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佘世培
「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我很高興。」
華裔病毒學家朱桂林教授，是最早找出病毒的三大關鍵人物之一，但今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人，卻只有率領團隊的 Michael Houghton 教授。朱桂林成了遺珠，卻未糾結於此。相比起個人得失，這位傑出科學家更重視團隊合作，而且他笑說：「我就喜歡找東西。」
旁人聽來，朱桂林說得輕鬆，但其實在他參與研究的 1980 年代，只知有輸血者受非甲型或乙型的肝炎病毒感染，加上當時未發展出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檢測技術，無法簡單擴增病毒的 DNA 來進行測序。1982 年，任職 Chiron 生物科技公司的 Houghton 開始「找」這種未知病毒，到 84 年朱桂林加入其實驗室，二人篩查了海量的遺傳序列，仍未發現任何病毒蹤跡。
事業遭遇挫折，有人一沉不起，有人堅持下去，朱桂林明顯是後者。這位新加坡科學家不諱言：「當兵有個好處，就是訓練你要耐苦」。加上在英國 King’s College 讀書時，有老師對他說過：「如果有人好心給你一個建議，起碼你去試一下，不成了也就算，但是如果你不去考慮，後來給別人做了，你會後悔一生。」所以當同在 Chiron 工作的台灣科學家郭勁宏，提議研究團隊改變方向時，朱桂林就把握住這個重要契機。
由於病毒量太少，無法從直接檢測找到，所以郭勁宏建議，從感染樣本提取 RNA 片段，植入細菌中來擴增數量，然後以「非甲非乙肝炎感染者」的帶抗體血清，在這些「基因庫」篩查。這個方法假設病人產生能夠識別病毒序列的抗體，讓團隊可在「基因庫」找出序列。朱桂林記得：「那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公司有很多人反對。」惟他直言，與其去說服他人，不如直接去做，再以成果服眾。
於是在 86 年郭勁宏亦加入研究後，朱桂林就和他以及 Houghton 日以繼夜「找東西」。Houghton 以感染病人的血清製作基因庫，有次發現一個「奇怪、帶油性的核酸提取物」。朱桂林笑言還好沒將其丟掉，因為以這提取物製作的基因庫中，他發現了一小段病毒的核酸。這個片段讓研究團隊找出附近病毒基因的序列，最後拼湊出病毒基因體，郭勁宏則以此設計一種篩查感染血液的檢測方法。
1989 年，研究團隊在期刊「科學」發表兩篇論文，以朱桂林為第一作者的那篇，正是描述分離及鑑定病毒的過程，並命名病毒為「丙型」。這個重大發現，為檢測血液及研發治療鋪路，大大減低丙型肝炎對人類的威脅，此醫學創新亦可啟發他人，令科學得以繼續進步。就像朱桂林打的比喻：「牛頓說過，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我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然後一代一代傳下去。」
可惜的是，縱然 Houghton 始終強調發現丙型肝炎病毒，是朱桂林、郭勁宏與他的共同成果，更曾因為兩位夥伴未能一同獲獎，婉拒加拿大的科學殊榮蓋爾德納獎，但今年只有他一人，可與證明丙型肝炎病毒存在的 Harvey Alter 以及發現病毒可致肝硬化和肝癌的 Charles Rice，同獲諾貝爾獎。朱桂林再被遺漏，他大方表示沒放在心上，倒覺對研究的肯定「遲了 32 年」。不過，他的貢獻確實有目共睹。
10 月 19 日，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發表文章，名為「發現丙型肝炎諾貝爾獎得主背後的無名英雄」。文中提到 Houghton 的研究團隊藉著努力及團結，鑑定出這種致命病毒，卻因每項諾貝爾獎最多只能有 3 人獲獎，令朱桂林和郭勁宏無法一同享有殊榮。Houghton 為此感到失望，並一口氣唸出其他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名字，表示他們也值得獲認可。
熱心推動科學的李嘉誠，看到文章後深被觸動，並尊敬願意分享功勞的 Houghton，決定向朱桂林和郭勁宏，贈予跟 Houghton 所獲諾貝爾獎獎金等值的 38 萬美元，以示支持。朱桂林接到消息後，直言「十分高興，從來沒人這樣做過」，甚至激動流淚。「其實李先生不需要做這件事……（研究）能獲諾貝爾獎已很榮幸。」但多年來在背後的努力，現在終受肯定，令他也忍不住咽哽：「我是很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