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潮青会主席陈国雄：深圳最早的服装业弄潮儿从罗湖出发
发布时间：2022年12月30日
1963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6年从香港回到罗湖从事服装行业，1996年注册品牌梵思诺VERSINO，2010年创立深圳市梵思诺时尚服饰有限公司。现为梵思诺时尚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深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深圳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常委。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龙华区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国际潮青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深圳潮青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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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时间：2022年11月17日
口述地点：梵思诺创意产业园
采写撰稿：深圳特区报记者 冯庆 通讯员 张思奇
20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广东潮汕的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后赴香港投奔亲戚。1986年，已加入中国香港籍的我，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放弃在港的工作到罗湖发展，从深圳国际商场一家服饰店铺的管理人员起步，直到今天拥有自己的服装企业和品牌。回望自己的创业经历，罗湖见证了我来深的成长和发展。
罗湖作为深圳改革开放的最早开发城区，也是深圳服装产业的发源地。从早期的来料加工、贴牌加工，到产业链升级孕育出一系列本土品牌，再到如今布局国际消费服务核心区建设，这其中的每一次蜕变，都见证了数不清的服装业弄潮儿从罗湖出发，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察觉“经济特区”机遇千载难逢，来罗湖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离开家乡汕头前往香港定居，因为工作关系时常来回深港两地。那时候每次往返香港都要从罗湖口岸过关。记忆中，最开始坐公交车经过罗湖的时候，从车窗望去，还能看到大片的荒地和有积水的农田。到了口岸附近的华侨旅社下车，随手抓一下头发，都能抓到头上有好几只蚊虫。到90年代初，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在罗湖口岸过关，周围的建筑、行人的穿戴和繁忙程度都在告诉我，罗湖已不是最初我路过时的样子。 在香港的几年里，我白天打工挣钱，晚上去香港中文大学上夜校补习英文和珠宝设计。忙碌间隙，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字眼越来越显眼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同时期在罗湖工作的同学也不断向我描述“经济特区”之“特”，我自己也开始了解经济特区的诸多政策。虽然当时我在香港已经有了还算不错的工作，但思考之后，我毅然决定放下那边的一切，到罗湖重新开始。 从做出决定开始，我陆续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全部转移到罗湖。忙碌中，不知不觉罗湖的面貌已经和当年我从车窗看到的模样大不相同。起初我租住在位于爱国路怡景花园的宿舍，舍不得坐公交车，就每天走路或骑单车上下班，深切地感受着罗湖的变化。记得路旁到处都有施工点，有桥梁基础、下水道设施建设，还有很多建筑工地，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路边的建筑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发生变化。 当时的东门、人民南片区是非常热闹的中心区。从内地来罗湖的公交车都停靠在东门和华侨旅社，来来往往的行人步履匆匆，中间还夹杂着各种方言。国际商场和国贸大厦更是那时候的地标建筑。罗湖还处处透露着“洋范儿”，在国际商场还能看到之前只在报刊上见过的演艺明星……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让经济特区的土壤越来越肥沃，罗湖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即将迎来高速发展，我来罗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处处昂扬勃发的精神状态鼓舞人心
初来罗湖时，我在国际商场做最基础的服装销售员和店管，养家糊口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衣食住行”里，“衣”排在首位，最容易吸引人眼球，服装行业所需的工艺和技术要求门槛也不算高，加之当时的各种优惠政策、政府的开放，让大家长期保守压抑和潜伏着的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喷涌而出，我觉得，从服装行业切入对自己而言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993年，陈国雄（右一）开始代理“金利来”。（受访者供图）
当时每天要往返罗湖和香港工作。我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7点要从罗湖口岸排最早的队过关，搭火车去香港，进行货品报关、联系运输公司过关。有时候自己再坐车回到罗湖。这一趟流程走下来，大概需要15个小时。 有一天送完货实在太累，我在香港红磡上车后就睡着了，之后当被车站工作人员叫醒，发现自己还坐在红磡的火车上，才反应过来车到罗湖桥后我没下车，又被载回了红磡。还有一次是来罗湖不久后，母亲从老家来看我。我回到家洗澡后换衣服，母亲告诉我，我背上有几道长长的血印子，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冒血水，她还以为我与人打架呢。得知实情后老人家想到原来儿子在外工作吃苦，心疼得直落泪，我则笑笑说自己并不觉得生活苦累。 辛苦的日子带来的收获也是令人开心的。80年代末，当内地普通工人月薪只有二、三百元的时候，我一个月已经可以收入3000多元了。在那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年代里，很多年轻人生活状态都是如此，大家工作起来拼劲十足，大街小巷的行人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少工作一个钟头就少赚几十块，每个人都不想、也不舍得停下来。这样昂扬勃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理念也让我备受鼓舞，对自己和罗湖的未来有了更乐观的期待。
在我们“服装人”眼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罗湖就是深圳的代名词。罗湖借助口岸的优势，吸引大量来自香港、东南亚各地的服饰时尚潮流由罗湖口岸流入，东门和国商、国贸片区成为全国的时尚集散地
梵思诺位于友谊城的店铺。（受访者供图）
口岸优势还让罗湖比内地更早掌握领先的时尚潮流理念。除了服装新潮外，商场装修装饰也可以说是全国最先进的。罗湖的商场很早就开始注重购物体验了，我们每天都会把营业厅玻璃展柜擦得干干净净，把商品摆得整整齐齐。吸引了许多内地游客前来，也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愿意到这里设点生产、销售服装，因为在罗湖有利于掌握市场和服装潮流的第一手资讯。市场活跃、流通快，让罗湖服装市场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大量的生意人纷至沓来。 这样繁华的景象在罗湖出现不是偶然。除了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众多的优惠政策也是让这块“宝地”日渐红火的原因。记得1985年到1988年，对经济特区内资企业不论经济性质和隶属关系，一律按15%的税率就地缴纳所得税，优惠的税率让经济特区内、外的服装有了更高的差价，这对于80、90年代的工资水平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在罗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我开始考虑自己创业。1990年，我在当时的友谊商店开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装店铺，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货品样式多、款式新、服务好、价格合理，很快就做到了商场的优秀柜组，月营业额一般都有5到6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算是很好的。由于深圳生意发展得很快，到1995年，我正式入驻友谊商店，并逐渐把一楼2/3的沿街店铺都拿了下来。
我对“时尚”这个词的认识正是最初在罗湖慢慢沉淀下来的。自己创业后，我出售的货品几乎都是面料非常优质的产品。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也一直在观察学习国际品牌的运作，慢慢拿到了很多奢侈品品牌的代理权和经销权，包括华伦天奴、登喜路和雅格斯丹等，让一系列国际品牌走进了深圳市场。
1997年，陈国雄（左三）与欧洲设计、管理和研发人员在友谊商店店铺。（受访者供图）
在品牌引进初期，我内心其实是非常忐忑的。当时在深圳，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元，而一件国际品牌的T恤售价就有上千元，我有点担心居民的消费水平支撑不起国际品牌。后来事实证明这是多虑了，大到几千元的成衣，小到几十元的袜子，往往都非常热销。也说明当时的市场购买力还是很强的。只要品质够好，样式够新颖，几乎是不愁卖的。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是的，改革开放让消费者的收入不断提升，大家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了。 在代理和经销国际品牌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学习，在每天的工作中一点点感受这些百年品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这也让我内心感到很大的落差，充满了危机感。我察觉到很多国际品牌公司一旦在本地建立起消费基础，就会收回代理权并转为品牌自营模式。如果继续以代理、经销这样受制于人的方式经营发展，我担心自己的事业会遭遇瓶颈。 我们能不能做自己的品牌？能不能有自己的服装设计师团队和自主研发生产？深思熟虑后我决定去欧洲学习，与欧洲的设计、管理和研发人员进行学习交流，并于1996年注册了梵思诺品牌。除了我，罗湖很多服装企业的品牌自主建设意识都逐渐觉醒。 多年的发展让罗湖的服装企业接触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时尚理念、管理技术和工艺标准，也让服装产业不断转型、蜕变，日渐完善，这也为日后深圳品牌的孕育、发展和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研究、打磨、沉淀，一批批自有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在罗湖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
如今，罗湖的服装行业早已不再局限在加工和销售服装。罗湖是深圳服装产业众多资源和人才的集中地，一批批“服装人”博采中西，让罗湖沉淀出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快速提升，推动整个行业从低附加值、出口加工型的模式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发展模式的时尚创意产业方向迭代。
陈国雄（右一）在博鳌亚洲论坛为嘉宾量身定制服装。（受访者供图）
我事业的起点和高速发展期都在罗湖，对罗湖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关心和参与罗湖的发展。我注意到，罗湖打出“消费牌”助力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提出“全域消费”规划，这张王牌打得非常漂亮。东门大众时尚消费区、人民南（火车站）口岸消费区，都有我们最早一批“服装人”奋斗过的足迹。如今，一些曾经的旧商圈、旧商厦在对标国际视野和标准改造为国际名店街区，消费体系和格局也在不断升级，这让我们这批从罗湖出发的“服装人”倍感振奋。服务湾区、辐射全国，罗湖的未来一定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