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涛）

( 清朝《四库全书》书影 )

台阁体

“台阁体”本指明朝的文学流派。20世纪后5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不论“文革”前1964年人民文学版的游国恩本，还是“开放”后1996年复旦大学版的章培恒本，说到明朝前期的文学，都要提及“台阁体”。这两部高等院校教材的写作，尽管作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大不一样，对“台阁体”的评价并无根本不同。

文学史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他们的诗文多是应制唱和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后人因其缺乏内在的感情冲动，讥为“无才之作”。但当时追随的官僚文人却很多，形成一种诗风，弥漫文坛数十年。明初废除中书省，内阁总机要，“三杨”都是内阁大学士，故称此派为“台阁体”。

明朝中期，文论家王世贞使用过“台阁体”这个概念，说杨士奇的诗“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王世贞也是书论家，未见他用“台阁体”指称书法。张金梁在《明代书法史探微》一书里推测，当清朝学者把官样字称为“馆阁体”之后，为了加以区别，才将明朝的官样字称为“台阁体”。书法的“台阁体”体现了上层官僚的审美趣味，亦为官场所尚，延绵不绝。

朱元璋定鼎南京的洪武年间，朝廷奇缺文才，诏令公文，文辞俗鄙，书法拙劣，无法体现皇权的文治之仪和垄断文化的强势。朱元璋为了网罗文士为其所用，一面恢复科举考试，一面命令各地官员荐举人才，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明初统治集团与江南文士圈素无交道，集中于吴越一带的文化名流也看不上淮西农民军建立的新政权，不愿与之合流。如此尴尬的局面，直到成祖朱棣永乐时期才得以改观。

( 明朝《永乐大典》书影 )

朱棣征召的急需人才是文学之士和善书之辈，其中不少人兼善诗书。杨士奇《东里续集》有段话专门说到书法方面的情况：“永乐初，召求四方善书士写外制，又诏简其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且出秘府古名人法书，俾有暇益进所能。”内制是指皇帝主动发出的赦书、册文、制诏之类，外制则是朝廷机构撰拟的诏令。明成祖还打开了“善书授官”的大门，“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中书舍人隶属内阁，官品虽不高，却颇为荣耀。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对明朝前期洪武至成化年间的台阁书家做过统计，其中，洪武朝17人，永乐朝多达54人，多数人都有中书舍人的经历，即尤善书法者。长于文学的“三杨”也善书法，杨士奇在建文帝时就以名儒征召入朝，善行草，“笔法古雅而少风韵”。杨荣“楷书姿媚动人”，杨溥“行、楷俱法赵文敏（赵孟頫）”，两人皆出身进士。“三杨”也被列为台阁书家，但明成祖最推崇的台阁书家是沈度，称为“我朝王羲之”。

( 明朝沈度《敬斋箴》 )

沈度（1357～1434年）字民则，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史》说他“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明太祖时，“举文学，不就”，被贬到云南。大约10多年之后的永乐三年（1405），他放弃了不合作的立场，以善书应选。这一转变颇可玩味，也许被贬以后受到“岷王具礼币聘之”、“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之类举动的感化，也许觉得朱明江山已固，人心所向，或许还考虑到个人前程和家庭生计。其弟沈粲（字民望）亦善书，沈度向明成祖推荐，授为中书舍人，也属台阁书家。沈氏兄弟，人称“二沈”，书法风格各有所长，沈度“以婉丽胜”，沈粲“以遒逸胜”。

沈度能写各体书，特别是楷书，圆熟柔媚似赵孟頫，但不如赵字稳厚。《明史》说：“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沈）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宣宗、英宗两朝颁发的“制书”，专尚圆熟，仍然袭用沈度的楷法。皇家子弟习字的范本也是沈度的楷书，明宣宗（1426～1435年在位）书出沈度，孝宗（1488～1505年在位）酷爱沈度笔迹，日临百字以自课。世宗年间（1522～1540），沈度的楷书有了“沈体”之称。

( 清朝宫廷书吏所抄阁臣题跋 )

以沈度为典范的台阁体书法，初盛于宫廷台阁，继而相煽于官府科场，各级官府的书吏、习举子业的学子莫不习写，成为官楷的主流样式。明初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永乐大典》，现在所见都是嘉靖末年宫廷书手抄录的副本，是我们了解明朝官楷书法的重要图录。明朝官楷是以沈度楷书为标准，所以后代书家批评“台阁体”书法也直指沈度。但沈度毕竟还是博涉经史的文学之士，而非一般书手，所以明朝书家批评沈度不像后人那样苛刻。比如明中期“吴中四家”之首的祝允明，认为沈度的字“薄有绳削之拘”，却又为他辩解：“或有闲窗散笔，辄入妙品，人罕睹耳。”

馆阁体

清朝馆阁体在乾隆时期已成气候，正是赵孟頫书法为世所贵的时代。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说：“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编修《四库全书》，征召了大量善书者充任书手从事过录抄写，都是一笔漂亮的馆阁体。

清朝科举考试一直重视书法。道光以来的科举考试，“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甚至严格到了写俗体别字也会落选的地步。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提到，考中进士之后，最荣耀的事情莫过于“点翰林”，直接进入翰林院任职，选拔的重要条件是能写一笔清秀遒美的馆阁体。

馆阁体不同于前代名家楷书，但馆阁体是建立在古代名家楷法的基础之上，而不同时期的馆阁体书法面貌又有所不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记载：“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是时也，盛用吴兴（赵孟頫），间及清臣（颜真卿），未为多覯。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欧阳询）。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自兹以后，杂体并兴，欧、颜、赵、柳诸家杂用，体裁坏甚。同光以后，欧、赵相兼。欧欲其整齐也，赵欲其圆润也，二家之用，欧体为宜，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清朝馆阁体书法，不论以哪一家唐楷为根底，都要用秀丽圆润赵字做门面。大抵说来，以“欧底赵面”、“颜底赵面”最有影响，最为普遍。

不同时期的馆阁体也有一些共同特征，人们概括为三个字——乌、方、光。“乌”指墨色乌黑，“方”指字形方正，“光”指点画光洁。按这个诀窍写的馆阁体，官楷书法走入末流，只剩端正匀称的四平八稳，如同“土龙木偶”。

实用与艺术

台阁体、馆阁体是楷书时代的官样字，而官样字历朝历代都有。先秦时代严整的金文，秦朝规矩的小篆刻石，是篆书时代的官样字；汉朝许多规整的名碑，竹简上端正的字迹，多属书吏所写，是隶书时代的官样字。这些时代久远的官样字，后人因字体之古，只见其雅。唐朝以“身言书判”选官，书法要求“楷法遒美”，这是唐朝官楷的标准。唐楷变法大家颜真卿写过《干禄字书》，不仅是实用类的字书，也是唐人学习官楷书法的范本。明清官楷不及前朝官样字那样古雅精彩，却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严整划一、端正工稳。这样的字迹才有“官样”，如同正装出场，恭敬如仪，彬彬有礼。

台阁体、馆阁体是皇帝与宫廷书家“合谋”的产物。清朝书家王文治有诗道：“沈家兄弟直词垣，簪笔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王文治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探花，他的楷书秀逸，也属馆阁体之流，因为高中前三甲，后来做了太守，书法上得了“淡墨探花”、“淡墨太守”的美称。推行官楷最得力最有效的手段是科举制度以书取士，通过这个畅通的渠道，官楷自上而下地扩散到官员阶层，进而将朝廷提倡的官楷推广到各地官学私塾，使学生书法训练统一到楷法端严的官楷趣味上。下层追仿官楷的书法教育，又成为馆阁体盛行的社会基础。

只要对照晋唐名家楷书，就会觉得明清的官楷单调乏味，丧失了“楷书”的艺术品位。清朝道光年间书家周星莲说：“近来书生笔墨，台阁文章，偏旁布置，穷工极巧，其实不过写正体字，非真楷书也。”但是，古代许多官僚书法家采取了双重标准，他们的书写，往来于实用和艺术之间，何况实用的官楷也有一套书写技巧。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他鼓吹书法变革，为了应科举，也得练就一手“大卷”、“白摺”之类的官楷。当年上书光绪皇帝，尽管言辞急切，但书写奏章必须压抑表现的欲望，不敢用他那笔为今天书家叫好的滚笔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