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遗踪——出使千湖之国芬兰（下）

作者：陈辛仁 1954年9月至195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驻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驻荷兰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2005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凯赫宁后来担任芬中协会主席，多次来中国访问考察。我也曾到他在农村的家园参观过。

在友好往来方面，那几年，除芬兰议会代表团外，芬兰青年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音乐家、艺术史专家、美术家、芬奥委会主席等都先后访华。

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驰名世界，我在任时，他已是90多岁的高龄。他去世时，我作为中国大使参加了他的葬礼。西贝柳斯在世时，我们曾邀请芬兰著名指挥家西米拉到上海演奏西贝柳斯的作品。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建议上海指挥家黄贻钧同台指挥演奏西贝柳斯的作品。当时在上海的陈毅市长为庆祝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了招待会。后来芬兰邀请黄贻钧回访，在赫尔辛基指挥演奏中芬两国的乐曲并获得成功。

1955年9月，中国京剧团首次访芬，图为芬兰少年儿童向演员热情献花。

中国访问芬兰的各界代表团有：全国人大、合作社、医学、新闻、湖沼生物专家、测量专家、森林专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国画家等。由楚图南率领的中国古典歌舞团访芬时，演出《三岔口》《水漫金山》《大闹天宫》等优秀节目，受到好评。巴锡基维总统夫人和吉科宁总理观看后会见了代表团正副团长。

芬兰森林多，造纸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引进了一些先进的造纸设备，也进口了芬兰的货轮、挖泥船、锅炉、油轮、铜矿石等。芬兰也从我国进口一些农产品、轻工业品、工艺品及食品、矿产品等。

1955年6月，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举行，我国著名作家、政治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郭沫若率团出席。代表团中还有茅盾、陈叔通、邵力子等知名人士。芬兰总理吉科宁单独宴请了中国和民主德国的代表团正副团长和两国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郭沫若在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为消除新战争的威胁而奋斗》的演说。郭老一行还到我们使馆做客，为使馆挥毫作书，写了一幅毛主席的诗词《六盘山》和一幅他到赫尔辛基后新作的五言律诗。诗云：

信是千湖国，港湾分外多。

森林疑岭立，岛屿似星罗。

中夏逢佳节，和平发浩歌。

良城真不夜，舞影看婆娑。

1955年9月，由楚图南率领的中国古典歌舞团访问芬兰，在中国驻芬使馆与陈辛仁大使和使馆人员合影。

我回忆起在芬兰的这段外交生涯时，常常会想起一位芬兰朋友——芬兰驻中国大使孙士敦先生。

1953年，孙士敦来北京，出任第二任驻华公使。在我离京去芬兰就职前，他在日坛公园附近的使馆官邸设晚宴为我们饯行。他是一位精明、沉着、有远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以后几年的交往中，他竟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外交界的朋友。

孙士敦先生是1902年出生的，当过牙医、赫尔辛基市议员、赫尔辛基市政府委员、芬兰国会议员，二战后初期任芬兰驻苏联特命全权公使兼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公使。他还担任过芬兰出席巴黎和平会议代表团的顾问。1954年9月，中芬两国将外交级别升格为大使级后，孙士敦成为芬兰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的国书。（网络图）

1955年1月28日，孙士敦大使在中南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呈递国书。毛主席接受国书后，就招呼孙士敦大使坐下饮茶。在一般寒暄后，毛主席提到中国和芬兰是友好国家，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毛主席还谈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特别谴责了美国的好战分子对朝、中两国的侵略行动。毛主席指出，美国的原子弹讹诈，改变不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本质，吓不倒中国人民。孙士敦大使后来与我谈起这次会见时，对毛主席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

1958年，孙士敦大使身患绝症，我陪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去协和医院探望他，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的见面。这以前，他凡是回到芬兰，总要到中国使馆和我聊聊。我回国也总要去看望他。他曾在颐和园饭庄宴请我，也曾在芬兰国庆日宴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时，邀请我作陪。

1958年7月的一天，陈毅副总理应约会见孙士敦大使。孙刚从芬兰回到北京，他告诉陈副总理，他的政府可能要调换他的工作岗位，但他身体有病，需要几个月的治疗才能复原。他告诉陈副总理，他是专门回来找中国医生的。这次谈话后，孙士敦大使即在协和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

8月的一天，芬兰驻华使馆的一秘约见我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黄华时，谈到孙士敦大使已卧床十几天，身体不太好。黄华问芬兰一秘：“大使知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一秘答：“他不知道。”其实，当过医生（虽然是牙医）的孙士敦应该是知道他病情的严重性的。过了几天，西欧司通知我，陈副总理要到医院看望孙士敦大使，要我陪同去。

我随同陈副总理到协和医院后，主治大夫简要介绍了孙士敦检查出癌症的情况，随后领我们到他的病房。孙士敦已卧床不起，人也开始消瘦。他终身是一个独身者，除医生、看护外，没有专门照顾的人。他微笑着与陈副总理和我握手。我感到他的手指还是很有力的。陈副总理安慰他说，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望他安心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孙士敦微笑着点点头，并从旁边桌子上拿了一本法文书籍，递给陈副总理说：“我要送你的就是这本书，这里面写到你。”陈副总理接过书并道谢。

原来早在5月，陈副总理在北京饭店和孙士敦大使谈话时，孙就告诉过陈副总理：“有一位法国将军写了一本书，其中在许多地方提到陈将军，我将找来给你看看。”

陈副总理和他谈了一会儿后，和主治大夫出去了。这时只有我在孙士敦病床旁，他用有些悲凉的声音对我说：“我的病治不好了……我还年轻……”是的，那一年他才56岁。我明白他从治疗方法上已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了，但我只能安慰他说：“病一定可以治好的。”

陈副总理又回到病房，同孙士敦大使道别，我也同他道别后随陈副总理出来。大夫说，芬兰大使的病治好或治不好，只能说各有一半的可能性。医院的进口药不多，大夫要求外交部速电香港购些送来。我回到外交部报告了部、司领导，他们都同意按医院所开药名速电香港采购一些急送北京。

但不多久，芬兰使馆就和医院及外交部商定，孙士敦大使乘我国专机直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医院进行治疗。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孙士敦大使，但很快就知道他到斯德哥尔摩医院不久就去世了。孙士敦的遗嘱是把他在北京芬兰使馆的家具和摆设等捐赠给他的国家，留在驻华使馆使用。

1958年，芬兰在中国举办艺术展。

1958年10月，外交部电召我回国另行分配工作。我按外交惯例，于10月29日向芬兰总统吉科宁辞行。总统按惯例授予我“狮子骑士团大十字勋章”，这是对我在任期内促进中芬关系的表彰。

（注：原文载于《鸿爪遗踪》，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选入本书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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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和芬兰的故事》

作者 | 陈辛仁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