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郭荣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华农大差点搬到农村,粮价放开起源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秘密地点,任仲夷支持陈志雄承包鱼塘等

1992年,郭荣昌与省委书记谢非一起陪同小平在珠海视察。

郭荣昌

　　■口述人简历

　　郭荣昌，1933年9月生，广东潮阳人。1975年，42岁时直接从罗定县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后来又以省委书记身份兼任肇庆地委领导职务。1985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1993年2月至2003年1月担任了十年广东省政协主席。2008年9月13日凌晨1时45分在广州逝世，享年76岁。

　　策划：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特约撰稿：杨汉卿、陈宪宇、周珺

　　采访时间：2008年3月4日 采访地点：省政协大楼412室

　　广东是全国最早放开粮价的，1993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取消粮簿，告别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广东当年分管农业的老领导郭荣昌没有将这一功劳归于自己。他说，这其实是“群众自发起来突破的，有时省委省政府简直是来不及反应。比如广州蔬菜、塘鱼放开问题，那是下边的群众催促上面的领导者啊，于是各种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开了。之后相关部门才下通知，领导才公开表态。”

　　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时间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势如破竹”。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接着被突破，层出不穷。而且都是群众自发的起来突破啊，省委省政府简直是来不及反映。比如广州蔬菜、塘鱼放开问题，那是下边的群众催促上面的领导者啊，于是各种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开了。之后相关部门才下通知，领导才公开表态。———郭荣昌

　　2008年9月13日凌晨，郭荣昌在广州逝世，享年76岁。就在此前的半年左右，郭荣昌在省政协大楼412室接受了广东省党史研究室的专访，回顾了30多年历程，谈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事件，透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要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引起的全国大讨论，“十年绿化广东”过程中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松突园蚧”虫害等问题。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和尚头”省委书记

　　同志们都爱叫我“和尚头”，因为我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辫子可以给别人抓

　　[1975年，年仅42的郭荣昌直接从罗定县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这么年轻就能担任省级领导，这在今天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都是很少见的。]

　　我是怎么被提拔的，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清楚。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和我正面交谈过提拔我的原因。后来慢慢地我才通过别人的谈论听说了一些大概的缘由。大致的情况是当时邓小平同志刚刚出来主持工作，一批“造反派”想插入各级领导班子掌控政权。小平同志就提议从基层县、部队团级以上年轻领导干部中选拔一批人提拔任用。听说当时省委领导和地委书记们进行推荐，经过酝酿后就确定了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海南文昌的县委书记，一个是遂溪的县委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正担任罗定的县委书记。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我作为考察对象，经过考察我就上来了。

　　开始我只是协助张根生同志管农业工作。之后由于主管宣教工作的雍文涛同志肠出血住院，省委就让我来负责他的工作。宣教战线当时是一条最尖锐的战线，“造反派”老想借机抓辫子，中央、省委领导也很重视。同志们都爱叫我“和尚头”，因为我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辫子可以给别人抓。一碰到什么敏感问题就让我去处理。

　　拖延保住一所大学

　　“造反派”闹着要将华农大搬到农村去，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学校一搬就等于被破坏了，最后，我们想到了用经费紧缺这个理由

　　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华农大搬迁的事情。毛主席曾经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于是华农里面的“造反派”就闹着说要搬迁，闹得很凶。如果省委不答应，“造反派”肯定要揪住不放，大闹一场。省委也紧急就这件事情进行讨论，提出了几个方案，写了一个稿子让我去向“造反派”们说明。我到了华农大，现场有一千多人，围在一个礼堂里。我进去后就按照稿子念，念完马上就走。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学校一搬就等于被破坏了。所以科技文卫办和高校工委的领导干部都很担心，大家就在一起合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形势先缓解一下。最后，我们想到了用经费紧缺这个理由。因为没有搬迁经费，自然没法搬迁。省委做了一个计划，说经过预算，搬迁需要800万经费，这笔钱省委肯定拿不出来，只能到教育部去申请。教育部当然是支持省委不支持搬迁的。那些“造反派”跑到了教育部，结果当然是拿不到钱，只能相信了，局势也就缓和了下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造反派”也没了权，搬迁问题自然也得到了解决，华农也就没有搬成。

　　升官太快引人不满

　　省内有一些人有议论，说我年纪轻轻就任省委书记，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于是我就向习仲勋和杨尚昆提出到基层再锻炼几年

　　1979年我为什么回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当时，省内有一些人有议论，说我年纪轻轻就任省委书记，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后，在工作中发现，经过“十年动乱”，流毒不少，路线是非不分，思想不解放，许多干部心有余悸，党的路线方针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就决定进行整风。在会议上许多省委领导干部都带头进行了检讨。当时我年轻，没有什么政治历史，习老大概认为我来开头比较合适，就说：“小郭，你来开个头吧。”于是，我就带头检讨，谁知道一开头就像跳下了水一直泡着起不来，这个人对我有意见，那个人对我提意见。有人说我是造反上来的，有人说我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老同志，特别是在位的老地委书记说了公道话，说我不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是推选上来的。

　　省委整风后我就到了中央党校，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学习，是由胡耀邦主持的第二期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学习班，中间还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习回来后，我心里就在想，确实我是上升得太快了，从地委常委兼县委书记一下子就到了省委书记，别人当然会不服气，而且自己也觉得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还有不足。于是我就向习仲勋和杨尚昆提出，希望到基层再锻炼几年。杨尚昆说还是不要下去吧，跟着习老帮帮做些工作，也是锻炼嘛。习仲勋支持我下去，说：“可以，下去锻炼两年再回来，帽子不揭掉，戴着省委书记的帽子下去。”后来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我下去锻炼。

　　那么去哪呢？我虽然之前是肇庆地委常委，但工作都是在罗定县委，没怎么在地委工作，于是还是决定回肇庆去，以肇庆地委副书记身份开展工作，但仍挂着省委书记的头衔。

　　高要农民引起全国热议

　　陈志雄承包鱼塘曾被指资本主义经营，引起全国大讨论。一位领导还给任仲夷写信，要求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我在肇庆地委工作时，出现了引起全国讨论的陈志雄承包鱼塘事件。

　　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养鱼。他承包后，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他所在的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1979年，陈志雄的年纯收入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入增加到7250元，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入也显著增加。邻近另外一个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个生产队的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一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没想到，陈志雄承包鱼塘无意中却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南方日报》报道到《人民日报》开辟专题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争相出笼亮相，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讨论。尤其是围绕雇工问题的讨论最为激烈。因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而1981年陈志雄因承包鱼塘雇了5个工人。

　　在讨论中，很多人认为，陈志雄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也有人上纲上线，认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论断依据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在19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视为资本家。“七上八下”成了当时一条颇为有趣的界线，陈志雄没有超过八人不算剥削。

　　就在《人民日报》的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工作人员专程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观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刊登在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问题笔谈》1982年第1期。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雇佣劳动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适逢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批示都是温和、商讨的口气，但也有一位领导同志给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这封信发出后，掀起轩然大波，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任仲夷立即通知省农委杜瑞芝组建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工作人员写的调查报告在观点上却有明显不同，报告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一方面同意“要坚决纠正”陈志雄等承包大户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提出“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也就是否定了“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提议。由于得到省委的支持，陈志雄的承包一再扩大，后来因面积过大经营不善而效益不佳。然而，农村承包却像放开了闸门的洪水无法阻挡。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省委开的口子，给了个体私营经济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经过历史的检验，广东省委的这个口子还是开得对的。

　　群众推动粮价放开

　　省委就要求中央放开粮食价格。起初国家不同意，省委无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铺开了

　　[粮食价格的放开是广东领先全国走入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一步。1993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取消粮簿，告别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1985年，郭荣昌回到省委任副书记主抓农业，对广东粮价的放开过程比较熟悉。]

　　粮价放开，是广东突破价格难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代表作，不仅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大，所招致的指责和批评最多，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场变革。

　　我们把广东粮价尝试放开的试验田选在深圳，主要是借助深圳特区的政策优势，放开统购的政策口子，并开始了逐步缩小统购统销的范围。广东粮价在全国第一次挣脱高度统一管理，在深圳出现了“双轨制”。

　　1985年，我们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粮油由购销倒挂改为购销同价，合同订购以外的价格放开，实行自由购销。粮价在广东放开的面积加大，力度加大。市场上粮食价格与价值的关系逐渐接近。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曾找参加会议的广东省领导林若、叶选平和杨德元谈话，特别谈到粮食问题，说在广东城乡粮价拉平的可能性比较大，通过征收特产税去补贴，公购粮任务可以不动，但粮食价格也可以放开。考虑广东作为试验区，广东自己的问题不大，而对内地的影响则要研究。到了1988年，广东曾想将粮价在全省放开，但中央认为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对内地影响太大，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于是我们就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这一下，仍然震动全国。后来，我们逐步放开粮食价格。广东开放粮食市场，邻省的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的粮食大量流向广东，车运的、肩挑的，什么运输工具都用上，当地领导堵也堵不住。对广东意见非常大。1993年4月后，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粮食生产是省委主抓的一件大事，不是哪个分管领导负责的，但是确切地说具体管理粮食问题但是常务副省长杨德元。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主要原因是广东粮食不够，加上很多产粮地区改种经济作物，改鱼塘，改种蔬菜等等，粮食就减少了。上面又调不来，一些个人、小集团就开始把粮食偷偷运到广东来。最早是（广州）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秘密地点，很多人就在那里进行粮食交易，之后规模越来越大，省委就要求中央放开粮食价格。起初国家不同意，省委无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铺开了。

　　粮食突破这个问题是群众自发起来突破的，没有政策命令。所以我们也很为难，中央的政策不能改，群众的呼声也不能不听。省委没有公开对抗中央，而是通过群众自发起来改革突破，一点一点地半公开，最后省里慢慢就放开了。到了一定程度，中央也就同意逐步放开了。省委没有顶中央，也没有压制群众，只是开了些口子，群众就慢慢突破了。

　　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时间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势如破竹”。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接着被突破，层出不穷。而且都是群众自发起来突破啊，省委省政府简直是来不及反应。比如广州蔬菜、塘鱼放开问题，那是下边的群众催促上面的领导者啊，于是各种副食品票一下就取消了、放开了。之后相关部门才下通知，领导才公开表态。这就是说当时很多领导一方面是意识还跟不上，觉得怕被批评搞“资本主义”，一方面也怕承担责任。可以说都是群众先干，政策在形势的催促下不得不跟着出台。

　　300万亩林木差点砍掉

　　日本教授带来了一件特殊的“武器”，就是一种蚜虫，采取“以虫治虫”的方法，全省的大面积山林才算是逃过了一场大灾难

　　[1985年郭荣昌主持召开全省造林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年造林绿化广东”的口号。广东当时的造林绿化、山区开发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因而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称号。但在“十年绿化广东”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松突园蚧”虫害，广东森林险遭一次灭顶之灾。]

　　广东在造林过程中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松突园蚧”虫害。这个虫子很小，肉眼只能看见一个小白点，用杀虫药喷杀可以消灭30%～40%，但是繁殖力很强。被“松突园蚧”侵蚀的松林，仿如遭火烧一般，叶焦枝枯破败不堪。受这种害虫入侵的松树，犹如得了“癌症”，大部分面临死亡威胁。虫害最早是在新会发现的，我们赶紧请来专家研究防治的办法。专家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建议我们从新会开始至汕尾开出一条沟，把感染的林区“隔离”开来，这大概要砍掉300万亩的树林，在这条沟里重新种杂树。群众当然是不愿意啊，所经过的地县的书记也跑来我这里苦苦哀求，说这样砍法对当地林业无疑是毁灭性打击。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省委和林业部共同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如果不牺牲这些地县小林区的部分利益，就会使虫害蔓延到广东的韶关、肇庆几个大林区，损失更加大，而且还有可能蔓延到湖南、江西等邻近省份，后果难以预料。当时的互联网还没有现在发达，省委后来想到了互联网这个办法，又发动林业厅上网搜索世界各地有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结果就发现在琉球岛也有这种虫，但是“有虫无害”，疫情发展不起来。于是林业厅火速派人到琉球岛进行考察，并聘请了当地的一个教授来到惠东指导虫害的防治工作。这个教授带来了一件特殊的“武器”，就是一种蚜虫，采取“以虫治虫”的方法。这种蚜虫就是“松突园蚧”虫的天敌“花角蚜小蜂”。日本专家带来了100多只“花角蚜小蜂”，但因气候影响，“花角蚜小蜂”繁殖不顺利，最后死掉了很多，只剩下3只。专家说，这三只可是十分珍贵的宝贝，你们要好好地让它们繁殖开来。

　　于是我们开始培育这剩下的三只“花角蚜小蜂”，使它们迅速繁殖开来。紧接着我们就把繁殖出来的“花角蚜小蜂”幼虫按照一定的区域进行布点，用来吃掉“松突园蚧”。这样“松突园蚧”感染率下降至到了20%～30%以下，情况逐渐得到了控制，开始好转，全省的大面积山林才算是逃过了一场大灾难。我们之前还在担心如果情况得不到有效控制从而导致要砍伐300万亩这么大面积的林木，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