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这个充满了足够复杂意味的长假里面，从今天起定海桥互助社公众号将计划连续两天推送 paan talk@定海桥互助社 (“更!更加积极的亚洲观”) 活动实录——如果这两天因为庆祝、团聚或游玩让你暂时无暇阅读，也不妨也先将它们暂时加入收藏夹里。
paan talk@定海桥互助社（“更!更加积极的亚洲观”）发生在九月初的一个夜晚，虽有穿堂风，但比起我们的人数来，风显得势单力薄。不少朋友全程蒙汗，伊人在讲座一开始便很机敏地宽解我们，“这是一种和东南亚的气候相通”。另一种相通是定海桥互助社附近的定海路，作为租界的地理边缘，与帝国的地理边缘相对应，曾以婆罗洲地名被命名为“山达刚路”（Sandakan Road）。
艾鹏和许振华的分享，都关于东南亚华侨，我们近在咫尺的“他者”，这两场细致的讨论，展开了这个“他者”多条隐藏的支线，审视着“我”和祖国之间的距离。如果去过陈嘉庚倡议修建的华侨博物馆（北京）和泉州的华侨历史博物馆，会发现对于华侨的叙述，在不同的时间段，基于不同的视角（中央与地方）是如此不连贯。
长期横跨在两种（甚至更多种）对于祖国的想象里很可能是危险的，毕竟没有一种想象是无缝的。在今天重新来读一月前的分享，有些其他意味。有两类政治忠诚——作为普通人，时刻可能被更抽象、更崇高动员和召唤，激情澎湃，也有可能在远距离，有时显得与合法性格格不入。
按语 / 对方
侨党、共产主义与泰国华人社会
与谈人 / 艾鹏
我今天的分享叫做“侨党、共产主义与泰国华人社会——一场‘隐秘’的跨国流动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这个这个题目与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不完全相符。因为这个题目是基于我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演化而来的，其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更大，也更为庞杂繁琐，因此很难在这样这么短的时间内阐述清楚，所以今天主要着眼于第一个关键词——“侨党”。我会着重介绍有关泰国侨党起源的发展，以及会简要提到侨党后面的解体以及成员的流散。我现在处在做田野，即将写博士论文的阶段中。今天来，也想知道大家听完后会对这个课题的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希望寻找一些线索和灵感。
“隐秘”这个词，我打了引号，因为这段历史不是什么机密，如果大家随手翻一些之前的旧报纸、回忆录、传记，就能够发现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我的观察是在当前流行的宏大叙事面前，这样关于侨党，关于共产主义以及关于早期共产党在泰国的活动的记忆的片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研究的初衷，是想要在这些记忆被遗忘之前，尽可能地去搜集、整理、梳理以及再现这段历史。
今天我们分几个历史阶段来讲侨党的起源和发展。
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侨党前身）
侨党发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泰国的早期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后不久，就有共产党人到东南亚华侨中进行活动。初期在马来亚、泰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海南人徐天炳，参与筹建在泰国的共产党组织的工作。1923年，徐天炳在曼谷介绍泰国华侨陈灼之和他的哥哥陈灼明两兄弟加入共产党，他们是海南琼山县人，他们在国内接受教育之后，因为叔叔在泰国经营一个非常大的火锯厂（即锯木厂），他们就到了锯木工厂工作，他们很有可能在中国读书时就接触过左翼的思想，后来经徐天炳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在泰国最早的两位华人共产党员；同年即在泰国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当时有五个党员，陈灼之为书记，这是泰国最早的共产党支部，1924年改为中共暹罗特支，陈灼之仍任书记。
海南演丰镇人民革命纪念园，中间是徐天炳
从这个时期起，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从泰国的第一个共产党分支成立之日起，泰国的华侨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另外一股是倾向于国民党的。可以说，当时南洋各地的华侨社会里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国共合作（1923-1927）
第二个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运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早在1922年，泰国侨社内部的一些华侨知识分子，比如谭振三、李怀霜、梁浪鸥等就创办了一批早期的华文报纸。当时泰国的国民党分为两派，这些人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另一派是以萧佛成为代表的右派，他也是当时国民党暹罗总支的负责人。当时是国共合作的阶段，1924年1月，国民党泰国总支部领导人萧佛成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代表大会倡导和确立的国共合作的思想影响，回到泰国后就让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南溟商会中的国民党员组成国民党“暹罗第二支部”。1924年11月30日，国民党“暹罗第二支部”正式成立，成为有组织的国民党左派。“南溟商会”也由此成为“第二支部”的代名词。
萧佛成（1862-1940）
这一时期，第二支部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在《联侨报》、《侨声报》、《华暹新报》等华文报纸上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并且发动侨社捐款支援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一时期，“第二支部”在人员组织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励青报》1927年4月的文章报道：“第二支部自1924年11月30日成立以来两年多的时间中，做了许多工作，如支持工人罢工，参加五卅运动，开办免费夜校，建了十八个分支部，党员增至4000人等等。”
但是“第二支部”和萧佛成代表的国民党总支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萧佛成等担心第二支部会取代国民党总支。在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曾经要求泰国支部选代表去参会，但是总支没有让“第二支部”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怕他们会派代表过去报告泰国侨社内部的纷争。但是“第二支部”还是知道了这个信息，他们派人去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还有其他参与者，比如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国民党的左派则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可能在大会上，他们了解到泰国存在着左派和右派斗争的情况，于是就派了一个叫钱有光的人到泰国去协助“第二支部”工作。这个人后来被萧佛成指控为共产党人，导致了两个分支最后撕破脸。但是这件事情到现在是没有定论的，这个人的资料也很难找到，所以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第一次低潮（1927-1929）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萧佛成立即在他的《华暹新报》上发表文章，控告国民党第二支部，把它形容为“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支部”。“第二支部”毫无疑问是一个左翼的组织，从国内来说，很多的共产党人以私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泰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泰国国民党第二支部里面，应该是有共产党人的，但是没有具体的资料去支持第二支部的核心领导人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背景，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现在能确认的就是“第二支部”是一个偏左翼的组织，但不能定义成一个共产党组织。
1927 - 1929年，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过渡时期。根据现在已发现的材料，在国共分裂之后，泰国的共产党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7年到1929年和1930到1936年。
1927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最主要的活动是在1928年建立了“暹罗反帝大同盟”。当然“反帝大同盟”不是暹罗独有的，当时在世界上很多被殖民过的地方都有反帝大同盟，但是泰国在名义上是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它没有殖民宗主国，甚至在殖民主义中获益。它曾经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保证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后又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合作，趁机扩展领土。泰国纵横捭阖，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获利。因此，让一个没有经历过殖民，没有明确的殖民宗主国的国民去反对帝国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反帝反殖民这个事情是需要去想象的，但这个想象的构建的过程在泰国是很困难的。虽然当时成立了一些比如赤色工会，赤色学生会、赤色妇女会，还有世界语社、阅书报社等组织。阅书报社实际是当代图书馆的一个原型，最早的时候叫阅书报社，类似于现在的书报角，可以去借书，他们会提供一些左翼进步的图书和杂志，也有自己的刊物。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公共空间”在华人中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当地的泰国人有多大影响力，是得打问号的。
随着共产党活动的发展，他们也开始遭到泰国政府的镇压。1929年12月中旬，当时泰国的共产党特委在曼谷进德学校楼上召开交通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警察出动抓捕了22人，这些人多是暹罗特委的核心成员。逮捕行动直接导致泰国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核心成员都被抓了，剩下的人也就很迷茫，所以说1929年之后，泰国的共产党的运动陷入了低潮阶段。
暹罗共产党时期（1930-1936?）
到了193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4月，共产国际东方代表胡志明拿着中共南洋临委（南洋共产党）的介绍信来到了曼谷，找到了当时在曼谷主持中共暹罗特委工作的伍治之。
伍治之（左）与妻子蔡楚吟（右）
胡志明此行是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取消中共暹罗特委，成立中越侨党统一的暹罗共产党临时委员会（暹共临委）。因为在泰国的东北部，特别是以乌隆府为中心，有很多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越南难民，在曼谷也有一些越侨[1]。胡志明说华侨和越侨要合作，华侨和越侨的侨党都不需要存在了，我们要合作，要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这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思想。共产国际提出“世界革命”，所有的无产主义者要参加当地的革命。你可能是华人，但是你现在在泰国或者印尼，你就要参与当地的革命，就要实现泰国或印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胡志明传达了这样的思想，1930年，华侨侨党和当时在泰国活跃的一些越侨领袖共同成立了暹罗共产党。
注释[1]：越侨在泰国东北主要是难民，和华人比，他们经济地位更低。学者 Christopher Goscha 在 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1885-1954 一书中有关注越侨在泰国东北的活动。
但是暹罗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并不是华人，而是越南人。因为胡志明当时代表着共产国际，他是来领导工作的。我猜测正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暹共最主要的领导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都是越南人。伍治之虽然说当时是中共暹罗特委的成员，但是他只负责宣传工作。

暹罗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世界革命的问题。暹罗共产党当时刚刚成立，羽翼尚未丰满、人员缺乏，但是它需要承担的革命任务是三个国家的革命，需要实现暹罗革命、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加之其主要的成员都来自于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党员其实更关心自己国家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不太在乎暹罗最后会不会走上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个工作只停留在宣传鼓动上。因此，一个弱小的政党要去实现三个国家的革命，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暹罗共产党的目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可以想见，当时暹共内部的华人与越南人之间，即使不说矛盾重重，也至少是离心离德。他们虽然响应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号召共同组成了“暹罗共产党”，但所关切的更多还是自己祖国革命的前途。加之泰国政府日益加剧的镇压和逮捕行动，1936年（目前不能确定这一时间是否准确）暹共的解体似乎也就不难预见了。
第二次低潮（1936？-1942）
暹共解体之后，侨党陷入了内部分裂的时期，1936 -1942年是研究中最晦暗不明的一段时间，关于这段时间的记载有一些，但是不明确，数量也不多。不知道这个时期的主要的领导人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当时国际战场上德、日处于攻势，党内的情绪受到挫折，再加上资讯不畅——泰国的共产党组织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联系被中断了。而且当时泰国又经历了改国名（1939年，暹罗改名为泰国，二战后又改回去，短暂的一段时间后又改回来，直到现在）因为改国名的事件，党还能不能叫暹罗共产党？或者是不是要改为泰国共产党？泰国的共产党组织内部矛盾分歧非常严重，有的人说我们要另立山头，要重新成立一个中央。中共南方局派李启新到泰国去主持工作。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暹罗共产党直接隶属的机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它最早隶属于南洋共产党，后来南洋共产党重组了，变成了马来亚共产党；后来因为胡志明来，成立了暹罗共产党，这时它主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后来共产国际影响力逐渐减弱；后面就听命于中共南方局，主要的接头对象是当时八路军在香港的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和连贯。
这个时期虽说是低潮时期，但侨党仍维持基本的组织和活动。1939年到1939年，侨党的领导人是刘漱石，后因为身体有疾，刘到香港去疗养。李华于1942年到1943年短期接替了刘漱石的职务。1942年10月1日，泰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似乎宣布着侨党（中共在泰国的分支）和泰国本土的共产党开始分道扬镳了，现在泰国共产党真正成立了。泰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泰国实现革命的成功。虽然两个党在人员、活动上尚有很多重叠，因为一个组织刚刚分裂开，不可能完全脱离，但是就任务来说，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泰国南部的海滩地区登陆，泰国政府火速投降，跟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协议，允许日军过境泰国。这标志着日本的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而且扩展到了南洋，泰国的侨党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以前是反帝，现在变成了反日、抗日，成立了“暹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这个词可能大家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过，它实际是个统一战线组织，遵循了当时中共在国内的斗争思想，联合所有可能联合的力量一起反对日本侵略。
广大侨胞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刘漱石身体抱恙，党内其他核心领导成员都在北线或农村，经讨论决定，由许一新、吴琳曼和许侠成立核心小组，负责筹备成立“抗联”，并指定许一新为组长。为筹备创办抗联，青年团、华侨各界反帝大同盟、普罗文学大同盟、文化联友社等组织全部解散，这些团体的成员分别加入各个救国会。许一新还提出，从各校师生、各夜校工人学员和各会馆与行业的成员当中发展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很短的时间内，“工抗”、“文抗”、“学抗”、“妇抗”、“商抗”等都相继成立。各“抗”推选代表举行会议，宣告抗联正式成立，许一新为抗联主席。除了“抗联”之外，侨党的其他下属组织还包括：抗日义勇队（一支杀汉奸的武装队伍，接受过军事训练）、《真话报》（侨党官方发声机构，地下发行）、反日大同盟、华商锄奸团（经济上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恫吓华商不再与日本合作，带有秘密会社性质）等。
侨领蚁光炎（前排左五）在华侨中宣传抗日
这一时期对于侨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契机，出现了由“反帝”到“抗日”，由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主义更多还是华人民族主义）的转变。当时泰国本土也有抗日的自由泰运动，是由当时泰国驻美大使社尼·巴莫发动，他是著名的和中国建交的克立·巴莫亲王的哥哥。他们都是王室后裔，有王室的封号。
太平洋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之后就进入了一个侨党和泰共并存的新阶段。因为侨党抗日口号很成功，组织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这个时期侨党和泰共的力量对比非常鲜明。侨党解体时，人员规模可能是泰共的10倍以上，远大于泰共。泰共从成立到侨党解散之前，力量都非常弱小，泰国本土的共产党和华人华侨中的共产党，力量没法比。这也说明了在泰国这样政治文化偏保守、传统的国家去发展和推广共产主义，是很困难的。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在抗日太平洋战争时期抗日的社尼·巴莫上台，成立了新的政府，迎来了一段比较开放的时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或者第二段（如果1932年政变之后也算的话）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时期，侨党的发声机构《真话报》公开地出版，泰国华侨也能够享受到较大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1947年，之前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和日本结盟的銮披汶将军通过政变重新上台（泰国政治一直在政变当中），他是大泰族主义者，奉行泰族中心主义政策，对华人华侨比较敌视。他上台之后借着反共的由头，也可能是为了打压华人华侨，同时亦带有讨好美国的色彩，出台了一个严厉的反共法案，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同时，侨党自己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侨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它是为了让中国实现革命，共产党成功执政了，所以说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与此同时，泰国又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压迫和镇压。1952年，中共做出了决定：撤销侨党。1953年之后，侨党的核心成员们陆续回到了大陆，另外一部分成员选择加入了泰共。泰共之前势力很小，因为侨党解散了，很多人就只能加入泰共，泰共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侨党成员逐渐地、分批地回到了大陆。很多侨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后来在中国的外交、侨务部门担任了重要的职位。一些人进入了教育界和学术界，中国泰语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泰国的归侨们推动起来的，在研究中泰交通、泰国古代史地考证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侨党比较边缘的成员，或者家属，或者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青年则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学习、工作。因为很多人当时在泰国是工人，比如在橡胶园割胶，或种植热带作物，他们后来被分到了华侨农场。归侨就分散到各行各业当中去了。
这些人慢慢塑造了中国最早期对于泰国的印象或者感知。一方面，这些人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窗口，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做了很多工作，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形塑了早期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侨党基本的演变脉络。没有什么结论，主要是为大家描述这个组织在泰国的生存、发展，以及最后解体、流散的过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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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桥互助社公众号将于明日（10月3日），继续推送  paantalk@定海桥互助社（“更!更加积极的亚洲观”）活动实录第二篇，基于许振华的分享整理而成的《印尼散忆：我和他们的祖国》一文，敬请留意。
我的爷爷奶奶于60年代从出生地印尼棉兰“回”到此前从未到过到中国广东，在不同的侨民安置点迁移。印尼不是我的祖国，也不是我居住、生活过的地方，但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中，印尼是一团巨大的疑云，我的母语中混杂了闽南话、客家话、印尼语，时不时吃到天贝（tempe）。另一方面，我生长的社会里，越来越多人因为1998的“排华”而本能地排斥、贬低印尼，视其为蛮夷、异教，即使他们从来没有甚至尝试了解过这个万岛之国。我在这种撕裂中炽烈地、远距离地爱上了印尼，那里有目前东南亚最活跃的声音、社会活动和组织的实验。——许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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