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书目评介-水经注

    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个多个，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戴震全书》
    《水经》，旧题汉代桑钦撰，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专著。传世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注既保存了《水经》原文，又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注释。但在流传过程中，经文与注文相混，错乱颇多，由来已久。戴氏在整理时，总揽全局，发明条例，寻找内在规律，使经、注分开。他发明的条例有三条：一、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注文中不得不屡为另行举之；二、经文叙次名水所经州县，仅说某县，注文常称“某故城”；三、经文云“过”，注文云“迳”。这是戴震整理《水经注》的最大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评论说：“得此三例，迎刃而解，如庖丁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戴震自已也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照然可举而正之。”“审其义例”，即据本书文例，属“本校”；“按之地望”，据实际道理，属“理校”，“以各本参差”，即据不同版本，属“对校”，在校勘学上带有普遍意义，为后代校勘学家所遵循。
                                                                             ——余国庆《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
    乾隆三十八年先生五十一岁校成，自刻本，武英殿聚珍版本、《遗书》本。有提要，有自序，有孔继涵《后序》。
    启超谨案：校定《水经注》，实先生毕生大业之一。经始于乾隆三十年乙酉，越九年，至三十八年癸巳乃告成。乙酉八月初校定一卷，自记云：夏六月阅胡腓明《禹贡锥指》引《水经注》，疑之，展转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谬之故，实由唐以来经注互讹……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郦氏所注考定经文，别为一卷，兼取注中前后倒紊不可读者而为之订正，以附于后。是役也，为治郦氏书者棼如乱丝而还其注之脉络，俾得条贯，非治《水经》而为之也。（《文集》六《书水经注后》）段茂堂云：“按此《水经》一卷今未著录，然别《注》于《经》，令《经》、《注》不相乱，此卷最为明晰。后召入四库馆纂修此书，纲领不外乎是，特以讨论字句加详耳。”（《年谱》十五页）据此可见先生著此书之动机及其先后研精进益之迹，此书大段成于壬辰以前，癸己入四库馆，不过据《永乐大典》本稍补葺耳。聚珍本全列校语，最能表出先生研索之勤，《遗书》实宜刊此本。聚珍版为官书，反可以用《遗书》写定本也。
     启超又案：孔巽轩《总序》题此书四十卷，即聚珍版卷数，循宋以来之旧也。《遗书》本以水为篇，不复厘分卷数，其理由详《自序》中。
     启超又案：与先生同时先后校《水经注》者，有赵东潜（一清）及全谢山（祖望）。赵、戴所校，大体相同，赵年辈稍先于戴，而其书由梁燿北（玉绳）、处素（履绳）兄弟刊行，传布在聚珍版戴本后。于是此事成为疑案，为赵、戴暗合耶？为赵勦赵耶？聚讼至今不决。段茂堂谓：“赵书经梁处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段《谱》页二十六。）段又有书梁燿北诘问此事，凡千余言，略云：“赵书成于乾隆甲戌，戴书成于乙酉，相距十二年，赵先于戴；戴书出于甲午，赵书出于丙午，相距十三年，戴先于赵。其果闭户造车出门合辙耶？何以东原氏条举义例，诚夫不著一字也？两先生之齿，赵长于戴，其将谓戴取诸赵欤？则东原之德行，非盗窃人物以欺天下者也……且两先生者，面未尝相识也，足未尝相过也，音问未尝相通也，诚夫之书，秘藏高庋，至其孙刊行，未尝稍传于外也，此两家子弟共知，不可诬者也，将谓赵取诸戴欤？则诚夫之学，亦必非盗窃人物以欺天下者也。未详其卒年，即乙酉以后。获闻东原氏之说补缀已书，亦必明言所出，断不深没其文默默而已也。此仆所不能无疑也。丙午丁未间，卢召弓先生予言，梁氏燿北处素昆仲校刊赵氏《水经注》，参取东原氏书为之。仆今追忆此言，意足下昆仲校刊时一切仍旧，独《经注》互讹之处，不从戴则多不可通，故勇于从戴，以补正赵书以成郦书善本，与戴并行，所以护郦，而非所以阿赵，足下昆仲之意则善矣。但亦不宜深没其文默默而已也。”（《经韵楼集》卷七）据此，似赵、戴原无互勦之事，所以生此疑案者，全由梁氏兄弟。燿北《清白士集》中亦未有复茂堂书辩此事（处素前卒），似是默认。惟魏默深（源）则为赵鸣不平，其《书赵校水经注后》云：“考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今《四库书》分贮在扬州文汇阁、金山文宗阁者，与刊本无二，是戴氏在四库馆先睹预窃之证明。其后聚珍官版刻行，又在其后。若谓赵氏后人刊本采取于戴，则当与《四库》著录之本判然不符而后可，岂《四库书》亦为赵氏后人所追改乎？”（此文不见《古微堂集》，据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引）。张石洲（穆）似亦有是说。（据徐时栋《烟屿楼文集》云，然张氏《 [‘殷'左]斋集》中无此文。）果尔，则召弓、茂堂之对于燿北兄弟所怀疑，纯属错误。而东原竟不免盗窃之罪矣。然据孔葓谷为戴书作序，称“东原治《水经注》，始于乾隆已酉夏，越八年壬辰，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奉召入都”，则先生未入四库馆以前之八年，已经从事此书，且有刊本。茂堂亦言：“先生更正《经》、《注》，定于乾隆乙酉，入都即以示纪文达、钱晓征、姚姬传及玉裁，不过四五人。钱、姚皆录于读本，玉裁亦以明人黄省曾刊本依仿以朱分勒，自此传于四方。”（段《谱》页二十五。）然则东原必非入四库馆后睹赵著而剽窃，固无待言，东原固必非穿窬，葓谷、茂堂又岂妄语者哉！窃意赵、戴之于此书，皆用过十年苦功，造诣各臻其极，其治学方法又大略相同，闭门造成车，出六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茂堂尊师太过，终有石洲、默深之反唇，实则两皆失之也。兹案关系东原人格，吾故不惮词费，胪举两造之说而平亭之如右。
    启超又案：魏默深又云：“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而《大典》现贮翰林院，源曾从友人亲往翻较，即系明朱谋玮等所见之本，不过多一郦《序》，其余删改字句，皆系戴之伪託。”启超未见《大典》，不敢置一词，且于《水经注》素未研究，更不敢断言戴氏“臆改”者之是否悉当，但以为如其当也，则虽不出《大典》何害，戴氏之学，本空诸依傍而以求是为主也。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