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意象绵密、气氛潮湿凄迷，以最简单的人物（常常是一个家庭）就可以构筑出诡奇的故事的《雨》，到有“追本溯源”意味的早期写作合集《乌暗暝》，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
从南洋意象绵密、气氛潮湿凄迷，以最简单的人物（常常是一个家庭）就可以构筑出诡奇的故事的《雨》，到有“追本溯源”意味的早期写作合集《乌暗暝》，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写作在这些故事诞生的马来西亚本土读者寥寥，却在近两年引进大陆后收获了诸多关注，不仅被评论家们多次提及，《雨》在销售中也两次出现卖断货的情况。
黄锦树身上总背负着庞大的异国历史语境，一整段马来西亚华人的经历及写作作为“历史的总和”压在他身上，而在中国大陆，黄锦树因为精彩的写作被更单纯地接受，读者为被残酷历史裹挟着的人群的独特的流离与命运而感怀，同时沉迷于他笔下独特的胶林与南洋季风、湿雨和黄锦树近于“巫”的充满想象的，诸如“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这样的写作。
今年最新出版的《乌暗暝》是黄锦树创作于大约二十年前的两本短篇小说的合集，包括爬梳历史伤痕，前辈的垦殖经验，日军蹂躏马来华人村庄的血泪的《色魇》《说故事者》，讲述“马共”兴衰始末，但写得诡谲奇异的《鱼骸》，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尼非法移民所造成的治安恐怖《非法移民》；还有运用后设形式的技法重讲郁达夫的故事，让他成为多年流落在荒山中的怪人的《死在南方》。一个草木莽莽的胶林小镇构筑的原始场景中，最简单的人物能演绎出最离奇的故事。
“我们的写作位置类似南非作家库切”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黄锦树，首先从于今年初引进大陆的《乌暗暝》谈起。
澎湃新闻：《乌暗暝》所收入的是写作于二十年前的作品，现在出版有些追本溯源的性质，如果说后来你通过不断的构建，建筑的绵密潮湿的南洋景观是一座大厦，总有几块砖石是最早的基石，在《乌暗暝》中是否有几篇作品是有“基石”的意味，并逐渐形成写作风格的？
黄锦树：《落雨的小镇》《错误》《死在南方》《乌暗暝》事关“归来”；《大卷宗》《撤退》《鱼骸》是马来华人史及“马共”；《胶林深处》是写马华文学的绝望情境。
澎湃新闻：有评论认为《鱼骸》是“最圆熟的”的小说，在《雨》中的很多具有母题意味的意象在这里都出现了，比如被反复使用的骸骨、尸体、人的突然失踪，恐怖和隐秘一直伴随始终，这是热带胶林的历史真实，还你在回忆时的印象，并“再生产”为一种文学情境？
黄锦树：就《乌暗暝》的二十多篇小说来说，《鱼骸》可能是“最圆熟的”的小说。然而，这“圆熟”意味着什么呢？多年前，曾经有位前辈调侃我是“失踪达人”，我才惊觉我曾无意识地频繁以“失踪”为策略。如果真要追索（精神分析意义上），这失踪的原型可能是郁达夫的失踪（虽然无名的、底层的华人失踪者，从猪仔到“马共”）。“骸骨、尸体、人的突然失踪，恐怖和隐秘”这种种，写得更早的《死在南方》一样具备，它还多了一个层面——归来。归来是失踪的反面，但“魂兮归来”算吗？
郁达夫曾经是南洋华文文学最可能的“大作家”（以其学养、多语、多欲、坎坷经历），但无情的历史让他“失踪”，湮灭为“没有”。没有，也不会再有。除了他的同代人，很少人能理解这是多大的伤害。我认为这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一个原初的伤害。因此我们的写作，有意无意的，离不开持续的哀悼工作，那也是对写作本身的哀悼。我们起源于没有，也朝向没有。
澎湃新闻：如杨照在《文学史的附魔纪录》中认定的，你笔下的作品对于文学史中多有指涉，或者是篇名的承袭与化用之前作家的典故（如《伤逝》《死在南方》），或者是故事的改写（《死在南方》中塑造的郁达夫），杨照认为这没有脱离小说的“后设”框架，您在序言中也提到这是由于“大马在地知识不足的一种窄化”。您怎么看待对“后设”的这种文学形式的使用？
黄锦树：杨照的谈法还是比较表面，比较直观的，理由如前述。比较准确的讲法是，那是历史附魔的纪录，文学史不过是其中比较易于辨认的部分。
我自己其实不喜欢读后设小说，可能因为太熟悉了，尤其它被当成纯粹的文字游戏时，觉得它和小说里出现的啰啰嗦嗦的鬼魂一样讨厌。然而我常常不能得不用它，否则就得费上百倍的力气。那是让没有变为有的最简便的方式。该存在而找不到的档案，该存在而不存在的著作，那该有而没有的，只好用这种方式“发明”它的不存在的存在，这是波赫士的教诲，操作得好，会有形上学的趣味。其实我们的写作位置类似南非作家库切，他的写作更是“文学史的附魔纪录”，常直接顶着大师的阴影写作。
“华文小文学”面对的不只是广大无边、大师巨作无数的世界文学，用中文写作，还得面对“巨灵”中国文学，和高手林立的港台（地区）文学。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世界文学的阴影里写作，那马华文学更是在多重阴影下勉力求生。
澎湃新闻：你觉得马华文学能够贡献给文学史上的最珍贵的部分是什么？
黄锦树：以强势语言为主体的“世界文学史”吗？对它而言，马华文学不过是“一种微微不安的气味”，如果你没特别留意，它就消失了。
“无比彻底的个人化同时也就是无比彻底的历史化”
而抛开身份和所谓的“异域色彩”，即便单纯写作技法上看，黄锦树也常有过人之处，如梁文道说：“马来西亚的作家的一种特质，这个特质就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格外用心。坦白讲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所谓的中州正韵的原生地，同代的许多的小说家都不一定有他们那么的圆熟，那么的精巧。”黄锦树笔下的场景经常是破碎的、时间线索和人物记忆都是分裂的，且故事叙述中伴随着莫名其妙的失踪、死亡、留骸，而只有南洋绵密茂盛的雨林是真实的、是亘古存在的，人和时间只是其中刮过的季风，那么无足轻重，乃至可以随时消失。
以不明晰的故事线索和始终面目模糊的人来构筑自己的小说世界，并能获得成功，这是黄锦树写作的功力，而当所有的创作素材是几十年前、作者本人尚年幼时的南洋经历的记忆，而如骆以军所说这种异乡异境的记忆“在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的处境当中慢慢地变貌、异化，在追忆过程长出兽毛和鳞片，形成另外一种威胁之梦的孵梦蜂巢”，高度变形的、个人化的记忆怎样作为一份样本来代表那段马来西亚华人挣扎求生历史真实？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黄锦树）以一种强韧而细腻的意象和笔触将历史完全个人化了，无比彻底的个人化同时也就是无比彻底的历史化”，并引用了黄锦树的一个论断：我们必须继承那沉重的没有”——对于中国当代的写作来说，我们太执着于“有”了，有故事，有题材，有人物……因为这太多的“有”而过于满，过于嘈杂，过于喧嚣，过于日常，过于传奇……等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并“没有”的时候，我们的写作——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也许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黄锦树认为杨庆祥的评论是很漂亮的表述，采访中，他说：“我去年曾批评（其实是偶然发现）马华革命文学的长篇小说作者有一个明显的企图——妄想让他们的小说‘成为华人史’，那是他们写作的动力（即便没读者），也是意义感的来源，但也是悲剧之所在。后来从大陆读者的反馈，很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我的小说中处处看到华人史。这可能是大陆读者比台湾读者对历史更为敏感，更有好奇心。那，我和我批评的那些人的差别在哪里？杨先生这讲法恰好可以解惑。”
关于历史与个人史的写作，澎湃新闻与黄锦树进行了如下对话：
澎湃新闻：许多有着鲜明而同质化的意象并“化用”了太多个人回忆的写作总被认为是太个人化或者是太能够明确指认，而被认为是某种简单化，你在写作时是否会有这方面的焦虑？是否可以通过写作技法或者是故事设定等文学技巧上的出新来拓宽表达？
黄锦树：我近年写作有一个很个人的体会，在技术比较成熟后，就比较不依赖经验性的细节了，更知道怎么把豌豆变成大树。写作到底是一种文字的幻术，虽然经验与回忆是根源。
如同上面讨论的“无比彻底的个人化同时也就是无比彻底的历史化”的问题，中国传统抒情诗的手法会把历史层层的折迭进意象、隐喻、象征里去。“无比彻底的个人化”是个人体验的展现（“有”，可见的，鲨鱼的鳍），“无比彻底的历史化”相较之下是沉隐、不可见的部分（如同“没有”，鲨鱼的身体）。这背后其实是史诗和抒情诗对立的老问题。
澎湃新闻：在世界图景中，好像“冷战”结束后个人史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大的风潮，个人化的记忆及文学化的表达作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看历史的视角。这其中涉及一个重要的转化的问题：文学中怎样讲述历史？以马华文学来看，华人的历史、“马共”的历史、抗日的历史等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你在写作中如何处理历史？
黄锦树：历史经常是教科书中的历史，难免带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意图。我是在历史的困惑里学习写作的。文学里的历史，常不免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与想像。对于“在写作中如何处理历史？”坦白讲，我还在摸索中。
澎湃新闻：之前你讲过，“历史是债务，对我而言是条破船，而形式是修补术。”可以再详细谈一下这句话吗？
黄锦树：有的人可能会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历史的弃儿，那徒然令人生厌。华人移民南洋数百年，庙宇、会馆、坟墓的具体性之外，多的是空白。那空白，浓稠到仿佛要溢出来。那没有，那负的有，就像我们继承了数量庞大的祖先的债务，永远偿还不尽。就像一艘只剩骨架的破船，重造还比修补容易些。但历史不能重来，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写作的修补术因此不过是一种徒然的招魂，个人化的意义大些。
“在岛屿创作马华历史”
在南洋的华人历史要从19世纪开始说起，彼时华人开始大量移居英帝国势力正在崛起的马来半岛，当地的马来人、新移民的华裔，还有原住民与其他族裔同受压迫。但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并没有按照典型的殖民论述被强势的英帝国“英语化”，如王德威所说，“华人不仅谨守宗族传统，还径自建立华语教育体系，甚至以此为基础，发展华文文学。这一传统即使在日本占领马来半岛期间，以及日后马来亚独立建国初期都依然持续。”
196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黄锦树于1986年赴台求学，1996年迄今于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他任教职的次年，他发表《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黄锦树的创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我而言，不论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马华文学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解释、再解释，而是写作。对我而言，问题必须变成：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这是个选项，也是个伦理问题、实践问题。那不需要太多理论，需要的是行动。也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
澎湃新闻：无论是“烧芭事件”还是“断奶论”等，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时间是否给了这些争论以解答？
黄锦树：现在看来，那都是必要的。文学的唯一活路是把文学当文学，而不是老想着为政治服务。不思“做自己”，妄想成为华人史。
澎湃新闻：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有有趣的现象，即某种离散或者是语言、身份的转换反而成全了他们的写作，比如石黑一雄、纳博科夫。这可能得益于他们经历情感的丰富，也可能是某一种“异域化”的特质总是在别的文化中生效，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而这种身份上的特殊似乎很不免会被一个族群看作是“他者”，你是否也需要面对这种审视呢？
黄锦树：这一系统的鼻祖是康拉德，也可以说是原型。流亡在大英帝国广大无边日不落殖民地的波兰贵族后裔，不得不抛在身后的是被不同强邻欺凌、分割的祖国。他只能在他赖以为生的外语里安身立命。包括奈保尔、哈金在内，他们都在强大帝国的外语里写作，那种异样的存在造成的语言状态、形式感，也许反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见性。
相较之下，我比较幸运，中文是我的“民族语言”，我没有被迫用马来文写作。在马来西亚，这民族语言对他人而言是堵高墙，马华文学就像是墙内的私人园林，只要不种大麻，或枝桠伸出墙妨碍到他人生活的大树，没人理会你的。反正只有用马来文写作才会得到承认，不理它就是了。但我其实是在台湾写作，因此在台、在马都难免受到“他者”的审视，那是一种夹缝体验。“华文小文学”可能是汉语文学从未有过的实验。
澎湃新闻：你的评论家的身份以及被认为是台湾马华文学的发源者，使得你被赋予历史的责任感，你会自觉地担负着存续马华历史与文学的责任感去写作吗？
黄锦树：多少吧。尤其是文学评论，那是一个文学系统自我理解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华文学被老化的革命文学视野宰制得太久了，政治无意识的政治正确给予他们写作的意义感，但也让他们没办法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和这世界的距离有多大。自造的茧没打破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而写作，其实更是个人的事。
澎湃新闻：你之前在访谈中谈到，你的书在马来西亚读者寥寥，而在大陆和台湾却关注很多；在一次访谈中您也说到可能马华文学仍免不了消失的命运，以你的角度来看，马华文学现在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黄锦树：不是“很多”，是“较多”。关于马华文学现在的发展状况的问题，老样子，不生不死。写作的人很少，发表园地极少，新人冒出得少，续航力也不甚乐观。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环境一直是那样。池小水浅，养不了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