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杨程 潘少林

一个台风将至的午后12点，我推开王国梁办公室的门，他刚与物业管理人员巡完地库、天台设施回到办公室。同事恰好从食堂回来，进门习惯性地提醒他：“王科快去吧，食堂一会儿没菜了。”“好，马上！”他虽然习惯性地嘴上答应着，却坐下点开了监控扫视审判大楼，随即拿起电话：“喂小李吗？今天下雨，我看还有四个庭没开完，咱们食堂注意饭菜保温，多留一点啊。”

做完这一切，他才招呼上我，匆匆奔向食堂，“赶紧扒几口饭，一会儿还得清点防汛物资呢，这回台风可不小！”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梦一直萦绕在王国梁心头。终于，18岁的他如愿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山沟沟里扎营，坑道道里执勤”的通信兵。但他很快意识到，面对通讯保障岗位的专业性，自己所学有着太多不足，“第一次发现保障岗位不但得‘一专’，还得‘多能’。”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一千余个训练外的“挑灯之夜”后，他以南京军区直工部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华丽转身”。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松江某部队，负责通信、营房建设等工作。

从2002年毕业到2014年转业，12年间草木枯荣，他寸寸踏破，步步相伴，一手重建翻修整个全新的营区，更摸索建成了“全军第一高塔”等重大项目。在千磨万砺中不断精进的，不仅有他的业务实力，更有他那专属后勤人的“永远以服务主责主业为先”“俏不争春”的豁达心性，和遇事不怨、不推、不畏、不退的目标型工作思路。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2014年金秋时节，王国梁满怀“硕果”，转业至上海松江法院办公室。迎接他的，依然是信息化、基建、采购工作。“可能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吧。”谈及此，他笑容中充满了对这段工作缘分的珍视。“比起在部队要负责江浙沪多省、多营区的工作强度，法院的工作节奏慢了一些，但对程序性、制度化的要求，和人文关怀等方面的需求高出很多，这对部队里令行禁止的我是个挑战。人生半途的转轨给了我思考、沉淀、进步的机会。”法院后勤岗位人员配备有限，专业对口更是难得，为此他曾很长一段时间身兼基建、信息化、会务管理、外事接待、内控管理，甚至物业保障等数职，他笑称这些年除了法官和财务没干过，他也算得上法院“百晓生”了。

从办公室到行装科副科长，他是法院的“大管家”。“眼前俱是琐事”，他却“胸中一派从容”，成了干警们遇事想到的第一个名字，琐事不琐碎的“靠谱老王”远近闻名。

多年来，同事们对王国梁有着一致的看法：“王科眼里有活儿，更有心，愿意想办法。”而他说：“后勤工作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解决不了。我们要成为解决方案，就必须看得细一点，想得多一点，跑得勤一点。我们费最细的功夫，法院才能显得不费功夫。”于是他让自己成了那个“想得最早，兜得最底”的人。

2020年1月23日，距离春节假期还剩两天。新闻里一切如常，风中却有了一丝不寻常的“喧嚣”，在零星谈资中武汉似乎陷入了某种不知深浅的“疫情”。当大家还在猜测和抗拒，王国梁脑中那根名为“保障”的“心弦”早已警铃大作，“当时第一反应是03年的SARS，觉得风向不对。”

一场关于“预与立”的会议迅速组织起来，“我们马上去库房，发现只有100多个口罩。”全院400多人，怎么办？要储存物资吗？采购什么？多少？彼时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将走向何方，持续多久，影响几何，王国梁只知道，大年初七法院必须“开张”，庭审必须安全。

“很庆幸，我们当机立断，在口罩价格疯涨的前一天，抢下了最后一批医用口罩。第二天起就买不起，更买不着了。”接下来便是那场“全民闭关”。假期被延长，却没人开心，整个中国像被新冠病毒按下了“暂停键”，而王国梁他们却在“加速度”。

“物资的事，就是我的事。”那段时间供应商放假，物流停运，防疫物资断货，怎么办？每天天不亮，王国梁戴上口罩就出门了。“院里、我自己都想尽了渠道，最后没办法，就磨嘛。”每天，他总是第一个推开药店大门，同一句话：“你好吖，我今天又来了，你看今天能不能给我点？”有时候，门口蹲半天也拿不到一只口罩，只得翌日继续“蚂蚁搬家”。

就这样等到法院开工，王国梁终于“磨”来了口罩等物资，足够每个干警每天发两个医用口罩。回头看来那不仅是物资，更是干警们安心工作、法院正常运转的最大底气。王国梁从此也爱上了盘点物资，要求自己随时“脑中有数，心里不慌”。同时，他还细致地向党组提出合理化建议，制定出服务、防护、食材、就餐和配送方法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方案，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干警疫情期间的安全、健康、多样化就餐。

他说，希望自己不但要做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更要做“砖”与“砖”之间负责美化的“美缝剂”。

我问王国梁：法院工作经历教会了他什么，他的答案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法可依最重要。在科学的制度轨道上，法院这列‘车’才能平稳高速运行。”

在法院各个后勤岗位上，王国梁都深深感受着“不确定性”的桎梏。“法院随时需要与外部发生联系，大到预算制定，代管款缴纳、发放，小到各式合同，日常报销，我们常常既要满足效率期待，又要严控廉政风险，在流程的可预期性和内外事务的繁杂性之间平衡。如何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让管理更有效，干警更轻松？我们认为科学是必经之途。”2016年，刚至法院不久的王国梁便从岗位需求出发，起草了上海松江法院首份《合同管理规定》，粗略梳理了法院内外事务中的常见合同类型。在此基础上，2018年起上海松江法院下定决心，制定完善的内部管控制度。而对其进行全面立项编制这项“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工作，王国梁责任上肩，说干就干。

作为与立信会计学院对接的主要负责人，王国梁首先进行了深入调研，将法院此前五年间名目繁多的所有合同，结合大数据进行了详尽分析，最终将它们分为8种主要类型，分别根据特点绘制合同流程图，并梳理了上海松江法院现有的相关制度规定，进而收集全院干警对内控制度的期待和意见，在十几、二十次来来回回的现场会议中，在无数次电话沟通中，他将上海松江法院的美好未来，借助团队的专业知识落实在制度框架和文字细节上，朝着科学、严格、可操的方向逐字逐句，细致打磨。他希望：“这套制度能让今后的合同经办人对合同流转方式和要求‘一眼清’，更要明确合同各环节的责任清单和责任人，确保岗位责任制落实。”

每当想到一个好点子，王国梁都会第一时间与团队联系，有时聊得太投入，电话突然断了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期间他提出的很多建设性、创新性建议都被采纳，最终制定和完善了包括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等在内的14项完整内控制度。而这套周密细致的规定、流程体系早已深深刻进王国梁的“DNA”，作为主要负责人，任何相关问题都难不倒他，确保了内控系统后续的顺畅运转。

上海松江法院这套内控系统既确保合法合规签订合同，又保证了工作效率，进一步规范了合同管理，不仅是全市基层法院探索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首次成功“试水”，更成为其他兄弟法院在推进该项工作时总会咨询学习的对象。而王国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更是目前制度运行的“掌门人”，其间付出的辛劳，却鲜少向外诉说。

“法院内部管理制度在不断成熟，现在制度在前，大家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如何推进，每次党组会专门有流程汇报环节，不会陷入踟躇、无解。这样想想，我工作就很值得。”

来源｜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文字：杨程、潘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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