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田契恤民生——探访汕尾海丰彭湃烈士故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文化元素。我们开设“探访南粤史迹 传承廉洁文化”专栏，旨在解读广东廉洁文化的深厚底蕴，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系列报道将走遍广东，为您展开一幅南粤廉洁文化史迹画卷。

　　他出生富贵人家，是生活优渥的地主家“公子哥”；更是火烧“田契”，被贫苦群众亲切称为“彭菩萨”的“救世主”。

　　他满腔抱负，一身才华，是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高知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先行者，更是从刀枪火影里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就是彭湃，中国农民运动先导者，被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位从汕尾市海丰县走出的“农民运动大王”，以其敢牺牲愿奉献的无私慷慨，廉洁尚德的为官风范和体恤劳苦大众的仁爱情义，擦亮海丰革命老区的“金字招牌”。

　　深扎布衣堆儿的“农民运动大王”

　　位于汕尾市海丰县的红宫红场，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作为广东省的一张靓丽红色名片，每年众多中外游客慕名前来。

汕尾红宫红场。

　　彭湃出生于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自小家里就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虽出身大户人家，但农村凋敝、农民贫苦的现实让彭湃深刻了解到旧社会的腐朽和苦难。

　　为了便于从事农民革命活动，彭湃与夫人蔡素屏搬出了富贵的家，过上俭朴的农民式生活。他们吃着粗茶淡饭，彭湃脱去了西装革履，换上了布衣草鞋，到乡间去从事农事劳动，成为一名彻底的“农民子弟兵”。

彭湃烈士像。

　　一场“火烧田契”运动让彭湃在劳苦大众中一举成名。从彭湃烈士故居门前的《彭湃烧田契》雕塑中可见一斑：1922年11月，为了显示革命决心，彭湃当众焚烧了自己及母亲名下（彭湃兄弟共7人）的田契，涉及田产达670多石，折合超过5300亩。

　　一开始彭湃将自家田契送给佃户，佃户都不敢要，随后他以看戏为名将佃户召集到家门口，一把火当众烧了田契，并当场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此举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家人骂他“逆子”，却成为了群众口中的“彭菩萨”，赢得了海陆丰大地上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戴。

　　彭湃最早设立农会仲裁部，免费为群众解决纠纷。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要求部员应该具备牺牲自我利益和替弱者奋斗的决心。

　　“当有群众在仲裁部帮助下解决了自家矛盾后，群众非常感动，群众没有钱，只能送来自家种的蔬菜。当时彭湃说，‘这是一无所有的群众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能收，收了就是我们的耻辱。’”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罗晓梅说，这样的农民法庭，免费为当时最弱势的群体主持公道，真正走入农民群众心中，也成为后来海陆丰大地上熊熊革命烈火的燎原之种。

　　1927年10月底，彭湃领导举行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养老院，做了一件在现在看来都很超前的事。

　　彭湃自己生活朴素，衣服总是补了又补，三餐也很简单，但是他却筹集资金在县城西门土地祠修建了养老院，并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免费领到两斤猪肉，过节开会时还给老人送慰问金。

　　在彭湃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平民医院、夜校、妇女转校等，这些为平民群体服务的机构，正体现了彭湃一颗为民的赤诚之心。

这座具有欧式风格的建筑，曾是一座“平民医院”。

　　不仅深入贫苦大众，彭湃还接受先进思想熏陶，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

　　回国后，彭湃以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科为基础，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家乡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他一生为农民利益奔走，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为官清正廉明有原则

　　在距离红宫红场仅1.3公里以外的龙津东二路龙舌埔，彭湃故居庄严挺立。这座中西合璧的白色建筑看起来威严雄伟，里面的布局还原了彭湃当时的家庭生活踪迹。

　　但是与高墙大院里富贵、等级森严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彭湃的平易近人与清正廉明。

彭湃烈士故居。

　　他为官清廉刚正，出任海丰教育局长期间，锐意整顿教育，令全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组织成立海丰县第一个农会时，他带头宣誓“服从指挥，革命不要钱……”任广州革命政府农民部长时，身上穿的还是旧日黑西装，戴在头上的蜜色通帽，也是学生时代的遗留物。

　　1921年，彭湃从日本留学归国。当时割据广东省东江一带的陈炯明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想聘请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一向反对陈炯明的为人，誓不与他同流合污，但又认为利用教育阵地去实现社会革命，也是一个良好的途径。于是，彭湃便接受了聘任。

　　“按照当时的老习惯，一般大家都称其为长官或者先生，但是彭湃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同志，如果比我岁数大可以叫我彭弟，比我小的叫我彭兄就行。”罗晓梅说起这段历史轻车熟路，当时大家都觉得彭湃没有官架子，他从内心就摒弃了官场那一套形式，很平易近人，群众有事没事都愿意亲近他。

　　由于彭湃当上了当地的教育局长，他的一些亲友觉得他肯定发了大财，便时常向他要钱花，却不知彭湃不仅坚守清正廉洁的原则底线，不多拿公家的一分一毫，还把他的大部分薪水用在了补贴穷学生和周济穷人那里。也有些人看到彭湃当了官，带着礼物来“走后门”，想求他在一些事情上帮帮忙，但是都遭到了彭湃的严正拒绝。

　　彭湃还特意叮嘱夫人蔡素屏，如果有人来找他，不论关系有多亲近，都要先问问对方带没带礼物来，如果对方带了，就立即将他赶出去。蔡素屏见丈夫决心如此坚定，便特意做了一番宣传舆论工作，力劝身边的亲戚朋友们来做客时不要送礼。而一旦来人带了礼物过来，她也总是按照丈夫的要求，坚决拒收。在此之后，彭湃廉洁自律、有原则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海丰县内外。

　　1929年8月30日，彭湃因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大浪汹涛卷海丰，农民运动树先锋。心潮血涌听彭湃，国际歌声世界同。”正如杨小春这首2006年赞彭湃的诗，概括了他短暂而伟岸的一生。

　　为信仰而活 甘奉献如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钟灵毓秀的山水，深厚的文化底蕴，英勇无畏、勤劳淳朴的民风，造就了汕尾人对家国满怀热忱、刚正不阿、清廉直行的秉性。

　　在海丰如今的彭湃故居的卧室里，悬挂着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的旷世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彭湃在革命年代沐风栉雨前行的真实本色，更是他高风亮节品行与清正廉明“丹心”照拂大地，影响了身边无数人的现实写照。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罗晓梅讲述彭湃领导时期勤政廉政的榜样。

　　彭湃的胞弟彭述看到哥哥拖鞋西装去搞农民运动，甚至火烧田契的举动后，也毅然决然抛弃公子哥的优渥生活，投身革命运动。

　　“四哥（彭湃）是个留学生，做过教育局长，他宁愿辞官，脱下西装和鞋袜去搞农民运动，不怕家人埋怨，不顾别人毁誉，难道我要做一个没出息的少爷？”这是彭述的自白。

　　当时的农村生活艰苦，彭述在参与组织交通站、情报站的工作中吃尽苦头，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但是出身富贵的他没有丝毫怨言，在克勤克俭的日子里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杨望也是彭湃的至交好友，也是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在彭湃身边耳濡目染，他被其不讲究吃穿、有原则有底线的廉洁品质深深感染，组建农民自卫军武装、青少年宣传教育、政府工作，都留下了杨望的足迹。

　　在农会当常务委员时，办公地点设在一间破庙里，杨望白天在老神龛前的四方桌上办公，每晚到有农会的乡村去帮助解决问题，到没农会的乡村去发动组织农友加入农会，常常半夜才回到区农会时，晚上就在破庙的地方搁上稻草倒地便睡，翌日天亮便餐后又投入工作。

　　每天处理水利纠葛、租赁问题、夫妻扯皮等琐事，他总是那么耐心、和蔼地接待着每一位来找他的农友，仔细地听每一件事情的经过，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包青天”。

　　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的好青年，牺牲时年仅22岁。彭湃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潸然泪下，久久不能释怀。

　　郑振芬是海陆丰农民运动中走出来的一位妇女领导干部，也是彭湃的战友和同志。入党后，郑振芬因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和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常常要到深夜才回家，引起丈夫谢振鸿的猜疑。但她情愿受误会，也严守党的秘密。

　　后来丈夫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才知道妻子早已入党、还是他的领导，深感愧疚的丈夫，主动向妻子道歉。从此，这对革命夫妇肝胆相照，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郑振芬的坚守原则也如彭湃一般出名，有一次丈夫的堂兄因吸鸦片烟，被郑振芬领导的县梅陇镇武装少年先锋队缉办，家人要她去说情。郑振芬认为少年先锋队教育堂兄是对的，堂兄犯法就应该接受惩罚。后来，郑振芬“铁面娘子”的名号由此得来，成为当时肃清歪风邪气的一把利器。

　　无论是彭述，还是杨望与郑振芬，他们在彭湃的影响下，都摒弃了自我私欲，全身心为民革命。这些烽火里的青年革命者，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后辈换来恒远的幸福，他们当为我辈楷模，更是时代的大者。

　　正是在彭湃为理想奋不顾身、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带动下，无数海陆丰儿女前赴后继走上革命道路，“一门几烈士”的人家不计其数。据统计，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3万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就达488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