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时代最受欢迎，也是最悲情的电影皇后！

今天，是她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在拍摄《新女性》时，阮玲玉曾忍不住对导演蔡楚生发出感叹：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她坚强。

面对漫天的八卦流言，濒临崩溃的阮玲玉曾找到蔡楚生，希望这位教她成为“新女性”的导演能带她走，但蔡拒绝了她。20年后，蔡楚生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纪念阮玲玉，他认为正是阮玲玉对男性的依赖与软弱造就了她的悲剧。

《新女性》（1935）剧照

或许我们回顾一下阮玲玉短暂的一生，会对她的悲剧和传奇更加有所体悟。

1910年4月26日，阮玲玉出生在上海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中。六岁时，奋力工作的父亲便因积劳成疾而患肺痨逝世，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她寄人篱下，在一个大户人家里做起了女佣。巧的是，这户人家的张老爷恰好是上海崇德女校的校董，在母亲的央求下，阮玲玉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为了不被同学歧视，母亲一直嘱咐她在外千万不要说自己是佣人的女儿，但更加剧了自卑在她的心里滋生。那时的她特别喜欢美国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邓肯是世界上第一位披头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自由、自信，这正是阮玲玉所向往的生活状态。

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

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投其所好，捧着《邓肯自传》来找阮玲玉交流，并对母女俩照顾有加。没有少爷架子又风度翩翩的张达民很快俘获了少女阮玲玉的心，怀着自由恋爱精神的两人不顾张家反对开始同居，但阮玲玉也因此从女校退学。

《恋爱与义务》（1931）剧照

退学后的阮玲玉仍然没有放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很快她便通过试镜得到了出演电影的机会。

1926年，16岁的她在卜万苍导演的《挂名夫妻》中出色地扮演了一位受封建旧俗禁锢的悲剧女性，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悲剧演员”。

《挂名夫妻》（1927）剧照

阮玲玉外表清秀，身材窈窕，生来一双丹凤眼，笑起来摄人心魄，因此常被电影导演们挑去扮演“花瓶”的角色。尽管如此，她仍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场戏。每当阮玲玉将自己挣到的工资郑重其事地交到母亲手中时，她都觉得仿佛离自由自信的生活更近了一步。

生活中的阮玲玉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爱国的情绪高涨，左翼电影运动因此蓬勃发展。阮玲玉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开始主动要求饰演进步女性的角色。

她出演的第一部左翼电影便是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她在影片中饰演了积极投身于劳动大众，为争取生存和自由斗争的女工周淑贞。

《三个摩登女性》（1933）剧照

此时的她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转型的成功则为她打开了更多的戏路。1934年阮玲玉在《神女》中扮演了一个身份低微却情操高尚的母亲，带着身不由己的命运猛烈地控诉了当时的男权社会。

《神女》（1934）剧照

渐渐地，银幕上的阮玲成为了30年代“新女性”的代名词，而银幕外的她却有些发愁。

和张达民同居不久之后，阮玲玉便发现他原来是一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学无术。张家家道中落之后，张达民坐吃山空，竟变成了一个只会伸手向阮玲玉要钱的吸血虫。阮玲玉靠拍戏挣来的钱除了支撑着母亲、养女和自己的生活外，还要被张达民拿去赌博、还贷。最让阮玲玉不能接受的是，张达民一次因要钱不成竟出手打了自己的母亲。她对张失望备至，原以为的自由伴侣不过是噩梦一场。

阮玲玉与张达民

《阮玲玉》（1991）剧照

与此同时，明星阮玲玉受到了茶叶富商及阮玲玉所在联华公司投资者之一唐季珊的热烈追求。曾留学英国的唐季珊优雅成熟、出手阔绰，并答应帮阮玲玉摆脱张达民的纠缠。在唐季珊的建议下，阮玲玉和张达民签订了协议，以每月支付的一定费用换取了阮玲玉的自由。

《阮玲玉》（1991）剧照

告别了窘迫和被张勒索的日子，阮玲玉怀抱着新的爱情憧憬，带着母亲及养女搬进了唐季珊特意准备的小洋房。此时，阮玲玉终于带给家人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她有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自己的事业。

好景不长，她很快便意识到唐季珊不仅是个有妇之夫，并且是个极容易见异思迁的人。唐季珊很快又喜欢上了另一名舞女，并开始对她使用暴力，她似乎重蹈了前辈张织云的覆辙。

阮玲玉与唐季珊

《阮玲玉》（1991）剧照

受学生时代的影响，阮玲玉很注重自己的隐私，即使名声大噪后，外界也并未流传太多她的个人信息。因此，她一面在银幕上扮演着进步女性，一面悄悄为自己的感情发愁，她矛盾万分。

此时的她恰好接到一个名叫《新女性》的剧本，导演是蔡楚生。阮玲玉看过剧本后深感触动，认为剧中女主角的经历仿佛也是自己一生的写照。

《新女性》（1935）

影片筹备以来，阮玲玉与蔡楚生进行过多次深入地交流。她将自己的经历和心事倾诉给蔡，蔡不仅理解她，并带给了阮玲玉许多进步思想，就像一座灯塔照亮着她一直渴望的方向，以至于后来她甚至将蔡视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希望。

阮玲玉与蔡楚生

《阮玲玉》（1991）剧照

1935年《新女性》问世，影片成功引起了社会对“什么是新女性”问题的讨论，却也带给了阮玲玉灾难。

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接到举报，认为《新女性》中塑造的记者形象是对全体记者的侮辱，要求联华公司道歉并剪掉相应片段。为了增强舆论压力，记者们开始将矛头对准影片的演职人员。

此时张达民早已不满足于每月约定好的费用，并对过上富足生活的阮玲玉产生了嫉妒。恰好遇上这个机会，他将自己与阮、唐的故事作为重大爆料卖给了记者。

面对张达民和各种小报记者的穷追猛打，八卦流言漫天飞舞，阮玲玉在银幕上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彻底崩塌，不堪流言的她竟然在1935年3月8日在家中服药自杀。

回望阮玲玉的一生，她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内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进步思想涌入，自由女性观以及妇女的解放运动都对阮玲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她接受教育，并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朝着进步群体靠拢，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她已俨然是一个“新女性”，然而这样的女性却依然被困囿在当时女性现代化转型困难的悲剧中。

阮玲玉值得后人津津乐道的并不只有她的爱情悲剧，她的离开将她“新女性”的形象更加鲜活地定格在银幕上，成为揭露当时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有力控诉。而银幕外的她，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借鉴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