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独隐于禅释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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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9 21:24

浙江

播音：王然、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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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顾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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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佛法西来，本土士人与佛教僧侣关系密切。起初异邦僧侣积极借助道家等外教义理来格义佛教经典，精英文化圈中经常出现僧侣的身影。随着佛教与寺院经济的日渐兴盛，寺庙也成为了一些寒门子弟的归宿，撰写《文心雕龙》的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早年便是寄身寺院研学各类经典。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译经、禅宗异军突起等众多事件后，佛教逐渐完成了本土化进程。在唐朝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文化思潮中，在诗歌作为科举考核体裁的诗之国度中，出现了皎然这样“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的诗僧，在清雅俊逸的吟诵与朴素静谧的茶道中，领悟传颂着禅修。

皎然像

皎然（约720—约803），俗姓谢，字清昼，晚年以字行，简称昼。皎然除诵习佛典外，兼攻子史经书，尤善吟咏，时号“江东名僧”。皎然在《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的序中提及身世：

“予故里在长城卞山，昔岁属狂寇陷没江左，亲故离散，永望枌梓，不觉伤怀。”

皎然是谢安的十二世孙，但其“亲故离散”的旧日时光不免黯淡，他对外公开的身份是谢灵运的十世孙，在《述祖德赠湖上诸沈》中，他骄傲地泛叙诸祖：

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

雪飞梁苑操奇赋，春发池塘得佳句。

世业相承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

初看甲乙矜言语，对客偏能鸲鹆舞。

于頔在《昼上人文集序》中称其“康乐公（谢灵运）十世孙”的说法应该出自皎然本人。这实在有着现实的苦衷：谢安在东晋功勋煊赫，位极人臣，陈郡阳夏自谢安辈起世为南朝高门巨族，人才辈出，如同皎然在《述祖德赠湖上诸沈》中所言“昔时轩盖金陵下，何处不传沈与谢”。可惜的是，谢氏一族在南朝后期的政治风波中屡遭重创，到陈朝时期已然门庭衰落，谢安墓被始兴王陈陵公然挖掘霸占，谢氏一族竟未敢反抗。《秣陵记》中有“南涧竭，谢氏灭”语。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惨淡境遇下，依托为时人所推崇的谢灵运，是以诗会友、结交公卿的方外之人皎然所采取的一种交际策略，也契合其致力山水诗清澹秀逸的特质。

大约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左右，约二十岁的谢清昼前往京师应举求仕。唐人称进士科举登第为登甲乙，正是《述祖德赠湖上诸沈》中的“初看甲乙矜言语”。皎然出家前的诗歌尚未形成明显的风格，他存世的诗歌有部分盛唐时期流行的乐府题材，应当是青年时代的创作：

候骑出纷纷，元戎霍冠军。汉鞞秋聒地，羌火昼烧云。万里戈城合，三边羽檄分。乌孙驱未尽，肯顾辽阳勋。（《从军行五首》）

春风日日闭长门，摇荡春心似梦魂。谁遣花开只笑妾，不如桃李正无言。（《长门怨》）

如同唐代没有亲身经历过战场的绝大多数文人，谢清昼在边塞诗和闺怨诗歌中去想象沙场与闺阁，这是以诗取士而思慕汉朝的唐代所特有的潮流。初盛唐如同一名风神初振的少年，怀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浑身散发着刚健活泼的气息，这股潮流与气息很自然地感染了无数像谢清昼一样怀着梦想迈向长安的青年士子，而沿用齐梁宫体诗华丽文辞的诗歌在吸纳了清新刚健的时代气息后绽放出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盛唐。可惜的是，谢清昼并没有获得命运女神的眷顾，他青年时代的诗歌在蓦然回首时宛然一个时代的遗蜕。

残酷的现实是“饱用黄金无所求，长裾曳地干王侯。一朝金散长裾裂，吾道不行计亦拙”，这位怀着极高自我期许的青年散尽身上金银，不惜放下自尊干谒王侯，却毫无结果，穷困潦倒。约在天宝三载（744），谢清昼在润州江宁县长干寺出家，在此经历了数年寂寞的寺院生活，约于天宝七载（748）受具足戒。当时佛门规定非常严格，出家后7岁才能成为沙弥，20岁才能受具足戒，20岁后才出家的谢清昼，并不能马上受戒。由于寺院经济发展壮大后会争夺农耕劳动力，僧尼出家除恪勤修行外，必须要等到朝廷下诏精选后，才可以得到度牒，正式隶属僧籍后才能受具足戒。因此僧侣在唐朝须当作一个职业来看待，像谢清昼这样南朝没落世族后裔出家成为大德高僧的并不在少数，其遁入空门的出发点多是基于现实的无奈。《与朝阳山人张朝夜集湖亭赋各言其志》所言“茫茫区中想，寂寂尘外缘。从此悟浮世，胡为伤暮年”是谢清昼在出家前夕对红尘世界无奈的诀别。

妙峰山铜盆钨去皎然塔

佛家并未对僧侣的诗歌创作有明确的限制规定，况且彼时诗歌是本土僧侣与文人集团沟通的必备工具，皎然便在盛唐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里中途遁入了僧侣山中朴素隐修的世界中，盛唐诗歌那张昂扬流荡的情调与奔放浪漫的气质虽然依稀可以在皎然少数的诗歌中窥见，但经年累月面对青灯古佛的皎然可能早于整个时代回涌到一种古典朴素的诗歌传统中。命运没有垂青皎然，使得他成为王维、李白那样的诗坛巨星，而是让皎然退守到相对宁静边缘的吴兴故乡，受到当时湖州刺史颜真卿的青睐，与韦应物、刘长卿一众诗人酬唱应和，他们的诗歌缺少盛唐七古的雄壮豪放与七绝的浑然天真，属于盛唐孤独清冷的山水诗派。在盛唐时期李白放声高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抒发出旷世豪情时，这一脉的诗人在受到整体诗歌潮流雄浑奔放的健康气息影响时，依然秉持着六朝的深刻隽永。等到盛唐戛然而止时，大历诗人被盛唐诗风所遮蔽的探索便会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自天宝八载（749）至天宝十四载（755），皎然游历各地名山，并到过长安与公卿大夫来往接触。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皎然基本定居故乡湖州，虽偶有外出，但足迹不出江淮。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皎然还写过五言诗《效古》，借批评夸父来讽刺安禄山，足见皎然虽然身在方外，家国情怀仍旧。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能够实际管辖的地区主要是关中、淮南、江南东西、剑南、山南、岭南等地区，其中只有江南东西道的两浙地区、剑南道的西川地区比较富庶，朝廷财富依赖江淮地区，所谓“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而在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阶梯状分部，环太湖流域及钱塘江下游的杭州湾两岸经济最为发达，该区域包括苏州、润州、杭州、越州、常州、湖州六州，湖州在当时的地位如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所言：“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同时，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大量北方士人南渡避乱，加上外出应举宦游的江南士子也纷纷返回故里，一时间文坛著名诗人如李白、刘长卿、皇甫冉、张继、卢纶等先后来到江南，从而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形成了新的文学中心。

大历湖州茶诗书画雅集

彼时皎然作为方外人士在江南有着自己的朋友圈，他可以说的上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与诸多文人共享着恬淡清雅的生活方式。至德元年（758）时，三十七岁的皎然和尚在故乡湖州与陆羽结成缁素忘年之交。从这一年到上元二年（761），陆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对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发展现状以及具体的生产技术、饮茶技艺等进行了综合性论述。饮茶在皎然的诗歌中比比皆是，譬如“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五言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足见皎然亦热衷茶道，大约在好友陆羽撰写《茶经》时，皎然则将饮茶上升到形而上的境界，虽然他撰写《茶诀》早已逸散不见于后世，但其对于茶道的推崇可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管窥一斑：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

在具体茶种的品鉴上皎然也有独到见解，他在《顾渚行寄裴方舟》中表达了自己对长兴紫笋茶的青睐：

昨夜西峰雨色过，朝寻新茗复如何。

女宫露涩青芽老，尧市人稀紫笋多。

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

清泠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

皎然在诗歌中少有提及清规戒律，但他对世俗和佛门有着非常明确的边界感。皎然对当时的好友女道士李季兰有五言诗《答李季兰》：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

诗中皎然将李季兰比作天女，手捧鲜花想要染他的缁衣。诗中的花应当别有深意，仿佛代表着红尘世界中存有的诱惑，只是皎然的禅心没有因此撩拨而起，那天女只能无奈地捧花而归。活泼大方的李季兰先前应该以诗歌的形式向皎然表达了什么，但被皎然以同样文雅的方式委婉拒绝，可惜李季兰的诗歌没有留存，今人无法一探究竟，二人僧道的方外身份又不禁让后人浮想联翩。

顾渚山唐代摩崖石刻

在唐代宗时，江南地区兴起联句和游戏诗之风。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五年（770）间，越州出现了以浙东节度使鲍防为中心的，多达50余人的大型联唱集团，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两卷。广德元年（763）中陆羽曾经赴越州拜谒鲍防，皎然等人很可能读到《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并受其启发影响，在这一阶段，皎然与朱巨川、陆羽、李季兰、刘长卿等诸多诗人都有自发的交游联唱。相对于士人之间单对单的送别赠诗，交游联唱赫然是士人成规模的团体集会节目。皎然后来因为湖州刺史颜真卿的赏识而成为了彼时浙西文坛的核心人物之一，湖州在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777）间，形成了颜真卿、皎然为中心的，比越州规模更大的联唱集团，成为一时盛况，出产了有唐一代最大规模的联句诗歌，在颜真卿离任湖州时有结集《吴兴集》。从现存的诗篇来看，浙西联唱的内容相当丰富多彩，包含宴饮、登游、隐逸、送别、赠答、说佛、游戏、咏物等多种题材。

（上）幽绝杼山；（左下）杼山前黄埔涧上王家桥；（右下）杼山前黄埔桥旧照

颜真卿在大历七年（774）九月授湖州刺史，在次年春天到任。早在大历三年（768）年冬天，皎然曾送颜延之觐见时任抚州刺史的叔父颜真卿，作为地方上活跃于上层文化圈的名僧皎然，不可能不被颜真卿所知。在大历八年（775）六月到任不久后，热衷文学的颜真卿就荟集三十多位文士于州学及放生池修撰大型韵编类书《韵海镜源》，这一年冬天颜真卿将《韵海镜源》的编撰中心迁到湖州府治西南杼山，在山上建三癸亭，皎然也移居到了杼山妙喜寺，一直到大历九年（776）三月《韵海镜源》修毕后，皎然又移居到了州府郭中寺。这一期间皎然与以颜真卿、李萼为首的诸文士过从甚密，参加各类游宴联唱活动，皎然的移居也显示他肯定参与了《韵海镜源》的修撰。皎然的诗歌往来于山林与楼阁之间，应对与佛法与儒教之间，又因为应酬诗歌的特性，显得更为明亮开朗，实在是他一生之中比较快慰的时光。

唐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局部）

皎然一生始终没有停下钻研与创作诗歌的步伐。大历年间，皎然应该致力学习李白的诗集，并通过与顾况等诗人的交流，在诗歌体裁上钻研了七言歌行，并以擅长歌行而闻名当时。在林下风雅诗会之中这位方外诗人用想象瑰丽、言辞绚烂、节奏明快的诗歌去酬唱应和，诗歌中没有了“我”的存在而语言行云流水之处又都彰显出了“我”的风格，作为叙述者的“我”虽然仅仅作为旁观而没有出现在具体的文字中，但不妨碍“我”在诗歌世界中恣意纵横，释放出了狂放不羁的能量，显得酣畅淋漓，大块噫气。皎然七言歌行的代表作有《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

道流迹异人共惊，寄向画中观道情。

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澹然无所营。

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

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

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

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

盻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

昨日幽奇湖上见，今朝舒卷手中看。

兴余轻拂远天色，曾向峰东海边识。

秋空暮景飒飒容，翻疑是真画不得。

颜公素高山水意，常恨三山不可至。

赏君狂画忘远游，不出轩墀坐苍翠。

大历九年（776）八月浙东隐逸诗人张志和扁舟来湖，颜真卿置酒奏乐张舞，一众文人作画赋诗填词，张志和即兴绘制洞庭三山，形成了大历诗会的一个高潮。颜真卿在《浪迹先生玄真子碑铭》中详细记载道：

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以缣帐请焉，俄挥洒，横抪而纤纩霏拂，乱抢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贻。在坐六十余，元真命各言爵里、纪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两句题目，命酒以蕉叶书之，援翰立成。

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

皎然正是“在坐六十余”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相较于颜真卿回忆故友张志和的碑铭，皎然的诗歌是现场的纪实之作，他从“道”与“心”的玄理讨论切入，以华丽奇崛的文字描摹了张志和即兴创作时自由狂放的姿态与其高超的绘画技巧，诗歌本身的节奏张弛有度，让读者如同身临现场一般。值得注意的是，皎然这首脍炙人口《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也代表着唐代诗歌创作的一种转向，纵然隐藏在诗歌中的“我”大块噫气纵横遨游，但诗歌整体上已经不再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样抒情言志，而明显退守成为游戏消遣的工具。后来皎然编撰的《诗式》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中开宗明义，否定当时“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陈子昂）”的论调，努力将文学源流向前追溯，梳理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脉络：

评曰：卢黄门《序》，评贾谊、司马迁“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让长卿、子云“‘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又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乎！”予因请论之曰：“司马子长《自序》云，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年而有司马公。迩来年代既遥，作者无限，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三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

皎然自身绝非不关注国事民生的人，他创作了大量的送别诗，诸如《送陈秀才赴举》中“诸侯惧削地，选士皆不羁”，明确表现出了身居江南一隅而北望中原时忧国之心，但言语上却多止于叙述事实，不进一步表达意见。皎然在《冬日送颜延之明府抚州觐叔父》中所描述的“林下方欢会，山中独寂寥”是他作为一名诗僧游走于林下风雅与山中独行的一种现实，在时代的语境之中不妨理解为“盛唐之梦”幻灭后整个文人世界从仕进退守到隐逸的现状的一种表征。即便是一代名臣的颜真卿，在当时藩镇割据之势已成，代宗软弱无能，时政被佞臣元载把持的形势下，也早已被排斥在江湖多年。国事日非，身世难料，虽未到新亭对泣的地步，但士大夫文人也就难免产生恬退独善的念头。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诞生了张志和融合了江南风光显得逍遥自乐的《渔歌子》，开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渔隐传统。

《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并非简单的应和酬唱之作，皎然借此机会不但表现了自己圆熟精湛的诗歌创作水准，也再次表达了他后来在《诗式》中明确提出的诗歌理论关键点：意境。皎然在大历初年创作的《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中“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即表达了诗歌抒发主体情感需要借助“境”，佛法需要通过言语传达而又需要扬弃言语的观念。而这次“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澹然无所营。……盻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皎然则进一步指出“澹然无所营”而又是万象之源的“心”在表现时，需要有“造境”这一关键步骤。纵观皎然在大历诗会中“戎左推兄弟，诗流得友朋”的酬唱应和之中，其反复强调了“境”的概念。联想颜真卿主导的诗会是缘起是编纂《韵海镜源》是一部大型韵编类书，众人借诗歌酬唱阐发交流自身的文学创作理念，也是应有之意。

孟郊《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

颜真卿离湖后皎然依然保持着与包括历任湖州刺史在内的精英士人的诗歌交游活动，他本人作为湖州著名的诗僧在诗歌制艺上产生影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时年九岁的刘禹锡来到湖州跟随皎然和灵澈两位高僧学诗。大约在贞元元年（785）皎然与陆羽、陆长源、郑方回等人在湖州举办诗会，孟郊在他的多首诗中描述了故乡的诗会，如“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江调乐之远，溪谣生徒新。”在贞元四年（788）皎然六十九岁时依然能够与苏州刺史韦应物遥相唱和，足见皎然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影响。皎然在世时即有诗名，辛文房《唐才子传》中韦应物肯定皎然的描述不准确，当是韦应物慕名皎然。这很可能是后来者不知当时诗坛而习惯以官位论资排辈的错误，按韦应物《寄皎然上人》：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

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馀。

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

细察诗意，当时韦应物虽然尚未见到皎然本尊，然而慕名向往之情，溢于言表。皎然在回应的诗文《答苏州韦郎中》有“会我夙昔情”之句，实在是长辈口吻。皎然好友于頔在《昼上人文集序》中称其“江南词人，莫不楷范”，并非虚言。

日本五山本《唐才子传》皎然页

《唐才子传》引用皎然《戛铜椀为龙吟歌》序言写下了以下逸闻：

初，房太尉琯早岁隐终南山，峻壁之下，往往闻湫中龙吟，声清而静，涤人邪想。时有好事僧潜戛三金以写之，唯铜酷似。房公往来，他日至山寺，闻林岭间有声，乃命僧出其器，叹曰：“此真龙吟也。”大历间，有秦僧传至桐江，皎然戛铜椀效之，以警深寂。缁人有献讥者，曰：“此达僧之事，可以嬉禅，尔曹胡凝滞于物，而以琐行自拘耶？”时人高之。

皎然模仿房琯戛铜椀为龙吟，不拘束于其他僧侣的讥诮，辛文房在引用这段逸闻时评论“公性放逸，不缚于常律”。皎然在诗歌中多以狂自许，诸如“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戏作》）“乐禅心似荡，吾道不相妨。独悟歌还笑，谁言老更狂。”（《偶然五首》）等。皎然的“狂”是他在诗歌中对自身性格少有的一种表现，这种“狂”浸透着儒道两家的进退之理，既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饱含的极高自我期许，言语之间流荡出一种乐观豪迈的心襟，又带有着一种不被人而积极自我排遣的心态，皎然和众多文人一样会选择退隐到山林之中，不同的是他作为方外之人早已切断了前进的仕途，而选择独隐于禅，选择钻研诗歌这一“人造之极旨”的不二法门，归于内心明悟，这种心态伴随着年岁增长而至臻成熟。正是皎然这种不同于一般僧侣“放逸，不缚于常律”的性格特质，使其能够不拘泥于方丈之内，走出一条“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的道路。

皎然一生勤于诗歌创作，贞元年中他的文集被敕命收入秘阁，《全唐诗》总共收录为了他七卷诗歌。南宋姜夔《白石诗话》中对“歌行”这一文体的描述是“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 谙熟诗歌创作的皎然具有非常鲜明的文体意识，他与一种士人宴集登游时经常使用自由豪迈的七言歌行，在山中独行时候，皎然则完全是一位咀嚼孤独的行僧，执着地回归五言古体，“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寄情山水之中。晋代以来山水诗本身具有诗人体会融入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皎然则旗帜鲜明以禅入诗，以诗释禅，如“流泉入苦吟”。

杼山南麓比邻的陆羽墓与皎然塔

皎然的诗歌总体上塑造了一位与地方士大夫群体有着密切友谊、常常独行山中的僧侣，诸如“林下方欢会，山中独寂寥”的独行孤僧心境、“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的悠然生活方式等描写，使得他诗集中塑造出来的诗僧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僧侣朴素平淡生活中所见山月花鸟、林泉怪石成为了他诗歌中最常用的意象，物我之间的关系、诗与禅的关系是他反复吟咏的主题，像 “别来秋风至，独坐楚山碧。高月当清冥，禅心正寂历。”（《答卢次方》）、 “携锡西山步绿莎，禅心未了耐情何。”（《送履霜上人还金陵西山》）一类的诗句比比皆是。禅宗对语言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宋代《五灯会元》中记录了“佛祖拈花一笑”的典故，所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语言只是向外传递禅意的工具，领悟者或有“得鱼忘笙”之感，反过来说，禅意的传播尤其是记载又必须依靠语言作为载体。皎然十分努力地将诗歌与禅修融合在一起，宣告自身对红尘世界的拒绝与远离，但矛盾的是正是诗歌中不断重复的宣告，使得读者更加清晰地觑见其心中长存的“我执”。相对而言，类似《白云歌寄给陆中丞使君长源》等咏物诗，将禅意融于诗歌中普遍而具体的意象之中，佛法禅意的阐述就显得更为驾轻就熟，像“他日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便在讲解小大之辨，物我纵意时展示了想象力独有的意趣，明显区别于“我有一字教，坐然遗忘忧”的老僧式说教。

正如皎然在青年时代宣告的“世业相承及我身”，谢灵运一脉的五言山水诗，是皎然诗歌创作中最为得意，也是其一生用力最深的诗歌类型，他的山水描写多是送别诗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有自己远行路途中所见所感，诗歌表达的情感状态多有陶渊明式的悠然自适，也有方外游僧流连景致的淡雅风流，这都是山中修士所特有的超脱之感。在整体意境的构造上，皎然对律宗、天台宗、密宗、南北禅宗等兼收并蓄，很自然地追求清净空灵的禅境，以至于在诗句在辞采上力推朴素，在节奏上力求平稳克制，而极少有绝句式的紧张激动或者在诗句结尾追求不尽之意：

“城中归路远，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云开七叶峰。”（《冬日遥和卢使君幼平綦毋居士游法华寺高顶临湖亭》）

“断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赋得啼猿送客》）

“溪色思泛月，沿洄欲未归。残灯逢水店，疏磬忆山扉。夜浦鱼惊水，空林鹊绕稀。可中才望见，撩乱捣寒衣。”（《游溪待月》）

“春意赏不足，承夕步东园。事表精虑远，月中华木繁。开襟寄清景，遐想属空门。安得纚芳屣，看君幽径萱。”（《答豆卢居士春夜游东园见怀》）

与南朝谢灵运山水诗最大的不同在于，皎然的诗歌文字之中多有苦吟滋味，对格律已有高度自觉，他的山水诗不仅仅要对着外在景致抒发心境，也需要尽可能照顾到美的安排。这也是这一时代的诗歌重新回流到古典的一个趋势，记忆开始在诗歌创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佛法禅境入并不是皎然的独创，盛唐时代的诗坛盟主王维在晚年奉佛，创作了大量空灵饱满的诗歌，但即便如王维这样的天纵奇才也免不了有败笔，如同明代文人李梦阳在《空同子》中指出的“高者似禅，卑者似僧”，这一批评对皎然的诗歌也是贴切的，皎然这位真正游走四方的僧人，经过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到底触摸到了以王维为代表的诗歌主流顶峰。而这位江东诗僧更是将鲜明的文体意识与一生的创作经验熔铸为《诗式》，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作品的里程碑。

苕溪草堂

在贞元五年（789），时年七十岁的皎然身居苕溪草堂，与时任湖州长史李洪谈禅论诗，并得到了他与吴凭的协助，完成了《诗式》五卷的最终编定。《诗式》第一卷总论诗歌创作的种种问题，其余四卷分别论用事的各种方法及其优劣高下，并分别摘引前人诗句近五百条作为例证。皎然的诗论集一生诗歌研究与实践而成，其论述中心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诗歌意境的创作和对诗禅合一的诗歌美学理想的论述。皎然认为意境的创作是决定诗歌艺术水平高下的关键，诗境的创作应当是由人工之至极而达到天工之至妙，经“苦思”而臻自然。皎然诗论的审美理想重在诗境和禅境的统一，以率真自然为最高标准。在诗歌艺术上皎然主张工丽、自然、格力三者俱备。《诗式》随后证明是唐代探讨诗歌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和诗歌格律同类著作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作，《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也大量采录，虽非原书本来面目，但基本风貌都得到保存。

纵观皎然一生，虽然他无缘昔日谢氏一族的荣耀，他生前的诗名在身后逐渐淡去，但皎然总结一生心血研究出的诗歌规律，使得他在变幻不定的历史之外的艺术历史中寻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后来者追溯华夏诗歌国度的历史时，必定能够找到这位独隐于禅的江东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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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楼挺

编辑：陈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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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州味道｜独隐于禅释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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