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快讯 | 光启工作坊·世界史第一期“跨大西洋世界的国家构建”

李剑鸣教授发言

上午是主题演讲环节。李剑鸣教授演讲的题目是“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中立化国家’理念”。他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建立一个不偏向任何群体、能够公正对待和平等保护所有社会成员的“中立化国家”，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美国建国一代也有一套系统而成熟的国家理念，希望把美国建成一个以追求正义和安全、维护共同福祉和保护个人权利为宗旨的共和国。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国家理念在革命时期的现实政治中遭遇了严峻考验。共和政体所必须依靠的那种同质的“人民”根本不存在，“合众国人民”内部利益多样乃至相互冲突，尤其是精英和民众彼此猜忌，双方在国家构建的思路上出现激烈的分歧和博弈。民众主义者要求建立的并非是一个“中立化国家”，而是一个由多数人掌权、保护多数人利益的政府。精英主义者担心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害怕穷人损害财产的权利，力图建立一个由少数人掌权、能够保护少数人的政府。但在民众积极行动的冲击和民众主义政治文化的压力之下，精英领导人精明地采用“平等保护”的普世主义语言，倡导建立一种同时保护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国家，从而为少数人的利益提供根本保障。于是，精英主义者就成为“中立化国家”的倡导者。为了保证国家的“中立性”，他们主张实行一套以代表制、分权、制衡为特征的制度机制，从而使不同的群体都能分享权力，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虽然“中立化国家”的理念带有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侵害的现实主义考量，而且“美利坚国家”在实践中也很难真正保持中立，但这种理念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具有规范性力量，能为各种抗争群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纠正国家的偏向提供强大的话语支撑；而且它还体现了现代民主区别于古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精英与民众的共治。

吕一民教授发言

第二位演讲者是吕一民教授。他的题目是“基佐、拉维斯、诺拉：法兰西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三位史家”。吕一民教授指出，虽然这三位史学家身处不同时代，但都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且都对法兰西民族国家构建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基佐是一流的史学家，也是一流的政治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著述中，倾注了自己对法兰西民族国家构建的强烈关照和对法兰西文明的诚挚热爱。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将历史学提高到一种国家战略的地位，力求将其作为自己推行政治温和化的一个工具。同基佐一样，拉维斯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倡导构建一种符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实需要的历史，即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的历史。这种历史有两个特点。首先，它应当是民族的，应当强调民族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其次它应当是共和的，应当彰显第三共和国不仅是一个自由民主、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法国历史发展和理性进步的自然产物。除了历史学家的身份以外，拉维斯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将自己的国家构建理念贯彻到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改革中，尤其是为中小学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对第三共和国的整个中小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位是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版家皮埃尔·诺拉。早年他与勒高夫一起倡导新史学，并依靠自己在出版界的巨大影响力为年鉴学派摇旗呐喊。20世纪80年代之后转而倡导记忆史学，其主编的《记忆的场所》成为法国记忆史研究中的里程碑之作。在这部巨著中，诺拉继承了拉维斯的事业，试图在法国社会和文化心理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境下，试图拯救民族记忆，重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后，吕一民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当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如何为国家构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两位演讲者围绕国家的价值中立、“populism”一词的翻译、美国当下政治文化的分裂、美国国家构建理念中的欧洲因素、美国政治文化中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与各位与会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现场照

下午是青年学者专场。首位发言者是浙江大学乐启良教授。他以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为个案，生动地展现了在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与普通民众的民生问题之间存在的巨大紧张。他认为，这种紧张一方面体现了贯穿整个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两组结构性矛盾——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以及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紧张也促进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在当时法国社会的传播，进而播下了未来革命的种子。在评议环节，两位评议者一致认为，由于政府缺乏公开性、正当性和权威性，社会中缺乏具有自治功能的中间团体，以及信息流通不畅、民众愚昧等诸多原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成为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政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乐启良教授的文章从个案出发，对于研究这一重要问题非常有启发意义。

浙江大学张弛副教授梳理了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绝对君主制研究的范式转变。十九世纪的研究范式是“国家中心论”，强调绝对君主制对等级社会的改造和控制，凸显国家的能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开始全面反思“国家中心论”，并提出了“社会合作论”的新范式，即重视社会力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介入和参与，将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解释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协商和妥协的产物。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绝对君主制的社会性质及其扮演的历史角色得到了重新界定，很多与绝对君主制相关的问题，如省三级会议、督办官、国家财政和军队等，也都得到了重新阐释。在评议环节，乐启良教授指出，将两种研究范式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解释“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社会之中”这个问题。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伸展是建立在寡头政治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法国国家权力的伸展是国王与贵族合谋的结果，它始终是有限度的。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1789年法国国家权力的突然崩盘。

从左至右分别是王禹、张弛、蔡萌

四川大学的王禹博士阐述了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人对于“好政府”的思考和讨论。他认为，最先涉足这一问题的“文官制度改革”的推动者们，主要从重建“代表制政府”的角度来衡量政府的好坏，强调要增强政府的“民主性”。1890年代的市政改革者们为衡量“好政府”增加了另一重标准——政府行政能力的效率。在20世纪初的“好政府运动”中，改革者们将衡量政府好坏的“民主性”和“效率性”两大标准做了更有机的结合，创生了一种既讲求民主又强调效率的新型“政府”概念。在点评环节，杨长云副教授补充指出：1.“好政府”运动在城市政治中的兴起，其背景是19世纪有大量移民涌入政府，导致了“城市老板”的出现和城市政治的腐化。2.当时市政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以商业的方法来运行政府，力图让政府的施政能够超越党派，但在实践中其实很难做到。乐启良教授进一步补充说，从跨大西洋的视野来考察，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第三共和国，法国政治语境中的“好政府”涵义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杨长云副教授

第四位发言者是江西师范大学的杨长云副教授。他认为，在城市、州和联邦三个层面上，进步运动时期美国政治的主旋律是追寻建立一种现代秩序，政治的主线则是谋求行政权力和重建国家-政府的形象。美国各地城市政府提出的城市规划方案、各州政府制定的劳工立法，以及联邦政府制定的保护性关税、国内改进和土地分配等诸多立法等，其目的不再仅仅是追求利润，而在于实现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公平。这表明，进步运动时期的美国在尝试吸收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来重建资本主义的形象。王禹博士在点评时提出，进步运动时期的很多问题如女权运动、劳工运动等，似乎很难归结为是在“追求秩序”。因此他建议对“追寻秩序”做出更精确的定义。围绕“社会政治”的涵义，杜华博士补充说，要区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作为历史事实的“社会政治”，另一个是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社会政治”。李剑鸣教授进一步补充说，除了丹尼尔·罗杰斯以外，美国学者Alice Kessler-Harris对于“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界定和研究范式。

杜华博士

武汉大学的杜华博士细致、详实地分析了1835年废奴主义者发起的“邮件运动”以及南北双方对于该运动的反应，进而对废奴运动的意义及其与内战前美国政治之间的关联做出了新解释。他提出，废奴主义者突破层层压力，通过发动“邮件运动”打破了密苏里妥协以来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政治僵局。然而，它对奴隶制政治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主要不是其本身的攻击性和影响力所致，而是因为南部蓄奴州对该运动的过激反应和北部自由州对公民自由权的坚守，让南北之间早已存在的政治文化分裂进一步加剧了。蔡萌副教授在评议时指出，杜华博士采取的两条线交织的写作方式引人入胜，也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是值得学习的。另一位评议者王禹博士就北部在邮件运动问题上的话语策略提出疑问：北部回避奴隶制的道德性，转而将其处理为一个言论自由问题，这样做是否会削弱自己的话语力量，增强南部拥奴主义的势力？

最后一名发言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蔡萌副教授。她认为，1820-1840年代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意识形态中有浓厚的共和主义色彩。一方面，劳工们批判“工资奴隶制”、谴责雇主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剥夺、主张缩短劳动时间、建立免费公立学校体系、发起公社运动，推动土地改革等，体现了共和主义作为一种“塑造性政治”的特征；另一方面，早期劳工组织和政党排斥女工、支持对纺织女工进行家长制管理、提出“family wage”的诉求，以及反对使用机器等，还体现了共和主义在维护性别秩序和男性气概方面的涵义。在评议环节，杜华博士、杨长云副教授、李剑鸣教授等先后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1.到1840年代，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仍然存在吗？共和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2.如何把美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劳工构成的复杂性纳入分析框架？3.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纯一性？精英共和主义和劳工共和主义一样吗？

此次工作坊议程紧凑、内容丰富。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十八到二十世纪跨大西洋世界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国家构建、社会政治、抗争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也促进了国别史之间的交流和青年学者的成长。

谢谢阅读

感谢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对本文的审阅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审：张勇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