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曾与李烈钧有同学之宜，最后为何矛头相向？

蔡锷在1912年12月17日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国会议定宪法投了不信任票，他说：“惟逆揣国会议员议定宪法，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临时政府之疲苶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还建议：“祈密召海内贤达，如梁任公、杨晳子诸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电知，俾得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入为主之效。将来草案交院议决，若议员所主张，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拥护中央之目的。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蔡锷的这些想法明白表达了以行政干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图，他还先后派遣范熙绩、肖堃秘密进京，向袁世凯面陈他的意见。

蔡锷

直到第二年的2月7日，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仍然强调宪法要有利于建设一个强有有之政府。不过，围绕宪法起草权的争议一时既难有结果，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权力对抗却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势必要有个了结。2月5日，蔡锷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联名通电，对当前局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虽说没有直接点名谴责李烈钧，但矛头所向，非常清楚。

唐继尧

蔡锷与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本有同学之谊，其后，袁世凯称帝，二人也曾与唐继尧共同发起讨袁，但在此时，蔡锷等四都督的联合通电却让李烈钧颇感为难，他回复蔡锷等人，不仅提到他们的旧谊，也倾诉了他的苦恼，希望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很快，发生在江西的这次危机，在各方势力的调节下，以袁世凯的暂时妥协而得以平复。但从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酝酿之中。

李烈钧

（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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