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7日，在特拉维夫以色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新丝路海外汉学论坛暨以色列汉学家及中文翻译家联合会成立仪式”，作为本次新丝路海外汉学代表团成员，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发表了题为“《圣经》翻译与中国美术史学科”的主题演讲。出席本次论坛的有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詹永新，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万挺，文旅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李蕊，以及来自以色列、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论坛主题演讲者共有双方代表6位，其中中方代表团的演讲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傅杰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魏鹏举教授。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詹永新致辞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李蕊致辞
余丁教授的演讲是从《圣经》的中文版翻译开始的。2019年是目前发行流通最广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100周年，借此时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以色列民族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1819年11月，英国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与他的同工们一起完成了《圣经》中译本的翻译，主体根据英文版本的《圣经》，也参考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版本。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演讲
两百年前的中国读书人仍是使用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但译文时，当时的译者在语言的选择上却锁定了《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浅显通畅的文言文。正如当时《圣经》译者之友的米怜指出：“这种文体最适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庄严肃穆又极端简洁；另一面，容易理解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既不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堪，也不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至十九世纪末，已有27种中文译本面世，若加上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译本有70余种之多。这使得翻译工作进入一个统一标准的阶段。1890年译经委在上海成立，各国宣教士历经30载呕心沥血，才有了今日的《和合本圣经》，并成为后来中文的标准翻译。
例如：希伯来、希腊文、英文、早期中文与现在通用的简化译文
＝＝ 》Christos（希腊文）
＝＝ 》Christ（英语）
＝＝ 》基利斯督（早期中译文）
＝＝ 》基督（现在通用的简化译文）
又例如：不同学科中的同一个词汇的不同翻译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选自和合本《圣经》创世记10：10 Genesis10：10）
Uruk（考古学） ＝＝》乌鲁克
Warka（考古学） ＝＝》瓦尔卡、瓦尔克
Erech（KJV版英文圣经） ＝＝》埃里克
在考古学中，两河流域有个著名城市叫Uruk（或Warka），在中国，该城市后来被译为乌鲁克和瓦尔卡、瓦尔克，然而中文圣经的译文在当时是根据英文圣经Erech译为“以力”，和合本圣经最终用了“以力”，这是最精简的翻译，字数最少，笔画最少，又简化了音译的音节，便于记忆和理解，这种简化的翻译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大胆的。
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把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的运动。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塑造是基因性的，文字上去掉了“之乎者也”，少了韵律和抽象美的同时，白话文加入了语法逻辑。中国大文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这场运动的一员，也是翻译家，会日文、俄文、梵文，曾以《圣经》为文本学习希腊文，翻译过不少古希腊经典著作。他于1919年起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曾在一篇演讲中提到：圣经的翻译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
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语言革命，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在这百年中经历了包括经济、贸易、意识、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巨变，《圣经》翻译由基督教宣教士推动。伴随着翻译工作，同时开展的是教会的一系列事工，包括西式教堂建筑的设计与建盖。在1958年前，北京的新教（Christian）教堂就有60座，上海则更多，在鼎盛期达77所。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演讲
20世纪的百年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百年，西学渗透到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美术史研究，中国当时留学日本的人很多，所以在美术史研究中甚至有一些关乎世界美术史的名词是从日语挪用来的。例如中文美术、西洋、现代、美学等。
西学的兴起，实际上也促进了新学的兴起，美术史学科的兴起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薛永年教授在《反思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一文中谈到，虽然中国早就有写书画史的传统，但那是旧学。美术史作为中国的一个现代学科，是20世纪才有的，属于新学。它是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在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作为学科的“美术史”，也没有这个名称。属于书画史的著述，或叫“记”，如《历代名画记》；或叫“志”，如《图画见闻志》；或叫“录”，如《明画录》；个别的叫“史”，但取名《画史》的米芾一书，其实属于鉴赏杂著，很难说是真正的画史。“美术史”这个名词是从国外引进的，民国成立前一年（1911），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澂编写的《西洋美术史》，“美术史”作为学科科目最早出现在民国元年（1912）政府教育部的文件《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上。五年以后（1917），姜丹书编成了作为教材的涵括中西的《美术史》。
无论是吕澂编写的《西洋美术史》，还是姜丹书撰写的《美术史》，其中大量有关西方美术史术语、名称的翻译问题，除了部分翻译取自日本外，大部分翻译都来自圣经中的翻译，如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伯利恒，以及涉及美术史作品中的类似基督、圣保罗等的翻译，基本都来自于圣经中文版的翻译。
中国早期著名的美术史家滕固，是中国当时唯一在德国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的真正专业的美术史学者，他在对西洋美术史译介的同时，进行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此外，潘天寿的《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是其中西绘画分属两大体系认识的延伸，他详考西画传入中国的三个时期及其传入后中国绘画自主发展的历史。
有趣的是，中国西学或新学兴起的同时，也是国际汉学的发展兴起，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建构方面也有体现。英国人波希尔的《中国美术》在1923年即由戴岳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大村西崖（Seigai OMURA）《东洋美术史》的中国部分在1928年由陈彬和译成中文以《中国美术史》之名出版，日本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也在1936年由郭虚中译成中文出版。这些都应被视为汉学在美术史中的表现。日本和欧美来华研究的美术史学者有大村西崖（Seigai OMURA）、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喜龙仁（Osvald Sirén）、席克门(Laurence Sickman)、罗樾（Max Loehr）、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等，他们的汉学研究，无不是以中国美术史为载体。
余丁教授与以色列汉学家交流
显然，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科建构是从西洋美术史的译介开始，走向具有中国史学特征的独立学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成为了汉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角度。因此，今天的汉学研究也不应该墨守于旧学，而必须面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的新学。
无论如何，中国早期对于圣经的翻译，奠定了中国人研究西学，包括美术史在内的基础，圣经是希伯来民族最珍贵的宝贝，也是留给世人的遗产，是流传最广的书籍，尤其在文字方面，促使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新语言的成熟和沉淀很快在文学等各个方面帮助中国人迎接开放的外部世界。圣经的翻译是由白人基督徒在200年前开始工作，于100年前正式出版，这正与旧约《创世记》中一段关于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话相对应，其精义是“恩典先临到以色列人，但也通过以色列临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