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亦是暨南大学1978级学子入学四十年。在这特殊的时间节点，校友君发起“我们的四十年”征文活动，并进行系列人物专访。他们在故事里穿过时光的长廊，回到四十年前的暨南，抒写了不同的人生轨迹。由于稿件众多，校友君仅节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借此献给78级的你们，献给112岁的暨南。
方健宏，暨南大学78级新闻系学生。原广东省文化厅厅长。现任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40年前的此时，在粤东海边一个小农场当了5年知青的我，在农地上接到暨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是进了第一志愿的新闻系，惊喜、欢喜、狂喜，正是当时的真实心情；洗脚上田、离乡进城、跨入大学校门，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从此，开始了我与母校的终生情缘。40年后的今天，一些早已依稀模糊的往事痕迹，忽然又清晰如初，浮现眼前，令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我是在高考前一个月请假回家复习的（那时我已任知青场场长，不能脱产离岗太长），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初、高中阶段，正处于“文革”时期，在学校没有多少正规授课也就没有多少知识积累。下乡后的单一任务就是生产劳动，所在的知青场只有一份南方日报和一本《红旗》杂志，没有其他的图书刊物。
面对缺乏信心的学生，正辅导我复习的当年教授高中语文课的阮实枝老师多次对我说：“相信你肯定能考上，而且要报考新闻学。”此时暨大复办消息已公布，新闻系也在院系名单中，好像老师的理由就是读新闻更有利于培养人才，也符合我要强不服输的性格。那时我还不大了解“新闻”二字的深厚含义，只是出于尊师也就认同了。可是高考分数通知后，我被打了一闷棍，离自己估计的相差甚远，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考得这么差，因为地理只得了47分太离谱。几天后鼓足勇气到县招生办要求复查分数，不料刚进教育局大门就听到消息，省招生办已通知惠来县有几个考生的分数统计失误，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地理科实为74分。这样惊险地捡回了该得的27分，也就决定了以后的结局，我有信心地填上暨大新闻系作为第一志愿，而且如愿以偿。1984年，应届生的小弟方健辉受我的影响兼劝说，报考了母校并被生物工程专业录取，两兄弟成为校友，也算小小佳话了。
78级高考英语是不计入总分的，但入校不久新闻系就测验英语以便按成绩分班教学。记得卷子发下后，我就傻眼了，因为几张试卷都是英文，一个中文字都没有。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英语，本想马上交白卷，但又怕太显眼突出，无奈等了一会，看到一个同学率先交上去了（估计与我水平差不多），我准备仿效，却发现连姓名都不知填在哪里，偷偷问了邻桌同学，他指了右上角的“name”的位置说“这里”，似乎头都没抬起看我（忘了这位同学叫谁了）。就这样，我理所当然地分在最慢班。
暨大当年在广州高校中最重视英语教育，别的院校学两年，暨大要学满三年，而且“气氛感人”。不管读什么专业，不论成绩基础如何，同学们早晚在宿舍或校园口中念念有词的基本是念英语。那时我的大弟方健壮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就读英语专业，是尖子生（后来是广外大校长助理兼英文学院院长、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广东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我经常利用周末骑单车从暨大到白云山下的广外找他补习英语，其舍友不时听到我低水平的提问和他不耐烦的回答，在我离开后就问：“怎么你那么聪明，你哥却那么笨啊”，弄得我弟弟哭笑不得，只能解释“我哥其他方面挺行的”。由于比较努力，加上弟弟的“小灶”补充营养，我的英语进步挺快，到第三年，已经勉强可划入“A-”（分五个等级，A+最高）。曾经自豪一时的是，大四从武汉实习回穗途中，在火车上遇到一对年轻外国人，他俩不懂中文，列车员又不识英语，我见此勇敢客串了一回翻译，连比带划，居然把意思基本听清讲明了。不过，毕业后我就再没有与英语为伴，几乎又回到了原点，剩下的只有这些记忆了。
作为特殊年代进校的新闻系学生，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已参加工作多年包括已是媒体或杂志社记者编辑的资深学生；二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三是既不老辣又非鲜嫩的“夹层生”，我属于第三类，加上原先基础薄弱，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第一年上写作课，有一天老师在台上点评作业，挑出的十几个病句中，其中就有我一份，当时脸都不知往哪搁。但自己确是那种“要强不服输”的个性，那几年我拼了命、铁了心在学习上补短、追赶、跨越。大学期间，有三年的元旦在教室度过，更不说周末了。终于在第三、四学年明显进步，有几门课成绩幸运地跑到了前列。尤其难忘的是毕业前出省实习，我分到了湖北日报这一组，那时该报集中了全国设置新闻系的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三所高校实习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进行“PK”。我们全组同学都在互相加油鼓劲，要为母校争气。三个多月期间，几乎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翻阅报纸，看“本报实习记者”有谁的名字上版，随之而来或是欢呼雀跃，或是失望沮丧，往往是隔日“冰火两重天”。最后我和陈华同学成为三校实习生中见报数量最多的两位。我还有一篇报道人力三轮客车师傅先进事迹的通讯，被评为好稿子，受到了报社表扬。这篇通讯的标题和日期已经忘记了，但当时自己为写稿连续十几天跟踪采访师傅本人、乘客、单位领导及工友的情景，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1982年7月大学毕业，我被分到广东省委办公厅，心里喜憾参半。喜的是省委办公厅属于广东最高决策机关的枢纽，可从高层次近距离见证时代发展历程；憾的是原先自己志愿是搞新闻，曾经有当“名记”的野心，而且为之付出心血四年整，离开心有不舍。不过，从36年来的实践经历看，尽管没有进入新闻单位，但学新闻所养成的特质，如敏锐捕捉、正义正气、综合分析、客观求实、归纳概括、表达写作等，对我从研从政很有帮助，大有裨益。我在省委办公厅从事政策调研和文稿起草19年，亲身融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且参与起草的一些文稿和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通过类似“内参”形式的内部材料反映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进入领导的视野，引起高层的重视，成为决策的依据。大概是在1985年，中央办公厅在全国党委办公系统实行上报信息制度，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副科长，被省委办公厅定为首任对口中央办公厅的信息员，可能一个因素就是我学过新闻，后来从采用情况看，我确有一定优势。其实，调研类似采访，信息就象消息，领导讲话和工作报告等公文写作也与新闻写作的要求相通相同。
从2001年开始，我进入了独当一面和主政一厅的角色，先后任汕头市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联党组书记，及至担任省文化厅厅长十年。在这几个地方或部门，尽管有不少压力困难、有不少复杂情况，但自己都能敢于面对担当，积极开拓创新，尽心尽责尽力，推动解决了一批难事，做成了一批好事。究其原因有时代契机、领导信任、组织培养和群众支持等，但与自己学新闻养成的综合素质是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成长进步是与母校连在一起的。而且，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争取直接或间接与媒体互联。如在省委办公厅期间，经省委老秘书长杨应彬批准，由综合处负责以“岳宗”笔名向各媒体提供权威的信息稿件，而我从综合处科员到处长、到厅分管副主任，都没与这项工作“脱钩”。欣喜的是，至今这个“岳宗”还在继续发声。我还曾经在随领导下乡调研准备讲话稿时，以通讯形式报道地方基层的新鲜经验，本是“副产品”却获得了南方日报的“好新闻奖”。在省委宣传部兼任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自然对媒体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关心支持，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在省文化厅时期更是想方设法与新闻单位“联姻合作”，共建共享，借助媒体力量促进文化建设繁荣发展。直到今年初我转岗担任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还是与媒体缘份未断，先后推动促成与南方报业集团联合打造“文史广东”网站，与羊城晚报携手推出“岭南文史”专栏。这些，都肇于母校暨大和新闻学生这个情怀。
40年过去，虽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尤其是母校来说，变化太多太大了。当年英姿焕发的老师，有的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则已仙逝；当年青春涌动的同学，大多已是两鬓霜染，略显老态；当年简洁宁静的校园小道、宿舍课室，也基本容貌全改“换了人间”。特别是母校的发展可称巨变：已成为国家教育科研的一座学术重镇，成为培育中华英才的一个独特摇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繁荣的一个缩影。在10年前母校举办的“暨南大学广州重建50周年和复办30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为校友代表的发言中有一段话，现在依然映照自己不变情怀：“母校的魂已深深烙刻在我们心坎上，融化在我们血液里，乃至绵延在我们的后代中。”
母校暨大，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距暨南大学建校112周年纪念日
倒计时 5 天
- 2018/11/11 -
策划｜陈联、赵宏、周雨虹、邓春菲
文字｜方健宏
图片｜方建宏、暨南大学校史馆
编辑｜邓春菲
责编｜陈联
母校暨大，我们心中永远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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