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6月1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Benedict Rogers撰文／原泉编译）6月2日，当我观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白金禧年”庆典活动的阅兵式时，我对这些男女军人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们不仅以非凡的精确度和纪律性，在行进中演奏音乐，而且他们的责任就是捍卫我们的国家、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
他们对民选的政府和君主负责，虽然君主不是民选的，但在女王的角色和性格中都体现了维护我们民主的宪法保证。
成千上万的人在伦敦的公园和街道上参加了庆祝活动，英国和世界各地还有数百万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我惊讶地通过媒体评论得知，英联邦由54个国家组成，有26亿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元首为伊莉莎白二世。
但是，在我们纪念女王登基70周年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时，我的思绪很快转向今天纪念的另一个周年，即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
33年前的今天，在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共下令军队将枪口和坦克对准自己的公民，死亡人数估计至少有一万人，另有数千人受伤、被捕、入狱和遭受酷刑。
套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的标题，本周末，全世界关注两支军队的故事：以女王为首的英军，是公共服务和责任的缩影，而人民解放军，由中共的独裁者掌控，是镇压、非人道、残酷、撒谎、凌驾于法律之上和犯罪的化身。
英军并不完美，但区别在于：通过我们的民选领导人，英军向人民负责，处理错误行为，目标是保护国家、人民和其价值观，而不是保护一个政党或一种意识形态。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的称呼用词不当，它反人民，反“解放”，应该改名为“镇压人民军”。
为什么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周年如此重要，原因有三：
首先，中共拚命想让我们忘记那段历史。在中国，自1989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当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及周围街道和全国各地城市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
中共屠夫和它们在中南海的继承者们在审查新闻、传播和宣传，成功地对人们进行了洗脑，以至于许多人真的不知道那段历史，而那些知道的人也害怕记住。
直到三年前，香港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主权下仍能纪念“六四”大屠杀的地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香港回归后的头五年，当我住在香港时，曾加入烛光守夜。现在，中共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这些守夜活动被禁止。
一些活动人士，如大律师邹幸彤（Chow Hang-tung），因组织“六四”守夜活动而被判监禁。去年，虽然没有正式的守夜活动，但天主教会举行了追思“六四”弥撒，香港人亮起手机灯光以示纪念。
今年，香港天主教会表示不会举行任何追思弥撒，警方还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并警告说，6月4日去公园也可能是犯罪﹐非法集会可能导致五年的监禁。据推测，挥动手机灯光也有风险。
去年年底，所有剩余的纪念天安门屠杀的标志——耻辱柱、民主女神和其它纪念品，都被拆除和禁止。北京希望抹去“六四”大屠杀的记忆，即使是在香港。
尽管如此，一些勇敢的香港人仍然找到了纪念“六四”的方法。香港中文大学无惧当局，将民主女神的微型雕像隐藏在校园内。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在中国以外、拥有自由的人必须确保“六四”纪念日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晚些时候，我将在伦敦三个不同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唐宁街首相官邸外、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和中共大使馆外。我们不能沉默。
我们必须关注天安门大屠杀的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我们应该从1989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政权不会获得信任、尊重或合法化。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屠杀数千名和平抗议者，这就很能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和特点。
直到最近，我们都没有吸取这一教训。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认为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看到了中国自由化的迹象。这段时间里，我去中国50多次，包括多次在中国短期居住。香港回归头五年﹐我也曾在那里居住。我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包括人权律师、博客作者、宗教领袖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他们在当时似乎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自己也对空间可能进一步扩大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天真到不明白中共总是压制人民，但确实有一段时间，红线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自由思想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的过去十年里，这种观点完全被颠覆了，因为实际上所有的空间都被关闭了，许多居民被关了起来。
在当今的中国，“六四”大屠杀的慢镜头一直在上演，不是用坦克和枪，而是用压制性的法律、集中营、监控技术和酷刑工具。
维吾尔族正面临种族灭绝，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西藏发生的暴行也有所增加，对基督徒的迫害加剧﹐迫害法轮功、强摘器官的暴行仍在继续，香港已经从亚洲最自由、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2017年﹐我被拒绝进入香港，近几年来，我和母亲收到无数的威胁，香港警方正式警告我，如果他们能抓到我，我可能会在香港面临监禁。这并不让我担心，因为只要我不被引渡，他们就无能为力，但这说明了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和中国大陆流亡异见人士处境的危险。如果中共要以这种方式威胁外国活动人士，那么那些被中共视为“自己人”的人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
这就引出了纪念“六四”周年很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我们必须永远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乌克兰的入侵无疑教会了我们这一点。一个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而不受惩罚的政权﹐不仅是对自己人民的威胁——也是我们的威胁。
所有的独裁者都像坏司机，一只眼睛盯着后视镜。如果没有把超速或酒驾的坏司机在路边拦下来，他们就会继续行驶，从而造成伤亡。到目前为止，33年来，世界其它国家都未能控制住中共，结果，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嚣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发生维吾尔族种族灭绝、香港自由被彻底摧毁、西藏持续不断的悲剧、宗教迫害、活摘器官以及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攻击。
我的新书《中国关系：中共暴政下的三十年》（The China Nexus: Thirty Years In and A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yranny）将于10月出版，我采访了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几个知名活动人士和记者﹐他们的故事是一致的。
著名的中国流亡活动人士杨建利告诉我，6月4日凌晨，他和同事们骑着自行车进入广场。
“我们看到军队开火，看到许多人被杀。”他在电话中情绪激动地告诉我，“难以相信，我看到坦克高速行驶、催泪瓦斯、机枪扫射，我听到很多尖叫声，这是促使我成为一名活动人士的原因。”
1989年6月4日﹐加拿大资深记者黄明珍（Jan Wong）当时就在天安门广场﹐她著有《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一书。她告诉我她所看到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解放军）在开枪，人们在奔跑，人们试图营救其他（受伤的）人”，她说，“人们冲进枪林弹雨中，用自行车和三轮车运出尸体。”
当晚，黄明珍自己也险些被射入北京饭店墙壁的子弹击中，（单孔）距离她只有几英寸，当时她正站在阳台上观察大屠杀的发生。
她亲眼目睹了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屠杀中）“坦克人”事件的全部过程。
“军队从人群中碾过，我看到了坦克。然后，我的丈夫指向站在坦克前的那个人……我看到‘坦克人’和坦克之间对峙的整个过程，他像足球守门员那样试图阻止坦克，他爬上坦克，试图和军人沟通，然后又爬了下来。”最后，他“消失在人群中”。
除了“坦克人”，她认为坦克驾驶员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拒绝从这个人身上碾过去。
我认为，今后我们需要做三件事。
我们一定要保存历史记录，这样1989年大屠杀就不会被遗忘（尽管北京方面尽了最大努力想让人们忘记这段历史），有朝一日，那么多人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在中国得以实现：自由、正义、和平和真理。
然后，我们需要努力找到中共政权中那些拒绝碾人的“坦克驾驶员”。尽管这很难，但我们必须对中共采取它们对我们的做法——我们必须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他们分裂。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打击它们的“统一战线”，统一并不意味着一致，我们欢迎并尊重思想、战略、战术和方法的多样性，但我们应该追求“精神与目标的统一”。
我们应该把自我和对抗情绪放在一边，应该搁置个人议程。所有反对中共的人都应该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至少不要相互对立，只有这样，建立我们自己的“统一战线”，我们才有前进的希望。
大屠杀已过去三十三年了，我们不能让牺牲的中国英雄被遗忘，让我们提醒自由世界，在这个周末，自由世界在庆祝人类尊严的象征——女王——我们在面对中共的问题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个战线上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那些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立和倒下的人们的遗产。
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是英国人权活动家、作家。他是“香港观察”（Hong Kong Watch）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国际人权组织CSW的东亚高级分析师、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和副主席，他还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和“停止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运动”等组织的咨询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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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Never Forget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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