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张竞生的主动争取下，他做了汪精卫在狱中和革命党人传递信息的线人，促成了对汪的营救工作。

武昌起义胜利后，张竞生又参加了汪精卫在天津组织的同盟会京津保支部。

1912年，张竞生被孙中山亲自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

这些经历很快让张竞生结识了一批国民党元老。不出意外的话，如果张竞生此后继续走仕途这条道路，必然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张竞生却志不在此。

1912年，张竞生和一批对辛亥革命有功之士，怀揣着“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的信仰，作为第一批民国政府派选的官费留学生，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

在留学的八年时间里，张竞生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的哲学系，成功拿下了博士学位。然而，也正是在即将功成名就的人生分岔路口，张竞生踏上了一条关于“性”的不归路。

在法国求学的岁月里，除了学业上的成功之外，张竞生的另外一大收获就是极为丰富的“罗曼史”。

从封建保守的故国来到自由奔放的法国，生性叛逆而浪漫的张竞生不免“入乡随俗”。读书之余，他也游弋于莺歌燕舞之中。在家里，他从未体验过真正的情爱，而欧洲女郎却恰恰为他填补了这段空白。

在经历了几段丰富多彩的罗曼史以后，张竞生在情事上日臻成熟老练。这也成了他日后推动“性育”的宝贵实践基础。

只不过这些刻骨铭心的感情发展到最后，张竞生都退缩了。虽然这是一个崇尚婚姻自由的国度，虽然他和家里的妻子没有感情，但是张竞生不愿欺骗心爱的欧洲姑娘，也不愿伤害老家的妻子。

这种两难也给张竞生留下了毕生遗憾，他为此还特撰了一文《恨不敢娶欧妇》。他还不知道，老家的原配妻子此时已在长久的孤独中凄然病逝。

02-特立独行，追求二妻

1920年，完成学业的张竞生带着“不能娶欧妇”的遗憾回国了，也将自己这些年里沉淀下来的关于“性育”的理念带回了中国，希望能一展才华和抱负。

在回国的轮船上，张竞生就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份关于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其中有大半篇幅在论述人口问题。他认为，未来人口不加节制地膨胀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因而大力倡导避孕节育，优生优育，从而提高人口素质。

张竞生刚刚登岸，就将这个建设性意见献给了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却没想到陈炯明本人即是儿女满堂。张竞生非但没能得到重要，还当堂被陈怒斥是“神经病”。

回国后的第二年，张竞生又经友人的推荐，出任了潮州金山中学的校长。其间，张竞生又因为辞退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清理校产而遭到了报复。一些保守派开始歪曲他在汕头报上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给他扣上了“卖春博士”的帽子。

就这样，在封闭保守，种种利益盘根错节的社会里，开放超前的张竞生处处碰壁。郁郁不得志的他一度甚至想过要跳海自杀，最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张竞生被迫辞职了。

正当张竞生迷惘彷徨之际，他收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抛来的橄榄枝，被聘为哲学系教授。然而，执教期间发生的另一起公案，让张竞生再次领略了保守派的顽固。

那是一桩颇有争议的“婚姻案件”。北大生物学主任谭熙鸿教授在妻子病逝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决定同妻子的妹妹，北大的学生陈淑君结婚，可当时的陈淑君已有婚约在身。最终，两人不顾亲友的反对，执意要结秦晋之好。

很快，两人的婚事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口诛笔伐。而在众多反对声中，只有朋友张竞生公开表示了支持。除此之外，他还在《晨报》上专为做了论文为友人做了辩护，并提出著名的“爱情四大定则”：

“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以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此观点一出，舆论哗然，保守派和新派之间随即展开了关于爱情的激烈论战。鲁迅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评价道：“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很难……知道私有之念消除，大约当在25世纪。”

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竞生在当时是做了一件很多思想开明的人想做，却没有人敢去做、愿意去做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件事，张竞生结识了后来的第二任妻子褚问鹃。

1923年5月，就在这场张竞生引发的关于爱情的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张竞生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名女子的文章。

在文章中，该女子称自己因不满包办婚姻，愤然脱离了家庭，只身从南方到遥远的山西教书以避祸谋生。这一不幸的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同情。他立即写信前去安慰这位女子，并自陈了身世。

一来二去，两人相识相知，从此鱼雁传书不绝，这名女子正是褚问鹃。在张竞生的帮助下，褚问鹃后来进入北大求学。张竞生有心对这个奇女子展开追求，但是来到北大一年的褚问鹃早已是“山鸡”变“凤凰”，不仅看不上他，连对他的态度也不如从前了。

03-出版《性史》，声名狼藉

事实上，褚问鹃在进入北大后就热切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相比之下，她认为不问政治的张竞生和自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多次婉拒了他的追求。

直到后来，褚问鹃遭到了一个军阀的纠缠和逼婚。迫于无奈，她退而求其次接受了张竞生，两人在1924年秋天正式结为夫妇。而这也拉开了张竞生第二段不幸婚姻的序幕。

关于两人的这段婚姻，褚问鹃曾回忆说：“我的婚姻虽然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迫于环境，但在结婚以后，我也勉力进修妇职，不使对方失望，总算做到‘相敬如宾，琴瑟静好’这八个字了。”

的确，在初婚之时，褚问鹃一直努力扮演着一个贤妻的角色，还在事业上给予张竞生极大的支持。

1925年寒假，当时正在研究情爱与性的关系的张竞生，在《京报》上发表了以《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为题的征文启事，公开征集个人的性经历，再次掀起了舆论的狂澜。

而褚问鹃作为妻子，以“一舸女士”为笔名，率先写下了《我的性经历》一文，表示了对丈夫的支持。

随后，张竞生从众多的来稿中挑选出了部分优秀稿件，并汇编成《性史》一书。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刚刚出版，就掀起了一阵抢购狂澜。该书的首版其实只印了一千册，但是上市后却遭到了万人哄抢。书店门口，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甚至到了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的地步。

出版家沈松泉拿到一册后，立刻翻印，初印五千册，三四天全部售完。后来，干脆包下一间印刷厂，日夜赶印，据说每天可以卖上万本。

盗版商们震惊于此书的热门程度，也一拥而上，甚至以张竞生之名，争相出版了《性史》第二集、第三集，乃至十几集。

一时之间，《性史》成了文化毒瘤、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当时的刘半农、梁实秋，包括和张竞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无一例外地对这本书作出了批判。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的强烈要求下，《性史》被禁，售卖此书的荣懋书店被封，老板也被拘留。

那段时间，作为作者的张竞生如过街老鼠一般，被冠以“性学博士”、“酒色之徒”、“大淫虫”等名号，却百口莫辩。

张竞生编此书，原是为了征集研究性学的资料，一集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事业，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却截然相反。他只好将原来已经发稿的《性史》第二集撤回，并退回书局预付的一千元大洋。除此之外，他将《性史》第一集的二百多元稿费也悉数发给读者。

到头来，张竞生忙活半年，非但分文未取，还被结结实实地扣上了一顶“性学博士”的帽子。后来张作霖进京时，甚至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

至此，北大再也容不下张竞生，北京他也没法待下去了。

04-事业受挫，晚景凄凉

1927年，张竞生又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月刊《新文化》。在其苦心经营之下，刊物的发行量迅速攀升，每月达到了将近两万份。但是仅仅出版了六期，便因“传播性学”的罪名被查封。

但是即便过程中挫折不断，张竞生并没有因此放弃研究性学的执念。

同年，继《新文化》关门大吉之后，张竞生又同友人谢蕴如合办了“美的书店”。

“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英国性学家蔼理士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性育小丛书》；二是美学、宗教、艺术等文艺书籍。三是如《卢梭忏悔录》、《茶花女》之类的浪漫派文艺丛书。

除了销售令人大开眼界的性学书籍之外，美的书店当时最吸引人的一大特色是雇佣年轻的女店员。在旧时的上海滩，这是张竞生的首创之举。因为这两大特色，美的书店自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生意红火。

但是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就在张竞生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之际，他以售卖“淫书”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

在官司缠身的惨淡之际，张竞生和妻子的感情也出了问题。由于夫妻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长期缺乏交流，加上张竞生是一个“事业型”男子，褚问鹃也一直不甘只做家庭主妇，这段仅维持了三年的婚姻便以离婚告终。

离婚之后，褚问鹃带着两人的儿子出走，张竞生则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1929年，41岁的张竞生赴杭州讲学，却很快以“性宣传罪”被警方驱逐出境，幸得旧友保释，才免除了牢狱之灾。而后，学术梦想彻底破碎的张竞生心灰意冷地回到了上海，过着一种四壁萧然、三餐难继的艰涩生活。

走投无路之际，张竞生在黄埔陆军小学时期的同学陈铭枢的资助下，再次远渡重洋，赴法研究社会学和美学，而此时的他早已没了第一次留法时的意气风发。

四年后，张竞生再次回国。而在此之后，他几乎从昔日叱咤风云的学界大舞台上全然消失。在余生的多数时间里，张竞生再未走出老家饶平县。

其间，张竞生在1935年8月与第三任妻子黄冠南结婚。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夫妇俩接连不断地生了五个孩子。对于最早提倡节育的张竞生来说，这样的后半生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荒诞。当然，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他当年的节育口号，真正实践起来其实有多么困难。

因为前半生与“性”挂钩，张竞生的整个后半生也没能走出世人对他的误解，第三任妻子后来也因他的牵连悲情自决。张竞生带着这种无人理解的孤独，一直走到了1970年离世。生前，他曾这样回应过世人的偏见：

“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 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

的确，在走出了时代的禁锢以后，当如今的我们再提及张竞生，我们给予他的标签则是“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倡导者”等荣誉称号。而张竞生对后世的“预见”，也正如李敖在《由一丝不挂谈起》中所言：

“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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