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胸鹀（wú），学名Emberiza aureola，这是一种分布十分广泛的小型候鸟，在以往的观察记录里，它在横跨亚欧大陆北部的广大土地上繁殖——从西伯利亚最东侧的看插件搬到，到芬兰一带的欧洲西部，都是禾花雀夏季繁殖的理想栖息地。而到了冬天，这种小型候鸟则会不远数千里的飞去东南亚、尼泊尔和我国的两广地区越冬。

就在大约十几年之前，黄胸鹀还是一种数量极多、可以用漫山遍野来形容的普通鸟类，在2004年，仅仅在俄罗斯的贝加尔观察站就发现了超过一万只禾花雀，而在欧洲，人们认为禾花雀的种群规模少则六七万，多则三十多万，而且由于这种小鸟繁殖力很强，每一窝就能生产4/5只，人们似乎从未想过这样一种鸟会出现什么意外。

但是现实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广袤的西伯利亚，曾经随处可见黄胸鹀的身影，但在最近的10年，这里的黄胸鹀似乎……消失了，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这里的黄胸鹀种群比2004年之前减少了99%，而在芬兰，2009年之后，人们再也没见过这种曾经很常见的鸟。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黄胸鹀自己飞去别的地方繁殖了呢？

或许黄胸鹀的繁殖地太过庞大，我们没法走遍亚欧大陆北侧的每一个区域去探明黄胸鹀的这些反常失踪，但，黄胸鹀的越冬地是相对狭小的，在印度支那半岛上，柬埔寨、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国的研究人员也发现，来这里过冬的黄胸鹀居然也神奇的失踪了，在许多曾经挤满了黄胸鹀的越冬地，现在只能看到零散的几只。

而将越冬地和繁殖地两者的数据相比对，黄胸鹀的种群数量变化就显示的非常明显了：从2004年至今，黄胸鹀的种群至少减少了8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迫切想找到答案。

人们发现，黄胸鹀对湿地以及尸体附近的草丛、芦苇丛和稻田有着特殊的偏好，无论是在越冬地还是繁殖地，它们总是生活在这样的区域里，有研究者曾经提出一个假设，会不会是全球范围内的草地衰减、土地荒漠化影响了黄胸鹀的迁徙呢？另一个方面来说，在黄胸鹀的越冬地，人们普遍开始栽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而稻田的减少，是不是也破坏了黄胸鹀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呢？

然而这似乎与黄胸鹀崩盘式的快速消失不太吻合——全球范围内兴建水坝的浪潮，起源于上个世纪中叶，而农田作物的变化，也早就发生了多年，可在此之前，黄胸鹀似乎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更何况，和黄胸鹀拥有同样生活习性的鸟类还有好几种，它们的种群数量的确也在下滑（说明栖息地的变化确实会给鸟类带来威胁），但并没有像黄胸鹀一样变化的如此剧烈。

但这一点启发了研究者：黄胸鹀对湿地的偏爱，似乎影响到了它们的迁徙路径，黄胸鹀在迁徙的过程中，有一条非常集中的路径——即便是在芬兰繁殖的黄胸鹀，它们在前往东南亚越冬的过程中，也并不会走经过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地的直线。因为黄胸鹀很小，迁徙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停下休息，而这些直线路径缺乏它们喜欢的休息环境，反而，它们会绕远先来到西伯利亚，然后经过从北向南穿越中国东线，最终到达东南亚。

那么，导致黄胸鹀神秘失踪的原因，会不会就发生在这条特殊的迁徙道路上呢？

事实证明，这一推断非常正确。在黄胸鹀迁徙的必经之地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而在这里，它变成了美食。

中国人对于食物的喜爱有许多原因，除了营养丰富、风味上乘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属性——食补。在中国人看来，有些食物吃下去之后，总会起到一些神奇的功效，这其中有依据“吃什么补什么”而兴盛的各种鞭、宝，也有因“形”附会的，比如穿山甲能穿山，所以吃它的肉和鳞片就能下奶……

但黄胸鹀的故事，似乎比这些更为荒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广州地区流传起了黄胸鹀可以补肾的传言，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这种说法的根据为何，黄胸鹀和肾的联系又是如何搭建的。

但市场和食客们似乎并不在乎，毕竟“宁可信其有”，毕竟补肾是中国食客们最为看重的食疗效果。

所以在1992年，佛山三水干脆搞了一个禾花雀美食节，到1997年这个节日被取缔时，恐怕已经有几百万只禾花雀被吃掉。在随后的几年里，禾花雀依然活跃在粤港两地的餐桌上，而东莞市还骄傲地把“三禾宴”（禾虫、禾花鲤、禾花雀）称为本地头号美食。

禾花雀再多，也经不住这么个吃法，广东本地的禾花雀种群不可避免的崩溃了，这拉动了禾花雀的价格。在此之前，禾花雀都是一串一串、一盘一盘的被吃掉的，而随着价格的上涨，禾花雀开始按只卖，它也从一种小吃，转化为一种特权食物，这更激发了供应者的热情，所以他们开始跨省去抓捕禾花雀——先是临近广东的福建、浙江，然后是北部的河北、山东，到了2001年，超过10万只黄胸鹀在从天津开往广东的火车上被查获，随后没几年，欧洲科学家就立即觉察到了黄胸鹀的暴跌。

我们可以看出，黄胸鹀的种群数量暴跌，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地区开始炒作它的补肾功能开始的，在2000年代初期之前，这种鸟类还可以凭借着庞大的总量支撑着，但随后终于达到临界点。

在国际上，有一个机构叫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它们的一项工作就是评估物种受威胁的等级并编订成名录，从2004年之前，黄胸鹀在这个名录上一直是无危状态（顾名思义），但之后的13年里，它一路狂飙，半只脚踏入灭绝的深渊，终于在17年的年底，成为了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

当然，这并不是说黄胸鹀的数量已经少到了个位数，实际上根据估算，现在黄胸鹀的种群应该还有几万只，但它崩盘的速度太快，种群下滑的趋势太猛烈了，这反映出它受到的威胁程度非常大。而一些以前被列为极危的鸟类——比如朱鹮，现在随着人工保育的影响，已经恢复到了几千只，所以已经下调为濒危等级。也就是说，尽管黄胸鹀现在依然比朱鹮多很多，但它受到威胁的程度却也远远高于朱鹮。

所以极危这个级别，是最应当受到关注的，因为它离灭绝最近，近到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一个物种就彻底变成冷冰冰的标本和印在书上的名字了。

早在两三百年前的北美，就有一种很常见的鸟类，在经历了同样的故事后，永远的消失在生命的长河里。

在北美西部山区，曾经生活着一种小型鸽子，在每年的迁徙季节，它们成群结队往返于墨西哥与落基山脉之间。由于数量多，它们在迁徙途中形成了非常庞大的鸟群，简直可以遮天蔽日，针对它们来回奔波的习性，人们将其称之为北美旅鸽。

欧洲殖民者刚刚来到北美的时候，北美旅鸽的种群数量可能在50亿只左右，可以说，北美旅鸽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物种，它本来是不可能有灭绝的危险的。但外来的拓荒者为了得到肉食，就把目光投到了北美旅鸽身上。旅鸽虽小，然而肉质鲜嫩，且数量众多，不管是用网，还是用霰弹枪，都可以大量捕获。 北美人口的爆发催生了对肉食需求的旺盛，捕猎旅鸽也变成了一门产业。

1857年前后，旅鸽的数量下降已经非常明显，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有人向政府申请立法保护旅鸽，却被驳回，理由是：旅鸽数量太多了，没有必要保护。 随后而来的美国内战，更是加速了旅鸽的灭亡：无论是战争补给需求，还是普通人为了抵御饥荒，都需要更多的旅鸽肉。正是这一段时间，旅鸽的数量下滑进入巅峰，19世纪70年代，已经很难发现成群的旅鸽，19世纪90年代，只能零星的发现几只野生旅鸽。1900年3月22日，一个男孩在俄亥俄州的派克县用自己的气枪猎杀了最后一只野生旅鸽。

而今天，黄胸鹀又即将重演旅鸽的故事。

很遗憾，极度濒危的黄胸鹀，却并没有受到像朱鹮那样的带鱼。对捕捉、贩卖黄胸鹀的犯罪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相应的标准去惩治，因为IUCN的这个标准，并不被中国法律承认，而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更新过，现在在中国法律语境下，黄胸鹀仅仅是“三有”保护动物，既不是国家一级，也不是国家二级，只是和麻雀同级。

但这并不是说，对黄胸鹀的保护已经没有意义了，实际上，这个物种仍然能看到希望。

和华南虎、北部白犀牛不同，这些大型生物的种群一旦下跌，基本是很难恢复的，因为它们性成熟过程很长，繁殖也很慢，但黄胸鹀不一样，它们的繁殖速度很快，如果能解除它们受到的威胁，就一定会出现显著地种群回复。

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在法律层面上，或许推动黄胸鹀进入那个三十多年没变化过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会很困难——江豚都没进去——但至少可以在广东省层面上出台一些法规，对依然使用黄胸鹀作为食材的商家施加压力，对群众开展教育。

而普通民众意识的觉醒则更为重要，在香港，民间已经基本停止了对黄胸鹀的消费，如果我们大陆境内真的可以做到停止食用黄胸鹀，那么这个种群就一定还存在希望，但现在，我们还是否有机会听到那些充沛着生命奇美的天籁、看到它们遮天蔽日的风采，留给黄胸鹀和我们自己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