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承泽与清初降臣学术

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逸叟，顺天（今北京）大兴人，先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明崇祯三年（1630），乡试中举。翌年，登进士。历任河南陈留、祥符等地知县，以表现卓异，授刑科给事中，历升户、工科右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孙承泽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投向农民军政权，被委任为四川防御史。然而，明清之际注定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没过两个月，李自成军队在山海关战役中溃败，兵败西走。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占北京，孙承泽又投清，清廷复其刑科都给事中职衔。清顺治九年（1652），官吏部左侍郎，仍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但好景不长，孙承泽成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被逼出仕途。顺治十一年（1654），吏部令其休致，遂不复用。从此，闭门著述，“二十余年不问门外一事”。

自罢官至康熙十五年（1676）去世，孙承泽在退居生活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撰写了大量著述，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便有23种之多，涉及经学、史学、书学等多个方面。在收藏和鉴赏金石字画之余，他撰写了《庚子销夏记》；所撰《山书》、《春明梦余录》、《畿辅人物志》等史学著述，或应朝廷征集史料，存前朝旧史，以志沧桑，或览历代人物，观古今兴衰；孙承泽自己最为看重的是理学著述，无论是《五经翼》、《孔易》，还是《春秋程传补》、《诗经朱传翼》，乃至《考正晚年定论》，都力尊程朱正统。经历明清鼎革的孙承泽在“气节不纯”的现实压力和内心焦虑下，以学术著述和交游寄托了自己对世运的感悟，其晚年无日不读朱子书的“老经生”追求，虽不乏“假借朱子以为重”的动机，但更多的是为排解其人生焦虑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

一、易代之际的出处选择

孙承泽所面临的第一次出处选择是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所建立的政权。据《明季北略》，农民军进入北京城后肆意搜刮，并没有采取措施稳定人心。“贼兵大索时，厚结长班及无赖子，使为乡导。本地乡绅如周锵、刘余祐、梁以樟、米万钟、吴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很多士大夫都曾遭受勒索。《甲乙史》曰：“有稽勋司持刺召京绅刘余祐、孙承泽，甫即席，即问刘借四万金，孙二万，且曰：‘宜早办，若迟二日，即不得从容矣。’午后，唤诸文官进内点名，幽闭饥饿一日夜。至次早点过，共绑八百余员，五人一连，俱押锁至田皇亲府中，着刘宗敏用夹棍拷打，招认赃银，凡十昼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极刑追逼，死者千余人。”迫于无奈，孙承泽接受大顺政权四川防御使之职。据孙承泽在《天府广记》的自述，他是在数次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才降附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他原先决意追殉崇祯皇帝，只是求死不得，大顺军执事者曾“温言慰藉”，并“日以饮食馈送”。在这种情势下，他才投向新政权，被委任为四川防御史。受职后，未就任。

士大夫在王朝易代之际必然会面临传统的忠孝价值理念与个人现实利益之间的纠结。而这个问题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往往是矛盾的，且在明清易代之际尤为突出。面对当时的情形，有人坚持传统的忠孝观念，“君亡与亡”，毅然“以死报君恩”；也有人被明末“不可为”的混乱政治局势严重挫伤了入仕的积极性，再加上易姓亡国，“夷狄侵夏”，结果逃禅入道，隐于山林，继承了伯夷、叔齐等人的遗民衣钵；王朝换代，“岂能举朝死之”，更多的士大夫则对“以死塞责”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们或勤王复仇，或入仕新政权。如果大顺政权能够长期立足，顺利完成王朝更迭的使命，那么孙承泽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靠新政权的问题并不会多么引人关注。然而时势总非人愿，在短暂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再次易主，孙承泽又降附清政权，再次作了“贰臣”，其入清后心理上所背负的“出处”阴影也更加沉重。

这种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孙承泽总是试图向后人解释自己在明亡之际的举动。其晚年纂辑《天府广记》，在《成德传》中就有意交代了自己在明亡之际的表现：

 

成德，怀柔人，少俶傥有大志，以忠孝自负。为诸生时，因家近京师，每闻逆阉魏忠贤窃柄肆虐，则斫几狂叫曰：吾恨不能为天下杀此贼！……每过同年孙承泽寓，相对唏嘘流涕。时流氛已至昌平，巡视京营科道，请催营兵登陴，不报。上谓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公谓泽曰：事迫矣，无可议，宜催京营诸公勒兵上城，吾辈各罄所有。又劝商民议输，支持旦夕，以俟王允吉、吴三桂之至可也。公归，尽以衣服簪珥送至承泽家，合之众人所捐，运至城上。十八日，复共议捐措间，闻城上监视大珰缒叛珰杜勋上城，知有异谋，往请召对不报。次早，公约泽同至魏内阁藻德寓，请皇上亲御楼，各官愿分地死守。语未竟，锦衣卫骆养性至，谓宫中无皇上。适宫人奔驰于外，执而问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泽家泣别，约以同死。家人忽报泽室人刘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感叹而去。公归寓，跪启母张太夫人以大义，看太夫人自尽，一妹一妾继之，从容投缳。余亦于玉凫堂自缢，为家人辈所持，复乘间同子道朴投井，复为家人救出。然未午入井，及出已未，不死，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孙承泽在为成德立传的同时，声明自己与成德等殉国者一样，在明亡前夕也曾经为挽救危亡而呼号奔走，甚至准备以死殉国。成德是孙承泽的同年，两人关系密切，李自成军队攻破北京之际，成德与孙承泽共商退敌之策，捐献财物，支持将士守城，而且两人还打算与内阁首辅魏藻德一起力请崇祯帝亲自登上城楼指挥士兵以鼓舞士气。在得知崇祯帝死讯后，两人又约定“同死”。于是，孙承泽在家中玉凫堂自缢，被家人发现后救出，又乘机投井，不料又被家人救出。在《成德传》后，孙承泽还特意披露成德临难之前与马世奇的通信：“使在都冠绅尽如光含万、孙北海，天下事尚可为。若此厌厌泉下何哉！言之愤切。马公答言：读教可谓是母是子，羡之敬之。弟向语年兄极推光含万、孙北海，令人尽如两君子，事亦宁至今日乎？”孙承泽并没有完整附录成德与马世奇的通信内容，但明确转述了成德、马世奇两人对自己的推重之词，其再次旁证自己在明亡之际举措的意图显而易见。

据孙承泽自己讲，他看到这封信的时间是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当时马世奇的孙子马翀来到北京，向孙承泽出示了成德与他祖父之间的通信。孙承泽“捧读之”, “不觉泫然出涕”，感慨“道同志合”之友当年的这番言词，并撰跋文，附于《天府广记·成德传》后。文中孙承泽再次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求死不得的过程。其言曰：

 

忆癸未与马公同事武闱，丙夜促坐，谈及国事纷纭，内监柄兵，相臣庸懦，危亡无日，泣下衣袖沾湿。次年甲申，贼势宜急，余同光公时亨数上疏，不报。二月贼至宣府，监视杜勋同总兵王承胤出城迎贼，巡抚朱公之冯死之。余上疏请诛杜勋弟侄在京者，以为从贼之戒；急撤城守内臣，还京捕营兵柄于知兵大臣。不报。……三月，贼至都城，兵部以巡视京营科道光时亨王章，手札上闻，言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缒杜勋上城，饮于城楼，上亦不加诘责也。十九日黎明，成公约余同至朝，请召对。及至宫门，止一老监坐地，职名传入，老监亦不见矣。两人驰至魏内阁藻德寓，请上出御城楼，语未竟，锦衣卫骆公养性仓皇至，言宫中无至尊。宫女逸出，执而问之，所言皆同。成公同至余家，泣而拜别。家人报余内人刘、冢妇林入井矣。成公悲恸而去。余入玉凫堂书架后自缢。有佣书盛姓者，呼众解救，诸仆环泣而守。余潜服片脑两许，呕吐不死。贼已入城，众仆各匿妻孥，余乘间同长子道朴投入井中。旧仆姚恩持贼伪示来看，寻至井所取捞两烈妇，绳索缘之而下井中，大呼众仆奔救。余同道仆出井，吐血水斗余，死而复苏。伪纪功司差人舁至苏州胡同，余求速死。伪司李姓河南人，温言慰藉：公有德敝乡，口碑尚新，不忍害公也。闭之空室。看守者伪锦衣尉梁姓，日以饮食馈送，言新娶妻室，乃东院青楼，旧相与徽州蔡举人，每言公为朝中名臣，袖公本稿，席间传诵，内人咸知之，羹饭皆其亲制。彼一妇人尚知好义，集陕西诸生素负义气，公无过感伤生也。伪司上本求宽北顺天诸绅，李自成怒，以入城时京绅无一人迎见者，夹伪司几死。余亦死在旦夕。

 

与《成德传》中所言相比，此跋文所述过程更加详细、生动，而且又增加了自己被李自成部下关押期间的一些内容。孙承泽说，自己在被家人救出以后，被李自成部“伪纪功司”派人带至苏州胡同关押，期间孙承泽“求速死”。巧的是，“伪司”是个李姓河南人，曾经耳闻孙承泽在河南祥符、陈留做知县时的声誉，心存感激，因而对待孙承泽相当友善；具体负责看守者是个姓梁的锦衣卫，对孙承泽为官的名声也多有耳闻，不仅每天给他送饭食，给以特殊照顾，而且劝导他不要太过“感伤”。孙承泽如此详述“区区苦衷”，无非是要着意证明自己的节气。在《畿辅人物志》卷十六《成兵部德》中，孙承泽又再次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北京沦陷之际的所作所为，其内容基本与《天府广记》中《成德传》的内容相同，只是个别字句略有差异。

从以上孙承泽在《天府广记》、《畿辅人物志》中的相关描述来看，他是有意穿插内容并借机交代自己在明亡之际的出处。也正因为此，后来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纂修官对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所言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孙承泽自我标榜的“依托”之词，批评其《成德传》“附载德殉难时《与马世奇书》，有 ‘在都缙绅尽如光含万、孙北海，天下事尚可为’之语。含万即光时亨字，以给事中从贼，后为福王所诛者也。以德之刚直明决，与时亨、承泽，决非气类，未必肯作是语。如斯之类，或不免有所依托”。四库馆臣先入为主，怀疑孙承泽所言是伪托，未免揣测。

关于孙承泽所记述的成德与马世奇之间的信件，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也称自己曾经亲眼见过“马文肃、成忠愍两公手书”，其中一则云：“向与年兄极推光含万、孙北海，令人尽如两君子，事亦岂至今日乎。”另一则云：“使在都冠绅尽如光含万、孙北海，天下事尚可为。”魏象枢认为“马、成两公，皆正人君子，明季从容就义忠臣也”，既然他们“共言如此”，那么孙承泽的人品“为何如故”，也就不容置疑。

除此之外，好友王崇简也特别指出孙承泽“于死生进退之际，盖有可考者”。在为孙承泽所撰写的行状中，他说：“以宏杰博达之才宣力中外，著绩于前代不具论，最著者为海内正人之望，至崇祯甲申任用阉寺，致贼犯关，累疏纠正。迨三月十八日，城守大珰缒降贼，中官宴饮城上，司马奏闻不省，愤甚，约兵部主事成德，翌辰请召对。及至午门，惟一老阉坐地上，属之上达。亡何，宫人纷纷出走，遂与德别。抵舍，而室人刘氏及子妇林氏投进死矣。斯时也，公益知死所矣，自缢不死，仰药不死，入井不死，公于解悬挽溺者不能无憾也。乃为贼之纪功司执去，惟求速死。贼，河南人，夙知公，曰：公有遗德于吾乡。命伪尉守之，无致公死。公数日不食，不死。”王崇简所言与孙承泽自述在细节上基本相同，而他之所以着力于此，除了解孙承泽之外，他还是孙承泽的同乡兼姻亲，从道义和感情上都会替孙承泽解困。

可以相信，孙承泽是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接受大顺政权授官的。其实，不管是孙承泽刻意为自己的行为辩白，还是王崇简出于友人、姻亲之谊为其回护，像孙承泽这种在无奈中接受李自成政权授命的明朝官员并不在少数。当时人就说，明朝在京的官员有两三千名，自尽的只有二十几人，其余大多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授官。这种情形在后来的一些史家或者遗民记述中被描述成了举朝投降，“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多少带有一些指责降臣气节不纯的遗民情绪。其实，“一时挂入仕籍者，非必愿仕之臣，其不入仕籍者，亦非尽不愿仕之臣也”注1。进入大顺政权者未必都是品行不正的人，而那些没有进入新政权者也未必都是气节很好的人。就进入政权者而言，也是各有所求，其中“求自见者什之二三，求免祸者什之六七”。李自成进京后，没有以死报国的明朝官员还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只能顺应时势。少参事项煜曾毫无避忌地当众宣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甲申传信录》亦言：“甲申之变，从死社稷者颇有，然以一日之死，塞平时尸素之愆，未为得当也。”这便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反映。

注1：（清）钱:《甲申传信录》卷五，《槐国衣冠》,73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但是，历史似乎有意在捉弄人，不到两个月，五月初二日清军入关，北京再次易手，这对刚刚归顺李自成政权的明朝官绅而言，又是一次严峻且令人尴尬的考验。清兵占领北京后，有一部分官绅出于“夷夏之辨”而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甚至寄希望于残明势力，希图日后恢复故土，毕竟李自成进京是“易姓改号”，而作为“异族”的满洲入关则是“亡天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很多汉人士大夫看来，农民军入主北京，只是亡国；而异族统治者清军入关，则是亡天下。

从传统华夷观念上讲，满洲统治者不易被人接受。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每当北方民族南下，都会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还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传统上。以致在南北朝、宋金时期，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假如南明势力能够振作团结，其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再次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然而不幸的是，双方在笼络人心上出现了巨大差距，所导致的人心向背最终成为了扭转时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清占领北京后，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急行征聘，先收人望，以系四海之心”，顺治元年（1644）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上奏说：“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于是，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四处张榜告示，号召旧明官员归顺。九月，又进一步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清政府的政策很快笼络了许多人。

相反，南明弘光政权不仅内部争斗不已，还以“从逆”的罪名追究曾经投降“闯贼”的南逃官绅，大兴“顺案”，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尴尬之余不得不另寻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便返回北京，归顺清政府。如与孙承泽关系颇为密切的陈名夏，在李自成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政权弘光朝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

更重要的是，不少投附清廷的明朝旧官都强调清军是替明朝复仇的恩师。例如，徐作肃记述宋权当时选择投清的情景：“数日，王师入关，自成败，公以锭等诘将吏曰：‘我，封疆重臣，誓复国仇，杀贼者即我主也。若从贼，释锭；不从，杀贼，同我归清。’众愤呼 ‘杀贼’。公乃藉所部来归。”甚至，吴三桂也以“报君父之仇”为由而引清军入关。孙承泽投清后，也是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自己这一举动：“幸皇清大兵入关，逆贼宵遁，余潜回上林，养疴村落。上林丞郭公永泰报部，起送至京，内院范公、洪公极加称赞，同乡内院言其来迟。范公曰：再迟数月亦无妨也。补吏科都给事。时李自成尚在西安，余上《大仇未报受职不安》一疏。”孙承泽投清后，清廷复其刑科都给事中职衔，旋改吏科给事中。顺治九年（1652），官吏部左侍郎，仍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但不久，他便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事缘孙承泽素依附颇受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陈名夏。多尔衮死后，陈名夏失势。十年（1653），身为侍郎的孙承泽依然推荐陈名夏为阁臣，被顺治帝认为有乖大体而遭到严斥，他战栗引罪，自陈愚昧。十一年（1654），部议应休致，遂不复用。从此，孙承泽闭门著述，直至康熙十五年（1676）去世。

二、退居之后的学术著述

孙承泽退居后闭户闲居，“杜门却扫一切园亭声伎之奉，无所关于心，聚古书至数万卷，于学无所不窥”。老友王崇简这样描述其闲居生活：“北海少宰坦衷浩落，自谢政来十余年，日坐城南书舍，左图右史，纂述之外惟喜临仿古人法书，不惟红尘扰扰不于其雄次，即门内诸务绝不挂其齿臆间，其人如此，书法之超胜，自足名一时，传后世。”从孙承泽流传后世的字迹来看，其书法不一定像王崇简所说的那样具有“超胜”之境界，但他对书法的收藏、鉴赏在当时确实值得一提，而且其交友远离政事、俗务，唯以书画相往来。顺治二年（1645），孙承泽获宋代米芾行书《天马赋》，次年王铎来访，承泽遂出示《天马赋》及其他字画，品茗把玩。王铎在《天马赋》上作跋，感慨：“兵燹之余，一时文献凋剥，乃仅存此卷，光怪陆离，不灭没于瓦砾。物之遭，由蹇遇亨，可胜叹耶！”东荫商也是一位喜好收藏的清初士人，闻孙承泽之名，也想求见，而当时的孙承泽隐居家中，多年的老友都很难相见，更何况没有交往的东荫商。可当东荫商说“千里思晤，幸以鲁公为介绍”，拿着颜真卿的墨迹求见时，他欣然同意。孙承泽收集金石字画缘于兴亡之感，他说：“甲申后，铜驼在荆，玉碗亦出人间，二三同好日收败楮残墨，以寄牢骚。余有墨缘居，在室之东，或有自携所藏，间相过从，千秋名迹幸寓吾目焉。”孙承泽活动于易代之际，当时明宫珍藏多散逸民间，睹物思旧，孙承泽便将许多珍迹名画购入家中，“以寄牢骚”，且与当时众多名流唱和往来，“各携所蓄名迹相玩赏”。

然而，在二十余年的退居生活中，孙承泽用力最多、也最为在意的是理学研究。他曾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言论辑为一编，即《宋五先生学约》14卷。后来又将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家之语，订为另一集，即《学约续编》14卷。晚年的孙承泽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曾经校读朱熹文集。他在给山东曲阜颜氏的信中说：“昨，校订晦庵先生，极其精细，已一一改正，再以第二册奉览，幸即赐还。理学先生诗，晦庵下惟刘静修先生极正，已选定，缮将完矣。”为撰写经解，孙承泽还广泛搜集书籍，曾托颜氏在南方代为购买。“不肖近来闭门益深，自年翁行后，杳无跫然之音，故怀思倍切，非可言喻，年华日暮，而咿唔之志不衰，诸经俱有注解，现在注《仪礼》，五六月间，可卒业。苦长安无经学书，承教代为南中收买，此莫大之爱，谨开一单，乞留神，重价购之，抵都一一奉上。”可以说，孙承泽晚年隐居西山退谷后，几乎放弃了原来收藏字画、碑帖的爱好，甚至把所收藏的大量字画赠送友人，转而一心一意地研读经史。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归山来刻意读经史之书，藏卷万余绝不存一。”康熙五年（1666），魏象枢撰诗寄祝孙承泽76岁生日，诗中对孙承泽的描述也完全是弘扬程朱理学、“学术真前辈”、“摩娑惟卷帙”的形象。与孙承泽有过交往、康熙年间著名文坛领袖王士禛曾在这首诗后评注说：“退谷先生，白首著书，经以为经，史以为纬，先生固非溢美者。”进一步印证了魏象枢的印象。

孙承泽的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前朝之史，以志沧桑

易代之际，往往是私家修史的繁荣时期，更何况明清易代在许多士大夫看来完全是“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的景象，于是众多士人纷纷以修史的方式来寄托亡国之恨。孙承泽虽然没有为亡明修一代之全史的打算，但作为经历崇祯一朝的士人，他对崇祯朝的事迹记忆犹新，所著《山书》和《思陵勤政纪》、《思陵典礼纪》，即是专门记述崇祯朝历史的断代篇章。

其中，《山书》内容最丰富，初名《崇祯事迹》，或称《崇祯山书》，是孙承泽在顺治时期应朝廷为纂修《明史》征集崇祯朝史料而开始撰写的，正如谢国桢所言：“考证旧闻，订补正史，多赖稗乘。……孙承泽之撰《山书》，即备崇祯《实录》之缺。”但初稿完成以后，一直“秘不示人”，罢官以后，他又利用晚年养病闲暇，辑录、抄存章疏，补充内容，康熙七年（1668）成书，并最终呈送清政府以备纂修《明史》之用。

在后来的康、雍、乾时期，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打压那些所谓“思明反清”的文人。但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初期，由于政权尚未稳定，这种思想压制尚不明显，也无暇顾及。清政府虽然严厉镇压抗拒清军的“反清复明”行为，但对以文字记录明朝史实的著述行为还比较宽容，顺治帝甚至还颇为鼓励地说：“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不仅如此，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便开始着手纂修《明史》，五年（1648）九月谕：“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对当时许多有意撰写前代之史但心存顾忌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认可。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许多为崇祯一朝修史的著作，如《崇祯长编》、《崇祯新政记》、《崇祯朝遗事》、《崇祯奏疏汇辑》、《今史》、《烈皇小识》和《崇祯遗录》等，多不胜数。当然，这些著作的撰述动机各不相同，也不见得都是受到了清政府征集《实录》之缺的鼓励，但孙承泽的《山书》确实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的。孙承泽在明末曾转任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熟知朝廷内外政事，正是撰述崇祯朝史料的合适人选。

孙承泽在顺治五年时还任吏科给事中，应知晓清政府为修《明史》而征收史料的谕旨，否则他也不会在《山书》序言中特别提及此事。不过，当时孙承泽并没有立即着手编撰，是政务繁忙还是别有原因，他没有说明。康熙四年（1665）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再次下令征集明末史料，谕旨曰：“一代之史尚阙，台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内外各衙门及在内二十四衙门有天启、崇祯时行过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察送。这所察，在内该部院委满、汉官员详察，在内外专委地方能干官员详察。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当时孙承泽已经退居西山多年，仍在第一时间得到朝廷旨意，他“捧读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中有 ‘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之语。正是由于朝廷的鼓励和许可，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孙承泽便利用闲暇时间最终完成了《山书》，并于康熙七年（1668）九月呈送内院。由此看来，《山书》之所以能够问世是因为清政府“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的许诺和背书；而此前迟迟没有动手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忌讳。虽然有了清政府不予治罪的政治保证，但孙承泽在书中仍然极少提及明末与后金的战事，因为这依然是清政府极为猜忌的话题。

清自入关以来极其重视从思想上巩固统治，尤其注重将表述“天理”的程朱理学和象征“正统”的修史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纂修《明史》便是笼络士人和标举自己统治合理性的一种姿态。但由于兵火劫余，清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征集史料以弥补明末《实录》之阙。也正因这样一个机会，许多在后来被列为禁书的私修史籍得以问世或者存世；但其前提是必须通过统治者“征集”的形式纳入官方渠道，而那种越俎代庖的私家修史，如庄廷《明史》，依然会成为统治者镇压的对象。

如果说《山书》还带有应征《明史》资料的官方特点，那么此后孙承泽撰写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便是纯粹的私撰史籍，盖“追记春明繁盛”, “以志沧桑之感”。《春明梦余录》仿地方志的形式，以北京建置、形胜、城池、畿甸、城防、宫殿、坛庙、官署、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和陵园为序，内容庞杂，“似乎地志，而叙沿革者甚略，分列官署，似乎职制。每门多录明代章疏，连篇累牍，又似乎故事。体例颇为庞杂，且书中标目悉以明制为主，则不当泛及前代。既泛及前代，则当元元本本，丝牵绳贯，使端委粲然，不当挂一漏万。每门寥寥数语，或有或无，绝不画一”。孙承泽并非修史良才，而且“沿门户余波，持论皆存偏党”, 《四库全书》在著录此书时就特别指出其简略失衡、编次不当、体例不纯的缺点，不过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看，全书“于明代旧闻采摭颇悉，一朝掌故实多赖是书以存，且多取自实录、邸报，与稗官野史据传闻而著书者究为不同，故考胜国之轶事者，多取资于是编焉”。后来，朱彝尊撰《日下旧闻》或许受到此书的启发，而且在资料使用上也非常重视利用此书。

孙承泽在晚年又编纂了另外一部带有地方志性质的史籍——《天府广记》44卷。此书也是仿志乘之体，以京畿史实分类编辑，凡朝章旧制，靡不备载，其“存史”之意甚为明确。《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都是以明代京城为主题，全面辑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两书相较，内容大致相同，但详略互有出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为“地理类存目”，评价不高，批评其体例不纯，而且多有失实，甚至说孙承泽有“依托”、“自炫”的弊病。

关于成书之先后，或疑《天府广记》为《春明梦余录》改名而成，或以《天府广记》为《春明梦余录》之初稿。董康在《嘉业堂藏书志》中，针对《天府广记》就说：“或疑《春明梦余录》所改名，或又以署名‘八十岁老人’，为晚年纂著者。惟取二书互勘，实《梦余》初稿，不过《梦余录》于 ‘宫署’一门，所录章奏加详耳。而此书亦有溢出于《梦余录》之外者，如第一卷之 ‘风习’，第三十四、三十五卷之 ‘人物’，第四十卷以下之 ‘赋诗’等。”董氏认为《天府广记》为《春明梦余录》初稿。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颇为熟悉孙承泽的朱彝尊言之甚确，他说：“北海孙退谷先生博学鸿览，多识轶事。初著《春明梦余录》，历载先代典制景物，刊行传世，几使洛阳纸贵。复有《天府广记》，搜采广罗，文献彰著，洵为艺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为据信也。”另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1654）到北京通过曹溶所得知的也是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若干卷”。

这两部书都是卷帙浩繁，那么，孙承泽为何在《春明梦余录》之后别作一《天府广记》呢？在1983年版的《天府广记》出版说明中，整理者已揣测到其根本动机，即当时的政治避讳，其理由是“《天府广记》将崇祯朝的事迹、奏疏和比较碍眼的文字都删去了”。此外，孙承泽将书名中颇为清廷猜忌的“春明”改换为“天府”，可见他在晚年确实感受到了清廷对士人文字的挑剔。

因为清廷的文化政策，孙承泽晚年在文字著述上已经有所顾忌，我们比较《天府广记》卷三十四“人物”与顺治十五年（1658）完成的《畿辅人物志》中的人物，便可以看出，孙承泽在撰写《天府广记》中的相同人物时，在原先《畿辅人物志》的基础上将敏感、碍眼的文字更加彻底地删除了。以王遴为例，《畿辅人物志》卷八《王司马遴》，约1500字；《天府广记》卷三十四《人物·王遴》，约900字，其内容很明显是在《畿辅人物志》的基础上删节而成，所删节的部分大多是涉及“胡”、“虏”一类的字词。《畿辅人物志》卷八《王司马遴》曰：

 

……又自河北道转山西岢岚兵备副使，以虏患正迫，当国者欲以难公也，修隘塞，通水渠，虏数犯，皆却之。声望大著，抚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抚按益怒，遂会疏纠劾，降调。而南京科道中有为公旧属吏为公注劣考者竟以大计拾遗，赖部力持不可。岢岚士民为公颂冤于新抚按，公疏荐公复任，以救危镇。上乃特升公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促之赴镇，遂有保安之捷。陕西按臣温如玉上疏劾其疏防，在内科道和之，遂回籍听勘。时各边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抚，以修城却虏之功加俸一级，公以亲老请告，不允。

 

《天府广记》卷三十四《人物·王遴》曰：

 

……又自河北道转山西岢岚兵备副使，声望大著，抚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抚按益怒，遂会疏纠劾，降调。岢岚士民为公颂冤于新抚按，公疏荐公复任。上乃特升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促之赴镇，遂有保安之捷。陕西按臣温如玉上疏劾其疏防，在内科道和之，遂回籍听勘。时各边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抚。以修城之功加俸一级功，以亲老请告，不允。

 

孙承泽在撰《天府广记》中王遴的传记时，将《畿辅人物志》中《王司马遴》的内容中关于“虏”的部分几乎全部删除了。

除了“胡”、“虏”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关于明与北方蒙古的战事，他也都是避讳不提。如，涿州人史道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任职大同，此后经历多与北方边事有关。对此，《畿辅人物志》中虽没有详细叙述，也没有“胡”、“虏”这样的字眼，但史道在北方边事的经历仍可略见其概。其文曰：

 

（嘉靖）十五年，起左佥都抚大同，亲率总兵梁震破敌王林川，又破之沙河。升抚都，又讨妖贼杨通等，平之。十七年，敌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碌由河纸房头之捷，与总督毛伯温修复五堡，升兵部侍郎，仍任。十九年，破敌乾河门。二十年，破敌老王沟，获奸细二十余人，转左回部。会大敌犯山西，诸将尾贼以往，留驻中营，敌数千人，犯者二，皆却之。以生母艰去。庚戌，都城戒严，起原官，冲营卢沟桥以入行旅，数千随之，道始通，即上防边御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甫七日，马市议起，命往宣大措置，计缚妖逆萧芹等，升兵部尚书。议遣指挥丛兰等出边间俺答，使内溃，召入，戎政不果行，马市亦罢。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功加太子少保，荫子锦衣百户。又明年，癸丑卒。

 

到了《天府广记》中，孙承泽在撰写史道的传记时，嘉靖十五年以前的内容与《畿辅人物志》完全相同，此后仅有的这些简要经历却几乎删削殆尽，仅存寥寥数语。其文曰：“十五年，起左佥都抚大同，升副都转左，回部，以生母艰去。庚戌，都城戒严，起原官。事平以疾乞休，得允。甫七日，马市议起，命往宣大措置，计缚妖逆萧芹等，升兵部尚书。累乞休，允之，加太子少保。”如此简略文字，读者已经很难窥见史道的人物形象和经历。由此可见，晚年的孙承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清廷严厉的文化政策，表现在文字著述上，便是在原本就着意避讳的基础上将那些涉嫌“违碍”的文字乃至史实都进一步彻底抹掉。

（二）览历代人物，观古今兴衰

孙承泽一生经历多次变故，可谓祸福无常，退居西山以后，勤于著述，其笔端饱蘸沧桑。如《山居随笔》1卷，“痛心亡国，追源祸患之由来，援古证今，以昭鉴戒。七十老翁蒙耻余生，目睹兴衰，语多愤慨，其辞愈隐而心愈苦矣”。《山居随笔》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当时的孙承泽已经退居四年，其内容多古今杂事及格言之类，以探索古今兴衰之由。如论宋之亡曰：“宋之人才非不长，而宋之权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运也。消至于贾似道，则运无可消而有所归矣。”又说：“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气也。世之降也，宿素衰落，后生小子，无所师范，诗书墙壁，五经扫地，流风本俗罕有存者。乡井若此，朝廷亦然。”联系明末党派交攻和学风空疏的现实，确乎有所指陈。

历史兴衰的印记也往往会烙在个体人物的命运上，正如孙承泽所言“人物之关乎世运”。退居之后的孙承泽纵览历代人物，先后作《四朝人物志》、《畿辅人物志》、《元朝人物略》和《益智录》等书，通过历代人物的命运，展现世运兴衰。

起初，孙承泽计划撰写《四朝人物志》（又名《四朝人物略》），其内容“自汉至唐、宋为五卷，全袭《名臣录》之文，明一代总为一卷”。不过，孙承泽熟于明朝掌故，因此在顺治十五年（1658）首先完成了明代畿辅地区人物的撰写，于是取名《畿辅人物志》（又名《畿辅人物略》）。其自序云：“余山居无事，好读史书，拟以平昔所闻所见前人事略辑为《四朝人物志》一书，以消永昼，而《畿辅人物志》先成，虽闻见有限，搜罗未广，然生平企慕之人端在是矣。”在谈迁的记述中，该书被称为《四朝人物传》。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初一，谈迁“饭于吴太史所”, “太史同年侍郎孙北海承泽撰《四朝人物传》，其帙繁，秘甚，太史恳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特示余曰：君第录之，愿勿著其姓氏于人也”。九月二十三日，“吴太史（即吴伟业）晚又示我孙氏《人物传》若干”。谈迁在《北游录》中还记一条“辨黄石斋荐事”，考辨孙承泽在《四朝人物志》中关于黄道周事迹的记述。

《畿辅人物志》完成后，孙承泽先后请好友王崇简、梁清标、成克巩、魏裔介等人作序。这些人都对《畿辅人物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此，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四库全书总目》曰：“如成基命无所瑕疵，亦实无所树立，承泽以其子克巩方官大学士，而盛相推重，则亦非尽信史矣。”批评孙承泽因与成克巩友善而收录他的父亲成基命，成克巩在序言中也对孙氏及其书“盛相推重”，不无阿谀奉承之嫌。

全书所收为明代畿辅人物，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以地系人，存其事迹，而尤其详于反对阉宦的抗节之士，褒贬之意甚明。全书收录明洪武至崇祯年间的北直隶籍人物共130人。该稿以详细的资料介绍所选人物的生平事迹，其内容涵盖了有明一代的“国家大事”, “殉节若壬午若甲申，珰祸若振若瑾若忠贤，车驾若北狩若南巡，国是若建储若御边若门户，其散见诸传者几几备”，可供研究明代畿辅地方人物史者参考。

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元朝人物略》。关于编纂缘起，孙承泽说：“修《史》（《元史》）者为元朝故臣，避嫌不敢悉录。《辍耕录》诸书又皆载其琐事，无关大政，故一时人物缺焉不彰，大足惋也。壬寅（1662）之春，读书山中，每于元人文集志传中，载当时事迹者，辄手录之，成《人物略》一编。”孙承泽因不满意旧史及《辍耕录》诸书之缺漏、琐碎，因此自成一书，以广见闻。全书辑录人物凡60余人，每人之下分条记其事迹，共分勋德、事功、谏诤、抚循四类。以内容、体例、史料而言，《元朝人物略》和前两种人物志一样，都没有太高的史学价值，但都有一个最终目的，即“观元之所以兴、所以亡，与晚宋同其覆辙焉，则人物之关于世，何如哉？”

在临终的前一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83岁的孙承泽又完成了《益智录》一书。所收人物，上起周代下至明代，其中卷十三至卷二十为明代人物，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在明代人物中，又极其推重晚明那些表彰程朱的学者和依附东林的士人。如，“罗钦顺”条曰：“所著《困知记》，剖晰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发，尤辟陆子静、陈白沙、湛甘泉、王守仁学术之非，使云雾为之豁然。”“金铉”条曰：“铉学宗程朱，多有发明，极斥王阳明无善无恶之说，谓使天下日沦于禽兽而自叙其欲力挽邪风，倡明正学，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学问，一在穷六经之本末，而其大要不过程子两言曰：涵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已。其学识之正如此。”对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物则收录甚少，即便有，也多是贬斥的手法。

可以说，孙承泽有感于自己一生中经历易代之际的变故，更有感于自己的出处，对人生的变故无常感慨不已。他说：“呜呼！人世者磨砺身心之地也，涉世者试验道力之场也。放旷者遗弃于其外，君子之所弗忍也；卑暗者沉溺于其中，君子之所弗居也。入世、出世有智存焉。平居而不忘敬修，变故而不失静正。”孙承泽退官以后，闭门于城南之老屋，又卜居于西山之退谷，“读书鸣端密樾中，遇前言往行益人意智者，辄手录之，藏于笥廿年”。不管是入世还是出世，都有“智”存于其中，因此，孙承泽在退仕以后，搜集以往“益人意智者”，以达到“平居而不忘敬修，变故而不失静正”的境界。不论是《益智录》，还是《四朝人物志》、《畿辅人物志》，乃至《元朝人物略》，毫无疑问都寄托着孙承泽试图通过古今人物感悟历史兴衰的用意！

（三）收藏金石字画，以寄牢骚

在金石字画方面，孙承泽著有《庚子销夏记》、《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闲者轩帖考》（又名《庚子销夏录碑帖考》）等。其中，最后成书的只有《庚子销夏记》8卷，其余几部则是随手札记，即《庚子销夏记》成书前的底本。

首先是《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2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四库全书》著录为“艺术类存目”。此本在孙承泽生前并未成书，而是由其后人抄录所成。内容多采用旧文，为历代87位画家作传，先列画主人物传，述其生平以及前人评述（如米芾《画史》、《宣和画谱》等），接后叙述所见真迹，再附以跋语。其内容多录入《庚子销夏记》中。如孙承泽题识，除了题识末尾的“以备披览”四字外，悉入《庚子销夏记》卷八《寓目记》之首，其他入于此卷各篇，只是语言更加简略，有的地方仅存跋语，故《四库全书总目》怀疑此书为孙承泽当时随笔记录的初稿。湖北省图书馆所藏的《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稿本2册，书中钤有“北海孙承泽思仁晚号退翁”、“北平孙氏珍藏书画印”、“孙炯之印”、“挈庵”、“文博”等印。文中讳“玄”字，不讳“弘”，亦此本成于康熙年间一佐证。

其次是《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1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艺术类存目”，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其内容也基本被收入《庚子销夏记》中，只是前后编次有所不同。前有孙承泽自题“小引”，曰：“庚子四月之朔，天气渐炎，晨起坐研山斋，注《易》数行，闭目少坐，令此中湛然无一物。再随意读五经白文及诸家语录，偶有所得，即入之《藤阴札记》中，无所得则已。倦则取古柴窑小枕，偃卧南窗下，自烹所蓄佳茗，连啜数小盂，或入书阁整顿架上书史，或抱膝藤下，抚摩双石，或登小台，望郊坛烟树。徜徉少许，复入书舍，取古名贤法书墨迹一二种，反覆详玩，领其蕴，然后仍置原处，闭扉屏息而坐。家居已久，人鲜过者，然亦不欲晤人，老年畏热，或免蒸灼之苦矣。退谷逸叟记。”此小引与《庚子销夏记》的孙承泽自序基本相同。

再次是《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3卷，《四库全书》著录为“艺术类存目”，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抄本2册。文中三处有“先宫保”字样。又，文中凡“玄”字缺笔，而“弘”字没有缺笔，可见此本当为孙承泽儿孙辈抄于康熙年间。抄录时内容上并没有增删，只是在所有孙承泽的评论前加上了“先宫保公云”、“先宫保云”或“先宫保跋”等尊称。其中，卷一载“宋本淳化阁帖”等古代法帖、拓碑67条，卷二载“夏禹衡岳碑”等25条，卷三著录“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等67条，都是孙承泽个人所藏之物。他对金石碑帖的嗜好丝毫不亚于后来乾嘉学者的热情，但孙氏收藏鉴赏的兴奋点是书学，与乾嘉学者多以金石文字佐证经、史的兴趣大相径庭。通过排比其篇目，《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的内容也大多收入《庚子销夏记》中，只是文字上略有异同。大体上来说，本书卷一对应《庚子销夏记》卷四至卷六，卷三对应卷七，故《四库全书提要》疑其为《庚子销夏记》的稿本。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1册稿本，内容分别是“历代图绘姓氏备考”、“历代图绘要论”、“历代图绘要决”、“历代图绘定评”，书稿未题总名，该馆定名为《历代图绘挈要四种》。其中“历代图绘姓氏备考”2卷，存卷下，记金、辽、元、明四朝画家1200余人之姓名、籍贯、履历、擅长之画，个别还指明其授受师承，各朝代后附“女史”、“释”、“道”，元代后附“外国”。“历代图绘要论”1卷，载有绘画“十二忌”：布置抽塞、远近不分、山无气脉、水无源流、地无夷险、路无出没、石止一面、树少四枝、人物佝偻、楼台错杂、浓淡失宜、点染无法。各述犯忌之弊，亦伸其避忌之法。“历代图绘要决”仅30则，涉及画家人品、形象取舍、书画关系、画可临不可摹、神似与形似、画家须居胜地及古代画坛轶事等。“历代图绘定评”约30则，收宋苏轼论宋汉杰画、黄庭坚跋赵令松永年画等历代名画评语，间杂画坛轶事。该书稿未题撰者姓名，唯钤有“孙炯之印”、“文博”、“北平孙氏珍藏书画印”，而且与馆藏孙承泽的《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二书稿本的字体、纸张、版式、讳字相同，因此可断定此书稿也是孙承泽未加整理的手稿本。

孙承泽还著有《研山斋杂记》，是关于文房四宝、文体和书画古玩的鉴赏笔记，其中有关于眼镜的记载，记载眼镜的传入和发展。另外还著有《闲者轩帖考》，所记上自《兰亭序》，下至文征明的《停云馆帖》，一一考其源流。该书作于顺治四年（1647）冬，至顺治十七年（1660），因“失去大半”，又“取古石刻翻阅，重辑成书”，内容多为唐宋碑帖，故又名《庚子消夏录碑帖考》。当时，孙承泽正在撰写《庚子销夏记》，因此上书大部分内容被收入其中，只是文字稍有异同，前后编次也有变化。

总之，《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和《闲者轩帖考》、《研山斋杂记》等，都只是孙承泽收藏金石字画的随手札记，也可以说是《庚子销夏记》成书以前的底本。孙承泽闲居之时，择取家中所藏披阅观赏，随手记述观后感，并按照古画、法帖、拓碑等不同类别分卷著录，逐渐形成了现在所流传的《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图绘集览》、《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等各种抄本。顺治十七年（1660）四至六月，孙承泽将这些内容汇总编辑，遂成《庚子销夏记》8卷。而以上那些书画、碑帖的随手札记手稿在此后并未废弃，还有陆续增加、整理。正因为此，现存的这些抄本中有顺治十七年（即孙承泽70岁）以后所写的内容以及《庚子销夏记》中所没有的内容，而且出现了《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序言与《庚子销夏记》序言完全相同的情况，同样也出现了《闲者轩帖考》自序中记述时间前后不能吻合的现象。

孙承泽的金石书画收藏、鉴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梳理书画流传之脉络。孙承泽所作题跋尽可能详细地记述古代书画在清初的收藏情况，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流传提供了史料。如，“唐人墨迹传世者少，沧桑后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纬乾帖》、李江右元鼎所收《韦庄乐章》、李西蜀迎晙所收《怀素小字千文》、东孝廉荫商所收《颜鲁公送刘太冲序》，皆唐迹之佳者。余借之研山斋把玩弥日。今书与人散杳如海外三山矣”。以此可知，在清初，曹溶收藏有唐代林藻的书帖，唐代韦庄的《乐章帖》藏于李元鼎，怀素的《小字千文》藏于李迎晙，颜真卿的《送刘太冲序》藏于东荫商之手。又，史道硕所绘的《八骏图》“万历中藏王元美家”, “元美官太仆时摹刻太仆署中，今归龚合肥芝麓寓”。又陆探微《金縢图》, “图在西川向氏寓，余曾再玩之”。孙氏的这些记述，为我们梳理古画的存佚状况以及流传脉络提供了既确切又重要的线索。

其二，寄托兴亡沧桑之感。在明亡以前，孙承泽就开始收藏字画、碑帖，但当时仅仅是出于文人雅士的爱好。入清以后，金石字画也像人逢乱世一样，漂泊四散，“甲申之变，名画满市”。睹物思旧，孙承泽便将许多珍迹名画购入家中，“以寄牢骚”。孙承泽在书画题记中经常以“沧桑”指代明清鼎革。如“沧桑后，西川柳凤占收得，余借之，上石后回扬州，竟归余”。孙承泽先后在明清两朝做官，作为出处不正的“降臣”，他在收藏和鉴赏书画的退居生活中寄托了自己感悟“沧桑”的内心世界。

其三，孙承泽的收藏态度不是出于好古、居奇，而是为了保存字画免遭厄运，有时甚至为此花费不少。如，孙承泽曾经在商贾手里看到北宋淳化四年（993）宋太宗赐给学士毕士安的《淳化阁帖》，称其“拓法佳妙，纸色墨色如古漆版，诚海内第一部也”。为了不使这样精妙绝伦的法书散乱，尽管商贾“索值甚昂”，他还是罄其所有，购回家中，“盖恐市贾图利分析售之，使此奇宝无复珠联璧合之日，非为一人耽清玩也”。不少著名的字画碑帖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尤其是战火纷扰，已经散乱残缺，孙承泽则竭力搜求，使其珠联璧合。仍举《淳化阁帖》为例，自北宋太宗刊刻后，世间转相传刻，出现了不下数十种传刻本。其中，宋徽宗赐给宰相余深的《大观帖》“字法精妙，宛如手书”，但到了清初时该本已经散乱各处，为了搜求完整，孙承泽从商贾手里购买，从吴姓医人那里用银酒杯更换，向熟人李元鼎、左旦明、张学曾、曹子固等人寻求，又从姜图南那里用自己珍藏的独一无二的颜真卿《大字麻姑坛帖》交换。真可谓费尽周折，终成珠联璧合！

孙承泽收藏字画不是为了奇货可居，这一点从他晚年将大量字画、古玩赠送他人也可见一斑。尤其在退官以后，他的兴趣转向了经史研究，“刻意读经史之书”，而将所藏大量书画碑帖转赠他人。孙承泽先后收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莲社图》、《罗汉图》、《临顾斩琴图》、《临陆布发图》，后来“皆散在友人家”；又所收佛像画如贯休的《罗汉》, “宇内久推”，孙承泽将其赠顺德白涵三；宋人《应梦罗汉卷》赠嘉禾曹溶；《罗汉渡江卷》赠王崇简之子王熙。对于孙承泽将这些好不容易搜集来的珍藏转手赠送的做法，有人“笑为迂者”，但他本人不以为然，自称“老人自行其胸臆，未可为时人道也”。

其四，弥补、纠正前人著录的缺失与错误，这主要表现在金石碑帖方面。在《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法书集览》和《庚子销夏记》中，著录有不少金石碑帖，其中绝大部分孙承泽都有收藏，至少亲眼目睹过。在金石碑帖的著录鉴赏中，孙承泽很注意参考前人的金石学名著，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郑樵《通志·金石略》，以及明代杨慎、赵崡、郭宗昌等几位学者的金石研究成果。他尤其留意著录那些前人缺漏或者有误的碑帖。如《鲁峻碑阴》“完美可读，益为可珍”，而《金石录》、《集古录》及《隶释》俱遗而失载，即便明人赵崡极力搜访，所著《石墨镌华》也没有著录。又如，《巴郡太守樊敏碑》“书法遒劲古逸，尤为可珍”，但是“《集古》、《金石》二录俱不载”。又如，《荡阴令张迁碑》“《集古录》、《金石录》及《隶释》、《隶续》并不载”, “近代人如秦中赵崡及郭宗昌搜访旧碑亦不之及”。关于金石文字的著录问题，孙承泽提出了“存旧”的思想，反对妄自改动，“古文之缺，当存其旧，若妄加改窜，非其质矣”，此论可谓卓识！

孙承泽所藏字画后来多归梁清标，再后来多转入清宫内；所藏书籍多归同乡黄叔琳。卢文弨称：“退谷万卷楼藏书，今大半在黄氏昆季家中。”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吴草庐文抄》无卷数，不著编辑者名氏，前署 ‘甲辰春退谷手选’，盖康熙三年孙承泽所定本也。”而四库所著录的《吴草庐文抄》，正是黄叔琳之子黄登贤的家藏本。又，编修励守谦家藏有明人姜宝《周易传义补疑》12卷，“卷端有孙承泽题识印记，卷中亦多涂乙标注之处，盖承泽说《易》以是书为稿本云”。通过以上两例可知，孙承泽的不少藏书后来转到了黄氏、励氏家中。当然，还有大量的家藏书画在其孙孙炯之后散逸。乾嘉时期的钱泳即曾过眼不少，他说：“国初北平孙退谷筑万卷楼，藏书甚富，而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退谷殁后，其物大半归黄昆圃家，而散于海内者亦复不少。如《记》中所载之唐僧怀素小草《千文》、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黄山谷《松风阁诗》、朱晦翁《城南二十咏》、贯休《罗汉》、易元吉《猴猫图》、宣和御题《十八学士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荣禄（孟）书陶诗小楷及《枯树赋》，余皆亲见之。”孙承泽是清初书画碑帖的鉴赏大家，所著《庚子销夏记》对后来的王澍、何焯、翁方纲等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大量收藏从明宫中散出的稀有字画，为在兵荒马乱之际保存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倡导经世致用

孙承泽虽退居山林，但同样倡导实用之学，并首重历代典章制度，撰有《学典》、《元朝典故编年考》等书。《学典》30卷，从现存的两卷来看，其内容收录广泛，以时间为系，凡国子监官职任免、提学、贡选，乃至典籍编撰、士风之类，一概收录。《元朝典故编年考》更是宏幅大帙的巨构。典章制度为治世之关键，孙承泽编纂这类著作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他起初计划编纂一部“续《文献通考》”，称：“《文献通考》为经世有用之书，至宋末而止。后有续者弗备也。山居积料十余簏，拟续成之，以年力日衰而止。择其简要者为《编年》一书，计百卷，通考编类，欲稽其事。”所谓“后有续者弗备也”，指的是明代王圻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的《续文献通考》254卷。该书上起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迄明万历初年。从万历初年至清入关，其间凡七十年则阙如。所以至少就时间来说，是“弗备”的。孙承泽先前所编著的《学典》、《元朝典故编年考》以及《典制纪略》，都是为拟续《文献通考》而储蓄的“积料”，然终以年力日衰而只得各自成篇。

孙承泽经世致用的思想还表现为“借古经以资时用”，代表作是《九州山水考》和《河纪》。孙承泽认为《尚书》中的《禹贡》篇是“千载水利之经”。康熙五年（1666）春，注《洪范》成后，复注《禹贡》，至次年（1667）夏，三易稿而书成，最初称《禹贡考》，刊刻时改名《九州山水考》。文中多附论时事，如水利、海运、漕运之类，杂引明代诸人议论。在“冀州”之下，孙承泽便对海运的历史变迁作了考述。他说：

 

秦始皇时，起黄、腄、瑯琊负海之粟，转输北河。唐杜甫谓：渔阳豪侠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是用海之法已久，不始于元人也。按，元人海运始于丞相伯颜。初，伯颜平江南，以宋库藏图籍，命张瑄、朱清等自崇明从海道载入燕京，后遂献海运之议。……明初亦岁运七十万石以给辽东。及会通河成，海运遂废。隆庆五年河道决，户科宋良佐请复海运时，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言可行，谓海道多潢犹陆地多歧，海人行海犹陆人行陆；傍海而行，非横海而渡。今踏出海道，傍海居多，较元人殷明略踏出之道尤属稳捷。遂以山东布政王宗沐为总河，专司海运。万历元年，以龙斗伤七艘，议罢。

 

冀州为九州之首、京畿所在之地，孙承泽在这里附论海运始末，绝非随意之作，而是有所针对。元朝建都北京，明朝自明成祖以后也建都北京，这两个朝代都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时期。因此，漕运对于立国非常重要。元代基本上是海运与河运并举，而明代自永乐初年疏浚会通河后海运停止，专靠河运。孙承泽对有明一代的河运感触更深，“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漕之安危，国计民生系焉”。大运河通塞无常，尤其是黄河的泛滥经常危害河运，而海运则无此危险。孙承泽虽然没有明确区分二者的长短，但对海运的兴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九州山水考》的撰写时间也值得关注，该书作于康熙六年（1667），正值新王朝百废待兴之际，对于一个同样建都北京的王朝，漕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想见，孙承泽此作也是“借事抒议，不专为注经设也”。两年后，康熙帝亲政，将漕运作为三大政之一，益见孙承泽此议的现实情怀。

《河纪》一书同样反映了孙承泽关注国计民生的经世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河纪》二卷，非如史家《河渠书》，盖漕政也。漕为天下重务，而其通塞恒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漕之安危，国计民生系焉。”《河纪》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时孙承泽81岁，八十老翁尚且以国计民生为念，其实学主张可见一斑。《禹贡考》和《河纪》两书在刊刻以后，颇为当时学者所关注。陆陇其在孙承泽卒后两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来京，陆元辅以《山水考》相送，陆陇其称赞“其中考核亦多可据”。在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中，这种推重之意尚有多处。

（五）编纂理学著述，尊程朱斥陆王

孙承泽晚年尊程朱斥阳明，致力于五经研究。清初著名文坛领袖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辛亥（康熙十年，1671）五月望后一日，雨后过孙退谷先生城南书屋，先生教以读书当通经……且言：‘《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过集诸经序论耳，无当经学也。’时先生已七十有九，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可谓耄而好学者矣。”孙承泽也自称：“余家屋十年，无日不读朱子书，今又得此卷，乃构城南书舍，祀夫子其中。”晚年的孙承泽曾经得到朱熹的《城南二十咏》手迹，为此他不仅建“城南书舍”，并在书舍中祀奉朱熹牌位。因尊崇朱熹之理学而珍视其墨迹，可谓爱屋及乌。顺治十七年（1660），孙承泽在该卷的题记中说：“晦翁举世仰之如山斗，得其片褚只字珍如琬琰，则当日小人殊足怜不足恶也，故士君子立身行己，有终日之忧，无一朝之患。”后来，孙承泽又在同乡好友王崇简那里看到过朱熹、吕祖谦、张栻、杨万里四人墨迹的合卷，称之为“真古今至宝”。他说：“余过敬哉王公（王崇简字敬哉）家舫，出之见示，余惊顾直欲下拜。从来墨迹固因人而重，然四先生书亦卓，然当代能解此鲜矣，当珍秘之，无轻示人也。”

孙承泽尊程朱，称朱熹一生之学是“为贤为圣之真正血路”；攻击陆王，说“陆氏之顿悟流于禅，永康之事功流于霸，二者之害人心而祸世道也”。清初有很多学者反思王学之失，不少人弃陆王而返程朱，但像孙承泽这样攻击陆王者并不多见。与孙承泽关系颇为密切的王弘撰虽然很欣赏他的博学，但对诋毁王阳明之处却不以为然。王弘撰说：“近日孙少宰著书，略文成之善而独言其通濠有因，则以论学之不合而偏于作恶，欲从百年后定百年前莫须有之案，亦异矣。少宰博学好古，予素重之，惟于此不能为无憾也。”倡导程朱是孙承泽在退居之后的最高追求，他的众多解经著述也始终贯彻着这一标准。

孙承泽对五经的研治始于《五经翼》。孙氏本人藏书甚富，“近代藏书，惟北平孙北海少宰，真定梁棠村司农为冠，少宰精于经学，司农富于子集”。他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辑录明以前学者对《易》、《诗》、《书》、《礼》、《春秋》的序、跋、论说，以类相次，得《易》4卷，《书》2卷，《诗》4卷，《春秋》6卷，《礼记》2卷。其友严沆，益以孙承泽所著《周礼举要》2卷，共为一编，即《五经翼》20卷，于康熙二年（1663）刊刻行世。《五经翼》一方面是孙承泽为注解五经所做的资料准备，另一方面也是鉴于心学末流不读书的弊端而倡导博学多闻的实践，他自己断定“《经翼》诸篇，诚穷理者之所必资也”。对于《五经翼》，四库馆臣的评价不高，认为“其书采摭未备，不及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而且“议论多而考证少，亦异于先儒专门之学”。四库馆臣在对“五经总义存目”进行总的评论时也不忘了举出孙承泽此书作为反面材料，其言曰：“孙承泽抄撮经解诸序，寥寥数卷，亦命之曰《五经翼》，则孰非兼通《五经》者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五经翼》的确不如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但此书恰恰对于朱彝尊撰写《经义考》产生了一定影响。《五经翼》刊刻之际，孙承泽请后辈学者朱彝尊为之作序。后来，朱彝尊作《经义考》，显然是受了孙承泽此书编撰思想的启发。再后来，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作《经义考补正》，补朱彝尊之缺失。此学之传承有序，可见一斑。

在《五经翼》之后，孙承泽便开始了对五经的全面注解。《易》是理学得以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他说：“五经中《易》与《春秋》是夫子手著，夫子文章在，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亦在是。”又说：“学问之道备于夫子《十翼》，而其要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孙承泽起初集诸子之说，著《易宗》，后来觉得《易》有“不尽之旨”，于是著《孔易》，康熙六年（1667）成书。除了因为《易》是“穷理尽性”之书外，《易经》“尚变”的特点恐怕也是承泽十余年中“日抱一《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易》有三变，而且批空疏、趋务实；既尚变，又务实；强调依时俯仰，随时而变。既然孙承泽如此推崇《易经》“尚变”的思想，那么他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

《易》之外，孙承泽又特别关注《春秋》，称之为“百王大法”，于康熙九年（1670）著《春秋程传补》。他尊程朱正统而明确申明《春秋》为“穷理尽性之书”，认为“自伊川程子之《传》出，而《春秋》之旨始明”。但程颐的《春秋传》没有最后完成，仅成2卷，门人取经说续其后而成书；朱熹也没有成书。后来，胡安国本程《传》而著《春秋传》，并逐渐成为科举教材，至于《春秋》本经则无人理会。孙承泽对这种“以传为经”的现象颇有不满，他说：“三《传》乃解经之文，《春秋》乃鲁史之纲，夫子之所手裁，宁以三《传》为案哉？”于是决心补程子未完之业，遂有此作。

在完成《春秋程传补》之后，孙承泽着手进行的另一部著述是《诗经朱传翼》。清初，朝廷取试依然承袭明制，于《诗经》用朱熹的《诗集传》。而在当时的《诗经》学界，已普遍呈现出汉宋兼采的趋势，只有部分人恪守朱《传》。孙承泽作《诗经朱传翼》便是其中的代表。孙承泽批评《毛诗》对《诗经》的解读完全忽视了人的性情，“篇篇必求止乎礼义，穿凿迂滞不通”，指出后人说《诗》义不明，全是由于《毛诗》“一夫障之”，甚至认为《毛诗》之罪决不在当年王弼乱《易》之下。这种过激之论，也难怪受到四库总纂官的讥刺。

孙承泽治经，尊程朱而斥汉学，认为“经学晦于马、郑者多矣”，其晚年完成的《尚书集解》也不例外。理学宗师程、朱二人都不曾注解《尚书》，只是朱熹在临终前，嘱咐弟子蔡沈整理《尚书》。蔡沈在朱熹平日讲解《尚书》的基础上用十年时间最后完成了《书集传》。蔡沈之作基本贯彻了朱熹“须见二帝三王之心”的要求，不过孙承泽认为，蔡沈虽然“每注一篇，辄请正朱子”，但不久朱熹便去世，“其余未经订正者，果合朱子之意乎？推而上之，又尽合程子之意乎？”在他看来，《书集传》中除了朱熹亲自订正的“二典”、《禹谟》篇外，其余都有可补之处。据孙承泽自称，他早年读书时“兼习《尚书》”，后来在开封做官，又“尽读诸儒《书》义”，并随手抄存，甲申之变后，“尚有存者”。退居以后二十余年间，留心不辍。康熙十一年（1672），孙承泽年已八旬，恐旧稿散逸，重加裒益，刊之家塾，这便是《尚书集解》。所解以蔡沈《书集传》为基础，多采宋吕祖谦《书说》、宋金履祥《尚书表注》和元许谦《读书丛说》，而力斥马融、郑康成。其集解虽有斑驳之处，但孙承泽认定《尚书》为孔夫子所序定，是明心见性的“理学之宗”。他说：“《尚书》不独治统所属，道统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实开万古理学之宗，视诸经为尤要。”孙氏所著《孔易》、《春秋程传补》、《诗经朱传翼》和《尚书集解》都贯穿了一个宗旨，即发扬程朱理学正统。

康熙十二年（1673），其《五经翼》、《春秋程传补》、《诗经朱传翼》和《尚书集解》等书刊刻行世，81岁的孙承泽也因“尊朱子得名”。在清初学界，陆王心学几乎被唾弃声淹没，但也有人进行朱陆调和，如孙奇峰、李颙等人试图以调停折衷来谋求学术发展，朱陆异同的辩论再一次成为许多士人治学的焦点。孙承泽与当时的魏象枢、魏裔介、刁包、熊赐履、尹会一等人经常就一些理学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程朱与陆王以及他们后学之间的学术之别。为维护程朱，孙承泽在康熙十二年撰《考正晚年定论》，坚决否定朱子晚年“自悔”，认为王守仁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完全是“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不足为据”。孙承泽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等书，精心考证，逐一驳斥“自悔”的说法。这虽然是申述明代罗钦顺质疑王阳明的唾余之论，但此书一出，进一步奠定了他“紫阳之功臣”的口碑。魏象枢几乎读过孙承泽的所有著述，却“言孙北海诸书以《考正晚年定论》为第一”。甚至连顾炎武也对此颇为重视，在《日知录》的“朱子晚年定论”条中特别提到了它。

三、入清后与遗民、降臣的交游

（一）与遗民的交往

从现存资料来看，孙承泽入清后所交往的遗民并不多，有顾炎武、申涵光、王弘撰、孙奇逢、陆元辅等人，其中与顾炎武、孙奇逢的交往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反映了清初政治社会环境下降臣与遗民的微妙关系。

1．与申涵光、王弘撰的论学交往

申涵光（1618—1677），直隶永年人，自号凫盟，取杜甫“吾身独与凫鸥盟”之意，高士襟怀，宛然可见。申涵光为明太仆寺丞申佳胤之子，入清不仕，结纳遗民，拳拳于故国。他在游历北京期间，“时而驱车燕市，击筑狂呼”，与孙承泽论学颇多。孙承泽“勉以学道”，受其影响，申涵光“发志学道自此始”，其晚年“留心性命理学诸书，以为晚年寡过计，不复措意于语言文字间”。申涵光生前诗文颇丰，而且多是“忠臣孝子之极思，托旨微深”, “甚多高迈绝伦类”, “不肯令世人见”。在“未尝存稿”、“随手裁应”之下，他生前所删定、后人所能见到的《聪山诗集》8卷和《聪山文集》3卷中，不但“忠孝之意”甚少，而且关于他和孙承泽等降臣的交往亦难寻踪迹。

王弘撰（1622—1702），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明诸生。嗜金石，藏古书画、金石最富，又通濂、洛、关、闽之学，好《易》，精图象。入清后持反清复明之志，奔走结纳，尤著志节，学者翕然宗之，顾炎武称其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尽管王弘撰在入清后以气节为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孙承泽的交往。王弘撰在游历北京期间，经常造访孙承泽在西山樱桃沟的住处，把玩藏物，相谈甚欢。孙承泽还请王弘撰为其秋水轩书写匾额。对此，王弘撰在《山志》中有详细记述：“京师收藏之富，无有过于孙少宰退谷者。盖大内之物，经乱后皆散逸民间，退谷家京师，又善鉴，故奇迹秘玩咸归焉。予每诣之，退谷必出示数物，留坐竟日。肴蔬不过五簋，酒不过三四巡，所用皆前代器。颇有古人真率之风。凡予所谈论，退谷辄喜，以为与己合。唯于王文成有已甚之词，予不然之。时方构 ‘秋水轩’，以著述自娱，其扁联皆属予书。年已七十有八，手不释卷，穷经博古，老而弥笃，近今以来所未有也。”两人共处时间短暂，但相交甚欢。

对于孙承泽晚年的肆力著述，王弘撰也极其称赞，称其“近今以来未有”，但对孙承泽在学术上斥责王阳明的态度不甚赞同。他说：“王文成道德、事功、文章，皆一代之选。而学从禅入，多涉于偏，非圣贤之训，不能无遗议。乃今之攻之者，掊击不已，而为诋毁则过矣。……文成学实深邃，虽其为说有予所不取者，盖中之所疑，不能自隐，非敢故为异论。……近日孙少宰著书，略文成之善而独言其通濠有因，则以论学之不合而偏于作恶，欲从百年后定百年前莫须有之案，亦异矣。少宰博学好古，予素重之，惟于此不能为无憾也。”王弘撰与孙承泽相友善，但在学术观点上无所逢迎，对此，四库馆臣颇为赞赏，称“其讲学诸条，亦皆醇正平允。与孙承泽虽友善，而无所曲恂，颇能去门户之见，为可取云”。

2．被后人隐讳甚至否认的与遗民大儒顾炎武的交往

孙承泽与顾炎武的首次交往，大抵始于康熙六年（1667），这年顾炎武55岁，第四次入都，寓居慈仁寺（今报国寺）。顾炎武在这一年所作《抄书自序》中说：“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孙承泽）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陈上年）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在这次借书以后，顾炎武还打算进一步读孙承泽所藏之书。他在《与李良年书》中说：“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有好音见惠，亦复易达。”但这一读书计划好像并未实现。

关于两人之间的交往，顾炎武诗文集中留下的资料很少，但在曹溶、龚鼎孳、陆陇其等人的记述中有较多反映。如，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十四有《同宁人饭北海斋》。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翼王言孙北海学博而才敏，其所著诸书，虽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学者。博学之士，皆收入门下，相助较对，朱锡鬯、顾宁人其尤也”。在陆陇其的描述中，顾炎武俨然是协助孙承泽晚年整理和校勘著述的门客。

陆陇其的记载来自于陆元辅所言，而陆元辅曾应孙承泽之邀，“课其子孙”，是亲眼目睹，应当可信。此外，与孙承泽、顾炎武都有密切交往的朱彝尊在诗中自注：“九日，同顾宁人、陆翼王登孙氏石台，赋呈退翁少宰。”同时代人计东也曾说顾炎武是孙承泽的密友。他说：“今康熙十一年……（孙）侍郎（承泽）年八十，隐君（顾炎武）年六十……侍郎之学，以朱子为宗，于五经俱有纂述注疏，自行其意。……隐君专精经传训诂及五音四声之学，考订详慎，为侍郎密友。”清末昆山钱邦彦所校补的《顾亭林先生年谱》亦载，康熙九年（1670），顾炎武58岁，“六月程工部正夫、李刑部紫澜延先生于家，讲《易》，至九月初讲毕。即以是月入都，与秀水朱竹垞彝尊、嘉定陆菊隐元辅，同在北平孙退谷研山斋，详定所藏古碑刻”。从以上曹溶、陆元辅、计东等人所言来看，顾炎武在北京期间与孙承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孙承泽本人也非常看重他与顾炎武的情谊，甚至临终时嘱咐子孙：如果要了解自己的“仕学本末”，问王崇简、顾炎武、陆元辅三人足矣。没有深厚的交情，孙承泽何出此言！

顾炎武是清初遗民的典范，在时人乃至后世的评价中是“气节”的象征。相反，孙承泽先后仕明清两朝，中间还曾一度投降李自成政权，被讥为“气节不纯”，是个“贰臣”。后人出于这种避讳，很少提及甚至掩盖顾炎武与孙承泽的交往。后来那些推崇顾炎武气节的人，甚至不愿相信顾炎武与孙承泽有过密切交往。如张穆在《顾亭林先生年谱》中说：“翼王此语尤诬，承泽何人，乃能收亭林于门下哉？”后人这种讳言甚至否认遗民与贰臣有过密切交往的现象，大多是对遗民、贰臣在道德力量上过度褒贬以及脸谱化的结果，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3．与遗民大儒孙奇逢若即若离的交往

孙承泽与孙奇逢若即若离的交往，同样具有遗民与贰臣互动的典型意义。孙奇逢（约1584—1675），直隶容城人，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明万历举人。他因不满明末政治腐败，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猛烈抨击权宦魏忠贤之流。明亡，清廷屡次征召，但他很有骨气，誓不仕清，与当时的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后因家乡地产被旗人圈占，遂与弟子移居他乡，躬耕于河南辉县之夏峰。

孙奇逢与孙承泽在明亡前即已结识。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中转述陆元辅所言，明确说二人有过交往，“容城孙奇逢，鼎革初亦几蹈不测，孙北海救之得免，遂与北海友善，然两人学术则不同也”。陆元辅对孙承泽相当了解，所言应当不虚，如此来看，两人不仅相识，而且孙承泽还是孙奇逢的救命恩人。但关于孙承泽援救孙奇逢之事，遍查《夏峰先生集》以及孙承泽的各种著述都没有任何记载。可以推断，出处的不同导致了二人后来的交往越来越少，或不愿提及，或后人在编订著述时，出于避讳而删去了相关记录。

这一点在孙承泽所著《畿辅人物志》中可以得到确证，国家图书馆所藏《畿辅人物志》稿本《鹿善继传》中有句话为：“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孙奇逢切脯酌酒，定交杨忠愍墓下。”刻本则将此句改为：“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同社友切脯酌酒，定交杨忠愍墓下。”毫无疑问，孙承泽在修改稿本时，刻意将“孙奇逢”三字改成了“同社友”，而这一修改背后的心思值得玩味。关于鹿善继与孙奇逢定交的说法，孙承泽在稿本中所言，很可能是本自钱谦益为鹿善继所作的墓志铭。钱氏《初学集》卷五十《太常寺少卿管光禄寺丞事赠大理寺卿赐谥鹿公墓志铭》有言：“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孙奇逢酌酒切脯，定交杨忠愍墓下。”《初学集》是钱谦益在明亡以前所写诗文的总集，系钱谦益门人瞿式耜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刻成，在清初流传颇广。孙承泽在撰写鹿善继的传稿时不仅参阅了《初学集》，而且是在钱谦益所撰鹿善继墓志铭的基础上直接删改而成。孙承泽所言不仅有根有据，而且也有孙奇逢本人的说法为明证。孙奇逢在所著《畿辅人物考》中说：“予四十年交公（即鹿善继），知公之志，知公之学，方与公定交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杀身不悔之意。”孙承泽既然在稿本中明确写明鹿善继与孙奇逢定交，后来却将其姓名隐去，看来是有意而为，其根本原因是两人在入清后因气节不同而一度断绝来往。

然而，也正是围绕《畿辅人物志》的撰写，孙承泽与遗民大儒孙奇逢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直到晚年两人又恢复了交往。

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完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几乎与此同时，孙奇逢也撰写了《畿辅人物考》。两书的内容都是记述明代畿辅人物。两人不仅彼此知晓正在撰写内容大致相同的书，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互有参阅。两人的信息起初都来自祁州学者刁包。刁包在给孙承泽的一封信中说：“苏门（即孙奇逢）所寄《人物考》目录三纸，谨奉上。包阅之，见先子获入 ‘隐逸’一流，在征君固非阿好者也。内举不避亲，敢备录其稿迹以闻，一乔二张早入征君网罗中，与包向来所谆谆者，盖不谋而合也。”通过刁包，孙承泽不仅知道孙奇逢正在撰写《畿辅人物考》，而且看到了其目录内容。

孙奇逢的信息也来自刁包。康熙元年（1662）四月，孙奇逢在给刁包的信中说：“孙少宰《四朝人物志》，不敢向年兄借观，但求录其名姓见寄，与仆所辑一印正，亦快事也。两考有稿本无清本，浩繁难以誊写。少宰如果有意，容当寄目录。吏部乔临城，止知其烈死，未有事迹。大凡此等事，非遗则滥，即不遗不滥矣，而寥寥数语，始末未备，亦觉未畅。此事可与商者甚少。恨无术缩地，共知己一倾倒耳。”孙奇逢得知孙承泽撰《畿辅人物志》后，没有直接联系孙承泽，而是希望刁包抄录其目录内容，寄给自己，表示孙承泽“如果有意”，自己愿意“寄目录”转给他。刁包是孙奇逢的入门弟子，孙奇逢说出这样的话，足见他与孙承泽在入清后若即若离的关系。

通过后来的事实推断，在这之后不久，孙奇逢通过刁包不仅得到了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目录，而且看到了全书的内容，并在补写《畿辅人物考》的过程中吸收了孙承泽的成果。有一例可证，康熙元年（1662）十月二十六日，孙奇逢在补写李若琏的按语时引用了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岁寒老人曰：……往闻孙文正称卫帅刘侨之贤，袁督师奸细一案，未免疑其失入。迩钱宗伯称保全善类者，有山阴之吴孟明。今孙少宰《志》中谓：孟明以锦衣籍居京师，其人更可念也。因李成甫而录纪之。”“孙少宰”即孙承泽，“志”即《畿辅人物志》。孙奇逢所撰《考》没有收录吴孟明，而孙承泽《志》卷十八收录之。如果孙奇逢没有看到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内容，便不会在撰写李若琏按语时有这样的引述和评论。

此外，我们将孙奇逢在康熙元年、二年（1663）所补写的人物传记与孙承泽《志》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孙奇逢所补写的绝大部分人物同时也是孙承泽《志》中所收录的人物。自康熙元年十月至康熙二年三月，孙奇逢先后补写了张学颜、苏皋、达其道、刘体乾、岳伦、刘元震、梁梦龙、张主敬、王嘉谟、孙绪、米万钟、梁应泽、崔景荣、李若琏、郭登、袁彬、张天衢、张诗、傅好礼、朱希忠兄弟、卫时春、赵养冲、赵养蔚等25人。其中，只有苏皋、赵养冲、赵养蔚3人是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中所没有的人物。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于顺治十五年（1658）已经基本完稿，而孙奇逢补写这些人物的时间是康熙元年（1662）十月至二年三月，在此之前的康熙元年四月左右，孙奇逢通过刁包已经看到了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目录和内容。因此，孙奇逢补写这些人物时肯定参阅了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

从内容上也可推断，《畿辅人物考》是孙奇逢在孙承泽《志》的基础上的改写。以《张学颜传》为例，孙承泽《志》与孙奇逢《考》只有以下两处不同：一是对张居正的称呼，孙承泽《志》中为“张居正”、“居正”，孙奇逢《考》中则为“江陵”；二是传末对张学颜的评论字句略有不同，孙承泽《志》曰：“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矣，然后知江陵之相业不可及，而无识浮薄之士居议论之司，未有不败天下事者也。”孙奇逢则在评语中说：“明代近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公实与之同心公济，故能拓疆富国。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不能不令人思江陵耳。罢内操一疏，洞悉情弊，千古快谈。”显然，孙奇逢在孙承泽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再以《达其道传》为例，孙承泽《志》曰：

 

达其道，字行甫，任县人。中第后授工部主事，管榷济宁诸闸。癸亥，转员外郎，管后库出纳。库与闸俱腴地，而一无所取。甲子，迁郎中。肃皇帝命疏玉河甚迫，众僚皆怵焉，莫敢应。尚书雷公独以属之。未几，河工成，钦赏白金彩币。丙寅，转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叹曰：“今之督学者，弊在重文艺，斯道化衰；徇干请，斯巾裳滥，此其系于世教者非渺小也。”乃程业兼稽行谊，以树标立极，要使人名实不爽。其登进黜罚惟执之已，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风用丕变，而中土多彬彬文质之士。隆庆戊辰，乞休归，箧惟古书数帙，了无长物，人称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惟重行谊，故一时人物为盛，后乃止以文艺相尚，士无实修，所以朝多秕政，安得如达公者而衡量人士哉。

 

孙奇逢《考》曰：

 

其道，字行甫，任县人。中第后授工部主事，管榷济宁诸闸。癸亥，转员外郎，管后库出纳。库与闸俱腴地，而一无所取。甲子，迁郎中。肃皇帝命疏玉河，工成，赐金币。丙寅，转河南副使，提督学校，叹曰：“今之督学者，弊在重文艺，斯道化衰；徇干请，斯巾裳滥，此系于世教非小。”乃程业兼稽行谊，以树标立极，要使人名实不爽。其登进黜罚，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风用丕变。隆庆戊辰，乞休归，箧惟古书数帙，了无长物，人称其清。岁寒老人曰：取仕一途，祖宗朝惟重行谊，故一时人物为盛；迨其后也，士无实修，故朝多秕政，若行甫者，亦可谓能行其道也。

 

两相比较，孙奇逢《考》中，除了最后一段“岁寒老人曰”以外，基本上是孙承泽《志》的缩写；即便是最后的评论文字，也明显可见，孙奇逢只是在孙承泽的基础上有所发挥而已。孙奇逢作为遗民大儒，虽然在气节上对“贰臣”孙承泽颇有看法，但他确确实实利用了其学术成果。在这里，贰臣与遗民的学术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尽管孙承泽在明末援救过孙奇逢，但鼎革后两人几乎断绝来往；两人几乎同时撰写畿辅人物方面的著作，而且互有耳闻，了解对方著述的体例和内容，但相互之间没有进行直接交流。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孙承泽退居山林，潜心著述；孙奇逢也似乎多了一份“世运有维新，人情仍如旧”的心情，两人在晚年又重新恢复了联系。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初三日，孙奇逢给孙承泽写有一封信，曰：

 

某身老樵渔，漂泊自废，分不敢通当世之达人君子。然于先生有不能默然者。盖先生自投林，以逞力振正学，元灯一线，久为修士所归。至济上一事，借先生曲突之力居多，此尤某所偏受其福者。自忖谫陋，何以得此于先生长者哉？尝闻祈奚往见于范宣，伟节陈说于窦、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辞，孟博竟无报德之语。某不敢方古人，而先生则远过之矣。此言久不敢溷左右，偶值定园主人遣使见过，附布区区，知定园为先生石交也。前读《畿辅人物志》，甚佩人伦衡鉴。闻著作甚富，不知肯惠教否？小集友人有灾木者，候另呈大教。

 

从信中可知，在此之前，孙承泽曾经托好友“定园主人”戴明说向孙奇逢转呈问候之意。而此时的孙奇逢对已退居近二十年的孙承泽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认为孙承泽“逞力振正学”, “久为修士所归”，颇有认可之意。更重要的是，孙奇逢没有忘记当年孙承泽援救自己的恩情。

（二）与降臣的交往

入清后，与孙承泽交往的降臣主要有陈名夏、龚鼎孳、曹溶、吴伟业、王铎、李元鼎、梁清标、程正揆、周亮工、王崇简等人，他们或为同僚，或是旧识。孙承泽与上述大部分降臣的交往是在其入清至退官之前的十年间，后来随着这些降臣在政治上的起伏，孙承泽与他们的交往也日渐稀少。孙承泽退官之后，只跟龚鼎孳、梁清标、王崇简等人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1．在政治上依附陈名夏

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降大顺政权。南明福王时，定入“从贼案”。顺治二年（1645），又降清政府，复原官。入谒多尔衮，请正大位。五年（1648），初设六部汉尚书，授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1651），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在他任吏部尚书以后，因依附睿亲王多尔衮、满尚书谭泰，陷入满汉斗争的漩涡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孙承泽与陈名夏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存陈名夏《石云居诗文集》中有多处记述两人的交往。如，卷一《孙北海惠药》是感谢孙承泽在自己病中赠药；卷二《金鱼池赠孙北海》记述两人聚会时情形；卷三《送孙长君序》是写给孙承泽之子赴外地任官时的送序，文中称孙承泽为“北海先生”；卷四《吏部藤花卷记》记述吏部衙署的藤花，陈名夏曾为吏部尚书，孙承泽曾是吏部左侍郎，文中有“孙北海数向予叹息”之句，可见两人之交谊；卷十五《与北海少宰》信中更是交心之话，信中说：“年来同好，惟我两人此心无间，纷纷是非，人我皆属妄境，而聪明才智过人之士往往为人所愚弄而不自知，觉其愚弄人者又反以为人，惟我使可以得志，不知其丧失本心，良可哀也。老兄舟还良久，未尝敢商一负心之事而口语究不能止，我辈实已止之矣。道履入署，冀过一谈，雪中殇女，了却后来牵系而举家涕泪，晨夕不辍，于此难言忘情，且自伤学道无成多积愆，尤罚及儿女矣。”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然而，也就是因为孙承泽与陈名夏的密切关系，导致他被牵入陈名夏案，并最终退官。多尔衮死后，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此案交由王大臣会议调查，谭泰袒护陈名夏，弹劾未果。等到谭泰以罪诛，顺治九年（1652）春，皇帝命王大臣重新讨论张煊弹劾陈名夏的罪状，陈名夏竭力辩驳。顺治帝鉴于他当年投诚有功，从宽处理，命夺官，仍发给俸禄，与闲散官员一体随朝，谕令其改过自新。十年（1653），吏部尚书员缺，时任吏部侍郎的孙承泽上疏，请求以陈名夏兼摄。顺治帝斥责孙承泽以侍郎身份举荐大学士任吏部尚书，有乖政体，责令孙承泽回奏说明。十一年（1654）正月，孙承泽引疾乞休，顺治帝以其年力未衰，没有准许。三月，再请，乃许。孙承泽退官后，御史杨义继续揭发他依附陈名夏时“表里为奸，积年罪状可据”。可以说，孙承泽因依附陈名夏等人而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最终也因此而被罢官。

2．与曹溶、龚鼎孳、梁清标、王铎等降臣的诗文书画交往

孙承泽在入清做官的十年间，还交接了很多与自己出处相近的降臣，尤其是活跃在京师文坛、同样爱好诗文书画的同官。

比如，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又字秋岳，号倦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官至御史，入清后仍服原官，后任顺天学政。曹溶在北京任官期间，与孙承泽多有交往，如《静惕堂诗集》卷七《出都留别孙北海》、卷十一《春夕行北海少宰席上同梅村作》、卷十七《退谷为北海咏》、卷二十七《北海贻龙角觥》、卷二十七《北海又贻徐幼文画册》、卷三十二《北海招同芝麓饮藤花下》、卷三十四《同宁人饭北海斋》等文就反映了两人的关系。孙承泽卒后，曹溶作挽诗：“新造资黄发，扶衰实大名。星辰天北极，耆旧汉西京。身系醇儒脉，书传退谷情。后贤应有述，观化足平生。”曹溶善于结交士人，爱好范围广，喜欢收藏字画、碑帖等古玩，这也成了他与孙承泽交往的绝好媒介。从现存资料来看，曹、孙二人的交往有不少是通过字画的鉴赏交流进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北海贻龙角觥》、《北海又贻徐幼文画册》之外，孙承泽在《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中也有多处记述。如从曹溶处借阅王献之《东山帖》, “右军《东山帖》乃米老书，吴江村竟刻入王帖中，墨迹在嘉禾曹秋岳处，装入米卷，余借之，刻米帖中”。又，曹溶曾经将所藏黄庭坚等人墨宝赠送孙承泽，“嘉禾与余好尚相若，其应征入京，尽以所携卷册送余斋，乃米老卷、君谟卷及此卷，俱累累千百言，世不多见之珍”。

又如，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祖籍江西临川，后迁安徽合肥，明清之际著名诗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曾在兵科任职，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明亡后，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官至刑部尚书。他与孙承泽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龚芝麓先生集》卷四《春夕行饮孙少宰北海斋中同秋岳赋》有“北海先生厌朝籍，著书高卧青霞宅。有时置酒为欢娱，独许吾徒共春夕”句。可见，闭门独处的孙承泽对龚鼎孳青睐有加。又卷二十七《酬退谷见柬并招过饮之作》曰：“眼底沧桑已白头，竹垣花掖记同游。可怜党禁膺滂尽，尚许名山姓字留。叶落蓬门将过雁，尘高柳市独眠鸥。江关鼙鼓连天急，易说衔杯对早秋。”龚鼎孳不仅对孙承泽当年深陷满汉政治斗争的遭遇表示同情，而且相当钦佩其退官后致力于经史著述的孜孜追求。

龚鼎孳也颇好书画收藏，孙承泽经常到他在北京的寓所把玩藏物。唐代褚遂良所书《枯树赋》墨迹原在明内廷，明亡后流散，被龚鼎孳收藏，孙承泽得知后便借回观赏。顺治十一年（1654），山阴人张学曾自京曹出守吴郡，同官龚鼎孳、孙承泽、曹溶三人，设宴为其送别，聚会时各自携所蓄名迹相玩赏。张学曾带来的是宋代画家江参（字贯道）的《长江万里图》，大家看了，交口赞羡不已，“欲裂二千五百里而分之，张大窘”，孙承泽集古句戏之云：“剪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又如，王铎（1592—1652），字觉斯，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南京称制时为东阁大学士。清军攻陷南京后投降，官至大学士，擢礼部尚书。博学好古，工诗文，擅书法。顺治八年（1651）罢官归里，九年（1652）卒。王铎在北京任官期间，也经常是孙承泽的座上客。其《前门行》曰：“北海先生佩兰荪，日拥书画住前门。退食委蛇饶灵气，典坟披罢共琴言。金鱼池间别墅景，轩渠心不离丘樊。移来突兀两奇石，紫藤络绎皆春色。古鼎硃砂带青蓝，羊欣喜改谢琨席。”从王铎这篇诗文的描述来看，对他最具吸引力的是孙承泽家中丰富的书画、古玩。两人之间多半也以书画论交。在孙承泽的记忆中，“孟津王觉斯每过余斋，辄索阅（米友仁《白云出岫图》），大叫称绝。今老思故旧，不胜今昔之感。”王铎还有一篇《集孙北海闲者轩同钱牧斋》诗曰：“登览拨开愁无穷，大山小山虚映空。悠悠浒水与我遇，落落匏尊更谁同？平楚士女花篮外，夕阳殿阁宝铎中。不图华胥今复见，日暮东海吹天风。”“闲者轩”是孙承泽在鱼藻池北的居处。诗句反映了当日王铎、钱谦益一起在孙承泽“闲者轩”作客的情形。

又如，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又字苍岩，号棠村，又号蕉林，直隶真定人，梁梦龙曾孙。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福王称帝时，以梁清标曾投降李自成为由，列入“从贼案”中。顺治初降清，授编修官，累迁侍讲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喜收藏典籍字画，积书多至数十万卷，所藏历代书法、名画尤为珍贵，有“收藏甲天下”之誉。清初北方藏书之富，梁清标与孙承泽可谓齐名，但两人藏书各有所重，孙承泽精于经学，梁清标则富于子部、集部。据《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称，“近世藏书，惟北平孙北海少宰、真定梁棠村司农为冠。少宰精于经学，司农富于子集”。两人多有交往，在梁清标《蕉林诗集》中有《退谷歌》、《退谷先生云廿年闭户唯送贞庵相国及余始一出耳感而赋此》、《寿孙北海先生八袠》等诗文，记述两人的交往情形。正因两人的密切关系，后来孙承泽的一些藏品归于梁清标。如王维的《伏生图》，据朱彝尊所言，康熙九年（1670）他到孙承泽家中时，此图还在他家，不久就转到了梁清标手中。朱彝尊有题王维《伏生图》云：“是图，庚戌冬观于北平孙侍郎蛰室，因跋其尾，既而归于棠村梁相国。”

很多著名的艺术珍品两人都有鉴赏，而且不少作品先是收藏于孙承泽之手，后来又转为梁清标所有。如《匡卢图》相传为五代后梁画家荆浩所作。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说：“中挺一峰，秀拔欲动。而高峰之右，群峰岏，如芙蓉初绽，飞瀑一线，扶摇而落。亭屋、桥梁、林木，曲曲掩映，方悟华原（范宽）、营邱（李成）、河阳（郭熙）诸家，无一不脱胎于此者”，对此画评价极高。此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有“荆浩真迹神品”六字，钤“御书之宝”印，有元代韩屿、柯九思等题诗，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和乾隆诸玺。又如《牧放图》，唐代画马名家韦偃所作，原藏明内府，后经孙承泽、梁清标等私人的递藏，于乾隆年间进入清内府收藏。又如北宋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上面既有孙承泽鉴藏印，又有梁清标题跋。又，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上有孙承泽、梁清标等鉴藏家的钤印。此外，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神策军碑》拓本、宋徽宗赵佶《柳鸦芦雁图卷》等，都是先经孙承泽收藏，后又转归梁清标。从以上几例可知，孙承泽于明亡后，最早收集从明宫中流散出来的秘藏，后来，孙氏所藏大多归于梁清标。除了相同的人生经历之外，共同的志趣也是孙承泽与梁清标交往的重要基础。孙承泽80岁时，梁清标赋诗为寿，其中有“名成身退卧柴荆，偶过羊求启经迎，手注遗经多岁月，帝城今见济南生”句。除了书画交往，梁清标直以“济南生”期许孙承泽，可谓知言！

又如，李元鼎（1595—1670），字梅公，江西吉水人，明末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官至兵部左侍郎。李元鼎仕清不到七年，却是患难频经，忧怀莫展。首先，他自己是两次变节的降臣；嫁给吉水状元刘同升之子刘季矿的女儿，因他降清被婆家赶出了家门；妻子朱中楣是明皇室辅国中尉朱议汶之女，亡国悲痛与丈夫另仕新朝，使她既伤感又无奈。入清后的李元鼎在仕途上也很不顺利。顺治元年（1644），李元鼎降清，当时仍任太仆少卿，次年升任兵部右侍郎，任职不到三年，却以坐荐人事被免职。顺治八年（1651），李元鼎被朝廷召回，继续担任兵部右侍郎，后改任兵部左侍郎。不料两年后，又被“任珍杀妻贿赂案”所牵连，再次被逮捕入狱，险些丢掉性命。顺治十年（1653），李元鼎脱罪出狱后，回江苏宝应县的甓社湖湖畔居住，四年后全家迁到南昌居住。

由于相同的人生境遇和书画爱好，李元鼎在京任职期间与孙承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退居后一向独居闭门的孙承泽称其为“友人”。在《研山斋珍赏历代名贤墨迹集览》中，孙承泽多处提到两人基于书画鉴赏的交往。如，唐代韦庄的《借乐章帖》，孙承泽言：“余于李梅公寓见之。”“余又于江右李梅公寓见《鹿鸣十章》。”又如，元代赵孟（字子昂，号松雪）楷书姜白石的《兰亭考》, “此卷乃松雪早年书，余同李梅公坐报国寺松下，见此卷，李购之”。又，孙承泽在李元鼎家看到《大观法帖》1册，很想拥为己有，于是就以“赵松雪所跋山谷书少陵诗”交换。李元鼎得到此卷，与所藏的“黄山谷所书杜少陵卷”珠联璧合，成为佳话。

3．与姻亲王崇简的一生情谊

王崇简与孙承泽是姻亲，王崇简第六女即侧室黄氏所生女，嫁于孙承泽之子孙道林为妻。孙承泽与王崇简在明亡之前就相交甚密。据《青箱堂诗集》，崇祯十四年（1641），王崇简有《饮孙北海给谏斋中同李方山米吉士》一诗，诗中有言：“时艰莫道言无补，王道惟应谏可增。”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王崇简逃亡南方，后经孙承泽等人劝说又北返，接受清廷授官。因一同仕清，更因姻亲的关系，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相交数十年，“金兰之契，复缔朱陈之好，非徒志同而道合，抑且风雨而贞良”。在《青箱堂诗集》中，有不少诗作是以两人交往为主题的，如顺治三年（1646）有诗《孙北海约同孙二如成青坛董福兄家雷臣饮金鱼池斋中》，顺治十七年（1660）有《孙北海少宰退翁序》，顺治十八年（1661）有《赠北海少宰七十》、《题孙北海退翁亭》等。

在治学上，孙承泽也非常引重王崇简，所撰《学典》一书，曾请王崇简为之校阅，《畿辅人物志》一书则请他作序。康熙元年（1662），孙承泽七十寿辰时，与孙承泽交好的在京友人准备为他过寿，众人力请王崇简作寿序。由于两人关系密切，王崇简起初并不愿意答应，以免阿私之嫌，称：“予与先生交好缔姻，人莫不知，即有所颂，或以为阿私，况当世不乏名公大人乎？”而众人坚持认为王崇简与孙承泽相知甚深，寿序之责非他莫属。于是王崇简作《少宰孙公七十寿序》，曰：“昔官谏垣，抗章极论，时推仁者之勇。迨躬逢圣朝，历仕至司马少宰，晋秩总宪，其所因势导机，开诚布公，无非欲跻斯世于仁寿。迨致政，构城南书舍，左鼎彝，右图史，朝夕读书其中。十年来，著书不啻亿万言，于经术、世道、人才、风俗之际三致意焉。复勃窣理窟，精辨濂、洛、关、闽之源流，予时效校雠，窃叹其醇深淹雅，皆足以佐世运之灵长。殆所请仁人之言，其利溥者矣。今年且七十，神明恂穆，饮啖过少年，手搦一管，昼夜不倦，俾而弥性，岂徒澹于势利者之可几哉。”在寿序中，王崇简对孙承泽的学术推崇备至。

孙承泽临终时嘱咐子孙，若要评定自己一生“仕学本末”，征询王崇简、顾炎武、陆元辅三人即可。事后，顾炎武、陆元辅二人都未曾为孙承泽作行状、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只有王崇简在孙承泽死后九天便撰写了《祭孙北海少宰文》，称赞他“幼为书生以自励，老为经生以自强”。王崇简对孙承泽“幼为书生”、“老为经生”的评价应该是能让老友满意的。不久，王崇简又为他撰写行状，并充分突出了两点内容：一是孙承泽在甲申之际的行为，力言其正；二是孙承泽的学术成就。前者力图证明孙承泽作为明朝遗臣降服清朝的“出处之正”，后者则肯定孙承泽所追求的“幼为书生”、“老为经生”的境界。

四、晚年与理学家的交往

前文已及，孙承泽晚年致力于学，在学术取向上尊程朱、斥阳明，所撰《五经翼》、《春秋程传补》、《诗经朱传翼》、《尚书集解》和《考正晚年定论》等理学著述也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在倾心理学的同时，晚年的孙承泽也结交了不少活跃于朝廷内外的理学家，如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陆元辅和刁包等人。孙承泽在与这些当朝理学名臣或社会名流的论学中，或探究“格物”概念，或辨析“学统”谱系，或交流著述体会，或勉励后进。通过这些论学往来，孙承泽不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将晚年生活沉浸在经史之中，而且在时人中也赢得了“老为经生”、“所学甚正”的口碑。

1．与魏裔介的学术往来

魏裔介（1616—1686）也算是顺康之际的理学名臣，生平笃信程朱之学，与孙承泽的学术取向一致。两人交往多以论学为主。孙承泽著《畿辅人物志》，曾专门请魏裔介作序。魏裔介平时阅读《资治通鉴》，随手摘录有关内容，起初定名为《鉴语》，也向孙承泽求教，孙承泽认为该书关乎“经世之要”，遂建议改名为《鉴语经世编》。

两人还专门就“格物”概念的理解进行讨论。魏裔介《与少宰孙北海论格物书》曰：“物即性也。考诸六经，自有至当不易之论。”“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至汤、文、武、周公、孔子，未有不从事于格物之学矣。”“物即理，理即性，格物者知其性耳。复何疑哉？可以破从来之纷纷矣。”在魏裔介看来，“物”即是“理”, “理”即是“性”,“格物”便是“知性”。魏裔介又在给孙承泽的一封信中说：“孔孟以来学术所以不明者，总由于不知物耳，物即明德，明德即性，新民又明德中事耳，以此观之，更为显然。”后来，魏裔介撰《致知格物解》2卷，上卷载程子、朱子格致之说，下卷列诸儒格致之说，其后还特别附录了《与孙承泽论学书》1篇、《或问》1篇。

魏裔介推崇孙承泽的《考正晚年定论》，称：“读老先生《考亭晚年定论辨》，不胜叹服”, “今老先生读书穷理致广大而尽精微，开聋发聩，岂但为考亭之功臣已也”。他所编辑的《周程张朱正脉》一书，不仅汇编了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东铭》，明代周汝登所辑《程门微旨》，还有孙承泽所撰《考正晚年定论》等书的内容。魏裔介将此编题为“正脉”，其用意可见，“以诸儒之脉在是也”。魏裔介在自序中说，周汝登所辑《程门微旨》与王阳明所辑《朱子晚年定论》“未足发蒙启迷”, 《程门微旨》一书可取者十之五，至于王阳明所辑则尽删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论》”。可见魏裔介推重孙氏之态度。

不仅如此，魏裔介还时常在与友人的交流中表达对孙承泽的赞誉。他在给白涵三的信中说：“人生若不学道，实为虚度，而异学往往簧鼓，是以君子乐于就正。……今世尚此者甚少，都门惟有孙北海，山右有魏环极，颇号同志。”孙承泽卒后，魏裔介撰文祭奠：“覃心于著述兮，尤耽精于传注。阐易象与春秋兮，标或问之奥趣。订考亭之定论兮，拨簧鼓之云雾。纂益智而志人物兮，言侃侃以非误。过八旬而犹健兮，手不离乎章句。每寄我以瑶编兮，摅心理之攸同。”在魏裔介的描述中，孙承泽完全是一个矻矻不倦、弘扬孔孟之道的老学究。

2．与魏象枢的笃交

魏象枢（1617—1687）比孙承泽小25岁，算是晚辈。他虽然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但没有像孙承泽那样在明朝灭亡以前中进士，也没有当官。因此，在朝代更替之际的士大夫气节问题上，魏象枢没有孙承泽那样从“逆臣”再到“贰臣”的尴尬经历和心理压力，基本上算是根正苗红的“兴朝”臣子。魏象枢在五十岁生日时描述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伪职不染，余生苟全”一句，亦可见他对自己出处的庆幸之情。

但两人入清以后的做官经历颇有点同病相怜，即都曾受到顺治年间朝廷权贵势力争斗的牵连，而且都是因依附陈名夏而获罪。顺治十年（1653），时任吏部左侍郎的孙承泽因上书举荐陈名夏，得罪顺治帝而引疾乞休。同年，身为刑科给事中的魏象枢也因大学士宁完我弹劾陈名夏而受牵连。宁完我弹劾陈名夏时，顺带指责魏象枢“与潞安牛商人为儿女姻家，与名夏为四门姻家，结为一党，票签本章有私”。结果，魏象枢被拘禁吏部，降级调用。两人同时被牵连到陈名夏案件中的共同经历，似乎为其以后的交往铺垫了基础。

魏象枢和孙承泽的交往，从现存资料来看，主要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魏象枢乞养回籍以后，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孙承泽去世的十余年间。顺治十六年秋天，魏象枢以母老，乞养回籍。出都时，很多人为他送行。孙承泽也邀赵开心、龚鼎孳、袁懋功等人为魏象枢饯行。魏象枢作诗记此事：“白发青箱退谷翁，樽前花鸟此相同。君依北斗家常北，我去东山道未东。厨顾事惊千载上，耆英人在一朝中。舆亭好月团团照，定忆京华赋在公。”此后，在魏象枢家居的十三年间，他和退居西山的孙承泽常有书信往来。没有了政治上的牵连，两人虽然相隔异地，交往却日益熟络。正如魏象枢所言：“迩来侍母家居，去退谷日远，犹幸时时读退谷书。”

康熙三年（1664），刘舆甫路过蔚州，稍来一封孙承泽给他的信，魏象枢心情不错，“因开良友札，教为竖儒谋。事后心多悔，醒来梦亦羞”。孙承泽在信中以儒学相勉，魏象枢感慨良友之言，回忆顺治年间被牵连到党争一案，心中颇有悔意。康熙五年（1666），孙承泽76岁生日，魏象枢写诗四首寄祝：

 

二氏纷嚣甚，吾儒不肯争。先生肩此担，若辈假何名。

说与存仁诀，分开约礼程。固然先太极，不使后人惊。

一代推班马，先生重考亭。胸中全史在，笔下万人醒。

学术真前辈，文章本六经。自翻诸典故，心在几千龄。

 

日写蝇头字，七旬有六人。摩娑惟卷帙，移易及乡邻。

世启文明化，天留著述身。圣王诸制作，今日欲重新。

 

十载官都下，龙门数数登。执鞭谁不愿，问道我何曾。

一坐春风晚，中年夜气兴。悠悠勤梦寐，念念得师承。

 

魏象枢这四首祝寿诗对孙承泽的描述符合当时孙承泽治学的特点，也可见两人经常通过书信交流治学体会。在这期间，两人围绕着各自的理学著述交流意见。魏象枢评价孙承泽所著《藤阴杂记》, “读之皆躬行实践，确可持循者，《藤阴》一帙，终身佩之”；评价《学约》“删繁就简，订补中正”，还向孙承泽提出了修改意见。孙承泽在读魏象枢所著《大学管窥》之后，则就《大学》中“物”字的理解与魏象枢交流看法。

孙承泽与魏象枢的论学交往，对魏象枢的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魏象枢乞养回籍之时，孙承泽就以学术勉励魏象枢。众多同人为魏象枢饯行时，多数人都是“折柳赋诗，剪烛夜话”，依依不舍的“倦倦高谊”，唯独孙承泽则不仅赠送书籍，而且以儒学“道统”期许，“谆谆以道统属之”。正是由于孙承泽的看重和勉励，魏象枢家居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理学著述《日知嘉言录》（又名《古今嘉言录》）和《元明儒言录》。完成《嘉言录》后，他将该书凡例寄给孙承泽，请他笔削、作序。

康熙十一年（1672），因一向爱才的文华殿大学士冯溥之荐，魏象枢被起用为御史。这年秋天入都，在引见后次日就拜访了孙承泽和王崇简二人，有诗记之：“上国推人望，高风四海知。重来瞻泰斗，并卧想龙彨。重道尊儒日，征文考献时。愿将真学术，还慰圣人思。”不久，孙退谷回访魏象枢，“八十先生久闭门，手翻经史自朝昏。书来但问苍生苦，老至全融道学痕。残腊枉车惊市巷，荒斋煮米具盘餐。荀陈自昔留嘉话，今日占星聚此轩。”魏象枢每次路过孙承泽住处，“谈必竟日”，两人所谈论的内容“非希圣希贤之真谛，即忧国忧民之正言”。

孙承泽卒后，魏象枢作诗挽之：“俯仰青藤再哭翁，晚年学术几人同。可怜好友邙皆北，不见先生榻在东。霜雪自惊双鬓上，梦魂常聚一堂中。追陪大典斋明近，执绋安能附上公。”在祭文中，魏象枢称孙承泽为“朝廷之文献”, “道学之宗盟”, “缙绅之典型”, “士林之师表”，评价之高，罕有其匹。毫无疑问，魏象枢非常看重孙承泽晚年的论学归宿，丝毫没有因其出处不正的人生经历而有所顾忌。这一点，如果说在“祭文”中可能有讳隐过誉的成分，那么在与他人的私人信件中，魏象枢的说法就会更加真实。他在给一位及门弟子的信中说：“孙退谷先生所学甚正，是不佞奉为典型者，泉石无嫌，问答不断。”魏象枢为人谨慎，守身如玉，论学主张躬行实践之学，反对空论，从其性情、学术来看，他对孙承泽的推重是真诚的。

3．与刁包、魏象枢围绕“学统”问题的讨论

刁包（1603—1669）字蒙吉，号用六居士，直隶祁州人。清兵入关，隐居不出。他与孙承泽的交往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从刁包《用六集》中所保存的几封书信来看，两人在晚年时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两人时常互赠著述，以求指教。刁包在给孙承泽信中说：“捧读手教，知山中著述二百卷相继告成，文献之传，舍兹何适矣。……伏望出笥中之藏饱贫子之腹，约陆续相邮致，包广集同人，分编抄录，凡一种卒业，然后再请一种，务期尽读全书，少效一得愚生之幸，抑亦天下来世之幸也。……《用六集》献上，思藉点铁之手用成淘沙之金，非敢作于千秋想也。”又，“敬具《斯文正统》一部，《用六集》、《潜室札记》各一册，藉手易水以报命”。就刁包所言，两人可能交换了几乎所有的著述。

两人互通著述的同时，还就心性等一些理学问题进行探讨。孙承泽说：“四子言性极精，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极难体认。”刁包赞同孙承泽的看法，并说：“心与性，其譬诸气与理乎？往来升降，气也。往而来，来而往，升而降，降而升，如环无端，则天下之至理存焉。以气为理不可，离气以为理亦不可；犹之以心为性不可，离心以为性亦不可也。”孙承泽撰《畿辅人物志》，刁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读《畿辅人物志》，知年翁今之良史也，其文则班、马，其义则范、欧，岂徒为吾乡诸君子生色而已哉！廿二史将于是乎就裁矣。”刁包称赞孙承泽为“良史”，并以之与班固、司马迁、范晔、欧阳修相比拟，已近乎吹捧。刁包的这种感触毫无疑问来自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中对明末死难者的记述。刁包对孙承泽在这方面的遗漏也尤其留意，并在信中举出临城乔若雯、上谷张二酉及其长兄张元美捐躯死难的事迹，希望孙承泽能将此三人续补其中。此外，以刁包为中介，孙承泽不仅和几乎断交的孙奇逢恢复了联系，而且在撰写《畿辅人物志》的过程中参阅了孙奇逢正在撰写的《畿辅人物考》。

在刁包与孙承泽的论学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儒学“学统”的讨论。“学统”向来是理学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所谓“学统”关乎“道统”, “道统”关乎“治统”。王新命在给熊赐履《学统》所作的序中就说：“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统之不明，道统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端。”又，“明学之源流派别以垂教于天下后世”。尤其在明清之际，学者在重新规范理学典范的过程中，纷纷以梳理“学统”、“道统”来确立学术标准和正统谱系。如，孙奇逢著《理学宗传》、熊赐履著《学统》、张伯行著《道统录》、魏裔介著《圣学知统录》、张能鳞著《儒宗理要》、范鄗鼎著《理学备考》、张夏著《闽中理学渊源考》、万斯同著《儒林宗派》等。

孙承泽、刁包、魏象枢三人也分别著有此类著作，刁包著有《斯文正统》，魏象枢著有《儒言录》，孙承泽著有《道统明辨录》。他们三人之间互有交往，而且曾经就“学统”、“道统”问题进行交流、辨析。

孙承泽《道统明辨录》成书较早，完书后就寄赠刁包。对于孙氏所著，刁包视为志同道合之作。他在给孙承泽的信中说：“退谷老人纂成《道统明辨》一录，轻重抑扬之间，具见实修有力，虚悟无功，使大道从此折衷而异学无所置喙，砥柱中流，厥功懋矣。”尽管期许甚高，但刁包还是认为“此事重大，此理细微，所当号召同志参稽而商榷之，以归至当”。他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尤其认为其中对有些人物的处置不妥当。如，不应当缺漏明代学者陈真晟，“或正传或羽翼，似宜量分一席，而《录》中曾不之及”。有些入选人物则需要再斟酌，“若何椒丘乔新、邵二泉宝，或亦有当推类而考核者”。还有一些学者不应当被遗漏，如讲学河汾的隋代著名学者王通。刁包认为，“孔孟而后，程朱而前，千四百年间仿佛斯道者，广川（董仲舒）、昌黎（韩愈）、河汾（王通）三人而已”，但孙承泽在《道统明辨录》中只存董仲舒、韩愈，而去掉了王通。又如，孙承泽将欧阳修列为“羽翼类”，刁包认为此举失当：“窃意庐陵豪杰之士，目之为文人可，目之为良史可，目之为名臣亦可，厕诸道统之列恐不可也。”又如顾宪成，孙承泽将其列为“道统”正传。刁包虽然也很推重顾宪成，“若泾阳顾子是包夙夕所仰止景行，资以辨道，与景逸（高攀龙）、少墟（冯从吾）两先生鼎立而三者也”，但是他认为“泾阳于圣道当在羽翼之科，以为正传，恐未也”。

魏象枢在孙承泽的鼓励下，在家居期间也完成了《儒言录》, “欲为宋儒性理之续三百年之道统薪传，或可藉此少为究心，以待后之学者也”。魏象枢对于著述比较谨慎，《儒言录》初稿完成以后，一直没有付梓，“颇不欲轻出问世”。书的内容结构“内分大儒、通儒、名儒三类，各列本传，而语录即于各传后附之”。此书未刊刻成书，与魏象枢的谨慎态度有相当关系，一方面是在后来的交往中得知友人孙承泽、刁包等人的著述都颇具规模，而自己的《儒言录》还不完备，“目次中尚有缺本传及语录者”；另一方面，魏象枢后来看到孙奇逢所著《理学宗传》,“收罗广大，可谓全书”，所以《儒言录》迟迟没有问世，正如魏象枢给汤斌的一封信中所说：“故有《宗传》，则《儒言》为赘矣，此其不敢付梓之意也。”

通过孙承泽的介绍，刁包与魏象枢结识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往来。魏象枢曾说：“某往在都下，闻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学道人也，中心向往久之，盖闻自退谷先生云。”又，“近年因退谷先生居林下，始就而商之，得知祁阳有先生在焉”。刁包与魏象枢结识后，两人便互相交换著述。刁包《答魏蔚州都谏书》曰：“承赐新刻，昭揭圣人之门……至于《嘉言》一录，寓目大纲已见砥世范俗之意。”刁包也将自己的著述寄给魏象枢，“《斯文正统》梓行有日，谨呈一部上览，聊佐仕优之学。《用六集》十余册所录甫五首，《札记》数十则，自丁酉岁暮以迄今，兹皆间录之”。后来，刁包又请魏象枢订正《用六集》、《潜室札记》等书，“敝刻重印，以献其《用六集》、《潜室札记》诸作并附一二册，伏望大加笔削，择其可存者存之”。魏象枢也将自己的《儒言录》寄给刁包，向他求教，希望刁包修正“姓氏目录”及其排列位置，“位置不宜，并劳改正”。

刁包与魏象枢谈论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学统”，而且是围绕孙承泽《道统明辨录》展开的。魏象枢给刁包的信中说：“不知退谷先生《明辨录》已梓否也。……退谷所云 ‘刻书宜慎’，良是。枢亦因《明辨录》诸儒传中，多避忌字句，曾切致之，或照前人所刻书，用口之意可耳，烦先生再致声焉。”与刁包一样，魏象枢对孙承泽的《明辨录》中对道学人物的编排次序及位置，颇有些异议，如对湛甘泉之列“别传”，即是。此外，孙承泽《明辨录》中还多有犯忌讳的文字，魏象枢认为应当有所避忌，还请刁包“再致声”。

孙承泽与刁包、魏象枢三人经常围绕“学统”问题对理学人物进行辩论。如，对王通、欧阳修等人是否应列入“道统”的讨论。孙承泽推崇欧阳修，理由是其著述数十万言中没有一个字谈论“佛理”, “羽翼之功伟矣”，而王通谈佛，称“西方有圣人”。刁包则推崇王通，对欧阳修评价不高。魏象枢不太同意刁包的看法，认为不宜苛求古人。他说：“文中身当隋唐之际，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诚然，庐陵《本论》、《朋党论》诸作，既有辟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阳抑阴之志，惓惓为世道人心计。夫二子者，若以一节之责责之，则后之学人不足齿于圣门者多矣。至于‘性非所先’一语，先生责之也甚力，而枢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并惟详示。宋儒于性理之中见文章，而庐陵于文章之中见性理，欧阳而外，更有几人？先生谓其粗知义理，未离词章，非枢之所敢知也。”同时，魏象枢还认为“道统”之中不当遗漏司马光，“司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统遗之，枢意断不及此”。

又如湛甘泉，孙承泽在《道统明辨录》中将他与南宋理学家杨简（陆九渊弟子）同列为“别传”，魏象枢不同意如此贬低湛甘泉，并与孙氏进行了讨论，“杨子《折衷》一书，字字铁案，羽翼圣道之功不小，且宦辙所至，毁佛寺而崇儒祠，言行相顾，事业可观，慈湖之列，殆非所处者。且阳明之学，甘泉斥之甚力，同日而语，位置亦觉未安。谨奉《湛子知言》一册、《答阳明书》一册，乞先生一再订之目录”。刁包对湛甘泉的评判则略同于孙承泽。

对于魏象枢的《儒宗录》，刁包认为该书与孙承泽《道统明辨录》更为接近，与自己的《斯文正统》则稍有不同。至于魏氏、孙氏两书取裁，刁包认为各有不当之处，如《儒宗录》没有明代漳州学者陈真晟，《道统明辨录》则有。孙氏《道统明辨录》还选录了何乔新、邵宝这两位明代学者，但对于这两人的生平履历，刁包所知甚少，于是向魏象枢请教。魏象枢在读了刁包《斯文正统》的目录后，在信中就入选人物及其排序与刁包交换意见。

在三人的学术往来中，尽管具体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对于相同的治学目标——梳理“学统”，则不论是孙承泽还是刁包、魏象枢，都非常看重。如，刁包在与他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迩来与退谷老人、戴沧州、魏蔚州三先生往复讨论，退谷有《道统明辨录》，蔚州有《儒言录》，弟有《辨道录》，虽直言各成一家，而大旨则同归也。”又，魏象枢给魏裔介的信中说：“年来受退谷先生教，暨祁州刁蒙吉往复论学。”又在给裴晋卿的信中说：“惟孙退谷先生久居林下，往复论学，未敢以当道视之。此外，则祁州孝廉刁蒙吉一人而已。”这里，魏象枢特意说他对孙承泽“未敢以当道视之”，更可见他对与孙承泽交往的重视，没有因其出处不正而有所顾忌。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这种论学往来，“或问而后答，或答而复问”，既互相交流了学术心得，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与整合。孙承泽在给刁包的信中说：“朋友讲习之功胜于咿唔者。”刁包在回信中也深表同意，感慨这种论学乐趣“于吾身亲见之矣”。后来，刁包在给魏象枢的信中再次谈及于此：“近退谷先生谓蔚州有刻，再四驳难，一友一来，不厌烦数，朋友讲习之功胜于咿唔捧读之下。”

以孙承泽、刁包、魏象枢等人为代表的清初士人学术交流圈，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群体交流。此所涉及、所覆盖的其他学者还有孙奇逢、陆陇其、张伯行、魏裔介等。可以说，在传统士人交游网络中，这种学术交游圈是很普遍的，其涉及的范围、持续时间、学术影响力都因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学术影响力等因素而不同，我们很难说谁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但这种学术交游对学术传承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再进一步讲，这种对思想领域进行重新整合的“学统”探讨，也真切地反映了政治统一进程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着类似的秩序重建，而且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未必一开始就来自上层统治者。

4．与熊赐履的论学

熊赐履（1635—1709）是孙承泽晚年结交的另一位理学名臣。熊赐履比孙承泽小43岁，他24岁考中进士时孙承泽已经退官五年。对于孙承泽来讲，熊赐履完全是个后进，两人可谓忘年交。孙承泽《元宵兀坐招熊孝感》:“填填节鼓是元宵，好过山斋共寂寥。漫启小窗看皓月，试烹藏茗听春潮。交于淡处情偏浃，老遇良时兴尚饶。吾辈好寻名教乐，箪瓢钟鼎总倏倏。”从诗中不难看出，孙承泽晚年结识熊赐履，两人还是很投机的。在现存不多的记载中，两人交往也多以论学为主。如，熊赐履对孙承泽所撰《学典》提出建议，“不独字句多讹，就中宜增宜削者正复不少，意先生当有卓见，非愚陋之所敢轻议也”。又向孙承泽索要新著，“《辨道录》为卷几何，可得一借读否？”信中所言《辨道录》即孙承泽所著《道统明辨录》。孙承泽与熊赐履就书中人物的评价，及其在学统上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至少交流了意见。而这时的熊赐履正着手撰写《学统》一书。

康熙十五年（1676），熊赐履因内阁“票拟嚼签案”而被罢官，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学统》一书的撰写中，全书将学术分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和“异统”。康熙二十三年（1684）书成，据熊赐履在自序中所言，此书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可知早在康熙十三年（1674）左右，他就开始撰写此书，而那时的他正任职于翰林院，与孙承泽多有交往，直至康熙十五年（1676）孙承泽卒。应该说，熊赐履梳理“学统”的缘起，与当时他和孙承泽等人对于理学道统的探讨是有一定关系的。

5．与陆陇其、陆元辅的交往

陆陇其（1630—1692）与孙承泽的交往是在孙承泽暮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孙氏去世后，陆陇其一直非常关注他的著述，而且其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陆元辅、张贞生二人的影响。

据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记述，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十四日，“孙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论》等书”。当时，陆陇其正在京师等候授官。孙承泽派人将自己所著《考正晚年定论》等书送于陆陇其，可见当时孙承泽不仅与陆陇其相识，而且很推重他，因此给他送去自己晚年非常看重的理学著作。这次陆陇其在北京滞留的时间很短，两人交往也不会太深。在孙承泽送他书后一月有余，即当年闰五月二十五日，陆陇其便离开京城，前往嘉定赴任知县，次年即康熙十五年（1676）孙承泽去世。

不过，后来陆陇其在嘉定遇到好友陆元辅，从陆氏那里进一步了解了孙承泽的人品及其学术。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初四，“陆翼王来会于寿泉楼下，翼王博闻而朴实君子也，家多藏书。如《仪礼经传》、《通释》，金仁山、许白云、真西山、魏鹤山文集及《西山读书记》，其家多有。《学蔀通辨》一书，孙北海亦从翼王借得，韩元少、徐彦和皆从借抄。翼王言孙北海学博而才敏，其所著诸书，虽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学者，博学之士，皆收入门下，相助校对，朱锡鬯、顾宁人其尤也”。十一月二十六日，陆元辅又拜访陆陇其，在这次谈话中，陆陇其特意向陆元辅询问了刚刚去世一年的孙承泽的为人，陆元辅回答说：“北海虽出处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处家甚俭，诸子皆布衣，仆妇有衣细帛者大怒，以其坏家风也。与北海声气相合者，魏环极、叶讱庵，熊敬修、张幹臣也。”魏象枢（字环极）、叶方蔼（字讱庵）、熊赐履（字敬修）、张贞生（字幹臣）等人与陆陇其也都有交往。十二月初一，陆陇其、陆元辅在友人家宴饮，席间陆元辅又向陆陇其介绍魏象枢对孙承泽《考正晚年定论》的评价。陆陇其关注孙承泽的为人，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因为时人对孙承泽的人品、气节有着不同看法。而在陆元辅的谈话中，他对孙承泽的人品、学问还是很推重的。他在向陆陇其介绍时，不仅说孙承泽居官之正、家教甚严，而且还特意提及孙承泽的好友中有魏象枢、叶方蔼、熊赐履、张幹臣等人，甚至还有顾炎武、朱彝尊这样的博学君子。从陆元辅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来看，孙承泽给陆陇其的印象当不至于很差。

事实上，陆元辅的确比较了解孙承泽。从两人的经历和年龄来看，孙承泽结识陆元辅也应该在其晚年。陆元辅曾说：“惟程朱诸大儒起于二千年绝学之后，以道体经，既非俗学之训诂、本经求道，又非异学之高虚。考之先王而不谬，俟之后圣而无疑，斯真能合经与道而为一者欤。余求其人于今而未易得也，不意于孙公退谷遇之。公少宰谏垣，历绾枢轴，丰功伟烈，具在国史。家居之后，杜门却扫一切园亭声伎之奉，无所关于其心，聚古书至数万卷，于学无所不窥。”可见，陆元辅对孙承泽尊程朱的学术主张相当推崇。孙承泽晚年闭户闲居之时，陆元辅经常是座上客。康熙九年（1670）秋天，孙承泽召集友人在研山斋中观摩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九歌图》，席中就有陆元辅。据朱彝尊记述，康熙九年九月九日，他与顾炎武、陆元辅、申涵光、谭吉璁一起，“观（《九歌图》）于宛平孙氏研山斋”。在陆陇其眼中，陆元辅是个“博闻而朴实君子”，可以肯定，陆元辅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陆陇其对孙承泽的评价。康熙十七年（1678），陆陇其又来到北京，再次通过陆元辅了解到一些关于孙承泽的信息并阅读了孙承泽的一些著述。九月十三日，“陆翼王以孙北海《禹贡山水考》来送”；十九日，“阅孙北海《河纪》”；十月廿八日，“看孙北海《禹贡考》”。

从陆陇其对孙承泽人品的关注来看，孙承泽生前对自己名声的担心并非多余，而在退居之后“刻意经史”的努力，著述等身，确实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当时人，尤其是像陆陇其以及前面所谈到的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等理学名臣的赞许。

五、与朱彝尊的交往及其学术影响

朱彝尊（1629—1709）与孙承泽的交往始于康熙六年（1667），这一年朱彝尊39岁，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曹溶、李良年介绍，拜访孙承泽。孙回访朱彝尊寓后，对人说：“吾见客长安者，争驰逐声利，其不废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可见，第一次见面后，年轻的朱彝尊便给孙承泽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陈廷敬在所撰朱彝尊墓志铭中说：“康熙初，北平孙公北海老而居家，以经学诏后进，予亦往游焉。孙公盛称秀水朱君锡鬯之贤，一时东南文学士游京师者，共推为老师宿学。”朱彝尊的后人朱桂孙、朱稻孙在为其所撰的行述中也直言不讳：“已而访孙少宰退谷先生于北平，先生谢客著书，不妄延接，一见王父，即订忘年之好。王父客游南北，必橐载《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自随。先生过旅寓见插架，谓人曰：‘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自康熙六年（1667）结识后，两人交往益密，朱彝尊每次入京期间都常往孙承泽住处。康熙九年（1670）八月，朱彝尊自济南入都，重访孙承泽，嘱题“竹垞”二字。

在两人的交往记录中，金石、鼎彝、字画是他们见面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康熙九年九月，朱彝尊曾与顾炎武、陆元辅、申涵光、谭吉璁等人在研山斋观李公麟《九歌图卷》。十月，朱彝尊又与谭吉璁、李良年在孙承泽家中观王维《伏生图》。孙承泽曾购得吴季子剑，邀请朱彝尊、李良年、潘耒等人观赏。朱彝尊诗曰：“穷冬蜇室寒，重扃昼飞雪。役车虽已休，客子远相挈。萧然主人意，示我太古铁。”可见，当时的朱彝尊经常在孙承泽家中谈论金石字画，一起感慨明亡之后，众多宫中之物流落民间。朱彝尊在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高堂宴客客未醉，主人爱客期开颜。羽觞玉爵讵足算，劝我凿落重三锾。……张铜黄锡近乃出，未若此老技最娴。殊方促坐但酩酊，莫遣酒醒怀乡关。”在诗中，朱彝尊以“此老技最娴”来称赞孙承泽的敏锐鉴赏力。不过，当时年轻的朱彝尊也敢于向孙承泽提出不同意见。有一次，孙承泽得一古器，邀请朱彝尊等人一同鉴赏。孙承泽认为这是一把古代玉剑，而朱彝尊并不认同，回寓所后，辗转思索，认为这应该是古代“琰圭”一类的器物，于是专门撰文与孙承泽辨析。孙承泽卒后，朱彝尊撰《祭孙侍郎文》以示缅怀，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从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材料来看，孙承泽与朱彝尊交往的中心似乎只是金石字画的鉴赏。而事实上，孙承泽在学术研究上也对朱彝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朱彝尊撰《经义考》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孙承泽《五经翼》的启发。朱彝尊著《经义考》300卷，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即朱彝尊58岁时开始辑录，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71岁时完成。《经义考》考历代诸儒解经书目，每书先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分“存”、“佚”、“阙”、“未见”4门；次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其人爵里。凡史传、地志暨名家之说，均一一采录，朱氏考证案语则附于末，所载共30门。

一般认为，《经义考》仿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朱睦㮮《授经图》而作，初名《经义存亡考》，后定名《经义考》。与朱彝尊多有交往的王士禛说：“竹垞过邸舍云：‘近著一书曰《经义存亡考》，以郑夹漈《经籍考》作骨而附益之，不传者存其目，其传者略论作者之意，辨其得失。’盖仿西亭《授经图》，兼用晁公武《读书志》之例也。”后来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则进一步指出，朱彝尊不仅受到了朱睦㮮《授经图》的启发，还受到了朱氏另一部著述《经序录》的直接影响。翁方纲《跋震川〈经序录〉序》:“明西亭朱氏《经序录》，实秀水朱竹垞氏《经义考》所本也。”无论是朱彝尊本人，还是王士禛、翁方纲都没有提到孙承泽的影响。唯独嘉道年间著名的校雠目录学家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明确指出，朱彝尊撰《经义考》除取材于马端临《文献通考》，朱睦㮮《授经图》、《经序录》之外，还受到了孙承泽《五经翼》的直接影响。其言曰：“其书大都取材于马氏书（《经籍考》），及朱西亭《授经图》、《经序录》，国朝孙退谷《五经翼》四书，而增补以各书之说，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实二千年来经部之总汇也。”周中孚所言，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经学专科目录始于明代，朱睦㮮《授经图》、《经序录》，张儁《古今经传序略》即是其例。在清代，早于朱彝尊的经学专科目录重要成果就是孙承泽的《五经翼》。当然，孙承泽撰《五经翼》也直接受到了明代著名藏书家朱睦㮮的影响。孙承泽在《五经翼》自序中说：“曩时，海内藏书家称汴中西亭王孙，予官汴时，西亭已殁，与其孙永之善，因得尽窥其遗籍约十万余卷，尤重经学，中多秘本，世所鲜见。予虽困顿，簿书日借其经学一类，课儿辈抄录之，携归京师。”西亭王孙，即朱睦㮮，字灌甫，号西亭、东陂居士。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诸王中藏书最富，后世称“有明宗室，灌甫宗正为之最”，万卷堂是其藏书处。孙承泽在开封做官时，朱睦㮮已经去世，但与其孙朱永之友善，因此得以借阅家藏书十余万卷。孙承泽非常看重其中世间罕有的经学秘笈，每次都将借回来的经学书籍抄录一遍，后来带回北京。在《尚书集解》自序中，孙承泽就提到了朱睦㮮家藏书对他的影响。他说：“登第后，筮仕汴梁，故宗西亭先生家多经学秘本，因得尽读诸儒书义，抄贮笥中，变后尚有存者。”可以肯定，孙承泽不仅读过朱睦㮮的《授经图》、《经序录》，并直接受此启发辑录了《五经翼》。朱氏的这两部书，孙承泽也进行了抄录。

朱彝尊撰《经义考》也同时受到了朱睦㮮的《授经图》、《经序录》这两部书的影响，那么，朱彝尊是如何得到这两部书的呢？从朱彝尊与孙承泽的交往来看，朱彝尊很可能是通过孙承泽开始接触这两部书的。孙承泽完成《五经翼》后请严沆、朱彝尊等人为之作序。朱彝尊在序中说：“先生凡五致书，命予为序。予惟经学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汉迄唐，各以意说，散而无纪，其弊至于背畔，贵有以约之，此宋儒传注所为作也。今则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则贵有以广之。”在这篇序中，朱彝尊批评当时士风，提出了治学要博学详考的主张，而这正是朱彝尊后来撰述《经义考》的宗旨。可见，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真正开始辑录《经义考》的二十余年前，朱彝尊在为孙承泽《五经翼》作序时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难推断，孙氏《五经翼》对后来朱彝尊撰《经义考》是有直接影响的，而在康熙六年（1667）之后他与孙承泽的交往，很有可能也是朱彝尊接触朱睦㮮著作的开始。

朱彝尊《经义考》沿袭了《五经翼》在体例上的一些特点。第一，以《五经翼》与《经序录》相比，前者不仅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每经门下，分别“毕搜前集中诸儒先所发明经趣者，各以经相次”，而且在资料取材范围上，《经序录》只著录相关经籍的序跋，《五经翼》则扩展到了文集、笔记等各种材料。这一点是孙承泽《五经翼》的创新，后来朱彝尊《经义考》也沿袭此例。第二，朱睦㮮、孙承泽所辑录的材料都没有注明出处，朱彝尊亦仍之。

孙承泽学术对朱彝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关于京师地方史籍的撰述。朱彝尊撰《日下旧闻》不仅受到孙氏《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的启发，而且直接参考利用了其中的大量资料。对于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两书，朱彝尊不仅熟知，而且曾为《天府广记》作序。他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天府广记》所作的序中说：“北海孙退谷先生博学鸿览，多识轶事。初著《春明梦余录》，历载先代典制景物，刊行传世，几使洛阳纸贵。复有《天府广记》，搜采广罗，文献彰著，洵为艺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为据信也。惜乎未及雕梓，而嗜古讨论之士乃假以传抄，藏诸笥箧，不啻珍璧。余修辑《日下旧闻》，检阅经、史、子、集，凡有系于京华之典故遗文，靡不极力索次；于是引用成书千有余种，然亦有阙佚未尽者焉。”朱彝尊在推崇《天府广记》之后，便提到自己正在纂辑《日下旧闻》一书，并特意说明：他为了纂辑此书，翻阅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所引用书籍千余种。毫无疑问，《天府广记》（以及《春明梦余录》）是朱彝尊纂辑《日下旧闻》一书所利用的重要书籍。此外，在朱彝尊所言“有系于京华之典故遗文”的著述中，《天府广记》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一种。正如朱彝尊所说：“京师居北辰之所，惟人文之薮，观其山川，览其形势，四境九衢，甲于省郡。况士大夫退食之暇，登临凭眺，考古证今，是以代有纪载，时有述作，皆不若退谷之《天府广记》致之尽而罗之广也。”

毫无疑问，朱彝尊撰《日下旧闻》深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两书的启发和帮助。另外，从《日下旧闻》中大量征引这两部书的内容也可见朱彝尊非常重视孙氏著述。《日下旧闻》共42卷，分为13门：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此书体例与《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相比，更加系统、规范，但整体内容上差别不大，从实质上都是有关北京地方的史书。《日下旧闻》凡引用者都注明出处，检阅全文，其中直接引用《春明梦余录》之处有近百条，多集中在“宫室”、“寺庙”、“城市”、“郊坰”等部分。

后来，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因朱氏之书在内容上有不少错误，而且成书于百年前，不能反映清朝建都北京以后京师的变化，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敕令于敏中等人在朱彝尊原书的基础上进行增修。在这次增修的过程中，再次利用了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四库全书》收录《日下旧闻考》时，特意将乾隆御制诗两首置于卷首，其一曰：“重考彝尊书以成，七言权当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鸣鹤，迹逮《春明》孙北平。挂漏岂无补所阙，淆讹时有校从精。百年熙皞繁文物，似胜三都及两京。”乾隆帝在诗中不仅明确将此书与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相比，而且还指出《春明梦余录》有胜于朱氏《日下旧闻》之处，并令四库馆臣在增补时，将《春明梦余录》中的有关内容采录其中。乾隆帝在御制诗文中注解说：“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捃拾载籍及金石遗文，分为十三门、四十二卷，颇为综核。与北平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七十卷，均有裨于帝都考证。但其书不免挂漏淆讹，因命馆臣重加订正，其《春明梦余录》内所载，亦间采辑。”

检《日下旧闻考》，馆臣确实在朱彝尊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了《春明梦余录》，而且多处是利用该书的记述进行考证。如，增补有关旁证：“臣等谨按，《春明梦余录》，日精门北曰端凝，月华门北曰懋勤。”又如，利用其记述进行验证：“臣等谨按，《春明梦余录》：万法宝殿毁，万历二十九年，添盖佛殿连房，三十年，佛殿添额名祖师殿。今白石桥西魏家胡同有万法殿，地基颇狭，似非其旧矣。”又如，纠正朱彝尊误引《春明梦余录》之处：“臣等谨按，白马关帝庙在地安门西，朱彝尊原引《春明梦余录》在地安门东，误也。且《春明梦余录》另载一条云：在宛平县东，其地相合，因增载于此。”如此之类，还有很多。同时，四库馆臣在增补时还利用了《天府广记》的材料。总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两书对朱彝尊撰《日下旧闻》产生过重要影响，以至于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增补《日下旧闻考》时也充分参阅了孙氏所著。

综上，孙承泽晚年肆力经史，致力于学，所结交者不仅有顾炎武、王弘撰、孙奇逢这样的遗民大儒，也有龚鼎孳、王铎、曹溶这样引领文坛的降臣；既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这样的当朝理学名臣，也有王士禛、颜光敏这样后来居上的士人名流。孙承泽在论学交游中，不仅着力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为自己赢得了“老为经生”的声誉，而且其学术研究也直接影响了清初学术发展。

那么，孙承泽晚年的治学与交游到底反映了他什么样的生命寄托呢？一方面固然是免去世俗的烦扰，以学术颐养晚年，这反映了传统士大夫以学术涵养生命的情怀。另一方面，他自知出处不正，希望通过理学找寻归宿。也正因为此，他非常看重时人对他的评价。据姻亲、好友王崇简记述，孙承泽临终时将子孙叫到身旁，嘱咐说：“吾生平无善状，宗伯王公敬哉、处士顾子宁人、陆子翼王，知吾仕学之本末，质之足矣。”孙承泽在撰《益智录》的《刁包传》时，也特意引述了刁包看重自己的说法，称：“（刁包）病中语其子曰：‘吾平日慎交，所交者惟魏蔚州、孙退谷耳，今两人尚不知吾病，吾死后倘有讲学之书来，可于灵前诵而焚之。'”魏象枢也在祭文中特意提到，孙承泽临终前在榻上执魏象枢之手向他说：“自揣生平，无愧心事。林下读书二十年，从不问门外，今撒手去矣。”毫无疑问，经历过出处考验的孙承泽在内心深处对明清鼎革那段历史还心有余悸。

对于孙承泽晚年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努力，时人也大多给予了肯定。如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陆元辅、王崇简、刁包等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我们再举康熙朝文坛新星王士禛为例，他与孙承泽的交往大约始于顺治十六年（1659）之后，当时他来京师不久，只有26岁。康熙十年（1671），王士禛时任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五月十六日雨后，渔洋过孙承泽城南书屋，“先生教以读书当通经，因言元儒经学非后人所及”，又出所撰《诗经集解》30卷给王士禛看。王士禛还向孙承泽请教关于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以及严粲《诗辑》的评价，孙承泽回答：“吕氏集众说，不甚成片段，严氏太巧，只似诗人伎俩，非解经身分。”又说《春秋程传》“考事不尽凭三传，亦不尽离三传，取义不尽拘类例，亦不尽屏类例”。这些都给王士禛留下了深刻印象，称赞他“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可谓耄而好学者矣”。

曾经与孙承泽有过一面之交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也颇为称赞孙承泽对清初程朱理学发展的影响。李光地说：“余始读书翰林，问旧人旧事于师友间，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孙先生前朝遗献也，年八十矣而论道著书不息，子其见子乎？先生与蔚州环极魏公厚余，于是修后辈礼，从公谒见，望其神气，清健如五六十岁人，独两耳偏塞，然有所问叩，辄酬酢如应响，盖所谓能以目听者。古之真人与先生在前代遍友天下，士所与深契，则刘念台、黄石斋、蒋八公数人尔。故余之假归也，先生以书送之曰：某平生师友尽在闽中，谓黄、蒋也。顾明之季年，学无师承，横骛别驱，议论大驳，其宗旨皆与程朱相牴排，虽刘、黄诸君子不免。先生独断然以洛闽为宗，寻其厉阶戎首，以为异学蜂兴，姚江倡之也。故于伯安学术言行摘抉批绳，无所假借，晚于诸经皆有著述，而断断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子者，所以翼孔也。畿内学者其后如魏柏乡、张武承，皆能确守朱学，柏乡尽读宋人书，而武承攘斥余姚不遗余力，其端皆自先生发之。”李光地不仅曾受孙承泽的鼓励，而且他认为京畿理学家魏裔介、张烈等人维护程朱正学的风气都源自孙承泽的影响。后来的尹会一也表达了对孙承泽学术的向往。尹会一说：“余束发受书，即闻孙北海先生为近世大儒，以不获亲炙为憾。嗣读刁蒙吉先生所著书，其中多与北海先生相往复，所以论道者甚著，心益企之，以为庶几得一识其后人，览其全书，可慰生平希慕之志焉，而未有期也。”另外，钱肃润撰《道南正学编》时将孙承泽列入。此书未见，据《四库全书总目》曰：“是书成于康熙辛未，所录皆从祀东林书院诸人。《自序》谓不拘世代，不叙年数，不论地位，不限科目，率以入祠之先后为次第，故元人列明人后焉。其末以国朝孙承泽、王崇简二人终。”

由以上可见，在清初理学界普遍回归程朱一派的氛围中，孙承泽尊程朱、斥阳明的学术主张基本上得到了肯定。相反，在延续王阳明心学一派的学者眼中，孙承泽就不免要遭到批评了。清初王弘撰对孙承泽的异议即是一例。康雍时期著名学者李绂对孙承泽也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评论《朱子晚年定论》时说：“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抄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李绂一生致力于陆王学术，他在评价孙承泽《考正晚年定论》一书时，力驳孙氏所著不仅片面使用朱熹晚年驳斥王守仁的言语，全然不理会朱熹论学与王守仁相合之处，而且指出其在使用材料的时间判断上也是错误的。李绂甚至批评孙承泽“出处”不正，“本不足与论学”，则纯属意气之言。到了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更是因人废学，讥讽孙承泽为“假借理学”。

可以说，孙承泽的著述基本上都完成于退居之后的二十年中，这充分反映了他在经历明清易代之后，尤其是在“节气不纯”的现实面前，对自己人生的反省。在这里，我们并不排除他“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的心理动机。因为，儒学在传统社会中既是一种可供学习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包含道、术在内的价值体系。它不仅为人提供了价值理念，也为解决人生中的焦虑提供了方法与途径。而著书立说，尤其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诠释，也是士人向社会宣布自己价值理念，并实施自己价值理想的有效途径。同时，孙承泽尊程朱的学术选择也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众多士人反思现实之后重构学术发展的决心。当时的理学名臣如魏裔介和魏象枢，以及在野名士如刁包和顾炎武等人，都与孙承泽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一致认同唯有程朱理学才能重建王学之后的新世界。陆陇其曾说：“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陆陇其的这一段话就颇能反映当时士人的这种心境。同时，孙承泽与刁包、魏象枢、魏裔介、陆陇其等理学家的交往，以及他们围绕“学统”的辩论和对程朱理学谱系的重建，都在相当程度上暗合了清初统治者推进“统一”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清初统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