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为什么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原标题:蔡楚生为什么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翻开上海电影百年发展史,悲喜交集,感慨不已。当沉潜在历史巨影下的一部部电影一一浮现出来时,我们的目光始终为蔡楚生和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所吸引。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划时代的电影大师,这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杰出之作。

抗战胜利后,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这时上海影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文化精英陆续进入电影界。 其中既有从大后方“复员”的文化干将,也有留守“孤岛”的文化精英,还有一群对电影文化和商业属性有独特认识的文化商人,他们汇集在一起,开始创立中国现代电影模式的同时,也构成了此时海派电影的特色。首先善于讲故事;其次,关注社会;还有,就是除了充分了解旧上海市民的大众趣味外,对新生市民的壮大和娱乐的趋向把握得得心应手,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对商业与艺术,感性与理性的兼顾,掀起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的又一波高潮。

《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影片1947年10月摄制完成并上映。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陶金、白杨主演。片长210分钟,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

故事的大概情节:上海某纱厂女工李素芬,在夜校读书时结识教师张忠良,感情日增,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子“抗生”。“八?一三”沪战后,忠良参加救护队,随军撤离上海。素芬则和婆婆、抗生回到乡下。家乡沦陷后,不得已,素芬带着婆婆和抗生又回到上海,靠替人洗衣度日。与此同时,忠良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俘虏,后死里逃生来到重庆。走投无路之际,他找到在上海时的旧识王丽珍,王丽珍此时已是重庆有名的交际花,她求富商干爹为忠良在其开设的贸易公司谋得一职。在环境的影响下,忠良由郁闷、消沉而堕落,投入了王丽珍的怀抱。抗战胜利,以“接收大员”身份回沪的张忠良,早已将老母妻儿置于脑后,住进王丽珍的汉奸表姐何文艳家里,并与何文艳勾搭成奸。这时,素芬为生活所迫,去何家当 女佣。一日,何文艳举行家宴,当素芬突然认出忠良时,一阵心酸,不禁失手跌落杯盘,举座一片哗然。素芬从混乱中逃出,不幸遭遇宵禁而流落街头。第二天早晨,素芬回到家中将实情告诉婆婆。婆婆愤然带着素芬母子去找忠良问罪。突然王丽珍从楼上直冲下来,猛掴忠良耳光,蛮横撒泼。忠良唯唯诺诺,不敢吭声。素芬在绝望中奔到江边,纵身投进黄浦江。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具有强大轰动效应的银幕史诗,它以一种“编年史”的方式,全方位呈现了抗战前后的历史阶段中发生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它也是一部描写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性的变化的电影,它最初考虑的片名就叫“抗战三夫人”。它通过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围绕张忠良和李素芬、王丽珍、何文艳的关系,使观众始终被这个家庭和人物的命运所深深吸引。同时在历史的进程中,深刻剖析了造成这个家庭破碎的社会原因。此外,透过张忠良的堕落过程,揭示和探讨了人性和人生观。影片极具历史感和现实感,故事错综复杂而不紊乱,内涵极其丰富而深刻,叙事流畅而一气呵成,使这样一个在烽火连天、家国残破背景下的伦理故事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影片上映后,连映3个多月,观众70余万人次,创造了当时多月连映的最高记录,出现了“成千万人引颈翘望,成千万人踩进戏院的大门”的壮观景象。

作为电影,最难做到的恐怕就是雅俗共赏,在中国能做到的导演屈指可数,蔡楚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旧中国四部电影票房神话,蔡楚生导的就占了三部,即《都会的早晨》、《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另外一部是他的恩师郑正秋的《姊妹花》。《渔光曲》当时受到的赞誉是“人活80岁罕见,片映80天绝无”,还在1935年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的影片。

蔡楚生从小家境贫寒,种过田,当过学徒,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他的电影生涯也是从当临时演员和给郑正秋当助理导演开始的。在郑正秋的影响下,他强调电影的人民性,同时,他又深切地把握旧上海观众的审美趣味和趋向。在他的影片中,不乏谐谑夸张和喜剧处理,又处处见到悲剧成分,还不忘张扬思想批判,这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得以充分显现。在该片中,蔡楚生还从古典章回小说中汲取精华,采用几条线索同时发展的结构形式,错落有致地勾勒出抗战前后上海各阶层人等的众生相。在蒙太奇运用上,又巧妙地运用对比等手法,伴着“月亮弯弯照九州”的歌声,这边,张忠良投入王丽珍的怀抱,那边,素芬却在苦苦地思恋丈夫。这种浓墨重彩的对比,令人潸然泪下。

近70年过去了,从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中国观众需要的中国电影,什么才是大浪淘尽后永留史册的经典作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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