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管国家科技资金

8月29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成立监督委员会。这一消息引起外界对于科学资金使用问题的关注。

目前，中国科技界承担着现实的“兴国”任务，随着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如何使立项更科学，评审更透明，考核更公正，监督委员会的成立显然只是一个开始

监督，刚刚开始

9月4日，当记者在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采访蔡睿贤院士时，蔡院士显然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有几分迷惑:“我们出席了成立大会之后就解散了，几名委员还没有开过会，现在怎么监督还不清楚呢！”“863”计划监督委员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第一届委员会由9名专家组成。“开会的时候，我还对旁边的委员说，这个活儿怎么干啊？我们几个委员，一个人一个领域，什么能源、信息、生物、航天等等，这么多学科我们怎么对付得过来呢？”

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对于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这样表述的:负责“受理和调查”“863”计划课题立项评审过程中不规范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受理和调查对“863”计划课题执行过程中，课题承担单位及个人弄虚作假、捏造数据、剽窃成果等违反科学道德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并对管理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蔡院士提醒记者注意草案中的表述:“我们不是什么事都管，好像是有人告状我们才管。”

植物遗传学家李振声院士是本届监督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故没有出席成立大会的李振声院士介绍说，作为国家项目的“863”计划，“一百几十个亿花出去了，总希望钱花得得当，但是当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所以希望把这种监管程序完善起来”。

目前行使代组长一职的陈难先院士表示:“863计划是国家计划，但也有些低层次问题。现在国家投入加大，需要对它的合理性进行监督，这是很正常的。”但“科学并不是完全由科学家来做的，监督的任务是什么，怎么监督，现在仍需讨论”。谈到具体监督的难度问题，陈院士认为，“一是处于政府下的部门，容易受到行政干扰”;第二难度在于“有些事情不好界定”，比如“公平不公平，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这个问题？”

立项的透明与公正

科技界关于立项透明与公正问题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以至有这样的流言: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越大的项目，比如上几百万甚至更多，管理部门的主观意图很明显。“每个项目的确有许多标准，学术观点不一样，衡量的角度也不一样。就跟投资一样，你认为最好的，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陈难先院士说。“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都非常专门，同一分支领域里的人少，有的关系很好，也有的很不好——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不客观的因素，这增加了评审的非学术因素”。

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被采访者显然认为不仅仅是“客观标准”问题:“很多项目，都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先分完了，再给外边的分一点。剽窃、抄袭只是问题的最表面，真正的问题在于评审腐败，因为学术评审在眼下直接与权力、金钱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腐败是名正言顺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位采访者将之归结为“没有制约机制，一个学科只有几个人说了算”。学术评价机制的缺席，使得“因人而设项目，很多项目直接对着人头去的，从起跑开始就不公平”。“现在学术至上的气氛没有了，项目成了捞名、捞利的一种手段。”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吴邦贤给记者传来了他写的题为《透视科研课题中的学术腐败》的文章。“其实，学术腐败远远不止剽窃、抄袭这些低级的、明目张胆的手段。更大量的还存在于科研课题的申请、执行、评审的全过程。”吴邦贤说，“实际上不少大课题是内定的，是利益平衡瓜分的结果。”
“这不是浮躁，实际上是腐败。”吴邦贤说，有的重大项目申报时为了确保被批准和多拿钱，研究内容包括试验或大型计算列了不少，一旦立项，研究内容大大缩水，试验不做了，或委托外单位做，自己当二老板，计算内容简化了，“在目前的评估制度下，一些大项目完成的优秀率的水分有多大？国家投钱搞了这么多项目，有几个真正转换为成果？有几个真正对国计民生有影响的？投入的效果真正怎么样？谁来负责这笔投资的效益？”

成功完成世界第一张水稻基因图谱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胡松年博士，也跟记者谈了他的感想。“没有名气单靠实力想拿到项目，的确很困难。所以现有的许多课题都得由院士挂着名。做老板的说白了，主要任务就是搞经费。每年一到评审的时候联络感情，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现在的问题是透明度不高，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写标书，有时被无声无息地枪毙了，如果认识人的话，还可能了解一点原因。如果国家不从大的制度上改革——比如针对不同课题制定不同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单纯地揪住某个人、某件事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老师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学术界的建设问题。“自然科学界最近十年没有什么重大突破。许多项目都存在科技含量不高、重复建设的问题。怎样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上解决中国的学术建设问题，据我了解，申请基金，只要院士介入就相对容易得多。很多院士既是运动员、裁判员又是比赛的监督者，怎么解决学术规范问题？

如何衡量自然科学成果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乐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所里有一位40岁左右的研究员，非常优秀，也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这位研究员几年前取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对青年学者几乎是最高的荣誉了。这个基金提供给他3年、额度很大的资金支持。按照要求，他要在3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可是这个期限行将结束的时候，却发现他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他本人压力很大，评审者的压力也很大。”

就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把一篇原来长达百页的论文拆成6篇发表，终于在数量上完成了要求，但杨乐惋惜之极:“他其实是真正本着科学的态度，在研究一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原来这份一百多页的论文分量更大，国际上从来不会看一位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

作为一名著名的数学家，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行政职务使得杨乐院士对“行政”与“科学”的冲突更有体会:“科学研究需要经费，要得到经费，就必须得到管理体制的认可。但有些管理是与科学规律不相符合的。管理部门有时主观意识很强，往往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希望下面不断地报成果，总要求报成果，下面就比较浮躁，现在是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而产生的多少成果、多少论文。外行也很难评价成果，所以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定量化，比如引用SCI（科学文献索引）标准，再进一步，就是影响因子。实际上，科研成果的评价不能如此简单。证明费马定理的，就是一篇论文，但这一篇论文比一百、一千甚至一万篇都有分量。”

蔡睿贤也对这种简单的定量化标准颇有看法，蔡院士说他曾见过EI（工程类文献数据检索库）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我们只是为了便于找资料，谁知道你们中国人拿它当作评比标准？其实国外信息机构的本意也非如此”。“这样管理很简单，主管者只要会加减法就可以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基础研究许多是探索性的，探索未知要定个计划是不可能的。它不是建大坝买水泥，每天建多少、需要多少水泥。”蔡院士言语间不无辛辣。
相对于抄袭、剽窃这种比较明显的个案，杨乐院长强调更大的学术危害在于“现在的研究很缺少创新精神，有些年轻人都不选择意义很大、难度很大的课题做，而挑简单、容易的入手”。从长远来看，这种定量化管理对科学发展、人才成长是很不利的。

“这样管理的话，中国肯定出不了诺贝尔奖。”蔡睿贤院士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一个课题可能一下花20亿美元，同时交给两家研究机构做，它允许失败。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目前的情况是，一些20万元左右的小项目可以失败，但大项目绝对不允许失败。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的大项目没有一个是创新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直言:“这么多年院士成倍地翻，可是自然科学一等奖连续几年出现空缺，这本身说明我们的科学界泡沫太多，水分太多！”“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下降，这对国家投入的钱也是一种亵渎！”

陈难先院士接受采访时，也坦然接受外界对于学术界的许多批评:“我希望大家能认清对国家承担的责任，我常常说，国家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拿出来给你们，你们有要认真的态度，要有尊严感。现在有的人是斯文扫地。”陈难先的声音很轻、很缓，但他承认“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