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的挣扎》

周强龙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书籍介绍

以1883年癸未金融危机为起点，以一个国家的新生为讨论的结束。透过15个大大小小的金融事件或者瞬间，我们检视了横亘在两者之间大约七十年充满变乱、纷争与不安的岁月。

橡胶股票投机、滥设交易所风潮；白银风潮、法币改革、金圆券的崩坏；旧政府对公债和货币信用徒劳的维持；银行家对独立性与尊严无力的捍卫…秩序的形塑与毁灭，精英的雄心与哀叹，揭示的是近代中国语境下金融资本、政权暴力和社会变革的复杂纠缠，描绘的是以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帝国统治传统逻辑及伴生的整套话语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力量与市场化金融力量之间几乎无可避免的冲突。

金融虽然可以表达时代的期待和寄托，可以给时代带来一抹鲜明的亮色，但它终究是受到时代禁锢的“囚徒”，有时还成为各方觊觎的俎上鱼肉和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它有资格期待“涅槃”，却也难免陷入彷徨。所谓金融改变一切的“万能主义”，金融是一切风险渊薮的“万恶主义”，只要照搬照抄细节就能让金融市场万事大吉的“工具主义”，实在是有失偏颇或者谬误。

鉴古而知今。时间向前滚滚流去，历史不会终结，也不会是简单的螺旋。“天大极了人小极了”的慨叹总会远去，而宿命终有可破之期。

精彩书评

周强龙博士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书稿《内生的挣扎》即将付梓。在提交出版社之前，强龙早已把书稿发送给我，并力邀我作序。金融史一类的书籍是我一直喜欢阅读品味的，不过让出身经济学而非历史学背景的我来给一本中国近代金融史主题的书稿作序，倒反有几分勉为其难之感了。不过考虑到毕竟不是正式书评，那就借此机会，写点自己的感想吧。

本文作者：刘红忠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

记得在1984年我大一入学后不久，系主任陈观烈教授就跟我们强调了研习欧美经济史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至今仍保留着欧美金融史和中国金融史的本科生课程，也是一种令人感到骄傲、充满自豪的历史传承。自己与中国近代金融史学界的接触，则要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吴教授2005年成立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之后，我有幸参加了该中心的多次学术会议。

《内生的挣扎》所引文献的部分作者，我也有幸见过、交流过，其中就包括邹晓昇博士。邹晓昇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金融史方向），后在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作为他的合作导师，我们多次谈过从历史学到金融学的交叉问题。与晓昇相反，强龙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金融学专业，在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后，于繁忙的企业工作之余开始了从金融学向历史学的交叉尝试。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虽说是兴趣使然，但也毫无疑问是需要巨大勇气、投入大量心血的。

若干年前，我自己曾申报过一个课题，围绕明朝1567年隆庆开关至1949年中国的贸易收支问题，试图探讨长期顺差的可持续性。在课题的论证过程中，有幸得到叶世昌教授、吴景平教授、朱荫贵教授和戴鞍钢教授等的指点。虽然知道历史数据的可得性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并在技术路线上计划引入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但后来课题未立项，这项研究也就止步不前了。两年前我对近代上海的土地价格产生了兴趣，查阅了相关文献和档案，包括《申报》的相关报道。在这些尚未成型的设想中，我发现经济学背景的人从事经济史研究，挑战是巨大的，不仅需要兴趣，需要勇气，更需要恒心。所以，面对强龙博士的书稿，我由衷想说，后生可畏！

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先生曾把金融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为在东西方两个平台自由转换。金融史是金融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中国近代金融史也不例外，但如何交叉，如何实现东西方两个平台的往返、范式的交融，可能方式多样；如何评价交叉的效果，也见仁见智。诚如强龙自言，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只是一本小书，也绝不奢求以此小书就给出对许多问题和争论的回答。他出版此书，是为了达成一个心愿、完成一份答卷，也是为了向前辈学人表达诚挚的敬意。从历史学专业角度评判本书，自当留待方家，但细腻笔触下展露出的研究精神特别是人文关怀，应该能获不少共鸣。尤其是，强龙毕业后一直在所属单位从事宏观、战略和金融监管政策研究，经年累月，对金融发展、金融风险及其与社会各领域的关系也逐渐积累起不少感悟。他借助金融大事件展开的叙述，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别样的思考与收获。毕竟，无论是从时代变迁理解金融的命运，还是从金融角度观察时代的前行，都需要我们有一种“穷其原委观其汇通”的精神，需要一种历史空间的整体感。

最后，再次衷心祝贺强龙。同时，也期待他未来能继续运用金融学研究方法对史料、档案进行更多分析，得到更多新的思考，产出更多思想成果。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与强龙博士共勉！

资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编辑：张静宜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