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领袖——方 国 珍 论

方国珍起义之后，各路义军蜂拥而起。《庚申外史》载：“（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州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栾城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起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破成皋据仓粟，从者数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起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推徐贞逸（徐寿辉）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锁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锁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明史·陈友谅》载：“徐寿辉兵起，友谅往从之，依其将倪文俊为簿掾。”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至正十二年壬辰二月乙亥，定远人郭子兴及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据其城守之。”《皇明本纪》载：“闰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缚而欲斩之。有人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步伍。几月，拔长九夫。首雄，滁阳王郭子兴也。” 《国初群雄事略》又载：“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乙未，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及其弟士德、士信为乱，陷泰州及兴化县，遂陷高邮，据之。”

方国珍反元，在时间上，比刘福通、徐寿辉（后陈友谅加入）等起义早两三年，比郭子兴（后朱元璋加入）起义早三四年，比张士诚兄弟起义早四年多。方国珍与随后而来起义大军，一起推翻了元朝统治，改写了一个朝代的历史。

保境安民，使浙东人民免受战争苦难

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方国珍占领台州城；十五年三月，占领庆元（宁波）；十七年七月，占领温州。此后，方国珍占据台、温、庆元三路六州十一县，按当时的情况，除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外，方国珍也算得上一支势力强大的起义军。

但他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方国珍碑铭》载：“同县章子善者，好纵横之术，走说公曰：‘治乱有循环之运，元数将极，不待知者而后知。今豪杰并起，有分裂之势，足下奋袂一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而待。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馈运之粟，舟师四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传檄而定。审能行此，人心有所属，而伯业可成也。’公曰：‘君言诚是，然智谋之士，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朝廷虽无道，犹可以延岁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若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愿君勿复言。’子善谢去。”明确指出方国珍奉行“保境安民”政策。

方国珍至少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保境安民，避免战争；二是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建造桥梁，便利交通；三是尊重知识分子，兴办学堂。

元末起义军，大多数没有固定的辖境，流动性很大，与官府和其他义军争城夺地，百姓极受其苦。杭州是江浙行省首府，重大兵祸就有三起。杭州经过这样的兵祸后，十室九空，死者过半。江浙受兵祸之苦的还嘉兴、松江等地。至于中原战事频繁，有些地方城池被毁，百姓惨遭屠杀，城镇村庄几成一片白地。

保境中重大举措是筑城。至正十五年三月方国珍占领庆元后，即完善庆元城。全祖望《方国珍府第记》说：“其吾乡府城，因元初毁天下城池而坏者，虽筑于纳麟之手，而亦至方氏始完。”

至正十六年，张士德渡江南下，先取常州，再取平江，张士诚来居，接着占领松江、杭州等地。至正十八年，张士诚占据绍兴。方国珍兼有绍兴曹江之东境，与张士诚相邻，时刻防止张士诚部来侵。

至正十九年九月，方国珍扩建余姚县城，逾月成。一直反对方国珍的高明在《余姚州筑城记》中，歌颂方国珍建筑余姚城的功绩：“至正十有八年，天子锡印绶、节钺，命江浙平章荣禄方公分省东藩。明年，政修惠治，海壖辑宁，乃巡行属地，相其厄塞，议为守御计。即至余姚，瞻视形势，顾谓僚属曰：‘是州控扼吴、越，不宿重兵以镇之，可乎？顿兵储粮，无郛郭以居之，又可乎？’乃议筑余姚城。且曰：‘方今疆场幸安，军士饱廪稍无战伐劳，凡属役宜任军士，毋以烦民。’僚属咸谓宜。余姚之民自相顾曰：‘公之城吾州，为吾民也。今民皆敛手环视，而一委诸军士，我心何能安？’咸相率悉愿输财效力。且曰：‘是役既重，吾不忍尽出尔力也。矧余姚为鄞郡外屏，吾其召鄞县、奉化、慈溪之民分筑之，以纾尔力。其四门用力尤重，吾其给镪庀材，令军士自营之。’民皆再拜感激。……公乃躬自为表直。视工，黎明至城所，夕犹不息。……公之保捍我民者，其惠庸有既乎？”

至正二十四年（1364）方国珍下令筑上虞丰惠城。汪文璟《修上虞城记》载：“至正二十四年，太尉方公与其宾佐僚属议曰：‘上虞实要害地，城池不设，何以奠民居、固士志？’即与贵介弟知行枢密院事国珉率宾佐、僚属、将帅偕来，诹故实，相地宜，虑财用，以令为民除害于近地之州县，曰余姚、奉化、昌国、鄞、慈溪、象山、定海，并上虞为八邑。其役之赢缩，则视田赋所入为之差。惟上虞当六之一焉。……公与知县及其宾佐、僚属日周行城上察工，役勤惰而劝惩之。……经始于是年之十月，逾月而告成。”

因为有了城墙，才在嘉靖年间倭寇来犯时，三次未能进入丰惠城中杀掠。全祖望《方国珍府第记》说：“吾乡府城……至方氏始完。不然，嘉靖以后王直、徐海之乱，荼毒更有不可言者。”

与方国珍有重大利害关系有三方，若要保境安民，必须与三方处理好关系。

第一方是元廷。方国珍占据浙东三郡后，与元廷争夺地盘告一段落。

从至正十五年开始，方国珍之兄方国璋为元廷运粮到直沽，元廷则授他们运粮万户。此后，汝颍义兵大起，元廷无暇顾及方国珍，一味授国珍兄弟大官，要求他们继续为元廷运粮。至正十九年后，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历经三年，共有五次，每次运粮十来万担至京，共运张士诚粮48万担。朝廷则不断加官给方国珍兄弟。到元末期，方国珍又结好北方元廷大将山东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南边元廷命官据有福建的陈友定。与元廷相安十二年时间。

第二方是张士诚。方、张大战后与张士诚结为亲家，两境之地安宁下来，差不多有十年时间。

方国珍管辖的上虞与张士诚管辖的绍兴相邻，方国珍怕张士诚来袭，首先讨伐对张士诚，攻入太仓，在昆山七战皆捷。此时张士诚的西边又受到朱元璋军进攻，为了缓解两面受敌，张士诚降元。元廷令方国珍罢兵。张士诚也为了方国珍尽快退兵，愿与国珍结为儿女亲家。于是两境安定下来。

最早记载此事的是方国珍同乡、年龄相仿的陶宗仪，他在《辍耕录·纪隆平》中载：“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明嘉靖时所著《秘阁元龟政要》也载：“士诚屡为我军所败，又南与杨完者接境，方国珍乘隙，又以海滨攻击昆山。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

嘉靖、嘉庆《太平县志》载：“范秋蟾，南塘戴氏妇，国珍戚也，美而能诗。张士诚遣能诗妓女十余辈来觇，国珍送至南塘与秋蟾唱和。其行也，秋蟾制新词十章被之管弦以送，妓感服，尽以国情输之。”“妓女”应该是张士诚嫁女时随行侍女。

第三方面是朱元璋。方国珍结好朱元璋。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克婺州及周边地域，与方国珍所辖台州接壤。十二月，遣使招谕方国珍。方国珍认为自己不能与朱元璋抗衡，于第二年正月，遣使奉书献金于朱元璋。三月，赍书币以台、温、庆元三郡来附，并以次子亚关为人质于朱元璋；朱元璋厚赐关而遣还。此后一直与朱元璋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接受元廷所赠的大官。朱元璋明白方国珍脚踏两船，但无暇顾及偏于一隅的方国珍，故容忍他这么做，所以相安近九年的时间。

中国封建王朝是农业社会，元朝也不例外，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农业财政来自农田，所以要核田均赋。在方国珍治下，上虞县进行了核田。贡师泰《上虞县核田记》载：“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阳韩侯谏来为尹。会治兵县境，一切军资悉取于民，重轻失当，怨嚣载道。明年，春，升行枢密院都事，仍总制县事。乃进父老曰：‘若等苦吏横敛久矣。我欲为若等定令，使不得重轻为市，何如？’皆俯伏顿首曰：‘幸甚。’……仍选乡里大姓有禄位、德望者核视之，而侯坐堂上，执朱墨，勾稽核验，穷昼夜不少休。其法：每田一区，署由一纸，载田形地方亩数与凡执事者其上，俾执之以为券，而以鳞，册以鼠尾，分以兜率，总以归类。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讼矣。……邻境构兵，游军已入县，将校虑有伏，欲尽毁民居；侯（韩谏）白参政公（方国珉），遂得免。”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议履亩以计田定赋而差役，思以均齐其民．其法每田一区，亩至百十，随其广袤高下形势，标其号若干，画为之图曰鱼鳞，以鱼鳞条号第载简册曰流水，每号署图一纸”、“由是积弊以革，民瘼以苏，贫富适均，征差有则，民输惟期，岁人用足。”

元朝浙东连年灾荒，不是旱灾，就是水灾。至正四年，浙东温州、台州、庆元（宁波）发生特大海啸，海水上平陆二三十里，海塘及水利遭受严重破坏。方国珍取得浙东政权后，命令庆元、台州、温州各处官吏认真察看当地的农田情况，抓紧水利建设。

上虞县海堤年久失修，水淹成灾。国珍就亲自带着国珉与谋臣沿江察看，下令改用石砌海堤，修成后上虞县成为一片沃土。陈恬《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内有刘仁本等人序）：“邑所垦田大率三十三万亩，公赋一万八千斛。濒湖五乡为田三之一，而粮乃当大半。盖因田为湖，租未尝减，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赋视他乡为特重（上山诸乡每亩止科二升、三升，下五乡每亩起科六升、七升）。”可知上虞县各乡税粮比较低，并非平均数。因为有他兴修上虞五乡水利，数万亩良田得以灌溉，虞北乡民才能够旱涝保收，不再受饥饿之苦；因为有他主持修筑的浙东海塘，才将滚滚滔滔海潮挡在塘外，确保上虞北方平安。

元代温州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当时水利的兴修，《乾隆温州府志·水利》载：乐清县东、西两渠“岁久淤塞，元末，方氏（国珍派侄明善管理温州路）吏刘敬存摄邑，浚治深广，于是两渠复通，仍建宝带桥其上。又浚东小河至白沙，以泄溪流，舟楫可通，田得以灌溉，民甚便之。”这是温州古代方志中对农民义军少有的溢美之辞。

在台州，方国珍的兄弟方国璋、方国瑛也大兴水利。据《嘉靖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载：元至正间太平范围建有车路闸，又建九眼陡门、六眼陡门，建塘有七：太平有萧万户塘、长沙塘、塘下塘、截屿塘，玉环建能仁塘、江心塘、灵山塘。这些塘大部分是方国瑛管理台州时建。至于台州各县所兴的水利还有许多。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方氏兄弟还重视修筑桥梁。至正二十年，方国珍重修庆元东津浮桥，刘仁本撰《平章方公重修灵桥记》。在台州，方氏兄弟重修了中津桥。在家乡路桥附近，方氏兄弟修筑了石曲桥、三衙（指国珍）桥（在泽国）、四衙桥（国瑛修，在石曲西南）、洋屿桥（又称四府桥，国瑛修）等。

方国珍重视教育，兴建庆元府学堂与黄岩羽山文献书院（见刘仁本《羽庭集》）。余姚办儒学有阻，他便派刘仁本前去督办。至正二十年三月初三，刘仁本邀请了瓯越名士，聚集于余姚秘图湖畔，举行续兰亭会。当时参加聚会的有枢密院都事谢理、乡贡进士赵俶、御史萨都剌、名士林彬、天台僧白云、前萧山主簿朱右、帅府都事王霖、余姚学正车权、缙云教谕杨燧、防御元帅方永（疑即明巩）、参赞军机方行、永嘉典史文人焕、丹阳山长刘文彬、万户陈国安、镇抚沈得初等四十二人，举行“续兰亭会”。他们各人写好诗，由刘仁本作《续兰亭诗序》，朱右又写下《补续兰亭诗序》，尔后立碑刻石。与方氏政权交往的，除了著名诗人萨都剌外，还有大文人贡师泰、张翥、宋濂、丁鹤年等，著名医家滑寿（伯仁）也与方氏集团关系密切。大戏剧家高明前半生参加过证讨方国珍，方国珍却不记前嫌，高明到方国珍占据庆元，虽然不肯接受国珍的官职，却也受到庇护。

方国珍要求自己的子侄必须读书，明巩、方行、方礼、明谦等人，都善诗。一时文盛，时称“淮张兄弟、庆元父子”。路桥进士、监察御史、给事中杨晨在所编的《路桥志略》赞道：国珍“有庆元、台、温三路，视钱氏十四州虽不如，亦称霸一世，尝于羽山建文献书院，一时名士多从之游，子弟亦有才名，迥非陈友谅辈所能及。”

方国珍占据庆元后，开展海外贸易。元时“庆元路市舶提举司在东北隅姚家巷”原址，有宁波学者考证出在当时的波斯馆南面，今旗杆巷北的东后街与车桥街交界的西侧。元末方国珍占据庆元时，一度改称“海沧馆”，“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元末所修《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庆元进口舶货有220多种，比南宋修纂的《宝庆四明志》所载舶货多出60 余种。无怪乎元人在描绘庆元时这样写道：“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

至正十八年五月，方国珍派其兄国璋及幕僚刘仁本为元廷运粮。途经东海、黄海，曾受到倭寇骚扰。国珍船队顺道至高丽，向其通好。《高丽史》卷39《恭愍王世家》：“戊戌，（高丽恭愍王）七年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那时高丽亦深受倭寇之害。

于是方国珍决定出海捕倭。乌斯道在《送陈仲宽从元帅捕倭寇序》中说道：“太尉丞相方公以至正十有七年，受天子命控制东藩，有梗化者讨之，自是东方以宁。倭为东海枭夷，处化外。比岁，候舶趠风至寇海中，凡水中行，而北者病焉。今年夏，丞相曰：‘天子方以中土未尽平，弗睱理东海事，吾为天子弭盗职耳，恶得不选吾爪牙，俘至麾下。’于是诹日饬将士曰：‘汝往必克，毋利其货，以逭其死，毋毒我土民。’时君仲宽以都事职在元帅钱公幕下，因佐其行。”

在方国珍恩威并施的情况下，倭寇得到控制。《高丽史》记载方国珍五次派人来通好，再没有记载受倭寇骚扰事。

由于方国珍采取一系列保境安民措施，比起的中原，浙东民众在这十二年时间里可谓生活在天堂里。

顺应历史进程，归降朱元璋

至正二十七年（1367），在国家从混战逐步转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方国珍顺应了历史潮流，明智地归顺了强大的明朝开基者朱元璋，使浙东的百姓免受兵燹之苦。

此年九月，朱元璋派出二支劲旅出兵浙东。朱亮祖七万大军攻台州，十月黄岩被陷，温州失守；汤和、吴桢、廖永忠十万水步军在曹娥江击溃方军，兵临庆元城下。方国珍采取的不是破坏性的对抗，而是保护居民和财产的措施，“乃封府库，具民数，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方国珍碑铭》），使儿子方完奉表谢罪。朱元璋览表，觉得方国珍情有可原，同意他归降。十二月，方国珍归降朱元璋。

宋濂奉敕作《故资善大夫广西等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对方国珍的一生作出比较公正的盖棺定论，《碑铭》论曰：“隋大业末，海内纷纭，汪华聚众保民，据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境，虽屡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库籍民数以归职方，擢为歙州刺史，殁于长安，其事与公似，无大相远者。盖公以豪杰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天兵压境，避而去之，曾无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于生民甚大。”

方国珍从起事到归降，近二十年，其中管领三郡十二年，实行保境安民政策，最后顺应历史进程，明智地归降了明朝开基者朱元璋，也为自己人生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须要澄清的方国珍历史问题

方国珍的出身问题

关于方国珍的出身，明·黄溥《闲中古今录摘抄》记述最为详尽：“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家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谷珍（国珍）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耳，何恭如此？’父曰：‘我养赡汝等，由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

《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载：“世以贩盐浮海为业。”

《嘉靖太平县志》、《万历黄岩县志》均载：“一日侵晨，诣南塘戴氏借大桅木造舡，将入海货鱼盐。……国珍，海滨盐徒也，以盗牢盆与蔡乱头相仇杀，州郡不与直。……又以逋租，遣巡检某往捕国珍。”《嘉庆太平县志》载：“国珍父伯奇逋租，为田主陈所辱，国珍绐田主杀之，事泄，捕方急。又以与蔡元一（即蔡乱头）争牢盆事，官右蔡，国珍怒，叛入海。”《光绪黄岩县志》：“皆以贩盐浮海为业。国珍与蔡乱头以争牢盆相仇，州不与直……适以逋租，遣巡检某往捕之。”清代进士杨晨《路桥志略》载：“方国珍，父伯奇，卖盐为业。”

所有《正史》、《方志》都说明方国珍出身于盐民佃户，是田主剥削、官府压迫的对象。

但有人从《方国璋碑铭》中：“乐善好施，家隶尝以小斗出米以予人，公（国璋）闻立剖而谴之；人以贫投者，必周之。……时公上徵须繁且急，越公春秋高，不能任劳事，黄岩为望州，有司饕沓，苟弗及，苛责不旋踵，公酬应趣办，未尝使越公闻也。家素约，乃致力著逐，生业日厚，中外族党济其乏、存其孤，岁饥，振其乡里。有王复囚逻卒夜帅其徒斧闼入，尽掠公赀而入海。”认为方家是富户。

殊不知《碑铭》对于人的籍贯、生卒年最为准确，惟对于家境善事却往往美化。即使这样，我们仍可从《碑铭》中“时公（国璋）上征须繁且急，越公春秋高，不能任劳事。”看出，如果是富户，用不着因“春秋高，不能任劳事”，付不起“征须”；而“有司饕沓，简弗及，苛责不旋踵”了，也用不着国璋“酬应趣办，未尝使越公闻也”做这种难为事了。方国珍兄弟多，且勤劳节俭，家境逐渐变富，也是事实，《碑铭》说：“家素约，乃致力著逐，生业日厚。”这种富，是通过节约和勤劳取得的小富，是一个真正本实的农民终生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不好，并不能说他已经是大地主、大富翁靠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了。

至于方国璋“乐善好施，家隶尝以小斗出米以予人，公闻立剖而谴之；人以贫投者，必周之。”“中外族党济其乏、存其孤，岁饥，振其乡里。”这也不是一个蛮横“土豪”所为的事。有家隶，就该是地主土豪，也不甚然；“贫投者”、“存其孤”，有时把他们收为家隶也不是坏事，而且有家隶的时间也很难考，很可能是在方氏兄弟取得政权之后的事。有人举《方国璋碑铭》中：“授公仙居丞……公既官守，诸弟得服，田业益富。”以“田业益富”说明方国璋有不少田，该是土豪。岂不知国璋当仙居丞是在至正九年至十年间的事，把方国珍起义后的事来说明起义当时的身份，是不恰当的。

也有认为土豪是方国珍拥有船千艘。《方氏事迹》载：“谷真为台州土豪，至正初，造船千艘于海上劫掠商贾，集蛮卒数万，阻元之海运，霸占浙东、西濒海州邑。”方国珍造船千艘，是起义后至正十年之后的事，哪有在至正初即拥船千艘劫掠商贾的事？讲国珍霸占浙东、西濒海州邑，是至正十五年后占据庆元、温州后事，此时国珍亦不能以土豪衡量之，而是一方政权割据者。此论不足取。

综上所说，方国珍出身于盐民佃户是不容否认的。国珍兄弟五人，勤劳俭约，特别是从事利润甚高的贩盐浮海商业活动，家境渐富，通过对“中外族党济其乏，存其孤，振其乡里”，获得族党乡里的拥护，为国珍兄弟起义“旬月间，得数千人”打好基础。

现在我们再来看元末的各路农民起义军领袖：

《元史·顺帝》：“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庚申外史》：“五月，颍州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栾城韩学究家。”我们不能从“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韩学究”中，认为他是贵族；也不能从“福通等杀白马、黑牛”，便认为刘福通是富人，不是农民。

郭子兴“王父少好术数……不数年，家日赡，生子三，女一，王（郭子兴）中子也。……既长，兄弟皆善殖产……遂散家财，阴结宾客。”我们不能由郭子兴是富人而把他的起义不划为农民起义。

芝麻李（李二）有“芝麻一仓，尽以济人”，穷人哪有“芝麻一仓”？

彭莹玉是“和尚”，邹普胜不知干什么，但从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可以看出他也从事宗教事，他们找了个“生平以贩布为业”徐寿辉作领袖。他们这些人也都不是正宗的农民。

陈友谅父亲是渔民，但陈友谅起义前“尝为县吏，不乐，会徐寿辉与倪文俊兵起，慨然往从之。”

张士诚的情况与方国珍极相似，张士诚“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

惟朱元璋最穷，从小去放牛，却把牛犊杀了烤来吃，把牛尾巴塞入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被地主赶出后，也没去当佃户，而去当和尚。他没有能力聚众起义，只能去参加起义队伍。

总之，农民起义者，大多不是正宗老实巴交的农民，却都是大农业环境下的下层人民；而方国珍兄弟可以说是真正从事农业、盐业劳动的农民盐工，而把真正的佃户盐工盐商，当成土豪，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况且起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农民、盐民组成。所以方国珍和众多的起义都应该归为：农民起义。

自觉起义与非自觉起义

有人认为，起义正如革命，革命有自觉革命与非自觉革命问题，起义也有自觉起义与非自觉起义问题。

旧黄岩、太平两县《县志》均载：“以盗牢盆与蔡乱头相仇杀，州郡不与直。又以逋租，遣巡检某往捕国珍。谷珍方食，左执食桌为牌，右持大杠为棍，格杀巡检。遂聚兵叛入海，掠截漕运。”这说明方国珍由两件事：一件是与蔡乱头争牢盆，官偏袒蔡，一件是欠租，官府要来抓他，被“逼上梁山”的。

张士诚的起义差不多，《明史·张士诚》：“张士诚，小字九四，有弟三人，以操舟运盐为业。……弓兵邱义者，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

当然中原红巾军就有点不同了。《元史·顺帝》：“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兒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烧香聚众的还有芝麻李、彭和尚等，《太祖实录·徐贞一本传》：“寿辉即贞一，以烧香聚众起。初，袁州慈化寺僧彭莹玉以妖术惑众，其徒周子旺因聚众欲作乱，事觉，元江西行省发兵捕诛子旺等。既而麻城人邹普胜复以其术鼓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遂起兵为乱。以寿辉相貌异，众乃推以为主，举红巾为号。”郭子兴也类似，《滁阳王庙碑》开：“初，王父少好术数，常从异人游，得其书。……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信之其笃，遂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

中国的起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宗教性质的，著名的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一类是宗教性质的，如东汉末的张角起义，创“太平道”，裹“黄巾”，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东晋的孙恩以五斗米道组织起义；清末的洪秀全，以组织“拜上帝会”起义。

元末的起义也分两类：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起义军统称“红巾军”。他们的特征是：举红巾为号，称“弥勒佛降生”。只有方国珍、张士诚等少数起义军却不属于“红巾军”系统，他们不裹红巾，也不称“弥勒佛降生”。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红巾军的韩山童、刘福通、芝麻李、彭和尚等，他们组织“白莲会”，称“弥勒佛降生”，其目的就是推翻元朝统治，是自觉革命；而方国珍、张士诚等，则由于贩盐事情上的个人私怨，被迫起事，不是自觉革命。

这种观点显然是偏面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宗教社会，中国的政权也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起义也一样，以迷信为手段蛊惑人心，发动群众，开始时效果不错。但迷信毕竟是虚假的、欺骗的，难以为继，中国起义最后能成功者，如刘邦、刘秀、李世民、李自成都不是宗教分子。朱元璋也不例外，虽然当过和尚，投军时处在红巾军郭子兴部下，但从不以“弥勒佛”号众，严格地说，他不是一个教徒。

“被逼起事”又怎么样？秦末的陈胜、吴广就是被逼起义的。黄岩知县袁应祺在主修的《万历黄岩县志》论曰：“方氏在胜国（指元朝），犹陈王之在秦也。”一个由方国珍的政敌朱元璋建立的皇明政权的县令，把方国珍起义与秦末陈胜（称陈胜为陈王，表示对他尊敬）起义相提并论，这是多么中肯了不起的评价！

有人赞扬中原红军起义时旗上一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殊不知方国珍起义时，就高举大旗：“天高皇帝后，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台、温、处树旗谣》）。中原红军是以民族（大宋）大义为号召，现在看来却不妥，蒙古族、汉族同为中华民族；而方国珍却没有这种民族成见，他认为统治的压迫，才是起义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再来看元末的各路起义军领袖忙着干什么事。至正十一年八月，彭和尚等起义，推徐寿辉为主；九月徐寿辉被立为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十五年二月，刘福通攻占亳州后，立韩山童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国号“宋”，建元“龙凤”。二十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据江州，自称皇帝，改国号“大汉”。

方国珍和朱元璋与他们却不一样。朱元璋占领南京后，采取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循序渐进，最后取得政权。方国珍取得浙东三郡后，采取“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政策，结果既保全了浙东人民，也保全了自己，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

如何看待起义军的破坏力

有些史学界人认为方国珍是海盗，把方国珍看成孙恩、王直一类人。这一点，他们连古代的史志学者都不如。

在台州“史志”中，对方国珍评价最差的要算《嘉靖太平县志》了。《嘉靖太平县志》载：“岁庚寅（至正十年）十一月，贼（指方国珍）舡千艘泊松门港借粮，居民罔敢不予。”而稍后万历间的黄岩知县袁应祺却认为：“方氏在胜国（元朝），犹陈王（陈胜）之在秦也。”因此在他主修的《万历黄岩县志》中去除“贼”字称呼，称：“舟兵千艘泊松门港借粮，居民罔敢不予。”此后的《嘉庆太平县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府志》均采用《万历黄岩县志》的说法。可见《嘉靖太平县志》仇视起义及方国珍的观点不能被台州众多人士接受。

《嘉靖太平县志》载：“（至正十年）十二月攻温州路，烧掠沿海诸县。”稍后的《万历黄岩县志》等认为“烧掠沿海诸县”的说法过分，因此只载“十二月攻温州及沿海诸县”。《嘉靖太平县志》载：“（至正）十二年六月，国珍坐定光观，遣悍兵入黄岩城，毁官亭民居，邑荡为墟。”《万历黄岩县志》等认为“邑荡为墟”是夸大其词，去掉这个尾巴。

刘基《天妃庙碑》载：“十二年五月，方国珍寇台州，自中津桥直上登楼，骑屋山，内薄临城，城中人方拒击，楼忽自坏，登者尽压死，贼遂纵火焚郭外民舍，楼并毁。”所有黄岩、太平的县志只载“八月攻台州”，都没有记载“纵火焚郭外民舍”这句话，可能他们认为战争起火是正常遇见之事。

方国珍在起义中最严重的扰民事，要算至正十二年春发生在太仓的事。《嘉定县志》载：“至正壬辰（1352）春，国珍率海岛贫民千余人突入刘家河，烧运船无算，遂抵太仓，大肆焚掠。浙省参政宝哥、樊执敬以兵数千来援，遣平江奕十字军为前锋，溃于张泾，贼大获金帛而归。”《太仓州志》载：“罹于烽火者十万余户”、“第宅煨尽”、“千门万户俱成瓦砾丘墟”。千余人致“十万余户第宅煨火，千门万户俱成瓦砾丘墟”，太不可思议了。此事在《元史·樊执敬》中另有说法：“二月，（江浙参政樊执敬）督海运于平江（刘家河属平江路），卜日将发，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验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为海寇（指方国珍义军）也。既入港，即纵火鼓噪。时变起仓猝，军民扰乱，贼竟焚舟劫粮以去。执敬既走入昆山，自咎于失防，心郁郁不解。”原来这是一起方国珍部队劫夺漕运粮的事件。正史只说他们“既入港，即纵火鼓噪。时变起仓猝，军民扰乱，贼竟焚舟劫粮以去。”我看《嘉定县志》、《太仓州志》有些夸大其词。

事实上，方国珍在攻城夺地中的破坏性并不大。《定海厅志》、《定海县志》记载：“元至正十五年（1355）春，方国珍从台州率兵北上，攻打庆元（今宁波），元守将纳麟抵挡不住，献城投降。方军占领宁波后，又向宁波所属各县进军，慈溪县令陈文昭不肯归降，城破被擒，方将陈监禁于岱山”（《宁波大事记》同）。杨维祯（1296—1370）说，四明（庆元）的城很坚固，方国珍一攻就进去了，无人肯死守。没有丝毫抢掠的记载。现宁波“天一阁”藏有《方国珍德政碑》。现舟山市志章凤池先生认为：“方国珍攻占昌国后，由于他把老百姓从元朝官吏的严密统治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获得了一些自由，所以，方国珍率领的义军，不但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得到了一部分元朝的下级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使他们纷纷倒戈，投入方国珍的义军，为方出谋划策。”

方国珍占领温州的时间十分模糊，一般都载：“至正十五年，方国珍占有温、台、庆元。” 永嘉溪南《卢氏宗谱》载：“至正十六年（1356），温州、台州、庆元三州皆为方国珍占据。”《瓯越历史》载：“至正十七年七月，方国珍遣李德孙攻占温州，次年命侄方明善为省都镇抚分据温州。”可见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役。方国珍经管温州，非但没有造成温州的灾难，而且为温州做了不少好事。乐清志论曰：“元代温州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当时水利的兴修。乐清县东、西两渠‘岁久淤塞，元末，方氏（国珍）吏刘敬存摄邑，浚治深广，于是两渠复通，仍建宝带桥其上。又浚东小河至白沙，以泄溪流，舟楫可通，田得以灌溉，民甚便之。’（见于清《乾隆温州府志·水利》）这是温州古代方志中对农民义军少有的溢美之辞。”《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载：“侄明善居温，颇循法度。”

可见，方国珍非但没有给台州的人民造成战争的灾难，也没有给浙东人民造成战争灾难，这是史事。

我们看看其他起义军的情况。《辍耕录·想肉》载：“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人想之也。”淮右之军指谁？一般都认为是指朱元璋的部队。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是属于“流氓无产者”，由于他长期在社会压迫下生活，所以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在他开始打江山时杀人如麻，被杀者大都是无辜的老百姓。鲁迅先生说“明则诬赖儿郎”。正如赵翼所评价的：“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当然随着朱元璋军事势力的强大，之后部队的纪律得到约束，吴晗《朱元璋传》写道：“攻破城池后，就乱杀人，乱抢东西，俘虏壮丁，霸占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朱元璋立刻召集诸将，申明约束：‘大军从滁州来此（和州），人皆只身，并无妻小，入城后乱搞一起，虏人妻女，使老百姓夫妇离散。军队没有纪律，怎么能够安定地方？以后取城子，凡有所得妇人女子，惟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的妇人不许擅有。’”但这种约束彻底改变了吗？没有。朱元璋军在攻占台州时，朱亮祖就任士兵横行虏掠。陶宗仪一家姊妹、弟妻三人死于士兵淫威下。连宋濂主编的《元史·列女》都记载此事：“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丧，忍死护柩，为游军所执，迫胁之，媛曰：‘我若畏死，岂留此耶！任汝杀我，以从姑于地下尔！’”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其他各路起义军，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劣迹，相比之下，方国珍和明玉珍的队伍还是比较好。

方国珍真的被招安了吗？

方国珍起义之时，元朝政治、军事力量都十分强大，凭方国珍起义的数千人是无法与元朝廷抗衡的。《元史·泰不华》载：“诏江浙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遂被执。”方国珍知道这次胜利是侥幸胜利，《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载：“国珍因迫使请于朝，下招安之诏，元主从之，遂授庆元定海尉。”（《方国珍碑铭》、《续资治通鉴》同称授“定海尉”，被《台州府志》采信；《草木子》称“海运千户”，被黄岩、太平《县志》采信。海运千户实以后事）定海离黄岩甚远，方国珍知道这是调虎离山计，因此“国珍虽受官还故里，而兵聚不解。”（《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

果然，朝廷也清楚地知道方国珍不会被招安。《元史·归旸》和《续资治通鉴·元纪》均载：枢密参议归旸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示四方。”《元史·泰不华》载：“九年，诏泰不华察实以闻，既得其状，遂上招捕之策。”叶子奇《草木子》载：“朝廷恐为海运之梗招安之，即啖之以海运千户。及既定，濒海之民共愤之，与万户萧载之谋杀之不果。”在这样情况下，方国珍只好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十二月二十三日攻温州，登岸入镇海门，焚烧漕舟，官兵逃窜。二十八日，从镇海门攻入温州。过了年正月初三，方国珍撤出温州。

《元史·泰不华》载：“十一年二月，诏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以泰不华稔知贼情状，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于温州，使夹攻之。既而孛罗帖木兒密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孛罗帖木儿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执，反为国珍饰辞上闻。……复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尔等至黄岩招之。”这是方国珍第二次被招安。

“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泰不华自分以死报国，发兵扼黄岩之澄江……垂与国珍遇”，结果泰不华被方国珍杀死，方国珍复反。

至正十三年春，方国珍复降。《续资治通鉴》载：“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特里特穆尔（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遵达实哩（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十月，元朝命方国珍交出船只，遣散部众，被他拒绝。方国珍拥有海船一千三百余艘，占据海道，阻绝粮运。

至正十五年春，方国珍从台州率兵北上，攻打庆元，纳麟抵挡不住，献城降。此后，元廷已没有力量剿讨方国珍了，只好与方国珍讲好了。

总之，方国珍的招安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招安，他从不轻易交出兵权，而他的官位也是有名无实的空衔，自己不去担任。如他曾授“徽州路治中，未赴，仍据海道”，元朝廷封他江浙行省左丞相，他也没有去杭州做官；封他为太尉，也没有到京城做官。而是仍守浙东。方国珍对敌我形势有着较深刻地认识。

张士德也是这样认识的。至正十七年六月，朱元璋军队擒张士德，欲招降张士诚。士德却秘密送书给哥哥士诚，劝他投降元廷。原因是投降元廷，犹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待后再起；而投降了朱元璋，只能当个部下，一生事业没有了。结果张士诚听从弟弟士德的话，归附元廷。

朱元璋也差点归附元朝廷。开始朱元璋的军事发展，全靠小明王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抗元作掩护，他才有精力与其他义军作战。至正十六年后，元察罕帖木儿一军兴起，起义军屡遭受重创。十九年，察罕帖木儿攻克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数百骑出东门遁走。朱元璋眼看形势对起义军不利，决心向察罕贴木儿求和。他通过方国珍、方国璋，两次派了使臣去见察罕贴木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也就是表示愿意被招安。《罪惟录·方国真》载：“始，元察罕平定山东，江南震动。太祖（朱元璋）遣千户王华挟三千金附国真海舟至燕通好，元随遣尚书张昶等出谕”，二十一年，张昶等来到台州，想与方国璋一道去南京，落实招安之事；二十二年二月，方国璋遇害，朱元璋同意张昶去集庆（南京）。这一年察罕被降兵杀死，形势发生变化，朱元璋立即变卦，不再提招安之事。

方国珍的招安，体现着农民起义军对生存和安定的追求。方国珍认识到元政权还十分强大，利用招安与元廷周旋，以积蓄力量，所以他不轻易交出自己的军队，对朝廷的异地委任也不去赴任。一旦当朝廷作出对他不利的举措时，方国珍便会义无反顾地“入海反元”。当他取得生存和安定基本条件后，即进行“保境安民”政策。

方国珍为元廷运粮问题

元代北方的粮食靠南方运输去的。南粮北运有两种方法：一是经大运河，一是经海道。但大运河久塞，使用困难，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主要靠海路运来。至正八年方国珍起义后，海运受阻。元丞相脱脱在治理黄河的同时，一度想重新挖掘大运河，结果造成中原红巾军大起义，运往京城的粮食被阻。至正十四年大旱，元廷向江浙行省借米数十万石。《续资治通鉴》载：“是岁，京师大饥，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中国通史》载：“元廷为中原、江浙各地红巾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发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元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至正十五年开始，即为元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到至二十三年止，方国珍派大批海船，每年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这一举动为现代历史学家所非议，他们认为：如果方国珍、张士诚不海运粮食给元廷，那么元政权的灭亡会更早一些。

历史学家往往从理论出发，说应该怎样怎样！但事实上，元廷即使没有张士诚的粮食、方国珍兄弟的运输，皇族、官员、士兵们仍然可以活得潇洒，苦只苦了广大百姓，必定大量饿死。以百姓饿死作代价以增大起义的力量，我看并不可取。方国珍兄弟为元廷运粮，以给济北方的粮荒，减少百姓的饥饿，并没有大错。

潘伯修之死

《万历黄岩县志》载：“岁戊子方氏兵起，元帅朵儿只班酗愎，欲尽屠边海之民，伯修挺身争止之。”《嘉庆太平县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府志》说得更详细些：“参知政事朵儿只班总兵至台，将尽屠边海之民。伯修率父老诣军前力争曰：‘百姓何罪？倡乱者独国珍耳。’乃得免。”由于潘伯修在黄岩东南乡百姓存亡的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消除了一场大屠杀，因此黄岩百姓十分感激，并得到史志的称赞。潘伯修又尝挺身说方国珍降，南台御史左答纳失里奏其功（《嘉庆太平县志》、《光绪台州府志》）。

方国珍对潘伯修也十分看重，派人把他接到庆元，欲使长幕府，但潘伯修却不肯为国珍所用，力辞归。但是潘伯修却在返家途中被人杀死了。明谢铎《赤城新志》载“后竟为谷珍所害”，其它志书亦有所载，这成为方国珍的罪行。

《嘉靖宁波府志》：“潘省中，元进士也，为国珍所劫，屡以义折之，国珍不从，其党郭仁本（即刘仁本，仁本源出仙居郭氏，其父入继母舅刘氏，乃以刘为姓）谮之，乃使盗杀诸隘。”

《万历黄岩县志》比较含蓄：“用事者不悦，使盗待诸隘杀之。”

《嘉庆太平县志》载明郭樌《跋潘省元宣德碑文后》：“宣德碑未树，而方国珍遣盗杀潘省元伯修。” 又说：“方为行省丞相，郭任枢密，假盗杀潘省元伯修，焚毁陈宣家，并郭之为，见于方石《台州杂咏》及《叶志》，而元、明两史不载。”

潘伯修被杀与方国珍脱不了干系，但多数认为是由刘仁本所谗或所为，但这不能减轻方国珍责任。

怎样看待潘伯修被杀之事？

潘伯修说过：“倡乱者，国珍尔！”为了立功，每次来说服方国珍投降元廷；方国珍要用他，他又认为方为海寇，不肯为其所用。这使方国珍十分恼火，在刘仁本的谗言下，默许或遣人杀害之。

《万历黄岩县志》论曰：“潘先生倜傥多才，亦一时硕彦，然考其言论，盖牵曳于胡元网罗之中，而不思海岳腥膻所当汛埽者也。逊志先生曰：‘夷狄不可为正统，盗贼之雄耳。’伟哉斯言，足订千古之谬矣。”当然《县志》主修县令袁应祺及逊志先生（方孝孺）认为潘伯修错为胡元（即异族）出力，在今天看来亦不妥。

明郭樌《跋潘省元宣德碑文后》论曰：“元之事已矣。独惜省元（伯修）以清庙瑚琏之器，乃倒持莫邪、干将，失其用以自殒其身。”认为潘伯修违背历史进程，招徕自殒，是公允的。

其实不愿为方国珍所用的文人甚多，方国珍对他们都很宽容。如长屿人李蓊，方国珍委任他仙居主薄，辞不去，再委任镇海巡防千户，亦力辞。有人与方国珍讲：“彼不为公所为，是目无公也。”国珍曰：“此善人也，不愿做官任他去。吾不可得罪乡里。”对于反对国珍的乡兵，如陈恢、毛贞德父子、陈宣、赵师闾等，方国珍都曾劝服过他们，他们却坚决与他作对，不得已才用兵。（《台州府志》，黄岩、太平《县志》）

方国珍与主要对手的关系

对待刘基的态度

刘基，字伯温，比方国珍大8岁。至正八年，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不久因不满官场辞职。方国珍起义时，刘基正闲居在杭州。刘基虽然仕途遭挫，对元王朝的腐败政治深为不满，但是，他仍然视剿灭起义者为吊民伐罪的行为。至正十一年，省掾高明随省臣南征方国珍之前，刘基赋诗为之送行：“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

刘基从政后的前半生一直以方国珍为敌，他始终认为方氏兄弟为首乱，应当捕而杀之，以儆效尤。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的看法与刘基相同，也力主剿捕。至正十二年，泰不华打算诱杀方国珍，结果自己反被方国珍击杀，台州的形势十分紧张。时江浙行省又任命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浙东道宣慰司（即元帅府）置司庆元，刘基到庆元报到，建议江南行台御史、帅府元帅纳麟修筑庆元城以御方国珍，他说：“当筑庆元城以御之。庆元得固，内陆安宁，此防守之扼要也。”纳麟接受了刘基的建议。之后又派刘基到台州，协助石抹宜孙镇剿方国珍。他一到台州，就建议整修台州城，不久城墙完工。

八月，方国珍率众攻台州，由于城防已固，防范严密，进攻没有成功。刘基也因此在浙东元帅府出了名。刘基十分得意，撰《筑城词》：“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不盗。”

至正十三年，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将刘基辟为行省都事，商议剿抚方国珍事。《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及帖里帖木儿左丞招谕方寇，辟公为行省都事。”刘基建议招、捕两法，对方国珍兄弟进行剿捕，而对其部下实行招安，并起草了议剿奏书，帖里帖木儿派其兄行省都镇抚呈报朝廷。

方国珍对刘基颇为忌惮，派人送礼物给刘基，劝他宽行剿捕之法，以保安宁。刘基却拒收礼物，决意道：“只有剿灭，别无他策。”方国珍无奈，派人贿赂朝中权要：“省院之驳议未决，而航海之宝贿直达于宫中。”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这还不算，还斥责刘基擅作威福，有伤朝廷好生之仁，罢了他的职，将他羁管绍兴。帖里帖木儿左丞也被罢了官。满怀热情的刘基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当然是又气愤又痛苦。朱彝尊说他：“感愤至欲自杀，门人锡里实（密里沙）抱持之，得不死”（《刘基行状》同）。论者以为“刘基的这一悲剧是忠而见弃的悲剧”（《刘基传》）。

至正十六年，刘基复被起用为行省都事。至正十七年，改任枢密院经历，到处州，与石抹宜孙同理军务。此时方国珍已占领温州，处州与温州相邻，刘基觉得方国珍是个威胁，因此，到任不久，便向石抹宜孙建议道：“方国珍虽已归顺朝廷，但此人反复无常，不可不防。依臣之见，仍应以武力平定，方为上策。”但石抹宜孙的头脑却比刘基清楚，认为今日方国珍已非昔日可比，一来势力渐大，二来朝廷器重，岂能轻易除之，劝刘基忍耐。

刘基无奈，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军队、招募义勇等方面。刘基自此也建立起了一支自己控制的武装。当时，处州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缙云等县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刘基赴任后，作《谕瓯括父老文》，宣扬皇恩浩荡，为扑灭农民起义，维护元王朝的统治，继续竭忠尽力。其后，在镇压、招抚处州一带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刘基等人筹谋赞画，石抹宜孙指挥，或发兵进剿，或设计诱捕，不久即几乎残歼无遗。

总之，刘基政治前半生对方国珍的敌对情绪是站在元朝统治者立场上对待一个起义者的敌对情绪，并无赞扬之处。

至正十九年岁末，朱元璋部将胡大海镇守金华府，得知金华、处州一带有四位贤达：宋濂、叶深、章溢、刘基。孙炎攻克处州后，朱元璋便命孙炎敦请四人同赴金陵。宋、叶、章三人都应允受聘，但受“忠臣不侍二主”的观念羁縻的刘基婉言辞谢。第二年，朱元璋再次派江南名士、处州路总管孙炎前往青田邀聘。经孙炎再三固邀，并道明利害，进行威胁，刘基才不得不受聘。刘基打点行装，临行前，将召集的义兵交付给其弟刘陛指挥，告诫曰“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勿忧我”（黄伯生《行状》），仍不忘防范方国珍。

二十年三月，到了应天（南京）。此时他见到日已壮大的起义军领袖朱元璋，眼界突然开朗。他重新审视了天下形势，发觉方国珍首先反元并非坏事，在各路义军中，方国珍也不是朱元璋夺取政权的重要障碍。刘基向朱元璋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提出先灭陈友谅，暂时与张士诚、方国珍妥协，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各个击破的策略。朱元璋一一采纳。

至正二十一年，正值朱元璋西征陈友谅之时，刘基母亲病逝，意欲归里营葬，朱元璋竭力慰留。二十二年初，朱元璋东西两线战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刘基归里守丧。在刘基归里途经衢州时，金华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反叛，杀害了金华守臣参政胡大海等。处州苗军元帅李祐之、贺仁得等闻迅后随即反叛，杀害了行枢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等。刘基至衢州后，安抚民众，会同平章邵荣、元帅王佑、胡深等兵攻复处州。金华又重新被朱元璋收复。直到局面得到稳定，刘基才回家葬母。还为招抚方国珍作了准备。

刘基归里后，方国珍便派人向刘基致书奉礼，想通过修好刘基以达到修好朱元璋的目的。刘基则因时因事而为，认为方国珍不是朱元璋的死敌，同意为方国珍说话，派人赴应天秉告朱元璋关于方国珍致书奉礼一事，在征得朱元璋的同意后，向方氏来使宣示朱元璋的威德，劝其归附。方国珍由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为最终降附作了准备。

至正二十七年，方国珍归降朱元璋后，与刘基同朝为臣，两人已没有了过去朝廷与反贼的仇怨，也没有了起义军之间的利益冲突。方国珍一直敬重刘基，刘基也没有在朱元璋面前说方国珍坏话，两人相安无事。此时刘基反受到主要政治对手是淮西派胡惟庸等排挤，结果尽管刘基十分小心，还是被胡惟庸等害死，刘基的死仅比方国珍病死晚了一年时间。

与张士诚的关系

自从至正十六年张士诚的弟弟士德陷平江后，士诚自高邮来都之。接着占领了江浙行省的省会杭州，势力伸展到绍兴，窥视方国珍地盘，威胁到方国珍的生存空间。《中国通史》载：“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5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奣子桥，国珍七战七捷。未几，张士诚降，元廷命方国珍罢兵。” 《辍耕录》和《秘阁元龟政要》均载：“（张士诚）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方国珍与张士诚之间战争以婚姻的方式了结。

有人认为，方国珍攻打另一起义军张士诚，已经蜕化变质成为元廷鹰犬。但是任何时期的起义，起义军之间为争夺生存、扩展势力，互相之间争斗是经常不断的事，无所谓蜕化变质与否。就拿元末各起义军来说，刘福通就是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所杀（亦有认为当时未死，是后来被朱元璋杀害的）；陈友谅开始投倪文俊部下，倪文俊挟持徐寿辉，陈友谅杀倪文俊，又杀徐寿辉，自称皇帝；朱元璋的军事行动，也以各路起义军为主要目标，他打陈友谅，打张士诚，并派人把小明王韩林儿沉死在江中（他原可以采取禅让的办法，但他连这一点都不愿意），为自己当皇帝扫除最后的障碍。在夺取政权的生死之斗中，说不上变质不变质。况且方国珍、张士诚最后以缔结婚姻为结局，使两境之民稍息，这比各路义军非以生死不能了结，好许多。

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方国珍又与张士诚合作为元廷运粮。直至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朱元璋所灭，十二月，方国珍归降朱元璋，方国珍与张士诚间已十年没有战事，这在起义军之间实属希罕之事。

关于张士诚与方国珍交好，黄岩、太平两地《县志》均载：“范秋蟾者，塘下戴氏妇，方国珍戚也。张士诚遣能诗妓女十余来觇国珍富盛，国珍送至戴，与秋蟾角艺，无所轩轾。其行也，秋蟾制新词十章被之管弦以送，妓感服，尽以国情输之。”这实可能并非妓女，而是张士诚嫁女所带的侍女。在战争年代，两地竟然互觇虚实（其实没有必通过妓女或侍女口中所得国情，方国珍谋士刘仁本等都到过平江），比起富来。

与朱元璋的关系

朱元璋的主要对手是陈友谅、张士诚，开始方国珍与他并不相干。至正十八年底， 朱元璋的军队东下衢州、婺州，与方国珍割据的温、台、庆元诸路相望。当时朱元璋受陈友谅、张士诚夹击，无暇南顾，因此，对方国珍示以招抚策略，以求南线稳定。十二月，朱元璋遣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往庆元招谕方国珍，“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至正十九年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来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匹来献。朱元璋复派镇抚孙养浩到庆元抚慰。“三月丁巳，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次子关为质，上（朱元璋）厚赐而遣之”（《太祖实录》）。九月，方关回来，朱元璋派博士夏煜同往，授国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事。国珍复遣使者，愿守城邑，如钱镠故事，岁贡白金以给军赀，朱元璋答应了。

但是在元廷的诱惑及手下谋士的怂恿下，从至正二十年开始，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每年都运粮十几万石到京城；对朱元璋的来使也忽冷忽热，这令朱元璋很不高兴。

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派胡大海再次攻下金华。其部下苗军杀主将胡大海，持其头来献方国璋。方国珍反对招降纳叛，叫国璋遣兵警戒。苗军于二月十二日夜四更围仙居，矢石如雨。方国璋仓卒应战遇害。得知方国璋为拒叛将而死，朱元璋十分感谢，从南京遣使到台州祭奠，慰抚其遗孤。

至正二十四年，方明善攻占平阳。后被被朱元璋参军胡深遣兵击败之。明善惧，与国珍谋输岁贡银二万两充军费，请守乡郡，如钱镠故事。上许之，命深班师（《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方国珍遣经历刘庸等来贡白金二万两于朱元璋。元廷也抓紧拉拢方国珍，授方国珍大官。

吴元年丁未（即至正二十七年）四月己未，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七月，太祖遣使责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仍以书谕之。九月，朱元璋灭张士诚后，派朱亮祖、汤和领兵攻方国珍。十二月，方国珍率2.4万余部与海舟400艘归降汤和，汤和把他送到南京，朱元璋十分高兴地迎接他，且喜且嚷曰：“若来何晚也？”方国珍即叩首谢罪。

《方国珍碑铭》载：“上以公诚悫，遇之特厚，每赐宴飨，皆与功臣列坐。未几有广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请。”俞本《纪事录》也证明这一点：“谷真朝毕，宣升奉天殿，赐以龙衣冠带，命于大臣班坐而宴。”方国珍病了，朱元璋数遣中使慰问，并封他的长子方礼，宣武将军佥广洋卫亲军指挥使司事；次子方完，忠显校尉虎贲卫千户所镇抚。洪武七年，方国珍亡故，寿五十六岁。葬于城东二十里玉山之原。（《方国珍碑铭》）

洪武九年，应方国珍子方礼之请，朱元璋敕命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作《故资善大夫广西等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对方国珍的一生做出公正而肯定结论。

方国珍与朱元璋是两个起义军的领袖，当朱元璋强大后，攻下婺州（金华），来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对朱元璋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归顺。但方国珍在浙东经营十多年，已经形成一套管理机构，他投朱元璋不可能毫无顾忌的，因此反复也是正常的事。好在他还是有自知之明，没有采取与朱元璋作殊死战斗的方针，朱元璋大军压境，方国珍“乃封府库，具民数，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谢”（《方国珍碑铭》），终于取得了朱元璋的原谅，最后兄弟子侄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一奇迹。

方国珍杰出的军事才能

《元史·泰不华》载：“八年，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为蔡乱头、王伏之仇逼，遂入海为乱，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德流于实。”方国珍起义一开始就劫取漕运粮，起义军有了粮食，军心稳定，又不用扰民，真正太出色了。“事闻，诏江浙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这是方国珍起义后的第一场战事。当时方国珍根本无法与朵儿只班率领的元军相抗，只能采取逃跑计策，“焚舟将遁”是美化元廷的话，亦有可能就是方国珍设下的计谋。当时的船只都由木板制成，海战最怕火战，船只着火后处在茫茫大海中，士兵无处可逃，因此“朵儿只班遂被执”。当然，朵儿只班被执，国珍没有杀他，而是“迫其上招降之状”为自己留下后步。

至正十一年元廷又一次大规模地剿讨方国珍。二月，诏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以泰不华熟知台州情况，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于温州，使夹攻之。“既而孛罗帖木兒密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孛罗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元史·泰不华》）。这次战斗虽然元军强于方国珍军，但方国珍已经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当然他所采取并不是白天正面作战，而是“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又一次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连统领孛罗帖木兒和郝万户也被他俘虏，当然方国珍仍然没有杀他们。

至正十二年春，方国珍率海岛贫民千余人突入刘家河，烧运船无算，遂抵太仓。《元史·樊执敬》载：“二月，（江浙参政樊执敬）督海运于平江，卜日将发，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验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为海寇也。既入港，即纵火鼓噪。时变起仓猝，军民扰乱，贼竟焚舟劫粮以去。执敬既走入昆山，自咎于失防，心郁郁不解。”这次偷袭真是太神奇了。

三月，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准备诱杀方国珍，泰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徠，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结果被方国珍识破。方国珍率小舸二百入海门港，在马鞍山下黄林洋与泰不华相遇，泰不华却因不懂潮汛大船搁浅无法行动，国珍士兵“欲抱持（泰不华）过国珍船”，泰不华却夺刀杀义军，义军只好将他刺死。

至正十四年，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

台州城为刘基建议修筑，十分牢固，方国珍久攻台州不下。九月，“有渔者九人，尝夜从水关入城，渔毕则出，既久，乃就国珍献计，国珍与谋而遣之。一夕，国珍兵至西门，渔者使数人于西门大噪放火，城中官兵尽趋救之。又数人密从东门斩关而出，纳外兵，遂陷台州”（《月山丛谈》）。方国珍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以俟诏命。

庆元城（今宁波）同样为刘基建议修筑。至正十五年春，方国珍从台州率兵北上，攻打庆元，元守将纳麟抵挡不住，献城投降。杨维桢说，四明的城很坚固，方国珍一攻就进去了，无人肯死守。因为元兵元将知道，投降方国珍非但没有生命危险，甚至可以仍旧当差；而死守则凶多吉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方国珍真是太知“孙子兵法”了。

张士诚占据平江、杭州后，威胁到方国珍的势力范围。至正十七年八月，国珍率兄弟诸侄等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知公且至，遣其将史文炳、吕真统十将军兵七万，御公于昆山。昆山去姑苏七十里，士诚之伪都在焉。文炳、真陈兵城中，乃以步骑夹岸为阵。士诚命游兵往来，旌旗数十里不绝，气势甚盛。公曰：‘滨海之地，非四达之衢。乃复参用步骑，兵虽众，不足畏也。’公舟师仅五万，身率壮士数百趋奣子桥，文炳、真使十将军薄水战，矢石如雨，公戒其众持苇席，藉涂泥，冒矢石，文炳、真急奋呼夹岸之军，以火箭乱射，公燎及须鬓，横刀大呼而入，杀两将军及十余人，军大溃，若禽鸟散去。公与壮士追击，趋其中坚，文炳、真接战，公出入阵中，所向辄披靡。桥左右水骑讫不得成列，而岸上军又败北，文炳、真弃马走，亡七将军，溺死者万计。公乃次兵于岸。明日又战，七战七捷，直至城下。”（《方国珍碑铭》，《太祖实录》同）“相军相遇勇者胜”，这次战争充分显示出方国珍的军事才能及其作战的勇敢。

自方国珍至正八年起义，直到至正十七年与张士诚发生在昆山的战斗，十年时间里，在重大的战斗中，方国珍几乎没有吃过败仗。现在大家谈论施耐庵《水浒传》，施耐庵生活在张士诚、方国珍同时代，侨居杭州，比他们略小几岁，“梁山泊”中发生的水战，论者认为采用南宋洞庭湖杨么及元末张士诚的水战作参考，但似乎忘掉说及元末水军最强大的方国珍，而方国珍水战并不比“梁山泊”水战差。难道施耐庵只知道张士诚却不知道方国珍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施耐庵写《水浒》，必定也已参考了方国珍的大量水战实例。方国珍的成功水战，为《水浒传》的水战生色了不少。

可惜在至正十七年后，方国珍的军队几乎不再打仗，十年间守望浙东三郡，看着别人争城夺地，毫无发展。到了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征服张士诚后，向他发动进攻，方国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投降了。

如何评价方国珍

《明书》作者傅维鳞称赞方国珍：“非有乘衅伺隙之便，辄诛仇结众，凌风卷雾于江海之陬，不可谓非云雷之壮志焉，叱咤数年，始多控弦勒骑之举，是亡元者，国珍也！元即啖以爵禄，讵能挚虎兕而令弭耳哉？使听章子善之论，天下事未可知也，乃终不建号称王，卒归命真主，国珍之识量有过人者。回视吴楚，俱烟消灰灭，而独乐天年，保富贵子孙安享厚禄，于太祖迅霆之下，非沉勇知几而能若是乎？说者咎其不夹击江阴，于质子之日取公侯分诰券，果尔，则前安得岸然豪宕于浙左者几二十年，后亦与傅、李诸公同受惨苦矣。”

如果客观一些讲：

方国珍是元末第一支有影响力的起义军领袖，由于他首义及坚持，使得后来的起义军有了榜样，形成声势，方国珍也与各路起义军一道推翻了元朝统治，改写了一个朝代的历史。“亡元者，国珍也！”是赞扬语；改为“亡元首义者，国珍也！”更恰当些。

当他取得浙东三郡地盘后，实行保境安民政策，使得浙东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是他第二大功。“使听章子善之论，天下事未可知也”，是遗憾；“回视吴楚，俱烟消灰灭”，是庆幸。国珍生长海滨，所用将帅谋士，均为家族亲戚及当地文人；所集之兵，也多是海滨盐丁佃户，这些人缺乏中原人士全局大意识，国珍如能听章子善建议，进军中原，有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地盘，但若要取得全国政权，可能性不大；与其如此，则“保境安民，以待真人出”，亦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当朱元璋大兵压境时，他封府库，使城守者出迎，使浙东人民免受血刃——这是第三大功。“于太祖迅霆之下，非沉勇知几而能若是乎？说者咎其不夹击江阴，于质子之日取公侯分诰券。”都是小事。但能应对沉稳，而能卒保富贵，确不容易。且子侄对明初抗倭作出巨大贡献，都是额外的收获。

首义、保境安民、归降大明政权，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方国珍的一生功不可没，值得后人景仰。

最后说一下人的生存权利。生存权利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在追求本身生存权利时，又兼顾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利，这样的人，起义也好，妥协也好，投降也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给他公正的评价呢？

（作者系《台州市路桥区志》主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