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关注】仲瑶 |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江左”始于东晋，《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作为门阀世族的鼎盛期，东晋百余年间名士辈出，故言“魏晋风度”者，往往首推东晋。就地理而言，作为东吴、东晋以及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吴、会之地亦即“江东”又堪称名士渊薮。与名士风流关系甚密的吴中风土、名物，如“鲈鱼”“莼羹”等也介由《世说新语》及《晋书》的传播而成为极具地理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

除了人物风流和风土、名物，“江左风流”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在作为名士风流、任诞之一种“吴声”“吴歌”之风。《世说新语∙排调》：“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东晋已还，此风尤盛。《言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又《晋书∙王恭传》载，会稽王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委巷之歌”，即以男女相思怨慕为主的吴声。除了音声之美，“吴声”“吴歌”的俚俗之调恰好契合了名士好流俗而以之为任诞、放达的心理，转加拟仿，如王献之《桃叶歌》、孙绰《碧玉歌》、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等。如同楚辞之“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杂吴音以咏江左风物、人情的俚俗之作也是吴声、吴歌的重要篇体内涵，如鲍照《吴歌二首》其一：“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戍。但观流水还，识是侬流下。”“夏口”乃荆楚之地，而曰“吴歌”，盖因荆楚为东吴故地。其中，“侬”字是标志性的吴语。

“吴声”“吴歌”之外，江左名士又习慕“吴音”“吴语”。陈寅恪曾指出：“东晋南朝官吏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相较“北语”，“吴语”、“吴音”的地域和俚俗色彩更浓。《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任诞不羁的名士性情外，名士作“吴语”的言语和行为方式背后又始终与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对抗相交织。南渡之初，东吴豪族对司马氏江左政权颇为轻视，乃至讥为“伧父”。过江宰相王导乃刻意效吴语以笼络东吴大族。及侨寓日久，北来大族亦多沾染土风、俗语。司马道子好吴声之余，亦好作吴语，所谓“侬知侬知”。与之相对的，江东世族则在与北来大族以及皇权的融合、相抗中寻求政治、文化上的存在空间，以不改“吴音”自矜。《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洛生咏”乃北音，其声重浊，风流宰相谢安最善，名流多学之。顾长康，即顾恺之，乃东吴四姓之一，而以“老婢声”讥之，自矜之气亦可见。又《宋书·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以迄于唐，“吴音”不改在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新一代江左士人群体身上得以延续，并被赋予了彰显自身独特地域文化身份的重要内涵，如贺知章《答朝士》：“鈒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题下注云：“朝士以贺知章吴越人，戏云：‘南金复生此中土’，知章赋诗云云。”唐代复都长安、洛阳，政治、文化重心再次北移，朝士也多北人。“南金”，乃北人张华称吴中才士之谓。“吴儿”，则用贾充谓夏统“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语。北人呼南人为“吴儿”多有嘲谑之意，贺知章则反其意而用之。与脱略形骸的名士趣味相应的，此诗风格俚俗近乎口语、民歌。至于“蛤蜊”、“莼菜”皆吴中风物。“遮渠”，乃吴中方言。形式上，大抵合律，而不相粘连，初唐七绝多有此种。这种以吴音、吴语写吴中人物、风土，吴风浓郁，且充满谐趣的小诗反过来又构成了贺知章吴中名士风流形象的一个重要新内涵。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越溪渔客贺知章，任达怜才爱酒狂。鸂鶒苇花随钓艇，蛤蜊菰菜梦横塘。”即全从《答朝士》诗衍出。

贺知章及其《答朝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意识与书写形态也为中唐吴中士人群体所承，如顾况《和知章诗》：“鈒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前二句全自贺诗化出，后二句更是戏谑狂傲之极。顾况之“和”知章，显然是继效前辈风流之意。《唐国史补》卷中：“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与贺知章的雅好吴音相似，顾况亦好吴音，如《谅公洞庭孤橘歌》：“不种自生一株橘，谁教渠向阶前出，不羡江陵千木奴。下生白蚁子，上生青雀雏”，又《送少微上人还鹿门》：“少微不向吴中隐，为个生缘在鹿门”，“渠”“奴”“个”皆吴语俚词。这种“吴中”（“江东”）情结以及南北文化的碰撞在“吴中四士”之一的包融之子包佶身上也有所体现，如《顾著作宅赋诗》：“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罝。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顾著作”，即顾况。“羊酪”，典出《世说新语·排调》：“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逢竹”，则用同书王子猷看竹之典。包、顾二人之往还及其典故的选择中所蕴含的正是同为吴人的文化和身份的强烈认同。这类唱和之作某种意义上已开皮、陆“吴体”唱和之先。

二

有唐一代士人对于逝去的江左风流倾慕有加，屡形诸笔墨，又多有漫游吴、越的经历。当置身其地，清切婉媚的“吴声”、“吴歌”、“吴吟”就成为逝去的“江左风流”的最直接触媒和载体。如同江左名士之好吴声，唐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拟承也有着地域文化和精神旨趣上的追慕。吟咏江左风土、风物也是这类作品的题中之义，如李白《秋浦歌》：“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妻子张白鹇，结罝映深竹。”同时，又杂以吴音，如“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吴声”、“吴语”之外，“吴吟”也成为异世风流之一种，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醍盘饭霜栗。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可窥“吴吟”音声之妙。而这种妙又不仅在音声而已，更在于月下咏诗之袁宏及其名士风流。

更重要的是，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在延续江左风流的同时，更将此种文化记忆和传统以及吴语之风引入长安。神龙中，贺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其中，贺知章又俨然是“江左风流”的异代化身。史称其“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将其比作潇洒出风尘的王羲之。及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吴人有其二，且以贺知章居首：“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以爱酒晋山简作比。

盛唐时期，吴中士子有文名，且以风流见赏者甚多，如储光羲、綦毋潜、丘为等。在与吴中士人的交游往还中，北人亦时效吴语以为风流。其中，与綦毋潜、储光羲、丘为等吴中士人交游甚笃的王维尤好作吴语，如《戏题示萧氏甥》：“怜尔解临池，渠爷未学诗。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郗公不易胜，莫著外家欺。”“尔”“渠”“儿”皆吴语。“郗公”，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此处用之，以见“戏题”之意，则萧氏甥或当为江东人。此外，《赠吴官》一首也是与吴中士人交游之产物：

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空摇白团其谛苦，欲向缥囊还归旅。江乡鲭鲊不寄来，秦人汤饼那堪许。不如侬家任挑达，草屩捞虾富春渚。

“茗糜”即“茗粥”，乃江左风物。杨华《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此外，“白团”“鲭鲊”“富春渚”等也是典型的吴中风物、风土。同时，又杂以“个”“来”“许”“侬家”等吴音词汇，体调与风格之戏谑、俚俗也与贺知章《答朝士》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储光羲集中有《吃茗粥作》一首：“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敝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内容上与王作颇相合，令人不免联想到王维所赠之“吴官”或即与其交游甚密的储光羲一辈。

三

与李白、王维等盛唐士人相似，杜甫对江左名士风流也极为倾慕，且青年时期曾漫游吴、越。及漂泊流寓西南之际，这段壮游经历与江左逸韵遂成为逝去的“盛世”与“青春”的双重寄托：“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草堂》）、“永怀江左逸”（《偶题》）、“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夜二首》其一）。其中又夹杂着北归之思以及与亲人团聚等现实考量。这种复杂心绪在《春日梓州城楼二首》其二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世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吴越人物、风土之摹写外，杜甫也以“吴语”、“吴咏”为江左风流之一种，如《夜宴左氏庄》：“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吴咏”即用袁虎月下长咏之典。仇注云：“吴咏，谓诗客作吴音。”又《遣兴五首》其四：“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山阴一茅宇，江海日凄凉。”显然是将“雅吴语”作为贺知章名士风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又《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渠”即吴语，盖陶、谢皆广义上的江左名士，以见相戏之意。

《愁》诗作于夔州时期，且与前述强烈的“思吴”情绪显然是分不开的：“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经罢病虎纵横。”前四句写巫峡一带的风土、风物，同时又杂以吴语。《蔡宽夫诗话》特拈出“盘涡鹭浴底心事，独树花发自分明”二句为“吴体”，当以杂吴音谐词，如“盘涡”“底”之故。然不称“吴歌”“吴声”“吴吟”，而称“吴体”，似有意别于以五言四句为主，且隶属歌诗系统的“吴声”以及文士之拟吴声歌类乐府小诗。所谓“强戏为吴体”之“强”，不仅因杜甫乃北人，不善吴音，更蕴含着声律、音节层面的苦心。在这一点上，“吴体”与“拗体”是一致的。至于“戏”，则更蕴含着杜甫诗学中的另一机制即“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也与名士的任诞好流俗有关。当近体渐拘于法律之时，“游戏”精神尤为重要。但与贺知章、王维等人的纯为俳谐、游戏体调不同，杜甫的“愁诗”题旨、精神上仍是一贯的伤世忧时之雅意。这也是此诗与“俳谐体”的区别。

杜甫“吴体”及其地理文化内蕴也为晚唐皮、陆二人的“吴体”创作所承。陆龟蒙本东吴大族，六世祖陆元方为则天朝宰相，五世祖陆象先则是开元宰相，且与贺知章甚相友善。相较皮日休，其“吴人”的身份意识和地域认同感也更浓，而体现为好吴歌，如曾作《吴俞儿舞歌》。又《和胥口即事》：“莫问吴趋行乐”，似效陆机《吴趋行》之意。同时，又延续了顾、陆等江东世族人物以吴中风物自矜，讥诋洛客的传统，如《奉酬袭美先辈初夏见寄次韵》：“吾祖傲洛客，因言几为伧。何须乞鹅炙，岂在斟羊羹”，又如《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莼丝内史羹”“羊酪未饶伧”。

与贺、顾诸作相似，皮、陆也多吴语，且好以吴中风物入诗，如陆龟蒙《新秋月夕客有自远相寻者作吴体二首以赠》其二：“清谈白纻思悄悄”，皮日休《奉和鲁望早秋吴体次韵》：“捣药香侵白袷袖，穿云润破乌纱棱”等。形式上，不同于贺知章、顾况的七言四句式的歌谣体七绝，皮、陆二人的“吴体”则直承杜甫的七言拗律之体，以别于乐府一体的“吴声”。杜甫“吴体”以及“拗体”的杂双声、叠韵且多入声的音节特征也为皮、陆所袭并加以凸显。这种凸显与二人热衷于创作双声、叠韵一类杂体诗是分不开的，而次韵以为唱和本即南朝杂体诗之余绪，且为名士好流俗、俳谐风气之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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