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韩曦（左）与饶公的合影。

三年前饶公驾鹤西去，世间再无饶宗颐。饶公不带走一丝一缕，却留下了浩瀚巨著。有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偏偏我对饶公的思念却半分不减，常常浮现与饶公从相识到相知，从共品香茗到共叙《潮州学》发展之路的情景，斯人已去，往事历历在目。2003年我和饶宗颐教授相识于汕头大学，86岁的他在图书馆举办讲座，题目是“如何建立和发展《潮州学》”，如今，我还清晰地记着他开讲的第一段话：“《潮州学》是以全球潮人为研究对象，涵括历史、地理、文化、哲学、经济、人物、社会等关于潮州人文的一门学问，它是国学的一个部分。”讲述中他还对大家说，今天之所以专讲这个题目，一是希望和大家一起为《潮州学》发展而奋斗，二是提醒身为潮州人的自己必须在有生之年为家乡多做点事。听到饶教授有关发展潮州文化的讲话，身为潮州人的我十分感动，至今仍无法忘怀。饶教授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潮州古城，他沿着韩江水走向全世界，将《潮州学》播芳到世界各个角落，并在此基础上进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1962年饶教授就凭《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下册）这部80万字的巨著，在法国获得素有“西方汉学诺贝尓文学奖”之称的“儒莲汉学奖”，这一年他刚好45岁。2006年7月，由我主编的《梨俱预流果一一解读饶宗颐》是内地首本全面系统地介绍饶教授的著作，我把它作为献给饶教授90岁生日的礼物，他十分高兴。编写此书时，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的饶教授特别嘱咐我要将其绘制的“潮州八景”插入书中，他说这样做可让更多人知道潮州的美丽。2009年10月，我与饶教授合著的《选堂清谈录》在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发行时，主办单位负责人介绍该书的对话情节时，特地强调整个访谈是用潮州话完成的。当时，京城有一位记者问及饶公懂多国语言，又擅长粤语、国语，为什么偏偏选择讲潮州话？其实这是饶教授对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的表现。他曾说：“我是潮州人，潮语是我的母语，潮语更是潮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饶教授学艺双馨，著作等身，他独特的生命精神更体现在他一生中浓浓的家乡情怀，作为一代宗师，国学泰斗，在八十多年学术生涯中，他不断推动《潮州学》蓬勃发展，并将区域性的潮州文化研究提升到全国性的囯学层次之中。

兹将饶教授一生为潮州文化所做的贡献概括如下：

1.从乡邦文献入手，劈划《潮州学》的构建

1932年，刚满15周岁的饶宗颐为完成父亲未竟之业，开始补辑较注《潮州艺文志》。他一面着手旁搜博采，集佚钩沉；一面邀请父亲生前的好友郑晓屏、石维岩、杨光祖、蔡兰生等人协助整理。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奋力寻检，《潮州艺文志》终于全稿修订完成。饶锷旧稿23卷，已编定为16卷；饶宗颐续编第17 卷，又加了《外编》《订伪》《存疑》各1卷，共20卷。饶宗颐对全书20卷进行了补订，订正了其中的错讹，补充了部分遗漏的史籍，于志内加笺注245条。该志内容涵盖了千百年来潮州的文学、史学、哲学、诗词、评注等。《潮州艺文志·序例》首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第4卷第4期），其中1至13卷刊于1935年、1936年《岭南学报》上，其余各卷因兵燹遗失。全书共65万字，收集唐代赵德编的《昌黎文录》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书目达千余种。《潮州艺文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最为系统的志书，它见证了饶氏父子为地方文化史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该志填补了潮史学研究的不少空白，已故的潮州学者蔡起贤称之为“一部潮学开创性巨著”，也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成为中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是研究《潮州学》的必读书籍。此书的出版让饶宗颐在岭南仕林中一鸣惊人，并广受关注。饶宗颐凭借文献学的坚实基础，在地域文化研究上拓开了广阔的空间，他开始以志、史、论、考、序、传、谱等各种题材，构建《潮州学》发展新格局。

2.总纂《潮州志》，为《潮州学》增添宝贵典籍

1946年4月29日，广东省第五区年度行政会议决定于7月1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郑绍玄。成立的潮州修志委员会决定聘请华南学院教授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邹海滨、刘侯武、罗卓英、萧吉珊、陈绍贤、温丹铭等为顾问。委员会由县、市政要及文化名流共100多人组成，所修志书正式定名为《潮州志》。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成员30多人，饶宗颐为总纂，分纂为温丹铭、蔡起贤、翁子光、林超、王荣等潮汕硕彦鸿儒。这些文史专家对应自己熟悉的项目进行修志。《潮州志》（增加新志目、新条目和新内容）列30门，拟分订50分册，400多万字。其篇目内容、卷帙规模，大大超越清代四部《潮州府志》之总和，可以说填补了自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后这一区域约150年无府志的空白。由于时代动荡，同一时期全国修志只有三地，其他两地在规模、内容、体例、门类上都无法与《潮州志》相比，潮志纂修工作的开创性和广阔度在广东省内以至全国都是十分罕见。

饶宗颐撰写的《潮州志》述例颇具创新，他在编纂宗旨、篇目设置、体裁选择、资料征集、编写分工等方面，都做出了合理安排。整部志书由“卷首”“本志”“志末”三部分组成。其中“本志”由大事记、沿革、山川、疆域、气候、物产、古迹、兵防、水文、财赋、宦绩、民族、地质土壤、戏剧音乐、户口、方言、政治、交通、艺文、实业、教育、建置、社会、侨况、风俗、宗教、金石、人物、丛谈、叙录，共30篇组成。《潮州志》纂修十分之四沿袭旧志，另十分之六与传统的志书不同，确定因发展需要，新立开拓性、补充性的体例。新设志目中有民族、地质土壤、水文、政治、交通、社会、实业、侨况、宗教、方言、戏剧音乐等志。历代《潮州志》不仅没有这些门类的篇目，而且极少涉及上述门类的具体内容。饶宗颐亲订新志体例，使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充实了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史料的取舍，各专志之编排次序，均极具匠心。修志方法上敢于创新，对地质土壤、气候、地理、水文各篇，均聘请自然科学专家写稿。对于《大事志》，采用提纲加旁注；对于《户口志》《交通志》，均列成图表，突破传统规矩。

饶宗颐纂修《潮州志》，除了博辑历代史志资料，特别注重考证调查。《潮州志》因承袭了历代潮州旧志的很多记载，故存在记述有误或记述差异。对此，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史料，一一予以考证、辨正或说明。如潮州海阳县的沿革，自明人郭子章以后的各部潮州府志和海阳县志，都误从《周书·王会》篇讲起，认为周成王时潮地已有古海阳。饶宗颐根据自己考证研究之《古海阳考》，指明《周书》记述的古海阳系古楚东之海阳，实处今江苏省常熟县，即南朝萧齐所设立的南徐州海阳县，而非潮地之海阳县，更正了旧府县志之误。饶宗颐撰编的新设立的《民族志》，主要是对潮州民族、民系的研究。修志处在社会局势危机四伏的时期，在修志队伍中，饶宗颐年纪最轻却肩负重任。他身体力行，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取得修志的成功。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饶宗颐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主要是表彰他纂修《潮州志》，为地方文献呈奉一部珍贵的志书。

3. 研究潮州史地，为《潮州学》开疆辟土

饶宗颐教授的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13岁，研读家中所藏潮州史地文献；14岁，发表对潮州山川地理考证的文章《金山志序》；19岁，撰《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史学专刊》；20岁，撰《韩山名称辨异》《海阳山辨》《恶溪考》《潮州府韩文公祠沿革（上）》《古海阳考》《安济王考》载《禹贡》半月刊；21岁，撰《潮州丛著初编》列为广州市在中山图书馆丛书之三，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印行；另到凤凰山对畲族地区调研，后用英文发表《韩江流域之畲民》；23岁，潮州沦陷，民不聊生，第一次为马粪作赋，用《马矢赋》记下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25岁，在揭阳任文献委员会主任，主编揭阳文献委员会刊物《文献》；26岁，撰《揭阳地方志考》发表于《文献》创刊号；30岁，在《新潮安报》发表《论金中建校与保存古物——致金中建校委员会书》；撰《清初潮州迁界考》《汕头释名》《潮州滨海地带之冲积》《潮州历代移民史》《潮州先贤像传序》发表于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到揭阳、兴宁等地勘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撰写《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著作《潮州先贤像传》于汕头市民众教育馆出版；31岁，撰《湘桥考》《揭岭揭阳山辨》《汕头之地质》《海宁考》《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潮民移台小史》《福老》《旧方志言篇辨证·书后》《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郝尚久〈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跋》《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发表于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32岁，撰《薛中离先生年谱（附跋）》发表于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编的《广东文物特辑》；《潮州的天然富源》发表于《旅缅潮州会馆庆祝新厦落成纪念特刊》；33岁居港，为潘醒农著作《马来西亚潮侨通鉴》作“序”（新加坡南岛出版社出版）；撰《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在香港出版单行本，叶公绰为该书题笺。

青年时期饶宗颐对潮州史地无所不涉，无所不考，他撰写的文章和著作，其炳朖文字填补了《潮州学》研究的许多空白，到港后他仍不断构建《潮州学》内核，为日后提出《潮州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铺垫坚实基础。

4.域外学术交流，拓展《潮州学》空间视野

1952年，35岁的饶宗颐加入香港大学，他借助大学的平台在欧、美、亚几大洲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广潮州文化的同时不忘蒐集流失海外有关《潮州学》的文献资料。1955年，撰写的《潮瓷说略》，在日本著名学者小山富士夫推荐下，由长谷部乐尔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第24期）杂志上，潮州宋瓷因此论文扬名海外。1964年春，饶宗颐于台湾南港偶见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志》残本，秋后，他赴日本讲学时于东京内阁文库找到完整版本，其中包括嘉靖本八卷、顺治本十二卷，遂将其归合元代《永乐大典》中的《三阳志》、清顺治吴颖志及所编之民国潮志共四志结集成《潮州志汇编》，于1965在香港龙门书店出版。此书集合元明清民国等志稿，涵盖15个专志，全面系统介绍了潮州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该书成为潮州文献史上的杰作。1958年1月，饶宗颐从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三地取得明刊本、潮州戏写本戏文多种，随后发表潮剧理论研究代表作《〈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他指出宣德本的潮剧《刘希必金钗记》，早于成化本《白兔记》30余年，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用元明戏曲史证明了潮剧与南戏的关系，指出潮剧正字戏出自南戏，渊源甚早。2003年，《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于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面世，其集地域文化研究之大成更体现在文集卷九“潮学”上、下册之中。2005年８月《潮州志》重印刊行，但仍缺“古迹”“金石”“人物”“宦绩”“方言”等五帙志稿。2009年春，饶宗颐在香港寓所整理手稿时发现这些缺失的志稿，他随即将这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送回家乡，2011年4月23日，饶宗颐亲自回潮州审定《潮州志补编》整理稿，并签署“同意付印”，总纂《潮州志》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至此，饶宗颐撰写的《潮州学》论文118篇、专著10部，各占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十分之一和七分之一，其学术研究成果使《潮州学》的影响不断扩大，《潮州学》研究越来越彰显其重要地位。在《潮州学》研究的对象上，饶宗颐有过全面且精辟的论点，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与国史有关涉”，他把潮州文化置于中华文化的区间之中，将两者紧密联系进行探索，为《潮州学》发展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从文化视觉讲，潮州话、潮州民居、潮州菜、潮州工艺、潮州工夫茶、潮剧等是《潮州学》的研究范围。

5.首倡《潮州学》，促其向国际化发展

饶宗颐把《潮州学》推向世界作为自己的重任，其不忘故土的爱国爱乡情怀令人钦敬。1990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举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乃和在大会上特别指出：“这次会议，有海内外著名学者饶宗颐老专家、老学者参加。饶老的学术研究面广，古代史、敦煌学、方志学、目录学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自青年时期就钻研潮汕文化写出多种撰著，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我们非常佩服。”大会上，饶宗颐在发言中讲到：“从潮州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说，像此次集全国各地许多专家学者于一堂，以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作为专题进行讨论，从而将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的研究提升至全国性的高度，这可说是潮州文化历史上的空前盛事。”他指出：“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进行研究。”1993年12月20日至22日，由饶宗颐发起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究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自此以后，《潮州学》逐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成为一门以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深具地方特色的学科。1999年10月28日至31日，82岁的饶宗颐出席在韩山师范学院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潮学研讨会。会上作题为《关于建立潮州学》的演讲，其观点如下：“我在1993年开始提倡潮学研究，是由于个人认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性做起。外国历史学家也一样，他们什么题目都研究完了，所以都从地区的、个别的，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对于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国家地域更广阔、历史更悠久，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通史实际上都是很“普通”的，碰到一个专题，往往都会出毛病，从微观的方法看，应该从地区做起。这是我提倡潮学的理由。”饶宗颐擅长做调查研究，看问题往往能从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高度加以定位。对于潮汕历史文化地位问题，他站得高，看得远，对如何在海外弘扬乡邦文化，他能从宏观层面上去加以拓展。从1974年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后，他强调说：“参与潮州瓷器的研究，我认为那是古代潮州历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关汉唐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我在拙作《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中曾有论及，我认为西北新疆一带之交通贸易是通过陆上丝路；南方交广一带，则由海上丝路，故文中专立一章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潮州历来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点。”他明确指出古代潮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门户。查考199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王翔《谁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文中说：是谁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以往学界多认为，这一名称始见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79年版的《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其后，中国学者方开始见此名。但是，早在1974年6月的中国台湾《历史评议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上，饶宗颐就发表《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文，提出了“海上丝路”的名称，比三杉隆敏早了五年；“海上丝路”名称的提出也是《潮州学》研究成果的体现。现在，潮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将《潮州学》推向国际化确实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6.心系《潮州学》，久久为功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转眼间饶公仙逝已经三年了，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书在人在，人在书在。”其实饶公的灵魂就寄托在那洋洋千万字的《饶学》著作之中。作为饶公传记《饶宗颐一一东方文化坐标》（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撰写者的我，每当捧起传记时，就仿佛在与书中的饶公对话，饶公那笑意盈盈的身姿犹在眼前，似传道解惑，更似促膝谈心。和饶公相交多年，让我最钦佩的是饶公一生“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精神，“捐小我为大我”成为他精神生命的主旋律。2002年饶公在香港第一次书画展拍卖作品收到润笔费港币70万元，当听到家乡贫困山区的孩子没有教室上课时，他立即取消了购房的计划，把全部款项捐给潮州归湖镇建小学，自己继续租房居住。晚年的他将自己多年所创作的艺术精品捐赠给国家政府，潮州饶宗颐学术馆作为受赠单位收藏最多最好的作品。我作为饶公的同乡后学，最了解他对潮州的一往情深，他在推动潮汕三市文化建设发展上不遗余力。2018年1月初，笔者致电饶公邀请他为家乡题匾，他听后立即应诺，以百岁高龄题写出了“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十个大字，并于1月15日亲嘱大女儿清绮、二女儿清芬将作品送到潮州。潮州宋窑文脉在饶公笔下得以绵延传承，此匾额成为饶公的绝笔之作、巅峰之作，更是他生前留给家乡父老乡亲的最后礼物。饶公一直力倡《潮州学》研究、不断推动潮州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潮州知名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潮州学研讨会已经先后在香港、汕头、潮州、揭阳、澳门等地举办，随着《潮学研究》《侨批研究》《潮人杂志》《潮商》等一大批学术丛刊的创办，凝聚他一生心血的《潮州学》已经枝繁叶茂，开花结果。饶公以一人之力为《潮州学》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其成就堪称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它激励我们不断攀登新的学术高峰，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

今天，谨以此文深切悼念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

2021年4月4日清明节

整理/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