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下午，“不忘初心  追忆革命前辈”——《革命家庭 红色家风》主题讲座在中华世纪坛发布厅进行。（中旗网张伊摄）

部分嘉宾合影。（中旗网张伊摄）

一堂生动的党课。（中旗网张伊摄）

主题讲座现场。（中旗网张伊摄）

中华世纪坛党支部书记张滨主持了本次主题讲座。（中旗网张伊摄）

刘型之女刘松柏，原华北（北京）热电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中旗网张伊摄）

梁金生烈士之子梁汉平，原中纪委干部。（中旗网张伊摄）

梁金生、刘型两位老红军的后代、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梁汉平、刘松柏夫妇共同讲述了两个革命家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故事。（中旗网张伊摄）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副会长左月燃讲话，并分享感言。（中旗网张伊摄）

主题讲座现场。彭少江、刘松柏、梁汉平、左月燃。（中旗网张伊摄）

主题讲座现场。开国中将欧阳毅家人施钧慧、左月燃副会长、彭少江副秘书长

主题讲座现场。梁汉平、松柏、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中旗网张伊摄）

中旗网北京2019年7月1日电（张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6月27日下午，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中共海淀区委党校羊坊店街道党工委分校、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不忘初心  追忆革命前辈”——《革命家庭 红色家风》主题讲座在中华世纪坛发布厅进行。此次讲座为中华世纪坛红色讲堂系列讲座第二期第三讲，梁金生、刘型两位老红军的后代、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梁汉平、刘松柏夫妇共同讲述了两个革命家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故事。同时，以此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副会长左月燃、副秘书长彭少江和欧阳海燕、施钧慧、欧阳晓光、邓英、王小熙、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万寿路街道第一党支部支委刘明青、王丽敏和活动主办单位的党员同志们，及北京市外办环太处和欧非处的党员、领导等200余人一起聆听了红色讲堂。中华世纪坛党支部书记张滨、办公室主任戴新主持了本次主题讲座。

梁金生烈士(1906--1946)和刘型（1906-1981）

刘松柏的父亲刘型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了秋收起义、黄山界保卫战等，曾任红四军连党代表、师政委、军团秘书长、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务。解放后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等职务。曾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汉平的父亲梁金生烈士，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受党中央派遣去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1946年在越南遭国民党特务用毒药暗杀而壮烈牺牲，胡志明主席亲致悼词。

梁汉平和刘松柏二人同在延安第二保育院一起长大， 更有两个革命家庭的友谊，使他们互为连理，结为秦晋之好。他们为大家讲述了“马背上的摇篮、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找回我的父亲梁金生、梁金生上暨南大学如何选专业、迟来的烈士证明书、31年磨一剑，办起了梁金生烈土纪念馆、父亲的遗产”等故事。

一、马背摇篮的故事

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王震陪同下在延安飞机场检阅南下支队

1945年5月的刘松柏

刘松柏说，1岁多以前，在延安，我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1944年，为了将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组成了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守道，父亲刘型时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部队出发时，我还没有出生。当时，母亲程宜萍在党校二部学习，我于1945年3月8日出生在延安党校二部，母亲的宿舍里。当年陕甘宁边区条件艰苦，尤其卫生条件差，老鼠较多，经常有老鼠咬了小孩的鼻子或者耳朵。虽然八路军战士想了许多办法：把小床吊在半空中或者堵老鼠洞等，但我还是被经常光顾的老鼠咬到了小嘴。于是，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聪明的母亲想到一个办法，找了一只小猫看着我，她把小猫拴在小床腿上，绳子不要太长，小猫跳不到小床上去，这样，有小猫代替妈妈看护我，老鼠也不敢来了。直到1946年冬，我一岁多，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党的政策是：暂时放弃延安，以后再打回来。

毛泽东和保育院的孩子们

毛泽东为保育院孩子题词：又学习，又玩耍

朱德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延安第二保育院

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前线的将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妈妈指导下，1945年6月1日，建立了延安第二保育院。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和康克清点名调来有文化又有战斗经验的机枪营营长张枳昌做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临撤退时，康克清到保育院动员：“3天后，我们要撤离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途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回答：“能！”就这样，我们的部队出发了。

母亲程宜萍时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部支部书记，梁汉平的母亲姚淑平任延安第二保育院保教课副科长。我和姐姐随保育院撤退。

在山西汾河敌我双方拉锯区，359旅战士们临时攻打下该据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战士们在汾河薄冰上用树棍搭起了二尺多宽的临时桥，保护五个后勤单位悄悄地偷渡封锁线，延安第二保育院是最后通过封锁线的，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

延安第二保育院带了将近150个孩子过封锁线，最小的就像我1岁多，大一点的像我的爱人梁汉平4、5岁。100多个孩子，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不能哭闹，太难了！但是，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叔叔、阿姨的教育，我们都像小八路战士一样，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和哭闹，部队悄悄地行进着。

马背上的摇篮

1938年，母亲程宜萍在延安

1946年在延安第二保育院行进的路上，程宜萍保护的一对文件箱，现存放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原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院史展览中

马背上的摇篮

行进途中，张枳昌院长把大队人马分成了小队。当时，母亲负责保育院的6个孩子（包括我和姐姐）和两个大文件箱（保育院所有人员和孩子们的档案）。母亲作为党员、干部，总是先人后己。她分配好队形，把强壮的大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走在前面，给我和姐姐分配了个小骡子，骡子背上两个垛子，一边是姐姐，一边是我，走在中间。

母亲骑着马，驮着一对又宽又大、近1米长的文件箱，走在最后压阵。由于天黑路不好走，我和姐姐的小骡子掉了队。延安第二保育院最后通过临时桥，桥已经快坏了，小骡子太小，走路打幌，过浮桥时，一脚踩到了冰上，滑倒了，它双腿一跪，结果把我和姐姐连带垛子都摔到冰河里去了。行军队伍拉开了距离，母亲听到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自己两个孩子同时都掉到冰河里淹死的消息时，她已经过了同蒲铁路5公里。她感到天打五雷轰，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眼泪刷地涌了出来，她真想立刻返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哪怕回去看看孩子的情况也好！但是她知道：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党的人，但保育院的一对文件箱和四个孩子更重要，他们的父母都正在前方打仗；这一对文件箱中放着所以干部、战士的档案和150名孩子的档案，八路军战士们将来打赢了仗，要凭着这两箱档案找到自己的孩子，她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

359旅18岁的小战士全超不顾一切跳下河去，第一次救出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气了，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天蒙蒙亮时，部队最后在村子里老乡家发现了我和姐姐，359旅的付志华叔叔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20多天后，才把我们姐妹送到陈赓将军的太岳军区的韩洪镇。陈赓通知延安第二保育院，让母亲到韩洪镇等我们。母亲等了十几天，当发现我们姐妹两人都活着时，她非常高兴。

陈赓的太岳军区韩洪镇

我掉到冰河里，估计是呛出了肺炎，母亲见到我时，已经是奄奄一息。由于部队缺医少药，卫生员将手上仅有的1片阿司匹林给了母亲，母亲喂我吃下，经过3天3夜的看护，我的体温逐渐降了下去。陈赓将军和傅涯阿姨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美国的牛奶罐头。我的生命是母亲细心照料的结果，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是八路军给的！

母亲在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敢于担当，在工作中、在危难中，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她把一切献给了党！受到了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张枳昌的开会表彰。她这种为革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一切的优秀品质，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二、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

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事情，并且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们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我从小总是捡哥哥、姐姐带补丁的剩衣服穿，无论男式、女式的衣服、裤子，我穿着都非常高兴。甚至我的小孩，上小学时也是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去上学，那时，生活改善了，许多家庭都不给孩子穿带补丁的衣服、裤子了。班主任老师说：一看你们家孩子的穿戴，就知道你们家是老革命的家庭了！

1940年，在延安，父母穿着草鞋结婚

1940年，父亲刘型、母亲程宜萍在延安的结婚照，留下了瞬间的回忆、永恒的纪念

1962年春节全家合影

1940年，在延安，虽然父亲已经是一名军级干部了，但他仍然穿着草鞋结婚。

父亲刘型是老红军，1970年父亲和萧克叔叔重上井冈山，他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回忆说：“我们从长征之前的7、8年时间里，没有穿过鞋、没有用过蚊帐、没有盖过被子，我们穿的都是草鞋，铺的、盖的都是稻草！”父亲还曾回忆道：“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们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从毛委员到伙夫大家都一样，过着艰苦的共产主义生活。”

父辈们就是这样怀揣着伟大理想而艰苦奋斗着，直到延安，他们仍然保持着井冈山时期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

我和汉平，吃忆苦饭的婚礼

忆苦饭

2015年7月至8月在井冈山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讲家风课，山东大学同学们为了弥补我们结婚时没有照结婚照的遗憾，特别给我们画了一张结婚照和一块手表

文革中期，两位母亲程宜萍、姚淑平在回忆过去的战斗友谊时，发现两家的孩子都还没有结婚，于是，她们商定，两家要结成亲家，动员自己的孩子交朋友、结婚！

70年代结婚讲究追求：三转一响带咔嚓（三转，指的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指的是收音机；而咔嚓则是照相机）、家具多少条腿等，拍张简单的结婚照，或出去旅游，或请亲朋好友相聚。

1970年，我大学毕业了，汉平也从部队回到了北京。10月1日，我和汉平结婚了。我们极简的婚礼，终生难忘！即没有结婚照，也没有追求三大件，只有汉平的母亲姚淑平、我的母亲程宜萍、汉平和我4个人参加的最简单的婚礼。我的结婚服是汉平送我的一套男式军装，穿的是新的带补丁的裤衩，吃的是忆苦饭（糠窝窝和野菜），住的房子是淑平母亲临时借用的一间曾经放农药的、暂时废旧不用、带天窗的仓库，躺在床上，能看的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时任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院长淑平母亲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可以为我们结婚借一间好一点的教室或宿舍，但是，她作为党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仅仅过了两天，母亲就把借的房子还给了单位。

结婚那天中午，我们4个人围坐在圆桌旁，两位母亲非常高兴，她们郑重其事地向我们表示祝贺！同时，又给我们讲起了1946年冬天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退行军路上，在雪山上没有一个孩子被冻伤、在峡涧没有一个孩子被跌下深渊峭壁的故事。这些都是再也不可复制的奇迹！每逢遇见敌机轰炸时，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趴在孩子的身上，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孩子的生命。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队伍有两路行军路线。一条是淑平妈妈从延安到北京3000里行军，路上又增加了一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孩子；一路是我母亲从延安走到东北，途中经过许多敌人的封锁线，最后，绕到朝鲜平壤到达东北6000里行军。3年多的时间，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她们的誓言，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她们的革命任务！

两位母亲的回忆，是要我们不要忘记来时所走过的路，知道我们将来要走的路！这正是习近平主席讲的：“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她们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为革命英勇奋斗的情怀，令我们永生难忘，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山东大学的学生听到我们讲的红军故事和我们结婚的故事后，为了弥补我们结婚时没有照结婚照的遗憾，特别给我们画了一张结婚照和一块手表。

女儿，穿红军服装的婚礼

女儿梁珊用书法写出了她参加红军班学习心得的诗词。

2010年1月梁珊、孟军穿红军服结婚照片。陈宜生（右六）、陈延生（右一）、欧阳海燕（左三）、施钧慧（左四）、何继明将军（左一）

5岁的小小红军梁炤一和他的画作《井冈山》

解放了，生活好了，父亲一直保持着红军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创新奋斗的优良传统。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任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1958年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但父亲一直严格要求我们，从来不让我们乘他的专车，甚至母亲到医院去看病，父亲也不让母亲搭他的便车。父亲就是这样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的。

1981年我的父亲病逝，女儿梁珊还小，她看到我们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很不理解，觉得：老红军怎么这样？太不讲人情了！姥爷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姥姥搭他的公车？

我们希望女儿能够了解红军的故事，将老红军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我和汉平一定要女儿去井冈山红军班学习。在培训班，女儿她们到农民家里吃、住，到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实地参观，听了许许多多老红军的革命故事，女儿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一个星期学习结束后，女儿回家，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理解了姥爷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姥姥搭他的公车了！”。

她真正理解了：这一代的老红军们都是那样的无私、无畏，他们没有个人的一点私利，他们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都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并用书法写出了她参加学习心得的一首诗。

2001年1月女儿梁珊在和女婿孟军结婚时，主动要求：在婚礼上，穿上红军服结婚，以此表示对红军的敬仰、对红军的学习和对红军精神的继承。她们的伴娘、伴郎也同样也穿上了红军服，伴随左右。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井冈山江西干部学院的表彰和宣扬。

我们的父辈结婚时，是穿草鞋结婚；我们结婚时是吃忆苦饭结婚；女儿结婚时又穿上了红军服结婚；这就是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结婚的形式有不同、有变化，但结婚的内涵都是：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继承着红军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永创新路、传承着红军的长征精神。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一家人都将用红军的精神，继续开拓新的长征路！

三、到中组部，找回我的父亲——梁金生

梁金生烈士(1906--1946)

1945年梁金生去越南前，一家人在延安

刘松柏的父亲刘型和一些革命老前辈，他们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而梁汉平的父亲梁金生却于1946年牺牲在越南。

梁汉平说，1945年父亲受党中央委派离开延安前往越南时，我3岁，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才4岁，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不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爸爸和妈妈。1952年，我在北京育才上2年级时，妈妈姚淑平到学校来看我，告诉我：“你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爸爸，他为革命牺牲了！”从此，我经常想念爸爸，有时夜里想起爸爸，经常落泪。

从1946年梁金生牺牲到1978年，32年过去了，中组部的档案中，居然不知道梁金生的下落！那时，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回我的父亲梁金生！一定要办一个梁金生烈士纪念馆！从此我们一家人，迈开了双脚，开始了对父亲生前的情况的调查、了解和访问，我们追忆着前辈的人生坐标！

1978年，我在中组部信访室工作，去中组部查寻父亲的档案，几天后，信访的同志告诉我：“没有梁金生的档案！”我说：“一定有，我父亲是中央直管干部！你们再查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告诉我：“在无头档案里，找到了梁金生的档案，本来准备销毁的，看档案里还有内容，就没有销毁。不知这个人是死？是活？到那去了？”

我告诉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金生被中央派往越南，1946年牺牲在越南！”中组部的同志说：“感谢你告诉我们，梁金生牺牲的消息，你父亲档案有了结果！”中组部同志给我复印了一份梁金生在延安写的自传。

四、父亲梁汉平上大学是如何选专业的？

梁汉平讲到，大姐梁汉莲比较了解父亲从小立志救国的情况。父亲从小出生在越南，奶奶认为父亲是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父亲8岁时，奶奶带他回国学习中文，并学习了英文。为了节约开支，家里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父亲从小聪明伶俐，热爱学习，非常刻苦，很小就会4国语言，小学毕业13岁就考上了南京暨南大学。深圳老家梁氏祠堂对他资助很大。

父亲是如何选专业的呢？

1924年，18岁的梁金生在暨南大学

1926年梁金生参加广州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站着的一排，左起第三人是梁金生）

父亲首先选学农，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要兴农救国，我必须学农，学好农业，教农民科学种田，农业发达了，我们的国家就兴盛了。

后来又想：我国农民普遍身体不好，如何兴农？我要把农民的身体都治好，农民身体好了，农业就兴盛发达了，国家就富强了。因为中药比较便宜，农民能吃得起中药。于是他又改报了中医科。

在大学里，他发现：有些大学生思想不求上进，也不能救国。父亲认识到人的思想是最根本的，一定要把人的思想教育好。最后，他又改报了师范科，并报了自修中医。毕业考试，父亲取得了师范科和中医科2门学科的毕业证书。

1924年，父亲18岁毕业前加入了共青团。本想毕业后继续深造求学的父亲服从了团组织安排，回到深圳搞农民运动。1926年参加了广东省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由于在农民运动中的出色工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革命道路，他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

父亲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1年2月梁金生被任命为：延安保小校长

梁金生（前排右一）1941年任延安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

八十年代，深圳党史办组织了当年农会的会员及家乡的农民，召开了纪念梁金生烈士的座谈会。在会上，我了解到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国家领导人都曾给做地下工作的父亲写过信件。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广西、香港、越南等地做地下工作，并建立了从香港到广东的秘密交通线。父亲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父亲自卖祖田,筹款2000大洋，以草埔小学为基础，在广九铁路布吉站铁路桥头兰花庙创办民族中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以民族中学为掩护，以培养抗日骨干为目的，组织了抗日武装——自卫队、宣传队，发动群众，随时准备与登陆日军开战，同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联络点。父亲亲任校长，聘请教务主任张伟烈、教员张权衡（张力克）、何柏华（女），大家均为共产党员。父亲经常为青年和学生讲解国家大事，亲自编写宣传抗日的文稿、剧本，排练文娱节目到各村宣传，教育人民奋起抗日，保卫国家。何柏华是武汉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生，兼任军事教员。学校培训出许多爱国的进步学生，后来都参加了广东抗日武装：东江纵队。

一部分乡亲曾对梁金生卖祖田、办学校、买枪支、搞武装这件事情议论纷纷说：“梁金生败家！”父亲耐心地给乡亲们解释：“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救国！没有国，那有家呀！”

五、迟来的烈士证明书

迟到了37年的烈士证明书

1946年，父亲牺牲在越南，1949年母亲才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父亲牺牲时，母亲只有27岁，带着我和弟弟，终身未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教育的工作中。

平时，母亲要求我们特别严格。记得我上小学时，是供给制，上初中时，改为工资制。学校要给我发烈士子弟补助费，每月18元钱，老师和教导处主任多次跟我谈话，要我领补助，我坚决不要。最后，教导主任生气了，他说：你无权拒绝！这是国家给烈士的补贴，回家问你妈妈去！

我很不情愿地回家问母亲，还没等我说完，母亲狠狠地批评我说：“难道我还养不活你吗？我们坚决不能要国家的钱！”妈妈批评我近1个小时，又和学校联系，拒绝政府给我们的补助。实际上，妈妈每月只给我9元钱生活费，我住校，每月伙食费是8.50元，还有一点是乘车的费用，如果自己想买一本书，就得步行到学校，少乘2趟公交车，每次能省0.15元，积攒下几个月的车费，才能买一本书。

没有领烈士补贴，我和母亲都是无怨无悔的，是我们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领取政府补助，文革中，妈妈却遭到了批斗，说我们家是假烈属。

文革后的1983年，母亲对我说：没想到呀！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要政府的烈士补贴，连政治待遇也没有了！于是，母亲让我去办父亲的烈士证明，我到中联部开具了父亲牺牲的证明，到民政部补办了烈士证。这张烈士证整整迟到了37年。

母亲无私的高尚品质给我做出了榜样。她生前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第四届全国妇联常委；1965年全国妇联授予母亲全国三八红旗手；1982年分别荣获北京和全国少年协调委员会授予的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称号；1988年荣获全国少年基金会、全国少年协调委员会授予的“热爱儿童”荣誉奖章，并获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六、31年磨一剑，终于办起了梁金生烈士纪念馆

艰辛寻访途中硬座车厢席地而坐的梁汉平

2009年6月，在深圳党史办的帮助下和梁春宏董事长及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下，在深圳罗湖区草埔新屋吓村，办起了梁金生烈士纪念馆。

1986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为梁金生烈士题词

1987年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梁金生烈士题词

1985年越南国际友人黄文欢为梁金生烈士题词

2013年6月20日，越南共和国主席张晋创会见中方友好人士梁汉平

2015年4月，越南阮富仲总书记会见中方友好人士梁汉平夫妇

2017年5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会见中方友好人士梁汉平

父亲为革命奉献一切的精神，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1978年，从我下决心要办出一个梁金生烈士纪念馆后，我们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自己家的经济力量，到延安、西安、广东、广西、深圳、越南、北京等地，展开访问、了解、查图书、查档案、查资料、查老报纸，追寻父辈的革命足迹，找回了我的父亲梁金生。妈妈的手上也有一些父亲的纪念物品。

我们了解到，1945年，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向我党要3位同志（洪水、黄正光、梁金生），去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经中央批准，出发前，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分别与他们谈话、布置工作，1946年，梁金生牺牲在越南，胡志明主席亲致悼词。

在深圳党史办的指导下，1987年出了《纪念梁金生》的书，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都为梁金生烈士题了词。

2009年6月，在深圳党史办的帮助下、在深圳罗湖区新屋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春宏及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下，在深圳罗湖区草埔新屋吓村，办起了梁金生烈士纪念馆。

历经31年，我们终于完成了心愿。2009年6月，梁金生烈士纪念馆被定为深圳市罗湖区青少年教育基地。2014年8月，梁金生纪念馆被定为深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每逢过节，越南大使经常邀请洪水家、黄正光家和我们家一同聚会。在2013年和2015年，我分别受到了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的亲切接见。2016年6月6日，在深圳召开的纪念梁金生烈士诞辰110周年暨牺牲70周年纪念大会时，越南大使邓明魁特派越南驻广东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阮进洪先生参加大会，并发了言。越南国家领导人对为越南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中国同志的纪念和怀念，表明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着、继承着。

习近平主席讲，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中就包含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革命文化。我们要永远宣传、弘扬革命前辈忘我的奋斗精神，使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七、父亲刘型给我们留下了的无价遗产

父亲留下的珍贵文物：红军十周年纪念章（1927—1937）

每逢清明节时期，我们都会到井冈山宁冈根据地烈士陵园为父母扫墓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刘松柏说，1981年父亲刘型病重住院，他不放心我们子女的情况，专门要母亲检查我们三个子女的家庭：“有没有灰色收入？有没有买过走私电器等？”我们几个都在基层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姐姐在大学当老师，哥哥在研究所做技术工作，我在发电厂作技术工作，直至退休。当母亲给父亲讲了：我们三个子女的三个家庭都没有这些问题时，他放心了。

父亲的雄心还很大，对前来看望他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说：“我出院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的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任务！”但他没来急完成任务。

父亲在弥留之际时，有时坐在床边，两只脚在床底下直摸，母亲程宜萍问他：“老头子，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找草鞋呀，要上山了！”哥哥在一旁说：“爸！你就在后方指挥，我们上前线去！”父亲立刻回答说：“你们去不行，我要亲自去！”说完站起来就走，哥哥只好提着点滴瓶子，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我爱人梁汉平陪着他，他总站起来，双手在头上做动作，我爱人问他：“爸，你在干什么？要不要我帮帮你？”父亲回答说：“你听！……军号响了，要出发了！我在戴军帽呢！”

父亲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战士，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他弥留之际，在他昏迷时，他不思、不想、不推理，没有正常的逻辑思维了，但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的心里还是把自己想成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刻骨铭心的惦念着井冈山，魂系革命战争年代：“你听！军号响了，要出发了！”为了世界大同！他又穿起了草鞋，戴上了军帽，开始了新的长征了！

父亲走了，没有给我们3个子女留下任何一句话，甚至也没有给我母亲留下任何交代，没有给我们留下存款，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间房产、一陇地产，而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无价的、宝贵的红军精神！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红军！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份遗产是使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财富！是我们要继承、弘扬的红军精神、草鞋的精神、长征的精神！

我和汉平每逢清明节时期，都到井冈山宁冈根据地烈士陵园为父母扫墓,在父母合葬墓前，汇报我们的工作、思想、孩子们的成长......我们想：父母在云间，我们在人间，我们坚持8年了，到井冈山和其他地方去宣讲红色故事，父母一定是非常欣慰的了。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信仰点亮人生！让青年们、干部们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期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