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著名构造地质学家。

张炳熹（1919-2002），河南新旗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著名矿床学家。

杨起（1919-2010），山东蓬莱人，西南联大地学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北京地质学院煤田地质系主任，其父杨振声系我国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

郝怡纯（1920-2001），湖北咸宁人，西南联大地学系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微体古生物专家，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委。

陈光远（1920-1999），江苏南京人，瑞典格普赛拉大学副博士，俄罗斯鸟拉尔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地质学院矿物教研室主任。

彭志忠（1932-1986），湖北天门人，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著名结晶矿物学专家，北京地质学院教授，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於崇文（1924-2022），上海市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地球化学专家，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李世忠（1921-），山西太原人，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探矿工程系主任，李世忠教授是年岁过百的老专家。

陈发景（1927-），安徽马鞍山人，清华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北京地质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专家。

翟裕生（1930-），河北文安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矿床学家。

丁国瑜（1931-），河北高阳人，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副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地震及新构造学家，曾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

赵鹏大（1931-），辽宁清源人，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副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地质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