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求自由和美好的爱国者马思聪
前不久去听了一场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音乐会，也感叹他不平凡的身世生平。一个在俄罗斯出生长大，因为苏维埃革命而流亡在欧洲和美国的伟大音乐家，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寄宿漂泊异国，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虽然可以在美国自由平静地生活创作，可谓名利双收，也加入了美国籍，但心里却一直波荡起伏着对家乡的回忆和思念。
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了反思和修正，斯特拉文斯基终于在80岁高龄又重新踏上了故土，曾经被封杀的作品也可以在苏联和今天的俄国上演，斯特拉文斯基最终得到了祖国的承认和拥抱。
回味思索着斯特拉文斯基的经历，不由想起了有着相似遭遇和命运的流亡美国的华人音乐家马思聪。关于马思聪的传奇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网上很多资料图片，也早有叶永烈撰写的马思聪传记等详细文章，但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讲述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和爱国者。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现在某些人怀念重现文革的现象下，也希望马思聪被迫离开祖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发生。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至今每次听马思聪的小提琴《思乡曲》都会感动的热泪盈眶，这样一个衷心热爱祖国的人却曾经被自己的政府当作是罪大恶极的“叛国投敌者”。
马思聪对西方不陌生。他1912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少年时就来到法国在巴黎音乐学院等学府学习音乐和小提琴，并拜音乐大师学习作曲，也与冼星海等同行有交往。回国后年轻的马思聪创办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也经常在香港、广州、北京等地举办个人演奏会，逐步树立起了自己在中国音乐界的声望。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抗战作品，包括后来最为著名和广为流传的《绥远组曲》第二乐章的《思乡曲》。国共内战期间，除了担任教职，还创作了《祖国大合唱》和《春天大合唱》等作品，期望和迎接一个理想中新时代的到来。
50年代马思聪为外宾演奏
马思聪在1948年解放前夕拒绝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安排他去美国生活工作的邀请，从香港奔赴北京，一心一意留在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他主导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同时他也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一直为国家服务贡献。
在50年代的短暂一段中国音乐的黄金时期，马思聪的几位学生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培养出了林耀基、盛中国、刘诗昆等小提琴和钢琴天才。
在马思聪这个时期众多的反映革命现实作品中，文革前老版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一个，可惜到了我戴红领巾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因为那个时候马思聪依然还是“叛国投敌分子”。
进入60年代，欧洲音乐大师如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德彪西等人的作品就已经在中国完全禁演了，这对于学习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马思聪等中国音乐家来说就已经预示了一个倒退封闭时期的到来。
马思聪和同事在文革中被批斗
文革发生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马思聪也未能幸免，受到了野蛮疯狂的身心残害和人格羞辱，1967年被迫和家人冒死偷渡逃亡到香港。最后在美国领事馆和华盛顿政府特别安排下，最终避难定居在美国，终于不用担惊受怕受到国内文革的残酷迫害，继续自由从事自己视为生命的音乐创作和教学事业。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马思聪到达美国定居后，在他著述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一书里发自肺腑的一段话 (这段话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意思相同)，揭露了文革残暴的反人类本质和他被迫离开中国的原因，也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绝望中一声清醒响亮的呐喊。而在当时这些话完全被认定是叛国投敌反动言论，这种思维论断即使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马思聪在美国参加女儿婚礼
家庭音乐会
马思聪、马叙伦与周恩来
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据说周恩来曾经委托基辛格向马思聪转达：“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如果属实，相信这应该是周恩来的良心真言。但在那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文革年代，谁又能保护住马思聪？其实提到保护这个词都是悲哀的，他们原本就应该在自己的国家舒心自由地从事心爱事业，在人格上昂着头骄傲地活着。
1985年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环境下，经过一些良知老友的努力提议推动，中国政府终于为马思聪正式平反。尽管听到这个消息马思聪非常高兴和如释重负，但因为文革历史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阴影，家破人亡的深重伤痕不是那么容易被抚平消除，他依然对制度政权犹有余悸，一直犹豫迟疑等待回国的最好时机。
马思聪夫妇访问台湾
有些资料说是他身体不好难以成行，这或许是善意的另类解释。在平反之后两年里，马思聪两次赴台湾举办音乐会。毕竟在他困难的时候，同是炎黄子孙骨肉同胞，也是祖国一部分的台湾人民给予了实际帮助。马思聪来美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吃饭，台湾也是他作品能够得到演出机会的主要市场。我们没有必要避讳隐瞒历史事实，更要理解和尊重马思聪当时的慎重考虑和决定。
另外除了政治上平反，反思北京这边机构当时是不是也可以做些更多的实际帮助，比如解决过去遗留的个人资产问题，举办马思聪音乐会等，真正地让他相信国家和政府的诚意和措施。
假如马思聪没有过早去世，中国也政治开放稳定，人民安定幸福，相信他总有一天可以完全放心，重新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因为在马思聪心里，祖国永远只有一个。
不幸的是1987马思聪因心脏病突发逝于美国费城，终年75岁，也没有留下遗嘱。从出走中国后的二十年里，马思聪没能够在生前回到自己日夜想念的祖国。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喜欢借用的李商隐的这首诗表达了他的真挚思乡心情，也正是他一生经历的全真写照。
马思聪在广州的墓碑雕像
2007年，马思聪去世后二十年，在温家宝总理批示和中国政府允许下，他和夫人的骨灰在儿子等亲人的陪同护送下回到中国，安葬在广州白云山下。不远处，长眠着他留法时的音乐知己，另一位爱国音乐家冼星海。
离开祖国四十年后，马思聪夫妻终于魂归故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中国著名作家徐迟，就是写轰动一时《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位，也是马思聪的多年挚友，曾经1985在美国访问过马思聪。他在后来祭奠马思聪的文章中回忆：“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70年代马思聪与家人在金门眺望祖国大陆
从被迫离开故土的那一天起，马思聪就一直想家，心中思念着自己的祖国 -
那里美丽的河山和人民，极力忍受承担着多年来有家不能回的痛苦和哀伤，或许这就是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描述斯特拉文斯基等被迫移民者与祖国和故土的一种精神上“隔离的伤痛”。
与斯特拉文斯基多变作曲风格不同的是，马思聪在美国流亡二十年里创作的几十部作品几乎都是以中国民族和文化作为题材的灵感和来源，比如取材于聊斋的芭蕾舞剧《晚霞》、以及改编于维吾尔情诗的歌剧《热碧亚》等等，在自己的音乐里寄托和表现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怀。虽然身在美国，但音乐这片净土才是马思聪真正的心灵家园。
马思聪在美国演奏会为粉丝签名
马思聪是一位“叛国”的爱国者，实际上他从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是抗议所遭遇的暴行和不公，维护自己人性的价值和尊严，选择自己生存和自由的方式，并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着对祖国割舍不断的大爱，一生坦荡，无愧于心。
美术大师叶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里说得最直白而公正：“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著心侮辱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
“这个世界很美”。这是马思聪在去世前不久听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时，留着眼泪说的话。我想这不仅是美妙的音乐境地，更是感叹概括他自己风雨坎坷的人生世界。他自己不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美，更亲身告诉了如何去追求美。
这个世界的确很美，但是要在一个没有窒息空气和钳制思想言论的环境里，所有人能够自由地呼吸和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欣赏和赞美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也就是马思聪一生的真正追求。
不堪回首的文革时代已去，应该相信不会再来，以此纪念具有历史意义的马思聪先生，并从中得到我们现代和未来道路的警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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