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后新浪潮中“反类型化”体系的研究 ——以杜琪峰电影为例

原标题:香港后新浪潮中“反类型化”体系的研究 ——以杜琪峰电影为例

关键词:杜琪峰;警匪片;香港后新浪潮

摘要:杜琪峰作为香港后新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他打破了传统港式警匪片固有的类型化套路,从剧作结构和视听美学上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突破,同时也从侧面刺痛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本文将从四个层面分别探究杜琪峰的黑帮电影如何一步步打破人物设定、剧作结构和视听表达,成功实现了香港电影”反类型化”的转型。

“60年代则是战后婴儿潮长大的年代,香港这批年轻人的国家观念薄弱,没有长远理想和抱负,接受殖民地的西化教育,当时社会上充塞西方流行文化。”【1】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早期,带有着极其浓厚的西化内容,而“新浪潮”一词本身来源于60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所以跟法国电影新浪潮一样,早期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带有明显的“作者电影”特色,如徐克的《地狱无门》、《第一类接触》;许鞍华的《疯劫》;章国明的《点指兵兵》;翁维铨的《行规》等。

到了90年代,此时的香港电影“可称为新浪潮第二代,即香港电影的后新浪潮时代。”【2】这时,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力军已慢慢完成了本土化。由于香港这片土地本身带有的强烈戏剧性,在经受了大陆的文革改造、97回归等政治敏感事件的影响后,整个社会风候和人民精神状态都充斥着强烈的不安和对自我身份的迷惘。所以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自然就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黑帮火并,警匪乱斗等。而这些本土素材,也就自然变成了诸多电影创作的元素。于是黑帮片、警匪片等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电影类型就应运而生了。

而这些创作类型则是脱胎于美国好莱坞传统类型片:枪战片的亚类型。所以在香港电影后新浪潮中的黑帮片也就无可避免地带有着美国传统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色彩。类型电影是“由好莱坞发展并盛行于全世界的,按照外部形式和内在观念构成的模式进行摄制和观赏的影片。”【3】在美国的这个类型电影里,往往输出着带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类型的影片中,主人公往往能凭一己之力拯救“原社会”的体系,且主人公所代表的“正义力量”一定会战胜欲意颠覆原社会体系的所谓“邪恶势力”。在80年代早期,由吴宇森和徐克掀起的警匪片的结构塑造和传递的价值体系恰好与之如出一辙。在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电影里,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主人公都能逢凶化吉,好与坏善与恶都泾渭分明,每个人都带有强烈的脸谱化。

而到了90年代,这种强有力的脸谱化、类型化的电影已使市场开始乏味和厌倦。因为类型片带有的固有思维和固定的剧情模式已让观影群众们屡见不鲜。这个时候,杜琪峰的出现,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新的生机。杜琪峰和韦家辉一同创立的“银河映像”可说在90年代香港电影史上占据着顶天柱石般的地位。杜琪峰执导的黑帮片,如《枪火》、《放逐》、《PTU》、《暗战》、《黑社会》等,除了出色地继承了港式老牌黑帮片”暴力美学”的枪战风格外,在角色的塑造上、叙事结构上以及主题表达上与其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开创出了浓郁的、带有东方气韵的黑帮枪战片风格。第一个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消解。

一、 个人英雄主义的群像化

在杜琪峰的枪战片里,你很难见到他着力去塑造一个或两个人物,杜琪峰所塑造的往往是一个社团(如《枪火》)或者一个组织(如《放逐》)中几个人组成的群体,这个全体的每一个个体都秉性不一,却都围绕着一个最终的大目标开展着他们一步步的行动。由于他们迥乎不同的性格,所以在一个团体内部又有着一些固有的内部矛盾。如在《枪火》中,阿来与阿鬼的几次冲突险些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PTU》中肥沙林雪的几次飘忽不定等。但外部更大的矛盾却又能让他们不得不抱成一团去完成最终使命。

这种让群体处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双重压迫下所激发出的戏剧性是杜琪峰电影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剧作结构本身也跳脱出了传统的:出现危机>英雄出场>英雄解决危机的固有模式。所以这样塑造出的人物,个个都脱离了脸谱化的个人英雄模式。在杜琪峰的电影里,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如在《枪火》里,阿鬼是个小发廊里的理发师,阿麦克是每天在街头拉客的皮条客,阿来和阿信是游走街头每天收保护费的小混混,职业各不相同,性格都桀骜不驯,同时,他们的社会职业和社会地位都十分边缘化。这样的人设最大程度地消解掉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物所带有的特殊光环,转而是将其群像化成了一个团队,实现了从“类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到“群像的”集体英雄主义的转化。

二. 反英雄式的人设与

善恶二元对立的打破

如果说吴宇森、徐克等人创立的传统香港警匪电影类型始终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来着力塑造一个单体动作英雄,那么杜琪峰的黑帮电影恰恰完全相反:在一组关联不明的事件中刻画一群人物。这种反中心、反英雄的创作倾向也是“银河映像”作品的一大特点,如在《PTU》中,肥沙和黑帮老大相互利用,却在最后一刻试图阻止他们仇杀;PTU小队中的成员虽然对帮办阿展的做法心存怀疑,但却始终忠心耿耿;重案组女督察追踪肥沙的过程中盛气凌人,可枪战之后又不得不向肥沙低头道歉。这些人物在阴沉的暗夜中各自行动,整个叙事结构中没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出现。“杜琪峰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一些反英雄的小人物,他营造了一个是非混淆、黑白暧昧、情谊难分、爱恨交加的江湖。”【4】比起前者,这种反英雄式的设定更加能触及那个时代的大众心理层面:每个人都平凡而渺小,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荡的时代里,没有任何英雄能够出现来扭转浩荡前行永不停滞的历史浪潮。

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杜琪峰的片子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论。“黑帮片侧重于表现黑社会中的‘正义’与‘邪恶’之争,并把其中某些人物描绘成英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70年代中期开始的瓦解。”【5】在早期的警匪片中:警是警匪是匪,正义的警察一定会最终消灭掉邪恶的匪徒。(如许鞍华的《查案记》)稍好一点的创新也不过是颠倒了一下两者的立场,也就是:善良的匪徒消灭了邪恶的警察。(如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纵横四海》)但这些影片中对于善恶的诠释向来都是泾渭分明,两派的价值体系也从来都十分固定的二元对立的体系。然而,在杜琪峰的黑帮片里,好人与坏人的界限总是模糊不定的。如《枪火》中,这一群个个都堪称“悍匪”的人,在他们一次次地完成任务消灭敌对团伙后,我们心中便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英雄式的感慨,而在一次次的任务中他们看似枪火无情,但都维护着自己心中坚守的正义;类似的例子还有《暗花》(游达志)里梁朝伟所饰演的警察和刘青云所饰演的光头杀手拼死拼活却落入背后老大早已编织的暗网;《暗战》中的张彼德和何尚志斗智斗勇,但当最为一个悍匪的张彼德最后纵车淹没在火光中时,我们却仍然能感受了英雄式的悲歌。在杜琪峰光影世界里,道德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没有绝对的善恶黑白,人物的情感和社会关系随着剧情或而互相转化,或者影片就根本不对价值观进行明确的评判。其实这更加符合人心人性的复杂,更加深层次地对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挖掘。把这一点做到极致的还有后来02年刘伟强和麦兆辉的《无间道》系列,在这个系列中,警和匪只是无关痛痒的皮囊而已,到了片尾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都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道德的界限在哪里?善恶的区分在何处?这种打破二元对立的方式,完全挣脱了传统类型片的束缚,对人性的本源发出拷问。

三 “暴力美学”的克制表达

“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6】这大概就是暴力美学这种有着独特审美风格的美学体系备受人们推崇的原因。对于早期吴宇森对暴力美学的探索:用高速镜头拍摄的四射飞扬的枪林弹雨,配以空间调配的独特演员调度所结合成的枪战,竟然营造出来一种诗意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到了后期杜琪峰的枪战片中,除了似乎“永不停歇”的枪弹四射外,杜琪峰的枪战似乎更多一份冷峻与肃杀,且更贴近现实主义的表达。例如《枪火》里商场枪战那场戏:五个人隐蔽地各站一处又彼此互相掩护,每人把管一个方向,整个场面五个人岿然不动,只有一声一声不断的枪响,对应着一个一个敌人不断地倒下。杜琪峰将镜头调度和人物走位配合到了极致,用一种冷峻克制的处理,冷静客观地将一场枪战直接摆到你面前。又如《PTU》中最后那一场广东道上的枪战,警察和匪徒都保持原地不动的射击姿势,镜头以慢动作表现双方的动作,子弹被逐颗击发,并强化烟火,不加任何过度修饰,以绝对的“静”表现实际分外激烈的枪战场景,将之上升到了一个写意的层面,又成功完成一次反类型的尝试。

四. 传统武侠精神与新都市精神的融合

自1949年“南下”影人纷纷转战香港后,以胡金铨、张彻为开山鼻祖的“香港武侠片”一统影坛30年。与其说他们开创了“港式武侠电影”,倒不如说他们是深谙国学的文化大家。他们往往将时空置于古代,以直面暴力的方式将打斗的惨烈与残酷表现在画面上,如张彻的《独臂刀》、《保镖》,胡金铨的《侠女》等。而后又用“侠义”之气来美化暴力场景所带来的心理不适,以“替天行道” “惩善除恶”等人心中的基本道德标尺调和了视听层面上所带来的“戾气”,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暴力美学景观。而在杜琪峰的影片里,故事虽然被重置于“钢铁森林”的都市时空,但仍从始至终透露着一股东方“侠气”,恰与香港早期武侠片中贯彻的“侠义精神”一脉相承。

而将其融合于现代大都市精神中,无异于又是一次反类型化的尝试。如杜琪峰的《暗战》中,时日无多的张彼德反而呈现出一种极度散漫的生命状态,他在最后的时空里似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精心谋划着这场“城市追逐”游戏;同样《柔道龙虎榜》中,在Tony的身体力行下,司徒宝重燃斗志,再次穿上柔道道服,选择爬起。这种“向死而生”的侠气,才是影片真正流溢出的。杜琪峰在结合了现代都市精神后,似乎对传统的侠义精神进行了一次升华:他认为,死也许不是生的边界,而在临近死亡那一刻所展现的、充满了生命韧性的“任逍遥”和“向死而生”的精神,才是生命意义和自由的无限大。这种植根于传统武侠内核,又融和当时香港背景所丰富出的新内涵,也正是杜琪峰借影片对全港人发出的精神拷问与自我反省。而这也恰恰表现出了这种反类型化的融合方式,所展现出的惊人的生命力。

结语

杜琪峰式的黑帮片在各方面颠覆性的、反类型化的创新,确实让黯淡数年的香港影坛焕发了新的生机。除了美学上(包括视听语言技法和剧作结构)的突破外,他的电影更是赤裸裸地勾勒出那个特定时代下香港社会的现实面貌,触及着香港人民的精神阵痛,折射出在世纪末的那几年中,随着金融风暴和政权更替等巨大社会动荡的来临,港人心态的起伏变化:旧有的秩序被打破,人们不再相信牢不可破的固有价值观。

但在杜琪峰电影里飘忽不定的未来观中,却始终透露着一种生命的坚定与韧性,杜琪峰曾说过:“生命是无常的,因为生命里很多东西是抓不住的,是无法控制的,是突如其来的!所以我希望观众看完我的电影以后,一定要活在当下,珍惜现在的一切。”【7】如同杜琪峰在《柔道龙虎榜》里说的:“柔道要先教你摔倒”。而他更想对港人说的是:摔倒别忘了一定要爬起!港人们虽然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极度耀眼的“黄金岁月”,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的确是落入了灰暗。电影是记录社会土壤的“测湿器”,而随着当时“香港电影已死”言论的甚嚣尘上,整个港人心态似乎陷入了彻底的落寞与失语。

而杜琪峰所领军的“银河映像”系列电影,似乎扛起了世纪之交拯救香港的大旗,影片中极具“银河映像” 式的、在痛苦里浪漫的人生观,既抓住了港人的阵痛神经,又予以了慰藉;既固守着香港的本土文化,又借“西风”进行着反传统式的本土化改造;既反思着当下的社会问题,又以光影编织成满怀希冀的城市寓言,不断唤醒和振奋着与大时代擦肩行走的每一个香港人。

参考文献

【1】 卓伯棠,香港新浪潮电影[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6

【2】 林春城,论香港新浪潮电影[J],华文文学,2010年版:84.

【3】 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潘国灵,银河映像,难以想像——韦家辉﹢杜琪峰﹢创作兵团[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 蔡洪声,宋佳玲,刘桂清,香港电影80 年[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6】 (德)E•弗洛姆,生命之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56.

【7】 张燕,映画: 香港制造[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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