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星”不陨：曾宪通、詹伯慧、陈伟武、沈建华等追忆饶公

→2015年2月26日，香港潮州同乡庆贺饶宗颐百岁华诞。如今，一代通儒远去。

追忆逝者 启迪生者

饶宗颐 （1917-2018） 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2013年他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却选择孤独求学路，自学成为一代宗师。

他达古通今，学贯东西，文史哲艺皆有涉猎，诗书画乐造诣颇深。被世人评价为“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悲叹，一代通儒就此远去，这是一颗巨星的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将永存，如同以他名字命名的“饶宗颐星”一样，闪烁星空。

首富之子

家学渊源，孤独向学

1917年8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其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后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父亲为他取名“宗颐”，便是期望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饶宗颐自幼便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尽享阅读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饶宗颐曾在《选堂清谈录》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饶宗颐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病逝。饶宗颐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

文献学者、收藏家梁基永与饶宗颐是忘年交，他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饶宗颐赴港定居前，曾将潮州老宅卖与一位华侨。几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帮助下，进那处老宅拜访参观，当时他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访港时拿给饶宗颐看。“老宅保护得很好，几乎还是当年的格局，饶公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十分感动。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门，两侧有灰塑的对联，尽管两三个字已经剥落，但饶公还是一眼认出，指着对联对我说，‘这是我19岁时写的’。”

一代宗师

博古通今，中西融贯

饶宗颐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治学领域涵盖上古史、考古学、史学、中外关系史、古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文学、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范畴中，饶宗颐都有自己的创见，为国学开创了不少新的蹊径。

饶宗颐出版的著作超过100种，而艺术及展览图录近百种之多，这些著作已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职，是法国远东学院院士，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上个世纪60年代，饶宗颐就开始与海外国际大师、汉学家交往频繁，加上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其精深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饶公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他是罕见的学者，不仅学术上有开拓有建树，艺术上也取得很大造诣。”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在古训之上而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饶宗颐自幼学习书画，近年十分喜爱绘写荷花，他笔下的荷花也素有“饶荷”的美称。

饶宗颐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他曾解释由来，“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饶公的字和画，都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尽管诸多光环加身，饶宗颐却对大师等称谓敬辞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曾说，他“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好奇，保持“自在”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曾写下这广为人知的诗句，以表明人生态度和追求。

对此，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尽管饶宗颐自谦“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每个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她眼中的饶公有着非凡的学问和智慧，但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笔耕不辍。”

沈建华说，在她看来，饶公是一个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他，你打坐时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这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看到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曾宪通也说，饶宗颐永远像小孩一样，永远追求新的东西，对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问个究竟找出结果。“大师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有无座右铭，他思考了一下说，“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故人怀念

巨星陨落，精神永存

梁基永告诉南都记者，10多年前，他与饶宗颐在香港的一场古琴学术会议上相识，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访、茶聚。“饶公友善、亲和，具有长者风范，对学生、老友十分热心。”

梁基永说，每次相聚，他都会向饶公请教美术史等问题，对方总会很详细地答疑解惑。“别看饶公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可记忆力非常强，谈起美术史料、大家，如数家珍。饶公非常坦诚、实在，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他也会坦诚相告，明确说自己不懂，从不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诓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年事已高，饶宗颐仍来到现场，并把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国家。

那也是沈建华最后一次见到饶宗颐。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当天，瘦弱的饶宗颐坐在轮椅上，衣着单薄，她上前与饶公握手，内心难过，“我隐隐担忧，很怕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沈建华1981年与饶宗颐在古文字年会相识，后一起编纂《甲骨文通检》，并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17年。

在沈建华印象中，饶公一直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充满热诚。她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饶宗颐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图书馆帮忙查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当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这是他的名言。”

饶宗颐的离去，让沈建华深感痛心。“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

梁基永向南都记者表示，饶宗颐是一位通儒，“现在已经没有通儒式的学者了。”

2011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曾宪通说，饶宗颐离世，是巨星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和硕果将永存，作为后人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往事

“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数十载，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两位潮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谊被传为佳话。

詹安泰教授的长子、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詹伯慧因父亲与饶先生的关系，也与饶公多有交往。

惊闻饶公仙逝，87岁的詹伯慧表示深切哀悼。“饶先生不愧是一代大师。”

詹伯慧对南都记者说，父亲长饶宗颐15岁，饶宗颐又长自己15岁。“我们家两代人与饶公交情很深。”他回忆，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自己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去过藏书阁。

“饶先生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亲有关系。”詹伯慧回忆，当年父亲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教书，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课，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饶宗颐。“学校一开始还不相信，结果这位潮州才子一鸣惊人，显露了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据悉，当时饶宗颐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经其举荐，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

“当时战火纷飞，我父亲单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颐先生相约，请他随后和我母亲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亲。”孰料饶宗颐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詹伯慧说，此后饶公一直在香港，几十年潜心学问，也开始了他与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

詹伯慧还记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下飞机就专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关心，谈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经饶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后在港影印刊行。

“饶公始终谦逊待人，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总是热情亲切，关爱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练书法，饶宗颐得知后还为其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透露，饶公老当益壮，精力充沛，100岁时还坚持写字；2017年五六月份，饶公还去法国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在詹伯慧看来，饶宗颐是学艺双全的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学者中尤为难得。“这样的大师，我想多年都不容易出。”他认为，“饶公对潮州、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都贡献很大，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19岁受聘中大，几乎阅遍学校馆藏地方志

“中大有90多年的历史，饶先生跟中大有80多年的因缘。”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饶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点是，不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目的很明确，通过了解古文字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彼时，其父饶鄂去世，饶宗颐承父遗志补修《潮州艺文志》。他在核心刊物《禹贡》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先生曾说过，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印象深刻。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于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前往云南途中因病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还有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的“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先生通往学术殿堂的‘秘钥’”。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 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突破王国维理论，提出三重证据法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道。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

曾宪通认为，饶公学术贡献其二则是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突破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包括有字的出土文献，和无字的考古实物以及同时代的异域相关资料等，多种证据法对学术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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