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年11月4日，纪念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创会会长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现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及夫人秦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以及周秉和、彭宇、李若谷、耿志远、王小舟、欧阳晓光、陈洪生、袁霞、杨兰、王晓红、王彦君、马晓力、马小玫、马晖、蔡宁、忽蓬、王溦、冯普选、赵世洪、霍岳军、邱丽、周俊丽、郭睿等人，以及马文瑞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和身边工作人员代表出席。

合影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 —— 纪念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视频）

视频从延安时期、西北局时期、劳动部、中央党校工作时期、陕西省委工作时期、全国政协、外事工作、创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老战友老同志情意深长9个部分，展示了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追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

——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侧记

郭 睿

情系民众

看到了省委大院外面静坐的三门峡库区移民，马文瑞在陕西省委院子里来回踱步，非常焦急。这一幕杨兰记了近四十年。

1984年，马文瑞卸任陕西省委书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回到西安，完成交接工作，搬家。作为马老在西北局工作时老部下杨静仁（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儿，杨兰那时常在马家，那次也陪着他回到西安，目睹了这一场景。

“马老跟省委办公厅的人说，这些库区的移民拖家带口，还有妇女抱着这么小的娃娃，大太阳晒着没吃没喝，已经三天时间了，你们每天上班下班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你们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杨兰回忆。马老很着急，就在院里来回踱步，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公厅的副主任，把自己的意见讲给他听，办公厅的副主任就说：好，我们马上去办。后来事情妥善解决了。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对我这么一个小孩的言传身教，叫我记了一辈子。”

已经离开省委书记这一地方大员位子的马文瑞，对民众疾苦的忧心，是他对杨兰的言传身教，也是对马家后人的言传身教。

原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女儿杨兰发言

情系战友

马文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022年11月4日，是他诞辰110周年。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文集中收录了马文瑞生前的一些照片，工作照，在各种重要会议上发言，以及与老一辈革命家的合影。马老是典型的西北人样貌，五官忠厚开阔，充满黄土高原的质朴气质。

1912年11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14岁即加入共青团。

马文瑞早年在学校读书时，深感当时社会之腐朽，读了三民主义的书，而后又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的书，最终接受了此种社会发展观念，在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在上“绥德师范”期间（1928年秋）转为共产党员。后在陕北开展兵运工作和地下斗争。

1933年8月3日,同马老一道参加早期陕北共产主义革命的王兆卿等六位烈士，在陕北米脂县无定河畔牺牲，被国民党驻军杀害，即著名的陕北“无定河畔六烈士惨案”。

王兆卿的侄孙女、其弟王兆相老将军的孙女王溦发言

王兆卿的侄孙女，其弟王兆相老将军的孙女王溦说，“我们王家和马家的革命情谊真可说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清楚，渊源极深。”王兆卿之子王黎明生前曾非常感激地讲到：马文瑞叔叔关照过我家4代人。

马文瑞和王兆卿、王兆相兄弟俩的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西北革命家谢子长、刘志丹的带领下在西北传播马列主义，搞兵运工作。1933年，陕北特委召开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王兆卿和其他五位同志在会后不久，英勇牺牲。

马文瑞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创办了《革命英烈》杂志，记录了无定河畔六烈士的英勇事迹，并支持了纪念活动召开，让烈士的名字进入历史。1983年7月，在六烈士就义50周年之际，马老深情撰文《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回忆了六位烈士牺牲前后的全过程，以慰藉先烈，启迪后人。翻开《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上册）一书，我们看到马老倾心撰写了50多篇回忆与他交往过的革命先烈、老领导和老战友的文章。

情系老革命

然而，危险不仅来自敌人，也来自革命队伍内部。

1935年9月，西北苏区的肃反运动中，他和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等一批干部被抓，戴脚镣，被严密看管，甚至严刑拷打，“据说，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马老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听说此事，派王首道等人传令停止肃反。随后，马文瑞被分配到陕北省委工作，任陕北省委秘书长。

马文瑞与统战工作有很深的渊源。1936年7月间，中共中央在陕北省委会议上部署了争取东北军（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败退到陕北）的工作，要求派出精干且有知识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完成任务。受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派，马文瑞负责到安塞、延安等地的东北军中做工作。除了宣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马文瑞因为年少时学习过三民主义，深谙孙中山受林肯思想启发而阐述三民主义的要旨，在东北军中完成统战任务颇为顺利，后又被派去作西北军统战工作。

1939年7月，在庆阳与国民党谈判时合影。右起：耿飚、马文瑞、王维舟、段德彰、王观澜等。

1940年初，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朱总司令亲自踏勘并建议的南泥湾地带开荒，把遍布荆棘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江南（南泥湾和金盆湾一带，是1935年3月刘志丹和习仲勋建议，由特委决定派遣马文瑞开辟的陕甘边东地区）。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了22位生产英雄，其中就有马文瑞，且是因为他组织干部和群众运盐工作业绩突出，在朱德的提议下，毛泽东特意为马文瑞题字，“密切联系群众。”同时受奖的22人包括习仲勋，王震等。还奖励马文瑞了一条毛毯，遗憾后来因胡宗南进攻陕北时，被集中掩埋后丢失。毛泽东为习仲勋题字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也是后来马文瑞深切怀念亲密战友习仲勋同志所写文章标题。

“毛主席当年给王震题字是：有创造精神。当时朱老总提议毛主席给我父亲题词：密切联系群众，毛主席最早给干部题字是这两个人，......”马晓力说。

马晓力发言

马文瑞对朱德非常敬重，建国后不久，朱德曾经要求他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给他做助手，当副主任。“我父亲犹豫了半天，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我就不离开地方了，但是他心里头特别感激朱老总，”这两件事，都是马晓力亲耳听到的。

1950年夏马文瑞任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1954年，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马文瑞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西安处理善后，马文瑞到北京上任，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的一个宴会，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毛主席一眼认出了马文瑞，“马文瑞同志，你来了？很好！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了！”这是马文瑞时隔两三年，又一次见到毛泽东。

1954年9月29日，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一届人大决定任命马文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的任命通知书。

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发言。

自1954到1966，马文瑞担任劳动部长12年之久。他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保护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文革期间，不出意外，马老迅速被打倒，全家受到严重冲击。马晓力以文革为例，讲述了马老与陈毅的交集。

“他觉得他们（陈毅和彭德怀）都有一身正气，而且敢于直言，这一点他特别欣赏。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开斗争大会，居然把陈老总揪到人民大会堂那样庄严的一个地方批斗；我父亲，在文革中挨了二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他都挺过去了。唯独看到批斗陈老总的那次会，他难受的流了眼泪，他说：这么对待我们的陈老总，太不公道了，这明摆着斗完了部长就斗副总理，斗完了副总理就要斗总理嘛！”

这段经历给马晓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陈毅去世时，马家特意组织了追悼会，

“陈老总去世的时候，我们家人组织了58位革命后人，主要是西北的一些老同志的后代，那个时候我们（因文革受冲击）都没有资格参加各种追悼会。我们自发地搞了一次我们自己的仪式，去追悼陈毅元帅。”

座谈会上，马文瑞同志的女儿马晓力、马小玫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在一起。

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向毛泽东“上书”痛陈大跃进之害而被打倒，同样是西北出身的马文瑞与习仲勋商议，不能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因此二人共同选择了“不吭气”，无论怎样被点名发言，二人都没有在会议上公开批判彭德怀，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讲述。

十一届三中会议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马文瑞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应当重新1959年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建议将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放仪式，并与王首道联名写了书面建议。

为老区土改探路

1940年，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逐步深入，争取并团结地主和开明绅士一致抗日。

为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1946年12月和1947年冬，马文瑞分别去陇东和绥德县黄家川搞土改试点，试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工作，他们采用以多补少，以肥补瘦及赎买政策，是当时解决土地问题具有创造性的新政策，并被毛泽东指示于1948年2月28日全文播发这条电讯，各解放区报纸也纷纷转载。黄家川土改试点影响所及，使《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政策也相应做了修改。这些都与当时以康生为代表的暴力土改的一整套极左做法相左。到1947年底，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过土地的370多个乡，经过对地主土地的收购，把一百二十万余亩土地转到农民手中，但后来由于形势变化这个政策未再实行。

1948年，马文瑞同志在延安王家坪。

1947年，马文瑞（左三）同志在陕北转战途中小憩。左起：王震、刘景范、马文瑞、贺炳炎。

1947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在绥德义合同赵寿山将军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2022年11月4日，在纪念马老诞辰110周年的追思会上，几位嘉宾回忆了马老生前为革命所作的贡献。

胡德平在发言中表达了对马老生前事迹的敬重与缅怀，在会上介绍了马老生平几件事迹，充满敬意和对当下的期待。

胡耀邦同志之子胡德平发言

胡德平着重讲了马文瑞在土改时期倡议赎买地主土地的做法。胡德平说，1946年，党中央召开了土地改革工作会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当时对不同地区封建地主的土地，是采取没收还是采取赎买的政策，党内是有争论的。马文瑞在他曾经工作的陇东和绥德，提出了要赎买土地的政策，虽然这个提议最后并没有被组织批准，但是体现了马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鲜明党性。马老认为，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晋绥和晋察冀等地区，地主阶级中已经分化出不少开明绅士，加入了统一战线，同意减租减息的重要措施。“经过8年抗战之后，这些地方，地主的力量，（占有的）土地制度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耕者有其田”的地权理念已经在根据地普遍实现。马老主张肯定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这个时候搞区别政策十分重要，根据地情况和蒋占区不同，那是没收土地。这是我们老解放区，搞和平土改要搞赎买，我觉得也未尝不可。”胡德平希望在历史上、在文字上留下这样的记录。

胡德平还说，延安时期，组织部门分三大块：中央组织部、军委组织部、西北局组织部。很巧，马老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过，我父亲在军委组织部工作过。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党政军干部相当集中，尤其是组织部门的干部，更是低头儿不见抬头儿。我父亲和西北局组织部的陈正人、马文瑞、张邦英同志工作交往密切，公私关系非常融洽。建国后马老在劳动部工作，不但面对全国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就业、工资、福利等重大问题，也要面对广大的青年徒工、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这方面青年团也面临着重要任务。在三年困难时期，劳动部承担了因大跃进期间造成全国职工总数严重突破，由此中央决定精简2000万职工下放农村的繁重工作令人敬佩。

胡德平说，这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到职业学校、正规中学“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团中央对这方面的设想。1959年11月10日，我父亲发表过这样一种建议:“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下，把每个学校‘勤工俭学’所搞的项目用分级、分期、分批的步骤，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统统纳入国家计划。这里所说的国家计划，就是有国家一级的，有省市一级的，有地市一级的，还有县市一级的，公社一级的。”当时的国家劳动部肯定有多方面的考虑，也肯定有许多措施。希望对马老的追思活动更多地，发掘这方面的历史材料。这对现在青年的成长与就业也会有重要的价值，也更能提高纪念会的现实意义。

三三制探索

马老的秘书忽培元，曾任国务院参事，写作了纪实文学《苍生》三部曲，共150万字，以革命家马文瑞同志艰苦奋斗的一生为主线，以习仲勋、刘志丹、谢子长这些老革命家为群像，写作了《群山》、《长河》、《浩海》三部曲，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忽培元因疫情防控不能前来参加追思会，委托女儿忽蓬朗读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回忆多年来在马老身边工作的体会，讲述了多个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在陕甘宁解放区的政权组成中，马老忠实地执行林伯渠所倡议实行的三三制，即1/3共产党员，1/3党外民主人士，1/3中间力量，“三三制原则也陇东和绥德最早实行的，后来中央给予肯定，在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推广。”

1938-1943年马文瑞任陕甘宁边区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第385旅政委并兼任陇东中学校长。

陇东在1940年就是边区试行“三三制”的地区之一。根据。“五一施政纲领”和中央、边区有关指示，1941年3月，特委和专署把实施“三三制”，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列为中心工作，全面展开。由于大多数选民不识字，女选民不习惯出门以及人口居住分散等困难，马文瑞要求工作人员背上选举箱，走村串户，深入田间炕头，采取各种直接、方便的方法，以便选民投票。于是，创造了“投豆豆”、“拃（举）胳膊”、“背箱子”、“烧香洞”、“划圈圈”等土办法，使大多数选民参加了自由选举，有80％的选民直接投了自己神圣的一票。可以说，这是以原始的方式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新文明，开创了陇东人民政治生活的新纪元。

这一段历史，马晓力八十年代在统战部工作时期，也听到时任领导同志重点回忆当年“三三制”原则的倡导过程中马老的贡献，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去研究更多父辈的历史。

马文瑞率先在自己主持工作的陇东地区实行三三制,并带头退出陇东分区政府候选人。1940年，整个边区推广三三制，边区政府副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赞扬民主政治，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在政府是既有职，又有权”。马文瑞认为，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的。但是三三制的继续建设计划，却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了。

忽蓬代表其父忽培元发言并谈了自己的感想。

真理标准大讨论

马文瑞和胡耀邦的交往，则涉及党史上一段著名的真理大讨论。二人的交集可以追溯到七大，马文瑞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也是七大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胡耀邦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负责人，负责军队领域，所以开始有工作的交集。

1945年春，马文瑞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4-6月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团中央负责青年上山下乡时，“我父亲也曾管过青年劳动力安置等等这些事，他们那时候也有交集，后来耀邦到党校以后又想起我父亲来了，就调他去了党校，我父亲也不辱使命，跟耀邦非常合拍，政治上非常一致，他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方面绝对一致，”马晓力说。

1977年12月，马文瑞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党校校刊《理论动态》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鲜明地提出了真理需要检验，检验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领袖的言论和指示。”“这是十年浩劫之后的一声晴天霹雳，也是为彻底否定文革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1983年8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陕西视察工作，这是他 (右二)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 (右三)陪同下参观毛主席在延安枣园住过的窑洞。 (右一)为肖华同志

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真理大讨论，即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马老也特殊贡献。胡德平认为现在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和材料搜集还不太全，整个研究还有很多的缺憾。“党校的理论先导作用在这次辩论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如果把这场历史性的一个思想解放，只单纯的归结为一篇哲学文章的作用显然是不公平的。”

胡德平提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在60年代就出现过，但并未起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作用，为什么恰在78年能起到这种巨大的作用？这场全党全民的大讨论，之所以对否定文革，推进改革都起了历史作用，亦是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才得以迸发出这样的思想解放能量。。

“单单凭借一篇文章，没有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集体的力量，这种认识太学术化了，我觉得这个历史作用是起不到的。”胡德平说。

胡德平呼吁，希望在座各位对父辈的资料能够更多的收集整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开个座谈会，大家来进行研究。”

关于真理大讨论，马晓力坦言，后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其实不太全面。那个时候绝大部分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是站在支持立场的。

“胡福明写了文章，作为一个哲学问题，送给光明日报的时候，光明日报当时的回应是先不刊登，提出等党校《理论动态》登了以后，也就是政治风险有人承担了后，他们才登。事实也是这样，这位老报人敏锐地从这篇哲学文章里嗅出了强烈的政治味道，深知一旦发表就会引起轩然大波。”马晓力说。

1978年3月，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找到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马文瑞，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研究室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马文瑞当即表示支持，让他自行安排人写。吴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哲学教研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在孙长江刚刚写出初稿的时候，光明日报转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请吴江修改。在吴江的支持下，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多人修改，胡耀邦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加以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级文物）

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转发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不久，吴江向马文瑞汇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他想写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马文瑞表示赞成。这就是6月24日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产生了相当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听说有重大争议，马文瑞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认为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自此他更积极地支持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

其实，在主持党校常务工作中，马文瑞早就这样做了。这年4月，哲学教研室搞出了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里边明确规定，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在第一期学员最后学习党的学说课程时，把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马文瑞对此大力支持，他“继承和发扬了党校复校以来的办学精神”，实行“四不主义”，让学员们能在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里进行学习、研究，充分发表意见，使学员们受到一次很好的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标准的教育。

“这件事前后经过听我父亲讲了好几次，当时中央也有不同声音，文章出来后就有人说这是‘砍旗’，甚至说是分裂中央，吴江战战兢兢转述。”提出这篇文章是“砍旗”的说法是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马晓力说，马文瑞又重看了文章，对吴江说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很正确，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支持你再负责写一篇文章，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写清楚，而且要更有论据，论点，要见报，不仅要见人民日报，还要见各大报纸。”

“当时吴江找到了解放军报社的姚远方，因为那时候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人已经去威胁胡耀邦，说你这样搞下去的话要分裂党中央，你承担得起这个罪名吗？你们党校再也不要在《理论动态》上登这类文章了。”所以在党校《理论动态》上不可能再登。

根据马文瑞秘书忽培元回忆，马文瑞反驳该观点，“什么‘砍旗’，砍哪家的旗?这又是文革时期扣大帽子的遗风。“他接着说，这样吧，你们也可以再写一篇文章，积极主动地回应一下，可从理论上找出更充分、有力的论据，以理服人。吴江听了之后，忧恐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他也想继续写文章，对这个问题做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马文瑞说，那好，你们抓紧写，写好了我看一看，成熟了就在报上公开发表。是真理，就要坚持到底。”忽培元在著作《长河》中写道。

吴江提议争取这篇文章首先在《解放军报》发表，于是马文瑞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我父亲又给罗总长打电话，说罗长子我这里有一篇重要的文章，你看看能不能先登在《解放军报》上，然后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再登。罗瑞卿说好吧，你拿来我看看。看了以后他决定要登，而且还给耀邦叔叔又打了电话，因为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互相很信任，这是罗瑞卿去西德治病前一大悲壮之举。他临行前对《人民日报》总编李庄说：‘那篇文章也许有人会打板子，要打板子就打在我身上。’”马晓力回忆。

公开资料显示，1978年6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的罗瑞卿促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并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反击了所谓“砍旗”和“分裂党中央”的武断政治威胁，从而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开展。

邓小平与马文瑞等同志在一起。

同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表态，一定要支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78年延续到79年的大讨论，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辨析与路线调整。

曾发表了《马文瑞在三中全会前后》一文的王彦君说：一些人提起那场大讨论，印象是一场理论争论，记得的都是笔杆子们的名字，他们哪里知道，争论的背后是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如果声称“砍旗”的人胜了，那么挨整的首先并不是写文章的几个人，而耀邦、罗瑞卿、马文瑞，这几位老政治家是迎着下台的风险，把几乎夭折的大讨论硬生生扛下来的！

“那样一场严肃的斗争，现在看来好像被我们这几句话就轻描淡写了，但是那个时候，需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多大的政治责任！所以我很敬佩耀邦、罗大将和我的父亲。我父亲他也真是一本特别厚的书，我是永远读不完的，”马晓力说。

情系陕西，陕人治陕

1978年12月，马文瑞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工作中，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实行农村改革、狠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得陕西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同志

马文瑞到陕西不久，听说西安小偷猖獗，被戏称为贼城，他决心抓这件事。经会议研究决定，抓住小偷，注销城市户口，送到劳教农场改造。这样大张旗鼓地抓了1000多人，在此震慑之下，偷窃案子大大减少，群众有了安全感。

为努力改善社会风尚，他提出，树文明礼貌新风，促物质文明发展的口号。

1982年以来，陕西英模人物层出不穷。5月，出现了陕西省医学院女大学生邵小利为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6月，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7月，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生张华，为抢救掏粪落池的老农光荣牺牲；83年5月，第四军医大学百余名学生学员在华山协力抢救遇险游客；7月，西安市田家湾大队几十名农民冒着缺氧致命的危险，轮番下到窨井，抢救中毒窒息的农民兄弟。面对一件件英雄壮举，马文瑞为之动容，为之感慨。

马文瑞在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知识水平的同时，也十分关心改变农村死灰复燃的包办买卖婚姻陋俗的工作。1982年秋，兴平县田阜公社韩家大队16岁的少女韩文娟，正在初中上学，被其父卖给从山东某县来兴平烧窑的周培俭为妻。韩文娟宁死不从，她的父母和两个叔父与介绍人从公社弄到了“准迁证”，逼迫韩文娟一同到山东去成婚。少女拗不过，只好上车，暗下决心逃跑或走绝路。结果被同车的西军电学生张小林等解救。韩文娟回到家里，韩家大队的干部不但不反对制止这桩婚事，反而弄虚作假，给周培俭和韩文娟开了领取结婚证的介绍信，韩文娟给张小林写信告诉了她回家后的处境，请求张小林把这事在报刊上报道，她准备跳河自尽。她想通过以死抗争，“让一切像我父母一样的人也从这里吸取一些教训，不再包办儿女的婚姻”。1983年3月21日，《陕西日报》以题为“一少女被逼婚想走绝路”的消息作了报道。见报当天，马文瑞就写信给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信中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它是目前农村中实际存在的许多买卖婚姻中的一个典型。在全国解放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存在有这种落后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买卖婚姻，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损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着社会风尚。这实在是我们工作上的耻辱，是绝对不能容忍、务必加以认真对待的。请你们在抓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中，要把反对和破除封建买卖婚姻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件大事抓好，并在一定时期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接到马文瑞信后，立即组成工作组到田阜公社进行调查处理。在马文瑞的关注下，韩文娟抗婚胜利了，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后来她知道了自己抗婚胜利是因为马书记的干预，激动地说：“我的事都惊动了省上那么大的干部，共产党真是救民于水火啊！”

在陕西省繁多的工程建设上，马文瑞并不是对每个具体建设工程都过问或参与，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一些基础设施和城市重大建设项目，如西安古城墙的修复，西安飞机场的搬迁，西安火车站的扩建，黑河引水工程的启动等，他不但是主要决策者，而且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西安，是千年古都，是全国重要大城市之一，是陕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联结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保护和建设好西安是保护中华文明的需要。

对西安古城墙的修复，当时有不同意见，那时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已不复存在。有人说修古城墙是复古，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保护废旧。1982年以来，马文瑞力排众议，曾多次督促省建委、省城建局和西安市的负责人，要求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建设规划。8月，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等城市的十多名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到西安，同省内的五十多名专家、教授一起，共同论证、商榷西安的总体规划。马文瑞到会听取了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对西安的规划布局和建筑，他建议既要体现汉唐时期雄伟古朴的遗风，又要融入现代都市的气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经过上下几次的反复讨论修改，西安的总体规划终于敲定。马文瑞仔细观看了规划设计方案，站在规划模型前，他憧憬着正在发展的西安，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感到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就是修复西安古城墙和治理环城环境。

1983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在西安古城墙修复工地考察。

西安城墙建于明朝洪武三年至十一年（公元1370～1378年）。城墙周长11.9公里，内以黄土夯筑，外面包砖，通高12米，顶宽15米，底宽18米。沧桑600余年，依然巍然屹立。城墙四周有护城河环绕阻隔，城门以吊桥相通。这一艰巨宏伟的工程，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世界上古城墙本来就不多，保存完整的更是凤毛麟角，像西安保存下来这样宏大的古城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座古城墙历经数百年的自然剥蚀和人为破坏，已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城墙外侧脱落掉砖的地段多达千余米，人居、取土，挖洞千余个，两侧驻有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一百四十多户。瓮城中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随意修建，更添脏乱。看到古城墙这种杂乱无章的残败景象，国内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惋惜，甚至连外宾也为之遗憾。

马文瑞同志带领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巡视西安古城墙。

7月下旬，马文瑞召集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保护修复城墙的问题。他说，西安城墙世上少有，西安是古都，临潼有闻名世界的兵马俑，国内外游人很多。保护城墙这件事办好了，是西安人的光荣，也是我们为国家、为后代做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还欣然同意担任环城建设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并指定西安市市长张铁民亲自抓这件事。

修复城墙，治理环城环境，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内容包括 城墙的修复，护城河的整修，营造防护林。要进行这三项工作，最大的困难一是住户搬迁任务大；二是缺乏资金，按当时估算需人民币1.9亿元。这就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畏难退缩的思想情绪。马文瑞说，办这么大的事，一定的资金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要节约资金。1983年2月17日，马文瑞把修复西安古城墙、整治环城的设想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得到有关领导的同意，国家城建部拨款3300万元，给予支持。

1983年4月1日，西安环城建设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复古清通、修护城河，整理并美化环境、营造环城公园。马文瑞一有空就带头参加劳动、鼓舞大家士气。在他的带动下，西安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各单位的人员积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修复了古城墙，清理了护城河。营造了集城墙、城河、环城林为一体的环城公园，不仅造福一方，还在世界文化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当年参加过西安环城公园建设的工作者和义务劳动者，至今回忆起这段经历仍感到非常有意义。

即便他离开了陕西，还时时关注着陕西的建设发展。

80年代初，法门寺宝塔塌了半边，当地老百姓特意到北京请老家在扶凤县的老革命伍真阿姨，通过延安女大时期的老同学马老夫人孙铭同志，向马书记汇报此事，希望能予修复。马文瑞了解情况后，给陕西省政府做了建议修复法门寺的批示，之后马文瑞的着力推动下，完成了修复工作。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宝塔修复过程中，发现了塔基地宫，得见了释迦摩尼的真身指骨舍利。1987年马文瑞受邀出席了法门寺总体建设一期工程峻工大会。

西安飞机场原来在西梢门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机场已陷入城市当中。飞机起落的噪声搅得半个城不得安宁，群众很有意见。加之规模太小，年吞吐量不足，影响了空中交通和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城西安的旅游优势日益显现，国内外游客日益增多，西安机场越来越不适应事业的发展，省委决定搬迁西安机扬。

有关方面经过考察，认为空军在咸阳的一个教练机场如能扩建为民用，地理位置很合适。1982年11月，马文瑞到咸阳实地考察，赞同机场迁设于此，指示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可是空军答应把临潼机场让给地方，不同意让出咸阳教练机场。11月14日，马文瑞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信，详陈把咸阳空军教练机场让给地方的理由，此时，空军司令部也给邓小平写了不同意见的信，翌年1月，总参派人与地方协商，还是定不下来。

1983年1月27日，马文瑞再次写信给邓小平，反复陈述非这个地方不行的理由，并提出把凤翔机场交换给空军便用。邓小平同意马文瑞的意见，要空军让出咸阳教练机场，修建国家一级机场。空军还在拖延，仍不执行。1984年初，马文瑞又第三次向邓小平反映此事。邓小平说，我是军委主席，我作决定，必须执行。这样空军才把咸阳教练机场让了出来。

这个命名为西安咸阳机场的新机场，按国家一级机场标准设计，占地7500亩，投资1.7亿元。1987年8月20日破土动工。1991年12月10日正式交付使用。现在已成为国际航空港。年运送旅客300万人次，是陕西当时最新的大型现代化设施之一。1989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仍然关心着咸阳机场的建设，到西安时专门到机场工地视察，机场的工作人员高兴地说：“马副主席，没你的话，咱这机场修不起来。”马文瑞谦虚地回答，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对陕西的关怀和支持。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马文瑞同志在空军西安高射炮兵预备役师成立大会上讲话。

西安原来的火车站是1934年修建的，1983年10月28日，省市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在审定车站建设方案时，对是维修老站还是重建新站，有两种不同意见。马文瑞认为，这几年西安发展很快，对外联络日益增多，今后还要继续发展，铁路交通是西安整个交通的主渠道，从长远考虑，还是重新设计，重新修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与西安的地位相适应。他亲自参加审选设计方案，指导上报审批的工作，建了新火车站。

由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进行勘测，提出了黑河水过楼双台，超户县、余下、沣峪以南，子午镇以北，经三爻进西安的设计方案。马文瑞亲自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实地考察了两次，又同设计人员商定初步的工程施工方案。

马文瑞调回北京后，仍牵挂着这个工程，利用多种机会，争取纳入国家计划，取得投资。1987年8月1日黑河引水工程动工兴建，整个工程包括一个容量为1.6亿立方米的水库，公里长的输水管道以及日供水60到80万吨的水厂。目前，黑河引水工程已造福西安人民。

在马文瑞的力主下，西安于1984年9月还建成了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体育馆，为西安群众的文体活动和大型集会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还有省博物馆，给西安的开放增加了一个个亮点。

马文瑞与前国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将军讨论陕西省的资源开发和建设

特别是：马文瑞对陕西的能源资源开发和建设方面，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

首先，陕西第一个对外出口10万吨煤的指标，是经他多次亲自向中央争取实现的。

陕西省的延长石油资源开发和建设，能从中央石油部拨给陕西省，是由他一手争取的。他到中央找康世恩，亲自反复力争，最后终于把延长油田确定划给了陕西省。这是国家资源唯一划归地方管辖的特例。

陕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是由他亲自一手策划和实现的。当他接见美国的哈默博士时，听他说：你们的家乡陕北，是中国的科威特。他兴奋异常，将这一喜讯最早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汇报，请求他们对陕北进行大开发。之后又不断向江泽民和朱镕基报告，一再争取中央对陕北能源开发和建设的支持和指导。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策划下，经几次三番催促后，1993年夏，让陕北榆林的专员刘壮民带资料到北戴河，由他亲自改写并亲自将《建立开发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报告交给朱镕基，最终在马铁山任榆林地委书记时积极努力下，争取得到了中央的批复。

先批准成立陕北能源重化工示范区，之后批复《成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

陕北的能源得到了大开发，马文瑞由衷欣慰，这是他多年朝思暮想的心愿，是他对整个陕西省的能源资源大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也是他情系陕西，情系陕北，实在又深重的体现。

革命与家庭

马文瑞的妻子孙铭同样是位令人尊重的“老延安”，2022年也是孙铭同志诞辰100周年。笔者拜阅了孙铭的生平及相关资料，方知其不同凡响的身世与经历。

这是1936年参加革命到延安红大的老革命孙铭同志，1947年延安光复后回到杨家岭时留影。

孙铭祖籍是山东诸城县，她的伯父孙谏声是著名的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时任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和理财部长，在起义中率部死战，英勇牺牲。孙谏声早期接受同盟会及林伯渠派遣到新军中做冯玉祥的工作，与冯玉祥结为义兄弟，是冯的革命领路人。他送给冯两本书：《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以破除冯的忠君思想，启发他反对清王朝帝制，投身革命，参加铁血会、同盟会，促其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马文瑞、孙铭夫妇

孙铭的父亲孙树声是早期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协助孙谏声、胡鄂公等在津、京、保、滦等筹策各地起义。滦州起义失败后，1912年1月29日，孙树声又参加革命党组织的天津起义任第六路司令，带领敢死队120余人与敌拼死血战，一度攻下金刚桥和都督府，皆因势寡兵败。其后参加了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又加入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1926年，参加西安解围之战。因困惑军阀连年征战，弃武从商，曾被举为西安商会会长及直、奉山东同乡会会长，1935年病逝。

孙铭1922年出生于西安，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投身救亡宣传活动，在校期间就参加了我党影响下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了为纪念“12·9”运动一周年，向国民当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愿大游行，并先后到西安、西府地区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其间，被敌发现关押，获释后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冲破封建官僚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奔赴延安。1936年底，孙铭14岁时进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成为从抗战大后方最早奔赴延安的一批“知青”。毕业后即做了党校的文化教员。因为工作出色，组织上又安排她到中央党校深造。这样使她在学习中、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中、特别是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的锻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7年9月入党。1938年10月任庆环地区妇联会宣传委员，同年底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转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0年随女子大学工作团赴陇东的庆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不久即任庆阳女校校长。1947年参加土改在绥德义合一带进行土改。1949年为接管西安高中工作组成员。

1988年时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视察延安大学，看望了自愿来校工作的外国友人并为延大题词：发扬延安精神，办好延安大学，培养出大批建设陕北老区的优秀人才。图为马老与同为老延安的夫人孙铭又回到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旁。

孙铭同志为人热情、开朗、坦诚，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同时好学上进，多才多艺。她曾是抗战初期延安第一支女子篮球队的队员，田径场上的骁将，曾获得抗大女子50米速跑第一名，500米速跑第二名，还多次参加女大的文艺演出，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唱过秦腔。

耿飚、赵兰香之子耿志远讲述孙铭阿姨为自己的父母做媒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孙铭同志的工作几经变动，但她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在历次调资与评级中，她不止一次把机会让给别人，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境界和革命风范。

粉碎“四人帮”后，孙铭同志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繁忙的外事工作中去。她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学习，忘我工作，勇于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她在省外办岗位上做出的开拓性的业绩，至今还受到人们的称道。在她的指导和支持下，在西安建成了几座具有民族风格的涉外滨馆。在她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编演的《仿唐乐舞》，在国外演出上百场，至今仍是某些涉外活动的保留节目，长演不衰，受到国内外游客的盛赞。“外事工作无小事”，她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严格执行外事纪律。因工作需要她多次出国，始终以党和国家和利益为重，从严律己，严格要求他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86年离休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离休支部和老干部的书画活动中，积极参加每一次活动。她长期坚持书画学习，不断进步，在绘画上取得了一定造诣，赢得了同志们的好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她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理事，女大校友会的常务理事，为宣传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延安精神发挥余热。她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马文瑞、孙铭夫妇及家人

我们了解到马老与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也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所处的时代特点。长子马晓文，1940年生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马文瑞时任陇东地委书记，1944年调到延安，1945年9月任西北局7常委之一，兼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和西北局党校校长，同年9月，幼时的马晓文跟随着父亲和母亲从陇东来到了延安。

1947年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马文瑞随军转战陕北，战事紧张，为了全心投入前线战局，马文瑞和妻子孙铭决定将3个孩子都留在了后方，交给一个小阿姨照看。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马文瑞同时还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三边陇东等地检查指导土改工作，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分给自己在后方的孩子们。他在给那位小阿姨的求助信中回复，“战争年代，孙铭同志一定要回陕北，搞土改，战争胜利决定一切，土改工作决定一切，她不能回去，孩子们养活了是你的功劳，死了也不怪你。”长子马晓文对媒体回忆。

马晓文说，我们家中有三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连年的战事和辗转奔波中的疾病困扰，都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直至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西北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彼时新区需要大批工作干部，马文瑞领导下的西北局组织部和西北局党校，先后抽调培训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马文瑞夫妇回到延安工作，才终于和孩子们团聚。

马晓文从北京航空学院（即北航）飞机设计系毕业，后进入民航系统工作。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担任民航总局台港澳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两岸直航的推进工作。马晓文在民航总局任港澳办主任，曾具体主持中国大陆民航系统的两岸“三通”工作，与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直接对话，被称为两岸派出两个“小马哥”。

2008年7月4日，两岸首度实现周末客运包机直航，这也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我一辈子比较骄傲的就是为两岸通航作了贡献，为台湾海峡两岸双向直接全面通航，作了基础性工作，”在民航总局工作了四十年的马晓文说。

马老的两个女儿马晓力、马小玫，也为国家政治文明进步和与民族文化交流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女儿马晓力，曾经是80年代初最年轻的统战部副局级干部。在2016年，搞领袖个人崇拜的红歌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引发全国范围内对文革回魂的担忧，马晓力以其魄力胆识和历史责任感，向社会发出公开信，以一己之力，扼住了文革红歌回潮之风。小女儿马小玫，担任国家文旅部下属的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曾参与主办并策划了海峡两岸首届文艺座谈会及影视座谈、海峡两岸首届电影展、中国首届艺术博览会、北京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上海世博会主题馆《未来正在实现》展馆等诸多国家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作出了优异贡献。

关心环保和生态

关心普通人，关心环保和生态，在马老的理念中，一以贯之。马晓力见证了父亲以各种方式向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提建议的过程。“我是亲历者，因为我父亲在临终之前给中央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以这封信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他当时买了九本一个美国人布朗写的《生态学》著作，送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册。而且这封信非常深沉地说，我家乡有那么多的资源，是中国的科威特，我不愿意再看到它成为第二个山西和东北，开发完了以后荒芜一片，到处是污染。”

“大跃进时期砍树大炼钢铁，把整个长江和黄河沿岸几乎都砍光了，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希望中央要注意保护生态，千万不要为了开发把各个地方都搞的一片污染，”马文瑞在信中写道。

“当时我父亲去世以后，曾庆红和罗干到家里去，说你父亲给中央的那封信，我们都在政治局开会专门学习了，大家读信时很受感动，都流了眼泪，说马老临终之前还总想着国家的事。胡锦涛批示：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生态，要科学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就在那个时候，在他的那封信上作了批示。”马晓力说。

除了保护生态，马文瑞还尽力保住了西安的城墙，没有让珍贵古建成为经济大发展的代价，也支持陕西修建了很多重要的博物馆，做到了经济和文物保护的并行不悖。

“所以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我真是心里非常敬佩我的父亲，他有这样的眼光，他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那片土地呕心沥血到最后，有人说他心系陕西，心系陕北，心系延安，他确实这一生都是这样的。”马晓力说。

弘扬延安精神

2022年11月4日，马晓力、马小玫姐妹俩共同主持了在国家图书馆6楼会议室举办的“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纪念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追思会。

追思会虽因疫情等原因而规模受限，许多和马老有交集的革命后人无法到场。部分革命家后辈到场悼念，气氛庄重热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原会长陈昊苏也在现场发言，“马文瑞同志一直是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老领导，对于延安精神的创建，以及后来对于延安精神的弘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发言

陈昊苏深情缅怀马老，现场念了两首诗作，一首是在2013年4月去陕北为纪念马老百年诞辰所作：“陕北老英雄，情真一片忠。征程千万里，挚爱向工农。回首延安事，传承见始终。儿孙还继志，热土遍山红。”一首是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即兴而作：“英雄伟志跟随党，一往无前向大同。心系人民惟本色，情依故土立丰功。延安薪火风云壮，革命精神世代红。老辈威名传天下，青春许国最光荣。”

朱德元帅的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发言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朱德元帅的外孙）传达了全国政协对追思会的重视，因为马老曾是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王晨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表达了重视和支持，全国政协报刊登了文章，纪念马老和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创建。

1978年底，马文瑞成为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4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离开陕西。1988年，马文瑞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0年5月，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他积极倡导下，在没有一分钱经费，没有一间办公室的情况下，由一群耄耋老人艰难创立，马老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并聘请彭真老人家作顾问。

此后至2004年初逝世，马老始终为延安精神的传承而耗费心神，在2003年秋天的重病中，马老用最后的气力写下，“我想延安！马文瑞2003年11月19日”几个大字，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遗笔。

马小玫在追思会结尾时，朗诵了在纪念父亲马文瑞诞辰100周年时，写给父亲的两首献词。

献词一：《坚定的信念》亲爱的爸爸——你说过：要使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

在艰苦的斗争中，铸造坚定的信念，这是崇高的信念！

在艰难的岁月中，磨练坚强的意志，这是英雄的意志！

在艰辛的历程中，培育坚韧的性格，这是强者的性格！

在艰险的环境中，凝聚坚实的力量，这是无敌的力量！

献词二：《延安精神中华魂》亲爱的爸爸——我知道：要将延安精神进行到底！

为追求信仰，义无反顾！为祖国明天，英勇苦斗！

为战斗胜利，机智勇敢！为战友遗愿，鞠躬尽瘁！

为民族复兴，历尽艰辛！为崇高事业，忍辱负重！

为革命成功，沉着坚毅！为人民幸福，披肝沥胆！

为建设发展，殚精竭虑！为精神传承，坚持到底！

亲爱的爸爸呀！我知道，这是您用生命铸就的完美精神！

亲爱的爸爸呀！我知道，这就是延安精神——中华力量！

“父亲从14岁参加革命，到他最后92岁离去，78年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奋斗，所以我们非常深切的怀念他。”马晓力说。

追思座谈会氛围庄重热烈，结束之时，马晓力、马小玫代表马文瑞同志亲属深深鞠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马晓力、马小玫与郭睿

为深切缅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创会会长马文瑞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特别撰写纪念文章《“我想延安！”——深切怀念马文瑞同志》一文，并刊发在《人民政协报》（2022年11月03日 第 10 版）。

《延安日报》（2022年11月05日 第 3 版）刊发马文瑞马老秘书、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撰写的纪念文章《学习缅怀马文瑞同志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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