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作为“中华民国”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晚清种族革命的理论制造者，民族主义是章太炎一生文字生涯和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但同时，章太炎临时性的个体概念不仅构成了对国家、政府和各种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的社会团体的批判和否定，还构成了对民族概念的最终抛弃。 章太炎的个体观念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个体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部分，那么，这一概念又如何、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否定？如果说个体与种族、国家等概念涉及中国的现代世界观之不同侧面及其构成方式，对它的解释也将回答章太炎以否定普遍性为特征的个体观念为什么又以普遍性为归宿。

太炎先生学通四部，而其旨归，乃在于以旧史造新国，其史学非今之所谓史学，是使“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者也。故先生之说国学，因循旧法，勒为四部，皆称国故，而又以乙部为本，据史观经，夷经为史。学随世变，及至新学大行于天下，用其夷经为史，而弃其以史立国，先生之史学，遂百载隐晦，至今不明。今逢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特录拙著《经学的瓦解》之一章，以为纪念。 ——陈壁生

1908年章太炎与武田范之“佛声乎？民声乎？”的笔战，在日本“二战”后的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界重新被焦点化，引发了一场名为“佛声论战”的学术争辩。这场争辩折射出两个论题：一，“佛声”如何与革命理论相关联起来；二，以“佛声”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与章太炎所标榜的“国粹”之间的实质关系。可以说，这场论战是以革命为结节点来讨论其与佛声、国粹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这个构架可直接勾画“中国现代性”构想的政治哲学特点。而这篇文章将展示，正因为“佛声论战”同样具备这种构架，当民主主义在“二战”后正处于冷战格局中经历考验时，它给“在状况中思考”的日本中国研究界人士赋予了反思现代性的一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