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漫谈
作者：李英群
视频为潮州歌谣《百屏灯》。
在姓“潮”的文学艺术品种如潮州戏、潮州歌谣、潮州木雕、潮州剪纸、潮州音乐等等之中，我认为歌册是最有资格姓“潮”的文学样式。戏曲、歌谣、剪纸等等，别地也有，唯独歌册仅存于潮汕及闽南地区。潮州歌册专为讲潮州话的、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底层妇女“量身定做”，几乎是用她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来编写，不论是用词和语法结构，都彻底“潮”化。以至只要你是讲潮州话的，哪怕你识字不多，也可以读懂；若你不懂潮州话，哪怕一肚文墨，都很难读懂。所以，我要移植潮籍画家林墉一篇著名散文的题目《姿娘，潮州的》，谓之“歌册，潮州的！”
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称：“‘潮州歌册’传说由元明以来北方的评话、弹词流传到潮州之后演变而成。”潮州歌册研究专家都持此说，如林有钿先生在《潮州讲唱文学初探》一文中就说：“潮州歌册从早期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马风先生也说：“潮州歌册是潮汕俗文学形式中最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它是从弹词演变而来。”（《潮州歌册——潮汕俗文学的一宗丰富遗产》）我不知他们提此说是是否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但他们都没提到“传说”二字。《中国大百科全书》用了“传说”二字，显然未能找到歌册由弹词演变而来的最有力证据。不过，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说唱文学，必然与中原的说唱文学有关，这是肯定的。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歌册”这个特有的名称上来，细究一下，也许对探索歌册的起源有一点帮助。林有钿在《潮州讲唱文学初探》中说：“明清时代，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于演唱弹词须有一定技巧，且须有一弹拨乐器伴奏，不易普及。弹词抄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不易始终保持完整。一些注意民间艺术的文人，着手整理弹词本子，社会上因而开始出现弹词刻本。弹词刻本既可供阅读，又可供朗诵，很快就被众多读者喜爱。脱离弦乐而单独存在的旧弹词本子，遂迅速地在广大城乡传播。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编写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就大量刻印刊行。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如《刘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等，群众称这些刻本为‘歌册’。潮州歌册就渐渐城为独立的文学样式了。”
群众为什么要称这些刻本为“歌册”呢？因为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作者为何要标“全歌”而不是“全集”、“全连”之类呢？因为这些歌册是“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而编写的。那么，他们在编写时，心中的读者是谁？当然是广大潮州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这些识字不多的老百姓的口味是什么？我们可以推测，因为原来的弹词须有乐器伴奏不易普及，要改为不用伴奏，最现成的可供借鉴、摹仿的就是老百姓自创自吟的口头文学潮州歌谣了。
童年时祖母教我唱歌谣，那腔调与我听堂姑母唱歌册并没多少区别，尤其是歌谣《百屏灯》，唱诵法与歌册就完全一致了。这首歌谣的每句七字、四句一韵、每四句换一韵的形式，则与歌册完全相同。足见潮州歌册与潮州歌谣关系之密切。潮州歌册的由来，可以这样表述：潮州歌册是潮州文人受弹词的启发，在潮州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方言叙事长诗。
潮州歌册题材广泛，以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居多，其宣扬的又都是爱国家、颂清官、反封建礼教等老百姓关心的主题，加上情节生动、通俗易懂以及采用潮州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大受群众欢迎。在城镇的抽纱场，在乡村的姿娘仔间，几乎没有不唱歌册的。解放前夕我失学在家时，偶然读了父亲的几部藏书而爱上文学，思书若渴。但在乡间，想借到一部小说是难乎其难，而我的堂姑母喜欢歌册，却可以在本乡一部又一部的借到。我也一度在无小说可读的时候跑去听她唱歌册。那里除了她的同寅姐妹边绣花边听她唱歌册之外，常有邻居的婶姆也来听，往往听得忘了回家做饭。
没有小说的乡村为何有那么多歌册？原来是有些人家嫁女，会在嫁妆中加进一两部歌册。吟诵时又是在公开场合，所以谁家有什么歌册是很容易知道的。家有一部歌册，对解放前的底层百姓来说，也算一种荣耀。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我的同事小王从潮州调往广州，把她母亲也接去广州。一次，我要往广州开会，小王来电话让我去她潮州老家为他母亲带件重要东西去广州。老人家说的重要东西，就是装在一只制作精巧的篮盒中两部李万利书铺刻印的歌册。王老太显然在广州耐不住寂寞，要歌册去解闷。这两部歌册是否是王老太当年的嫁妆我不清楚，但她的歌册在“文革”中没有作为“四旧”烧毁而珍藏至今则令人感动。
潮州歌册曾一度是广大潮汕地区底层百姓尤其是妇女们的日常文化盛宴，就像现今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受欢迎。潮州歌册既满足了基层百姓的文化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他们中不少人在歌册的熏陶下爱上了文学。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翻身了，成为文化的主人，不少人自己动起笔来，走上文坛，成了知名作家和诗人。如上文提到的我堂姑母李映辉，1952年在《工农兵》文艺月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翻身妇女爱唱歌》就是潮州歌册。她后来成了县文化馆的干部，退休前是广东潮剧院的编剧。潮安的女作家萧菲大姐，更是以创作歌册饮誉广东文坛。饶平的王杏元，其著名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的前身，也是发表在《工农兵》上的一篇歌册式说唱。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我的长辈乡亲、著名农民诗人李昌松，他创作的诗歌大部分可寻到歌册的影子，我至今可以随口念出他的扣歌《惰虫》中不少句子。如“西村有个林大江，花名叫做林惰虫，横直百里算伊惰，狗屎比伊还更香。”人家忙着布早田，大江却用救济款上市喝酒，归来时：“手提灌肠有一球，半樽新开老红酒，穿双屐仔略呀略（略，音读料4），头行头唱尺工六：我大江、龟殊鸟自有飞来虫。今朝有酒今朝醉，政府唔甘饿死人。”与李昌松一样走上文坛的翻身农民，都先后发表过歌册，如曾庆雍、吴阿六、李作辉、杨昭科等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潮州歌册曾出现一次小小的热闹，广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等歌册。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很快就沉寂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艺一派繁荣。但也许是不识字的人越来越少，或者文化活动的种类越来越多，歌册似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深深植根于潮州文化沃土中又曾深受潮州百姓喜爱的歌册，并不会消亡，仍然有人在痴情地坚持着写和唱。我认识的文人中，就有一位陈锡权。
认识锡权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那时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小说。新时代文学青年写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没想到他的处女作竟是一篇歌册，这就不由得我要刮目相看了。尤其是此君能填一手被视为高雅殿中位列至尊的古体诗词。
接触多了，我才知道锡权早就对潮州歌册情有独钟。因为他的母亲喜欢歌册，年轻时候的锡权经常在家中的客厅听母亲给绣花女工诵读歌册。他在散文《潮韵萦怀》中写了当时的情景：“但见母亲手捧一本灰黄甚或残缺的歌册，全神贯注低吟浅唱，声调流畅，音韵怡人，虽年过半百却嗓子宏亮清润。她唱得极投入，几近忘我境界。听众们均屏声静气，绝少有噪声干扰……因为听歌册影响绣花，误了做饭的事时常发生，但是她们绝无怨言，坦然乐此不疲。让我体味到什么叫艺术魅力。”
陈锡权在业余创作中，陆续写了一些短篇歌册，他自感的说这是“小儿科”，少人问津并不奇怪，但他没因此停步。在调进潮州市群众艺术馆后，也许是“群众艺术”这个定位，使他焕发出对创作歌册的巨大热情。十年的业余时间，他共创作歌册十余篇（部），其中《人物风流史如歌》、《百鸟新声》、《百花争艳》被他称为“三部曲”，是他心血的结晶。这些作品，上舞台、上电视，走向群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他浓厚的古典诗词的功底和严谨的写作态度，这些作品从内容到语言都明显有别于旧歌册，尤其是语言，更具新诗词的韵味，也更规范了。因而受到文友们的赏识。作家林汉秋写了《书儒的艺术和艺术的滋濡》一文，《人物风流史如歌》给予颇高的评价。文章最后，他说：“从一个艺术欣赏者的角度说，我真的很希望今后能多多读到陈锡权及陈锡权们诸如此类的书儒作品，以充实我们也许太过于现代物化了的精神生活，让书儒的潮州传统文化能代代滋濡下去，直到永远……”
对于文友的希望，陈锡权是看重的。于是，《百鸟新声》、《电波情缘》、《百花争艳》相继问世。2006年底，他更以《潮州八景新唱》的歌册参加广东省第五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一举夺得金奖。“下里巴人”登上了大雅之堂。
艺术的发展有赖于创新。陈锡权的歌册无疑是更文雅、更规范、更简炼了，潮州俗语“土谈”以及方言特有的句式几乎不见了，外地读者也绝对可以读懂了。但我忽然觉得，潮州不识字的妇女却大慨不会很懂了。当然，现今不识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大可不必象清代文人那样为不识字的潮州百姓费心血。无疑，通俗化、口语化、生活化是刻本潮州歌册曾有的最鲜明特点和突出优点。面向广大读者永远是作家要牢记的。我对陈锡权和陈锡权们的歌册表示肯定的同时，也希望仍有以潮州百姓的口语写成的歌册问世，风格多样，才能满足不同口味的读者。
视频来源：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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