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灵魂：张竞生：一枝不合时令的桃花

广州过年必有这么一景：家家户户摆桃花。这桃花是当彩头、作观赏用的，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开放，哪怕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而末了，还要默默接受被无情抛弃的待遇。尽管“只开花、不结果”既非它的过错，更非它的选择。

有些人的出现和消失，注定就像这应节的桃花一样，虽然鲜美，也曾烂漫，但终归让人感伤。

1957年3月中一个春风荡漾的上午，69岁的张竞生在广州火车站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情人，一位年近四十、曾为上海滩红舞女的汪女士。然而，这段爱情冒险经历大半年后又一次无疾而终。如同其历次“试验婚姻”那样，它固然带来奋不顾身的短暂欢快，但更多的，却是猝不及防的悲哀。

也许有人认为，这毕竟可算“艳福”，并有张一生与无数女人或缠绵悱恻或纠缠不清的“浪漫”故事为证。但也许只有张竞生自己知道，一场“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持久而惨烈的战斗，至此已宣告彻底溃败。

两年后，张竞生离开广州，告别了这个他人生旅途中停留最久(前后16年)的驿站，回到老家，从此逐渐远离他爱之入骨的生活。

繁华已谢，残红亦消，到了葬花的季节。

“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顶多是一种精神补偿。在张的生前，对他的攻击、诬蔑、歪曲和迫害，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实，他的全部功劳或曰“罪过”，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美的人生”热切推荐给国人，并采取了激烈的姿态而已。而这便使他不顾“源远流长”，无视“礼义廉耻”，向所有习惯势力宣战并同时与之结仇。当其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那些言论和著述(如“爱情四定则”、《美的人生观》、《性史》、“试婚制”、“性交自由”等)，会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社会炸得惊慌失措，也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暴得“卖春博士”、“淫虫”、“文妖”之大名。他更不会想到，他的所谓“淫书”和“罗曼史”，会是一场文化革命同时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这就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所惊呼的“中国性革命”，而这场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开)。

从张竞生给“美的人生”所下的定义和描述中，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的好坏不在数量，而在质量(正如人口)；生命的价值首先是“开花”，然后才是“结果”；性爱的真谛也即是生命的真谛－－让生活成为人类在自然中一场永不谢幕的自由狂欢。而一种文化如果不实现这一点，就必然是残疾的、陈腐的，终归要被埋葬。

的确，相比那些对“美的人生”连自觉“萌芽”都没有的人来说，张竞生的前半生，就像一枝初春的桃花那样，开得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对所有灰暗的人生都构成了一种挑衅和伤害。这个以“中国卢梭”自命的风流才子，实在太超前，太“脱离实际”了。他不知道，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不仅将与“成功”绝缘(不“结果”)，而且会像一个“叛徒”那样“不得好死”，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

纵观张竞生的一生，你会看到，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一种人生理想的“实验品”，尽管在主流意识和下流意识的双重夹击之下，举步维艰，迭遭挫折，甚至不乏“反思”和“悔过”的时候，但终究还是以“牺牲品”的方式，完成了对这种人生理想的献祭。

这里，我们觉得该提及一下他和广州的缘分，或者说，一个“浪漫主义者”与一个“现实主义的城市”之间的奇异缘分。

1909年，20岁的张竞生考入黄埔陆军小学，未几便因思想激进而遭校方开除，遂赴新加坡而结识孙中山。广州于是成了他投奔光明的出发地。1933年，张从巴黎回国，受陆小同学、“南天王”陈济棠之邀，出任有名无实的“实业督办”，后改任参议、广州经济委员等闲职至1937年。这时的广州，更类似他人生的中转站。从此他将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民生”领域，尤其是农业问题，但收效甚微。1950年春，为避免可能被挟持至台湾而又不愿去香港的情况下，张“逃”到广州，此后一住就是十年。期间，前三年在南方大学“洗心革面”，后七年在广东文史研究馆供职。这段时期，张得到了休养生息，除妻子在老家乡下自杀，及开头所述的那段“爱情传奇”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波折，还写作了半自传式的随笔集《浮生漫谈》和《十年情场》。可以说，广州以其惯有的宽容和平易，使一个长期被置于漩涡中的人，晚年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在广州的日子里，张竞生每天都要到越秀山、北秀湖散步，并常常带着五六个孩子。当这些孩子集体拉野屎时，他觉得“最有趣味”，而有时“也蹲下去照样做”。他对广州的好处，如有山有水，有美食、有花市、有活力，是十分欣赏的，认为符合其主张的“美的生活”；而对它的弊处，则不置一词(可能是认为所有城市都有这些毛病吧)。当他“出于体谅国家暂时经济困难”而在1960年申请回乡并终于离开广州时，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他的无奈，还是这座城市的遗憾。 (刘琛)

□当代视角

“同事”谈

张在文史馆属于“高收入”

庄福伍是广东省文史馆的馆员，据他介绍，今天文史馆的馆员都以中青年为主，和张竞生共事过的都已经退休了，毕竟，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据江中孝介绍，文史馆时期的张竞生，住在法政路35号，市委斜对面的一幢小楼里，当时张住在二楼，房子比较小。不过张的收入并不低，庄福伍记得那些老馆员介绍过，张的收入是130元一个月，比起当时一般人的30多元的月收入来说，张属于高收入了，仅次于当时的馆长。

不过，当年张竞生在北大拿200多元光洋一个月，有两处住处，家里有保姆，可以经常旅游，和这个时期相比，张的生活要稍差一些．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张主动提出回饶平乡下，在饶平，张仍旧属于在编馆员，一个华侨机构为他提供免费住处，生活得也不差。

在广州的张竞生，似乎更加常态一些，除了在文史馆工作期间，他曾经与一位南京来的女士短暂同居，在当时也算是惊世骇俗外，张也和普通史化人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反而是回到饶平以后，向往乡村生活的他，更积极地实行起自己的社会实践来。

同乡谈

张在故乡被视为“人物”

省杜会科学院的江中孝是张竞生的同乡，其祖母与张竞生还是一个村的，江是学历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受饶平县的领导委托，编写张竞生文集，从此开始了对张竞生的研究。

写《张竞生传》的饶平人杨群说，张在故乡被奉为神人，人们总是直呼“博士”，张的才华在故乡以各种版本传播，但讳莫如深的是他的性学及性事。江中孝是在读的历史学博士，张是哲学博士，都是饶平的博士，今天的博士如何看待当年的博士呢。江说，饶平人对张竞生还是相当尊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张回饶平生活，虽然大家对他的学术观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仍旧把他看作是饶平的“人物”。

江认为，研究张竞生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盲目拔高。对张竞生的研究有现实意义，但并不是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比如，很多人认为张竞生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其实张提倡的计划生育和后来马寅初提出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同样也不能把张的研究庸俗化，张竞生是哲学博士，时人称之为性学博士，但实际上在他的研究中，有关性学的文字并不多。

江认为，张竞生在学术上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一是最早搞民俗学研究，重视社会调查，亲自设计调查表，第一个在大学(北大)开有关民俗学的课，而他的作品《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人生观》则有“行为论”(伦理学)的依据，有些张力求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有些是不可行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我们感觉，“性”即使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还是个有些禁忌的话题，这也是张竞生研究不足的一个原因。

性博土谈

张竞生做到的，今天很多做不到

被人称作性学博士的张竞生其实是哲学博士，我们采访的魏宏岭却是真正的性学博士，他曾就读于人民大学性生物学研究所，现在是性学期刊《人之初》的编辑部主任。

当年张竞生的《新文化》发行量是一万册，在当时也算是风行一时，但与现在《人之初》120万册的发行量相比微不足道。

但谈到张竞生，魏宏岭认为自己远远没有达到张竞生在上个世纪对性学研究的水平，当年张提出女性的“第三种水”，至少领先国外的研究五十年，当然这种学术研究的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张的研究的“人性高度”。魏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的禁忌，因此性实践丰富，只是后来被蒙上了理学的面纱，而张竞生的贡献，就在于回归人性，在于对人内心的省视，这既有新文化运动后大的社会环境使然，也和张的智慧与勇气分不开。

尽管致力于性文化的传播，魏宏岭承认，当年张竞生做到的，自己很多做不到。

口论张竞生

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

张竞生在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文章中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

——周作人

张竞生在校外出版一种《性史》，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

    ——梁漱溟

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李敖

地理记忆

广州是张竞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今天我们难以想像，一个老去的浪漫主义者穿过这个现实气息浓厚的城市的情形。

文史馆

1953年，张竞生调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在这里度过7年的光阴，直至1960年回故乡饶平。张在此写出回忆录《情场十年》、《浮生漫记》等，做些东南亚华侨史的基础工作，还翻译了一些针灸之类的文章。几十年过去了，文史馆的位置没变，还是那幢建筑。当年张竞生的住所在法政路35号，如今早已面目全非。我们难以想像，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每天穿过一个对他还比较陌生的城市的情形。

法政路 张竞生住过的法政路35号，如今旧痕已荡然无存。

农林厅

南方大学毕业后，张被分配到农林厅，做“技正”，这是个相当于总工程师的职位，地位很高，张在这个岗位上也颇为用心。

小北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竞生从法国回来，应同学陈济棠之约到广州做“实业督办”，住在小北路附近，陈济棠曾将薪俸亲手交到张的手上，可见对他颇有几分重视。   

精彩言论

论性爱

●就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失，而代为“情人制”。

●哲学如果不研究人，不研究人生，不研究男人、女人，不研究生人，那它什么也不是。

●我们所谓淫不淫就是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虽属夫妇，也谓之淫。

●你们必说这样猫叫狗吠的声音，未免扰乱人心与治安，我说你们那种死气沉沉不更使人犯起忧愁病吗？

●讲优生学，不能不从结胎时入手．而结胎的关键，又不能不从女子的第三种水入手。

论“广东精神”

从各种蔑视口调之后，日人近来对我们又有一种“外交客套”，说什么是“广东精神”……若说有广东精神，大概不离了二件：一是广东人好打，且打得好，十九路军在沪战一役已经证明了。这种好打精神据广州中山日报副刊记者所考据，也是“丢那妈”精神。尚有一种精神，就是长于经济……无论地球何处都有粤人足迹，可说粤人与英旗同具“无日落”之光荣。

    (《广东精神是什么》，1937年)

口张竟生年表

1888年2月20日生于广东饶平，原名公室，后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为张竞生。

1907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该校所授课程为高等学校课程，同学多成军阀政客，如陈济棠、陈铭枢等。

1909年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回国北上参加革命活动。遵父命与15岁的女孩结婚。这也是他后来坚持性教育，主张自由婚姻的一个重大原因。

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在从巴黎抵达广州期间，上书广东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神经病”。

1921年至1926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任北大哲学教授。

1923年于《京报副刊》发表《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的性史征文，引起强烈反响。从征文中抽选了在京大学生所写的七篇，结集为《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公开出版。

1926年8月，南开大学宣布《性史》为淫书，禁止学生阅读。报章杂志纷纷发表声讨张竞生的文章，指斥张为淫虫，污浊社会，毒害青年。

1927至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的。

1928年到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梦放逐》、《印典娜》、《歌德自传》等著作。

1933年至1937年，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兼《广东经济建设》主编，及广州经济委员等闲职。

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分配于省农林厅任技正。

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期间写出《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生活散记》等著作。

1960年自愿申请回故乡饶平。

“文革”开始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孑然一身，于深夜读书时辞世，终年82岁。

人物词典

心慕“梅花”，命犯“桃花”；本为哲学博士，得到“性学博士”的滑稽绰号，却不以为耻；不做英雄，甘当“小丑”。

梅花·桃花

张竞生是个很“花心”的男人，对所有花都喜欢，尤其喜欢梅花。他说梅花雅洁，“可远观而不可近亵。”然而无论什么花，其实都是植物的性器。爱花与“好色”，看来大有关系。关键是，人类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了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艺术家，或具备艺术气质并热爱生活的人，都是比较“花心”，热衷于发现美、宣扬美、创造美的。而他们的生活，也就或多或少会与花类似。

显然，张竞生不仅是这支庞大的“美的队伍”中的一名“上士”，而且也总是让人将其一生与“桃花”所象征和暗示的种种连在一起，如“情色”、“浪漫”、“风流”、“艳遇”等等。当然，也包括“桃花劫”。从1912年首次赴法留学开始，张竞生的“桃花运”似乎就再也没有断过，然其结果，却有霄壤之别，在国外是春色占尽，在国内则“落红满地”。对此，有人会觉得这是“酒色之徒”(张亦好酒)应得的报应；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桃花”无罪，只是开错了地方。“浪漫主义”本就是法国的特产，将它从里到外“引进”当时的中国，且奋不顾身将自己当成实验品，不成为靶子才怪。尽管张一直强调“美的人生”是肉感、情感、灵感的合一与和谐，但正如鲁迅所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牛·狗·豹

张竞生属牛，也确实有牛的“性格”。当他“顶撞”吃人的礼教、害人的习俗、误人的学问时，那份勇敢，那种天真无畏，便真像一头野牛，奋不顾身地用角刺向“我们父母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东西，许多旧的死了的观念和所有旧的死的信仰，以及诸如此类的死东西”。

而当他被天生的“责任感”所驱使，恋恋不舍地第二次离开巴黎、回到累他不浅的情妇和儿子身边时，便有点近似“奶牛”了(事实上，不管交情深浅，他对女人都怀有一种“报答”之心)。还有，他对“田园”的终生迷恋，对农业的耿耿于怀，对郊游、素食、裸睡、裸泳的鼓吹，也都无不抖露出其黄牛的“尾巴”。

1970年6月18日早晨，张竞生在饶平厂埔村一间牛棚边的草屋内抱书而逝。同一时刻，毗邻的英粉乡，一头野公牛被几位农民射杀。农民们清楚地看到，公牛中弹倒下时，身上升起一股袅袅青烟。1970年是狗年。那年月(其实何止那年月)，“牛”活得比“狗”难过，丝毫也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还想对张的遭遇加以形容，那么，“豹”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被聘为北大哲学教授，到出版《性史》，再到上海开“美的书店”，张竞生就像一头“少不经事”的幼豹，一不小心就落人世俗和时代的陷阱。可悲的是，到老，他还被视为危险的猛兽，必要赶尽杀绝，至死也没能逃脱俗世的罗网。

博士·小丑·儿童

“博士”一词，在中国很少被当作日常的尊称使用，而张竞生获得的最高“头衔”，恰恰便是博士——先是哲学博士，后是性学博士。哲学博士是货真价实的，性学博士则是绰号。对此，张竞生皆不以为然。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大学”生涯(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学者，不管是在法国还是中国)：“我所学得的是什么？毫无所有。”与其说他是个学有专长的“博士”，不如说他是个生活理想的斗士。要说他有什么真正的学识，那也是巴黎的浪漫生活和那些“洋妞”教给他的，此外，就是卢梭。只要仔细观察他的思想言行，你就会同意这一点。

“一种米养百样人，我不反对别人搞肮脏的政治，当成仁的战士，做宗教的使者。……总需要一名小丑吧？让我来染红鼻子。”可以说，“小丑”，才是张竞生给自己派定的人生角色，他也算尽责尽力了，我们还要怎么苛求他呢？

这令我想起他的“幼稚”来。张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些事情，不是很像一个喜欢“拉野屎”的儿童吗？他的确是“思元邪”的(这点与贾宝玉类似)，但别人总将他往“邪处”想，还唯恐天下达不成共识。还是看张自己怎么说吧：“佛家有，‘色色空空，空空色色'之说，就是把色等于空。照情感派说，‘色色情情，情情色色’，就是把情付诸色，即是说无情就无色，情生时然后色才起。我就是有点近似这样的人。”

农民党·小银锄

人由“性情”而知张竞生，却鲜知他还是一个“老农”。他对农业的痴情和研究，说不定连一般农学家也比不上。1933年，张在广州搞“实业”，一开口就是如何“开发山地”，还试图将从化的温泉拉来广州作矿泉水卖。晚年，他说自己，“曾尽许多力量想将龙眼、荔枝变成无核的，像无核葡萄一样。”

1946年秋天，张竞生北上沪宁，想和几个当初志同道合的故友一起创建“中华农民党”，不料故友们早已对农民失去兴趣，只一味劝他当“政府大员”。失望而归的张竞生回到饶平，专门打制了四支小银锄，用木盒装好，分别寄给蒋介石、周恩来和张继。银锄的正面刻“休养生息”四个字，背面则刻打油诗一首：“手执银锄，一二点钟；提神健身，资生无穷。”个中含意，不言自明。

念念不忘“资生无穷”的张竞生还在1953年春，花了两个不眠之夜，写下一万三千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其中以不少篇幅提到，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而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刘琛)

□中国性革命

中国近现代性启蒙先锋

20世纪初，“性学”一词在德国创用，《性问题》杂志问世。

1909年鲁迅在浙江初级师范学堂正式向青年学生讲述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

1919年胡适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指出：“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同年张耀翔在美国留学时发表性心理专著《爱情衡》。

1920年哲学博士张竞生在北大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同时，讲授性心理学和美学。1923年张竞生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著名的“爱情四原则”；1923年，张于报纸上发表性史征文，并组织性科学研究会。《性史》第一集正式出版，几个月后遭禁。

1925年鲁迅在《坚壁清野主义》中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周作人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唤性道德文化的现代化，并著文介绍霭理士的性心理学。

1939年潘光旦开始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把中国有关性方面的情况注释入书。

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生育制度》一书。

本报记者　张丹萍

下期预告

民国多奇人，张继即为其中一位：早年极度反清，倡导无政府主义，后来拥护领袖，独尊三民主义；最早接触苏共代表，却组织“西山会议派”，反共最力；从未带兵打仗，却带头群殴，开当下台湾民主“打架”之先河；至情至性却畏妻如虎，娴熟经史却教子无方。

在广州的数年，在这位奇人的一生中属于什么样的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