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归来(组图)

　　当代中国乐坛，我们拥有四位伟大的音乐家，除却贺绿汀，铮铮铁骨，历经战争洗礼和十年浩劫，1999年4月27日，在祖国怀抱安然闭合上自己的眼睛，终年96岁，其他三位却都逝世在异国。其中，最年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聂耳，1939年7月17日23岁时长眠于日本海滩。横空出世、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1945年10月30日40岁时逝世在苏联。马思聪，1987年5月20日在美国费城与世长辞，终年76岁。

　　如今，聂耳陵墓在云南，冼星海的骨灰葬于广州的星海苑。2007年的深秋，马思聪先生的骨灰也将归来。苍穹碧海，黄钟大吕，群英聚会，天人合一。我们无比殷切地等待着这个阳光遍地的日子。(陆幸生)

　　马思聪去国返乡路

　　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撰稿／陆幸生(记者)

　　一则简单的“音乐新闻”

　　中新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今日从此间获悉，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期间，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骨灰将从美国移回广州。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透露，赛期一项重要内容将是纪念音乐家马思聪系列活动，包括马思聪曲谱出版、精选作品音乐碟的发行，以及遗物捐赠给广州的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同时其骨灰将从美国迁回国内，重新择陵安葬。

　　马思聪先生，当年“去国”，举世震惊；今年末，他在异国离世整整20年之后，要“回来了”。

　　7月10日，我踏上南粤阳光下的溽热土地。

　　马思聪铜像站立面前

　　麓湖路边的广州艺术博物院，白色墙壁和棕色门框，阳光下显得斑斑驳驳的。大厅内摆设着一只硕大编钟模样的“金钟”，呈现着黄钟大吕名副其实的沉静气派。马思聪音乐艺术馆负责人项翊告诉我，今年11月，这将是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颁奖时候摆放在舞台上的标志。

　　中国音乐“金钟奖”，是中国音乐界全国综合性专家奖，承载着中国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从2003年起，金钟奖永久落户广州。项翊领着我，去二楼的马思聪音乐艺术馆。我边走边表明采访来意：在预告今年金钟奖的报道中，有句非同小可的话：马思聪先生骨灰届时将返回故土，我想了解前前后后的“这一切”。

　　我对项翊说，我们是唱着先生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长大的。28岁的项翊说，我是音乐学院学钢琴的，因为崇敬先生，前年应聘来到艺术博物院工作。我和项翊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门前停下脚步。身着西服的马思聪先生，站立大门左侧，左手扶琴，右手拉弓，全身心地浸染在自己的乐声之中。

　　当然，这是马思聪先生的一座全身铜像。先生不语，我们也久久地默然。

　　展示大厅迎门的玻璃橱里，摆放着一把小提琴，这是镇馆之宝：斯特拉底瓦里在250年前亲手制作的小提琴。斯氏制作的小提琴，全世界已所存无几，一把在梅纽因“那儿”，一把就在马思聪“这儿”。项翊介绍：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马思聪，在巴黎街头获得此琴，从此终身携带。“逃亡年代”，先生抛弃全部家产，手中捧着的也就是这把小提琴。2001年，马思聪后人将这把无比珍贵的小提琴，赠给了广州马思聪音乐艺术馆。

　　大厅里，摆放着的钢琴、琴凳和地毯，都是马思聪先生在美国费城居住时使用的原物。整整一堵墙上，是“艺术”化了的《思乡曲》的五线谱，一派纯白的颜色。

　　我说：对马思聪先生骨灰的回归，我有三个问题。第一，马思聪先生本人在自己生前，是否有过这样的“遗嘱”，或者说是明确的表示，“我的骨灰要到祖国”？二是，如果先生生前尚未有过这样的嘱托，那么现在的先生骨灰归来，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他的夫人和子女“后来”的决定？三是，中国广州和美国费城，相隔千万里，马先生骨灰回归这件事情，具体是如何促成和怎样办理的？

　　项翊回答说：马思聪先生骨灰回归，我们艺术博物院知道有这件事情，但具体操办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对我接着的“可能性要求”，项翊已作慎重准备，他打电话给“鲁处长”，“他是马思聪音乐艺术馆筹建办公室主任，后面的事情他肯定了解”。

　　手机那边的“鲁处”，正躺在医院理疗的床上。项翊与对方对话：上海记者是特意飞过来，是专门为马思聪来的。接着，项翊的表情霍然开朗，病榻上的鲁处答应“会面”。

　　我和项翊驱车去往医院。60岁出头的鲁处，递上两张名片，上写大名：鲁大铮，一张上的职务为“广州市侨办联络接待处处长”，另一张是“马思聪艺术馆筹建办公室主任”。鲁大铮略作解释：现退休了，前边要加个“原”字。

　　鲁大铮递我一个厚厚的纸袋，里面是复印的各式稿件和资料，其中有：2001年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开馆时，鲁大铮撰写刊发的《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始末》；2006年12月出版的“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丛书《马思聪》，鲁大铮为作者之一；还有广州音乐研究杂志2002年第5期的《马思聪音乐艺术研究专辑》。

　　说到马思聪，项翊的准备如是周到；为了马思聪，鲁大铮的回应这样快捷。

　　想起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

　　1912年5月，马思聪出生在广东海丰县海城镇幼石街的书香门第。父亲马育航，清光绪庚子科秀才，曾任海丰小学第一任校长。马育航与同乡陈炯明自发结社反清，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时，马育航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后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家境殷实，少年的马思聪听风弹琴，随雨吟唱。1923年秋冬，11岁的马思聪随20岁的大哥，西渡来到法国巴黎，住在名曰“半个月亮”的公寓里。两年后，马思聪考上法国巴黎音乐学院预科班。1928年，马思聪以优异成绩，正式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

　　1929年初，国内家境突变，马思聪回国。他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1931年，经当时广东省政府资助安排，马思聪二度赴法留学，第二年归来，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结识王慕理，这对以琴为媒的师生之恋，奏响了婚礼进行曲，马思聪时年20岁。其后，马思聪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任教。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在鲁大铮笔下，1937年的广州，“一面是警报、炸弹和高射炮的三重奏，一面是抗战情绪汹涌澎湃的和声”。当上海“八一三”保卫战志士的热血，倾洒在苏州河畔的时候，马思聪即日谱就“战士们！冲锋啊”的大众歌曲。马思聪在后来的文章里这样说：这时期大部分的抗战歌曲，可以说全是在炸弹爆发下孵化出来的，歌词大多是在书局新出的诗集中找出来的。“音乐穿上武器，吹起号角，便着实参加这大时代的斗争了。”

　　在这血与火年代的缝隙里，马思聪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名作——《思乡曲》。

　　在今天的文字资料和网络搜寻中，可以看到对马思聪音乐创作中富有民族性、民歌风格和地域色彩的阐述和肯定，却已无法找见描绘马思聪创作《思乡曲》的具象情景。也许是北国丰腴的土地业已沦陷，东部海岸的防线炮火连天，身处广州弹丸之地的他，只得将目光转向内地的旷寂草原。马思聪听到了来自内蒙绥远河套地区的民谣：

　　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举目回望四野荒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庙台的金顶闪闪光，驼群的影遮列天边，哎噢咦啊想家乡。风大啊黄沙满天，夜寒啊星辰作帐，草高啊盖着牛羊，家乡啊想念不忘。我的家乡路儿正长，心头怅惘。

　　马思聪完成的《绥远组曲》，内分三章：一、史诗；二、思乡曲；三、塞外舞曲。战火纷飞的岁月，《思乡曲》呼唤起广大民众背井离乡的惆怅心境和对故乡亲人无比眷恋的真挚感情。

　　1942年，暂居香港的马思聪，携家眷回到家乡广东海丰。他跟堂弟一起，为《思乡曲》填上新词：

　　当那杜鹃啼过声声添乡怨，更那堪江水呜咽，流浪儿啊，那边就是你可爱的故乡，就是有水鸟翱翔的地方，那边白云映红荔村前，暖丽南国多情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回家？

　　《思乡曲》是马思聪享有盛誉的伟大作品。当年评论如是解读：作曲家是国民之一，是民族中感性特别强的人，作曲家的心情时常是一个民族的心情，这种追求与我们共鸣。

　　此时的马思聪当然不可能想到，在20多年后，他的《思乡曲》，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地区广播的开始曲。他更不能够预料，他的《思乡曲》会成为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引发他命运转折的音响符号。

　　《祖国》、《春天》和《欢喜》

　　1939年10月，马思聪经过长途跋涉，一家三口来到重庆。在这里，马思聪结识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两人是广东老乡，又都是音乐文化人，彼此亲密无间。李凌从延安来，肩负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要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家是主张抗日的，要关心团结他们，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关心支持音乐事业才好。李凌开始频繁接触马思聪，关注马思聪的思想和情绪，从音乐艺术直至谈到民族命运。

　　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945年，马思聪和徐迟同在重庆。8月，毛泽东为国共谈判事飞抵此地。9月16日，乔木告诉徐迟：“今天下午3点钟，你和马思聪两人，一起到红岩村去，到时候会有车子来接你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对文艺界的接见，谈话主要在毛泽东和马思聪之间进行。马思聪向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后来徐迟解释，毛泽东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写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时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6年11月，马思聪到上海，与乔冠华、龚澎会面，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马思聪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铺就开篇的歌曲，象征着光明从延安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话“顺道”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

　　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来到马家，递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纽顿)。纽顿说，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先生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下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和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纽顿的结局和司徒雷登一样，在被马思聪坚决拒绝后悻悻离去。

　　当年，马思聪完成《春天大合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意气风发的年代，意气风发的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校报题词：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

　　当《思乡曲》改成《东方红》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时间的脚步迈到了1966年。

　　5月，一个星期天，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急进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

　　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

　　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当妻子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的时候，马思聪在偷偷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沨：“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马思聪的心“头”是有个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他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

　　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