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以后，在系里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曾宪通开始对历史悠久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设有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他主动修习了语言文字学系列的全部课程。曾教授说：“那时候，政治运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反复无常，没有一定标准可言。同一部作品，一会被当成‘香花’，一会被当成‘毒草’，令人无所适从。而古文字学却别有天地，一个字有几种考释，总有一定标准，而论证的过程就是科学的探讨。”古文字学的入门虽说不易，一般人望而生畏，但用心钻研，按照老师的指点，总归能有所依循，从而做出成绩来的。从那时起，他便有心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好好探索古文字学这块宽广无垠的天地。

　　沉潜岁月：培植治学根基

　　月色中的独行者

　　乘着月色，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

　　曾教授这一代人的治学生涯都是从动荡中走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应接不暇，常常打乱求学的步调。他坦言十分羡慕如今的年轻人，有安稳的书桌，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中能够做到守一不移，不忘初心，究竟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对于这个问题，曾教授并没有用三言两语来打发。

　　1960年初冬，中大中文系师生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在校党委陈彬副书记的率领下，到揭阳参加整风整社和劳动锻炼。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师生们接到了元旦放假两天的通知。曾宪通得到了所在大队部领导吴宏聪教授的批准，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亲。那时天色已晚，搭车是不可能的了，25岁的曾宪通自信地决定徒步回家。多年后，在文章中，曾教授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53年前自己的这一次孤身夜行——“我壮着胆子，乘着月色，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这时候，除了远处几点忽隐忽现的灯火和断断续续的狗吠声外，只有脚下不断延伸的山路。”

　　月夜徒步的艰辛换来了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特别是父亲在来年便溘然长逝，那一次短暂的相聚更显得异常珍贵。然而一天后他匆匆离家赶回大队部报到，却比规定的归队时间晚了两小时。令他意外的是，在向吴宏聪教授报告回家之行并作检讨时，吴教授并没有提出批评，反而用略带鼓励和欣赏的语气说，“你用十多小时，走了一条没有走过的山路。宪通，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你。”在那个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运动”时期，这样的理解和关爱是如此难能可贵。从此，月色中孤身夜行，探索未知之路的勇气与坚毅，便深深地烙印在曾宪通的心底。

　　钻“冷门”的青年人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礼记·中庸》

　　1959年7月，曾宪通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毕业，由组织分配留校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的秘书，协助室主任商承祚先生开展日常工作。当他向容庚先生报告自己将担任助教时，竟意外地被“大泼冷水”——“现在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青年人何苦来钻这个冷门？”原来，“泼冷水”是容庚先生试炼学生的门槛。被泼了冷水却并未动摇的曾宪通，获赠了《金石书目录》，还得以进入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自由阅读。容先生叮嘱他将藏书记号移录到自己的书上，以便按图索骥，并布置他临摹《说文解字》、《金文编》和《甲骨文编》三部字书，细心比较彼此异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写法。容先生对他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容先生亦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每天黎明即起，伏案写作数小时，天天如是。他为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这句话也成了曾教授至今克服困难的座右铭。

　　曾宪通跨进古文字学门槛的头一个十年中，有许多日子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身边度过的。二位前辈培养学生既没有固定课程，也不考试，但在抄字书的过程中，曾宪通练出了辨别字形的扎实基本功。“现在的资料多了，学生也不用去看实物，直接在网上就有很多资料可供选择，可以做到快、准、多。但这是‘拿来主义’，不容易在脑子里生根。以前我们抄过那三本字典之后，那些字形好像是从脑袋里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如果现在的学者能做到既有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在学术上的造诣肯定会超越前人的。”二老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注重实证的研究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曾教授。如今，他依旧常常对学生们强调，“研习古文字一定要从形体入手，系统地掌握和辨析字形是至关重要的。”

　　博采众长：明确治学方向

　　曾宪通研习古文字学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74年初夏。当时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出土之后，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都是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收获。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主持下，一大批著名学者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的沙滩红楼，组成了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在特殊环境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起初，曾宪通是作为商承祚先生的随行人员加入这一行列的，本不是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翻阅罗福颐先生初步整理的简本《孙子兵法》时，发现一篇名为《形》的简文中，不少句子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对于这一现象，曾宪通大胆提出可能存在两个写本的看法。朱德熙先生非常支持，并嘱咐他试着按照不同字体重新加以整理。这样一来，原本重复出现的简文果然按照不同写本各就各位，证明确系两个写本无疑。与此同时，曾宪通还发现不少与《孙子》十三篇有关的残简，以及《孙子》佚文的残简。因而朱德熙先生建议由他负责继续整理简本《孙子兵法》，并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与简本相校注。随后曾宪通又参加了简本《尉缭子》校注，《孙膑兵法》简注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等。直到1976年夏天北京受到唐山强烈地震的影响，他才离开北京返回广州。

　　在京两年多的时间，曾宪通不仅接触到一批批十分珍贵的新出土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老专家，以及众多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正式步入了国内古文字学的学术圈子，学者们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和可贵学识使他终身受益。譬如朱德熙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中既重视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的理论和实践，就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出土文字资料的释读上，光从字形看问题，往往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这时，如果能从文字背后隐蔽的语言事实来考察，往往就会出现豁然开朗的新境界。这就是语言学意识的效应。北京红楼两年多的时间也许不算长，但曾宪通却将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阶段，因为其治学方向和目标，正是在此期间明确下来的。

　　相得益彰：古文字研究与古代文化研究相结合

　　1980年秋天，饶宗颐先生在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曾宪通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此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万里。由于饶先生对楚地文物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拟定“楚地出土文献研究”这一课题，邀他共同研讨。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曾宪通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饶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共同完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在此期间，除了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向饶先生请教古代术数、乐律和天文历法外，他还领悟到不少治学的门径。就研究地下出土文献而言，饶先生不但主张要释文字、明义理，更强调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饶先生非常重视“三点论”，尤其着力于关联性的层面和“问题点”的研究。饶先生这种追溯文化渊源的强烈意识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成为激励曾教授探索中国古代文化的动力。他将这段时间视为自己研习古文字的第三个阶段。

　　曾教授说，回头看自己研习古文字学的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次机遇和三度升华，从培植根基、明确方向，到把古文字研究同古代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在长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掌握古文字资料的内涵，进而窥探语言、历史、文化等现象与规律，揭示其中底蕴，借微观以窥宏观。回首来路，曾教授谦逊地总结道：“尽管我的研究成果很有限，但我相信自己的路子是走对了的。”

　　字里千秋：研究成果的回顾

　　曾教授将自己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大体上归纳为如下几点（注）：

　　一是关于汉字起源的探索。汉字起源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必须用今天的眼光和新的材料重新加以审视和补充。曾教授在《汉字起源的探索》一文中，扼要地概述了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各个领域探讨汉字起源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成果，发现这些材料不但可以互相印证，而且可以互为补充，特别是由各个领域所揭示的汉字发生史的进程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标志的汉字是一种自源的文字。

　　二是关于古文奇字的考释。其中涉及甲骨文、金文、简帛文、陶玺文和传抄古文等。曾教授的做法是：（1）根据早期文字的构形，追溯其初形与溯义；（2）按照该形体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用法，探索其音义互动和演变的轨迹；（3）从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和音的转移考察文字孳乳、繁衍与同源的关系，为字族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4）联系古籍记载与出土文献挖掘汉字所蕴藏的文化内涵，阐明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字体系所具有的更深层文化含义。

　　三是关于古钟铭和古乐律的研究。共有三组文章：第一组是对宋人著录钟铭的重新诠释，首次指出了宋人误认为商钟的吴王钟；第二组是对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残编钟铭文的重新排定和考释，指出它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光编钟而非蔡侯钟；第三组是对曾侯乙编钟铭辞的系统解读。

　　四是关于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其中涉及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仰天湖、长台关、望山、包山、郭店等地的楚简，睡虎地的秦简，临沂银雀山的汉简和马王堆的帛书，以及敦煌、居延汉简等。除对简帛相关的字词加以疏释外，还论及楚帛书的神话系统，楚月名和秦汉时制，楚简所见楚国卜筮祭祷制度和文字书法等，对于楚国和秦汉时代竹简帛书的文化内涵，有所揭示和阐发。

　　五是关于中国古文字学发展史上若干问题的探讨。着重总结某一历史时期的成果和经验，还对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以及容庚、商承祚、饶宗颐等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作过比较专门的研究和探讨，以作为后人的借鉴。

　　结 语

　　古文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传统学科：地下文物层出不穷，许多珍贵的古代典籍重见 天日。目前，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已不仅只是补充过去已有的知识，有的甚至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曾教授引用王国维 先生所言，“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勉励年轻人要坚持不懈地研究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继续发扬老一辈古文字学家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努力完成时代赋予 我们的历史使命。

　　来源：中山大学学生工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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