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国时期，齐国丞相管仲，为了增加齐国的税收，开办了不少官办“女市”、“女闾”（官办妓院）。1947年，民国政府也曾实行过公娼制度。上海滩是个“十里洋场烟花地，际会风云上海滩”的纸醉金迷之地，有很多娼妓从业者。民国政府的政策，更是助推了娼妓数量的增长。
娼妓群体，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她们中不少人，是迫于生活的重压，是被迫无奈堕落的，还有一些女性，是受了“笑贫不笑娼”的扭曲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主动走入了歧途。不论主动、被动，她们的命运都很悲惨，很多人在“有酒当醉，乐一日是一日”的安逸中，失去了尊严和自食其力的能力，只能在娼妓的行业里沉沦下去。稍有反抗，就会遭受毒打，让她们再也不敢反抗，只能沦为老鸨赚钱的工具。
1948年，上海滩的娼妓人数突破了十万大关。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但除了让老鸨们赚得盆满钵满，对我国的社会毫无益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上海滩登记在册的娼妓，患病率高达65%。在1945年到1950年，医疗机构对普通市民进行了抽样检验，发现普通市民患病率高达9%。
这也让禁娼工作，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下定决心要解决娼妓问题，但是从业者人数之多，积弊之深，让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棘手了起来，尤其是当时我国比较贫穷、落后，医疗、救助和安置再就业等条件都跟不上，如果贸然禁娼，会让大量从事该行业的女性失业，让她们失去收入，最终因为生活陷入困境，她们可能会被迫成为暗娼。
这治标不治本。对于禁娼，只能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不过，陈毅市长用了2步，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 加强管理
决定禁娼后，上海颁布了《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
对妓女、妓院加强了管理。达不到相关标准的妓院，让其关门大吉，达到标准的，也要严格控制妓院的规模，不允许妓院私自增加妓女数量，扩大经营等。同时，还给妓院的营业制定了很多的规矩，对其经营造成严重干扰。
同时，管理部门还要求，妓院对每一个顾客进行实名登记，民警也会在晚上前来检查此事。
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因为害怕自己去妓院的事被他人知道，所以就很好去妓院了。同时，相关部门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也让妓院疲于应付，影响了妓院的生意，最终导致大量的妓院倒闭。
上海滩的妓院，由最开始的500多家，到1951年11月，锐减到了79家。在高压、严格的管理下，依旧能坚持营业的，大多是硬茬了。上海的管理部门，决定对剩下的娼妓进行劳动改造。
二、 劳动改造
管理部门抽调了50多名女干部，要求她们和不肯改行的一千多名娼妓同吃同住，帮助她们改正。一名18岁的女干部，听说要和妓女同吃同住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但她也没有退缩。
最开始，这一千多名女子，对劳动改造非常抵制。管理部门准备召开一次动员会时，刚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要上台演讲，人群中一个女子大喊：“姐妹们，哭。台下的一千多名女子，齐刷刷地哭了起来，这让曹漫之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了。动员会在她们的软对抗下草草结束了。
上海滩当时的妓女，大多数的生活水平并不差，过得灯红酒绿的生活，妓院中有电灯、电话等当时少见的物件，她们的衣物也有人打理等，让她们去过劳苦大众的生活，她们很多人并不愿意。
甚至部分年轻、漂亮的女孩，还幻想着，有一天被达官贵人看中，娶回家后，过上姨太太的富贵生活。
为了让她们从心理上发生改变，管理部门找来了不少年老色衰的娼妓，给她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现状等。
这让女孩们，第一次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担忧。同时，女干部还鼓励，受到压迫的女孩，将她们的遭遇讲出来，被人毒打、欺凌、折磨等，每个女孩身上，都有很多的辛酸事。
女孩们，虽然在思想上，慢慢发生了变化，但她们几乎不从事劳动生产，突然让她们去参加劳动，她们也很抵触。
女孩们每天起来很晚，起床后，又慢悠悠地洗漱打扮一番。参加劳动时，她们又找各种理由偷懒、请假等，这让和她们同吃同住，帮助她们改造的女干部颇感无奈。
一件事，改变了大家。
管理部门给女孩们做了个体检，发现她们大多数人，患有梅毒、肺结核、心脏病等病。
陈毅市长得知后，下令让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医生，去给女学员看病。很多妓女，明天都遭受着病痛的折磨。
她们看到，政府部门实心帮助她们，为她们治病，甚至还将进口的昂贵的、本来应该给志愿军用的盘尼西林，拿给她们，给她们治病时，她们内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洗涤。
经历此事后，女孩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开始改过自新了。她们积极参与劳动，对生活也有了信心。
改造后的女孩，有一部分被上海本地的工厂雇佣了，还有一部分去了皖南国营农场和甘肃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疆兵团也接受了一批学员。她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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